"寧鉑、謝彥波等都是後來記者們炒出名的，而復旦的數學尖子班卻收錄了一位當
年的明星級人物，全國數學競賽冠軍李駿。"
李駿: 美國斯坦福大學數學系教授。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系，84年在復旦大學數學研究所獲碩士學位，89年在美國Harvard大學獲博士學位。現為美國Stanford大學教授，還擔任The Asi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等國際著名數學刊物的編委。他在微分幾何和代數幾何兩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特別發展了英國數學家Fields獎獲得者Donaldson關於Yang-Mills場模空間的理論，曾應邀在1994年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作45分鐘報告。近年來對Gromov-Witten不變量的研究又取得突破性進展，成為在國際上很有影響的新一代優秀數學家。曾獲美國“sloan研究基金”和“Teman研究基金”，現承擔美國國家科學基金項目。
當年的中科大少年班為什麼那麼“火”？
作者：趙平波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你的使命是用來鼓舞人們為四化而奮鬥，所以，我們
就把你包裝成了神童。
——作者手記
記得讀過一篇心理學的文章，說的是人的年齡，除了有實際年齡、心理年齡
之外，還應當有一個新的年齡概念：記憶年齡。因為許多人到了晚年，占據其一
生記憶一半的，大多是21歲以前的經歷，也就是說，從記憶年齡的角度來看，21
歲的人，就已經度過了人生的一半了。筆者隨着年齡增長，一天天地變老，深感
此說言之有理。大學畢業以來，雖然我自己也經歷了不少，但似乎都沒有留下多
少值得懷念的記憶，反倒是自己從讀書開始，直到21歲（1983年）從中科大畢業
的那段相對平淡的、沒有起伏的日子，一直在腦海里揮之不去。而這當中給我留
下印象最深的，還是與科大少年班同學的一些交往。
首先要說明的是，筆者本人雖然當年參加了中科大少年班的考試，但錄取時
卻直接被編入了普通班，沒有經過少年班這一過渡。可能的原因是本人出生於
1962年底，在78年少年班招生時，要求的年齡是不超過15歲，而我的年齡屬於擦
邊球，已經接近16歲了，年齡優勢不再。但這並沒有妨礙我在後來與少年班同學
仍有密切的交往，這是因為我所在的近代物理系理論物理專業，是當年科大最熱
門的專業，許多少年班的同學，包括當年少年班的名人，如寧鉑、謝彥波、干政
等，都選擇了近代物理系。而我在科大5年裡，同宿舍的同學一直都有多位來自
少年班的，頭一年是寧鉑、李劍芒，後來在理論物理專業則有郭震、熊明和徐建
軍。
記得在當年全中國媒體熱捧科大少年班的那段日子裡，筆者這位非少年班的
外人，也隨之沾了少許光，現在回憶起來還頗為有趣。一件事是本人每年寒暑假
坐火車探親回家和返校，一路共有30多個小時的車程，通常是沒有座位的，頗為
痛苦。那時本人一上火車，就巴不得與占有座位的乘客聊上天，而聊天的主題就
儘量往本人所在的學校，中科大上引，這一引，就自然要談到少年班，接下來當
然就是本人與寧鉑同宿舍了。話只要說到這份上，我的好運也就來了：通常，就
會有乘客主動讓我，這位本來絕對輪不上被讓座的後生，稍座一會兒。或者，三
人座的長椅也會擠出一點空間，讓我湊上半個屁股，而我付出的，便是儘量詳細
地透露出一些少年班同學的名人軼事。另一件趣事則波及到了我的伯父，他當時
在武漢師院，也就是現在的湖北大學教書。聽說我與名人寧鉑同一宿舍，他立馬
來信，要我與寧鉑的合照。我只好花5毛錢，專程跑到安徽省博物館門前（這是
當時距離科大最近的外景照相點），與寧鉑照了個合照給他寄去。豈知，馬上又
收到伯父的來函，要底片！後來，我的這位伯父把這張底片請人放大成為大幅照
片，並配以鏡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把這張大幅照片懸掛在家中的顯眼之
處：每每有客人到家來，我的伯父都要炫耀一番。大概，他周圍的親朋好友，個
個都知道了他有一位“爭氣”的侄子居然與寧鉑是同班同學，還同宿舍！
20多年過去了，我和當年的少年班同學都已經人到中年。看到前不久《南方
周末》刊登的《“神童”到中年》一文，談到這些當年知名的神童，今天卻遠遠
沒有像人們預期地那樣成功，我們當年78級近代物理系（這是科大前兩屆少年班
同學最集中的）的同學感觸很多。在我們的E-mail List上，許多人都發出了感
嘆：當年的少年班裡，那些默默無聞者，目前還真有幾位有些建樹。但當年的名
人，現在卻多少有些失落。是啊，少年得志乃人生之一大不幸，這一古訓在當年
我們年少之時，完全被當成了耳邊風，但今天卻不幸地被現實所驗證了。
一個人，其少年的得志為何會給他以後成年的心理造成障礙，這或許是一個
心理學當中值得研究的問題，但本人對心理學毫無研究，對此不敢妄評。倒是這
些天來，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一直盤踞在筆者腦海：當年，是甚麼原因導致了
國人對科大少年班的瘋狂追捧？為此，本文將圍繞這一問題，談談自己的一些思
考，雖然這是對20多年前的那個年代、那段歷史的回味，但願這當中也有些現實
意義。
原因之一：中國在那個時代樹立典型的需要
筆者移民到加國以來，要說感受到的重要文化差別之一，那就是在加拿大這
里，從來就沒有樹立過什麼模範人物，用來號召全國人民、全省人民或者全市人
民向這位模範人物學習，而這在中國，往往是隔幾年就要樹立一批模範人物、典
型形象用於改造國人的思想、振奮國人的精神，如五、六十年代的焦裕祿、雷鋒，
文革時期的年四旺、張鐵生、黃帥，八、九十年代的朱伯儒、李素麗等等。
讓我們把時光倒退到20多年以前，“科大少年班”紅片全國大江南北的那個
時代。七十年代粉碎了“四人幫”以後，華國鋒在主政初期喊出的嘹亮口號是，
要“大干快上，把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要“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
效”。為此，為配合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的四個現代化的需要，從1976
年底到1978年，中共召開了三次重要的會議：76年底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
會議，77年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和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
單從這三個會議的名稱，就可以看出中共宣傳機器對科技界宣傳的尷尬。農
業有了典型：大寨。從虎頭山上俯瞰拍下的層層梯田，和當年的大寨大隊黨支部
書記、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的那張農民臉，大寨已經成了人們心目中鮮活的
時代圖像；工業也有了典型：大慶。鐵人王進喜的艱苦創業之口號：“天當房、
地當床，沒有水泥攪拌機就跳下去用我們的身體上”，以及劉秉義當年演唱的那
一曲“天不怕、地不怕”，“哪裡有石油哪裡就是我的家”之歌聲，大慶的形象，
也有效地轉變成了那個時代的聲音。但科技界的宣傳典型在那裡？如何讓一位科
技界的典型變成圖像、化作聲音，以一種通俗、簡潔的形式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接
受？當年的中共宣傳部門可以說是絞盡了腦汁，也沒有造出一個恰當的典型出來，
以至於與農業、工業並行的科技界的盛會，只能稱作為“全國科學大會”，而不
是“科技界學XX大會”。
在1978年的3月，中共奪取政權以來召開的這唯一的一次全國科學大會落下
帷幕，這次大會首次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
部分”，同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提法，“科學的春天”到來了。無疑，開會之前，
典型沒有造出來，會開完了，配合會議的新提法，也沒有相應的典型形象出現，
中共宣傳機器當時的壓力，實在是無比巨大：象徵着“科學的春天”的、具有勃
勃生機的典型人物，到哪裡去找？
這樣的典型人物的機會終於出現了：也就是這一年的3月，伴隨着文革後恢
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的入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首期少年班閃亮登場。一群
天真的少年，恰好構成了“科學的春天”之絕妙的宣傳畫。看看當年全國所有報
紙都大幅刊登的照片吧：
星光下，數位少年大學生簇擁着寧鉑仰望夜空、寧鉑在為同伴們指點星象；
黑板前，以數學公式為背景，立着一位戴着紅領巾的、11歲的少年謝彥波。
這群天真活潑的孩子的照片，讓人們看到祖國的未來和希望，豈能不引發人
們心靈的震撼？比起大寨梯田的曲線，比起石油工人跳進坑中，用人體作攪拌機
的豪情，這群孩子顯然更加能激發人們的聯想：中國要現代化，要向神秘的科學
進軍，這群年幼的孩子，就成了中國人向科學進軍的象徵圖像。
不過，為何當年中共的宣傳機器選中了中科大少年班，這還得多做一些分析。
作為“科學的春天”的配套宣傳，挑選出來的典型最好來自科研機構，這應
當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當年中宣部也是這麼做的，來自中科院的數學家陳景潤
先生，就是原本宣傳機器要刻意樹立的典型：1977年，也就是在中國知識分子自
57年反右以來，連續受氣了近20年之後，陳景潤在這一年裡，被破格提拔成了研
究員。此舉當時在神州大地引發的轟動效應，絕不比陳永貴大叔和王進喜大哥的
效應來得差。既然引起了如此轟動，把他在樹成典型就順理成章了。另外，陳景
潤的人物形象，也有許多特點：他1953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屬於新中國培養出來
的知識分子，比起其他從“美帝蘇修”那邊畢業的舊知識分子，陳景潤的根要紅
得多。同時，其“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工作發表在文革期間的1973年，還比較
新，這也是重要的，因為當時文革不但沒有否定，當時中共的口號是，還要鞏固
文革之勝利成果呢。更何況，該猜想之研究雖然在數學上深不可測，但這個問題
本身，任何一個偶數都是兩個素數之和，卻是小學生也可以理解的，符合典型人
物之典型事跡，要讓廣大人民群眾通俗理解的要求。所以，對於這樣一位數學家
的宣傳，無疑很容易地就在老百姓中張揚開來了。種種因素表明，這原本是一個
很恰當的科技界的典型人物。
可惜的是，兩個原因導致了陳景潤這個典型不太成功。首先，書呆子陳景潤
同志本人太不爭氣，太不識抬舉，沒有抓住這一機遇，實現從數學家到社會活動
家的轉變：各地邀請陳景潤同志去談理想、去談如何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的邀請函，
曾經像雪片一樣飛來，但陳景潤同志居然無動於衷。一個樹立起來的典型人物不
能把他的“事跡”轉化成為通俗、生動的語言在全國傳播，實在是一件讓人着急
的事情。其次，更糟糕的是，徐遲先生撰寫的那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又
為中宣部幫了個大倒忙，此文最為轟動的，似乎不是陳景潤同志是如何攻克難關、
攀登科學高峰的，而是讓人們了解到，這位數學家當時40好幾了，還沒娶上媳婦。
這樣，“陳景潤熱”馬上就變了味。這使得當年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為知識分子
書呆子找媳婦忽然成了熱門的主題，如作家戴.晴當年發表的成名作《眼鏡》，
描寫的就是一位只會搞技術不會討女人歡喜的、戴着眼鏡的書呆子。中宣部當年
刻意去發掘的典型人物，結果演變成了“為書呆子找媳婦”的全民庸俗話題，這
實在是料所未及的。
這樣，原來樹立的科技界典型人物陳景潤是扶不起來的“阿斗”，此時此刻，
神州大地，舉國上下又迫切地需要這樣的典型，怎麼辦？還能再找一位科技界的
人物作為替代典型嗎？顯然不妥，民間的“陳景潤熱”還沒有退燒，哪能樹立兩
個完全同類的典型“打架”？再說，當年剛剛結束文革，中國科技界在那個年代，
幾乎沒有幾項能拿得出手的成果，替代典型也不好找吧……
此時此刻，正在中宣部苦於找不到科技界的典型人物之際，一封人民來信扭
轉了乾坤。1977年，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霖，致信當時兼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國
務院副總理方毅，舉薦了一位來自江西贛州的少年天才寧鉑，這導致了後來中國
科大不僅破格錄取了寧鉑，還進而張羅了一批天才少年，在1978年初，組成了少
年班。這批準備破格培養的、將來向科學技術進軍的人才，當然立即就得到了求
之不得的中共宣傳機器的注意。
中科大少年班作為宣傳典型，就是在這一大氣候背景下出籠的。一群朝氣蓬
勃的娃娃，作為“科學的春天”的象徵，雖然少了科研成果的光環，但畢竟來自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這個嘹亮的大學名稱多少有些彌補；而當時又恰逢恢復
高考後的首批大學生入學，把這批少年大學生作為代表推出來，又是一個亮點；
還有，當時社會上又高喊“早出人才，快出人才”（關於人才問題，下面還要談
及），培養這群少年，當然極為吻合“早出人才”的思路。這樣，中科大少年班
就立馬揚名神州大地，成了當時那個年代的典型。
在此，有必要補充一點，要想成為中共宣傳機器的寵兒，把握時機真的是十
分關鍵。中國科大這次推出少年班的時機，如前文所述，的確把握得很好，趕上
了“科學的春天”和首批大學生入學這兩大時機。當然，這令其他高校十分眼饞。
也就是在那一年，1978年，復旦大學亦推出了一個數學尖子班。科大少年班不是
得益於“早出人才”的“早”字嗎？復旦這次轉而利用“快出人才”的“快”字，
號稱要讓這個數學尖子班在大學四年就學完研究生課程！考慮到中國科大當時是
學制5年，復旦的這一“快”字，可真是“快”了不少啊！另外，科大少年班的
寧鉑、謝彥波等都是後來記者們炒出名的，而復旦的數學尖子班卻收錄了一位當
年的明星級人物，全國數學競賽冠軍李駿。這樣，位於大都市上海的復旦的數學
尖子班，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不應當比位於二流城市合肥的中科大少年班來得
差。但問題就出在復旦大學晚推了半年，錯過了時機，沒有搶到第一波風頭。在
輿論的浪潮下，想後來者居上，這太難了。這樣，復旦的這個數學尖子班，始終
就未能提起中國大眾的興致。筆者剛剛在Google中搜索，居然數學競賽冠軍李駿和復旦數學尖子班都已經沒有了任何結果：它們已經從中國人的記憶中，徹底地
剔除了。
原因之二：中國人在那個時代的迷茫和對人才的渴望
在中國，一個時代的典型人物要“火”起來，中共宣傳機器之大力度地宣傳
當然是必要的前提，但同時還需要另一個前提，那就是還要得到民間百姓的共鳴，
兩者缺一不可。如雷鋒的形象，就一直比較成功，儘管不同年代的雷鋒精神之含
義略有區別，但這一形象從60年代一直“火”到了90年代，這是因為行善、做好
事對民間百姓而言，總是積德的事情，不會有多大牴觸。相反，70年代的那幾個
“反潮流”的英雄典型，就怎麼也“火”不起來，因為如此交白卷、與老師抗衡
般地“反潮流”，實在是難以得到人們的認同。同樣的道理，40多歲了還沒有娶
妻生子的陳景潤，也讓百姓感覺有些不妙，攀登科學技術高峰要這麼個“攀登”
法，也太沒有人情了吧！這也是陳景潤的典型形象在當年很快就衰敗了的原因。
但為何當年的少年班能“火”遍中國的大江南北，得到了當時廣大人民群眾
的共鳴呢？初看起來，其原因似乎是滿足了普通中國家庭望子成龍的心態。當年，
中國的家長把寧鉑、謝彥波當作了榜樣，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也培養成為與之一樣
的人物。這種心態當然是有的。事實上，當年筆者與寧鉑同一宿舍，發現每天他
都要收到幾十封來信，而寧鉑本人習慣於把這些人民來信都壓在他的床墊底下。
我們同宿舍的同學則經常掀開他的床墊，閱讀這些來信取樂：這些來信，絕大部
分都是來討教學習經驗的，並且相當一部分來自孩子的家長。
不過，筆者認為，以上原因還不是主因。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
寧鉑、謝彥波當年盛名在外，但他們的父母、他們的老師卻並沒有因此獲得過多
少媒體的曝光度，當時並沒有多少關於他們的家長、老師是如何培養神童的報道。
另一方面，如果僅僅是某種望子成龍的心態而導致了寧鉑、謝彥波成了當年中國
的偶像的話，那麼，一定會衍生出來某種關於教育得法不得法的爭議，某種是不
是炒作的爭議，就像近年來，哈佛女孩劉亦亭引發了人們的許多爭議一樣。而在
當年，媒體對中科大少年班的報道卻完全是一邊倒地熱捧，當時沒有什麼人對少
年班的這種做法提出過絲毫的懷疑或者質疑。順便說一句，可能正是這種當年媒
體對少年班的一邊倒的熱捧，而害了寧鉑、謝彥波、干政這些少年班的名人。如
果他們是在人們的爭議之中成長起來的話，可能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更加有利一
些。
那麼，究竟什麼是導致當年的少年班這一典型形象得到了當時廣大人民群眾
的共鳴呢？筆者認為，中國人在那個時代的迷茫和對人才的渴望，可能是更加深
層的原因。
先談談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的中國人的迷茫。這個時期，華國鋒剛剛當政，
新官上任三把火，老華當時提出來的口號是要在上個世紀末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
而現代化的標準是，全面趕上甚至超過世界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毛澤東在奪取
政權初期的一段語錄，在當時亦被反覆引用，大意是，如果我們建設五、六十年
還敢不上美國，我們中國就會被開除地球的球籍。毛的這段話大概是在1950年左
右說的，到了當時的70年代後期，五、六十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一大半了，但當時
的中國依然貧窮落後：當年的中國人顯然有些急了。人一急，往往想出來的，不
是巧辦法而是蠻辦法。如當年流行的冒進口號：“大干快上，有條件要上，沒有
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更有華國鋒為“工業學大慶會議”所題寫的那一首最缺
乏水平的題詞：“先進更先進，後進趕先進。革命加拼命，無往而不勝”。
中國果真能通過以上的“蠻幹”、“拼命”，來實現四化，趕超世界先進水
平嗎？顯然，當時的中國人心裡對此沒有信心，這就是中國人在70年代後期的迷
茫。而這段時期隨着中國的國門向世界逐漸敞開，使得國人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中
國當時與世界的差距，這種迷茫還愈發放大了：開放的正面作用是開闊眼見，但
負面作用卻是感受到了落後而自卑。以下的兩個例子，或許能更加生動地說明這
一點。
記得筆者剛進科大時，聽過兩個報告，一個報告是本校的一位教師作為中國
高能物理代表團訪問美國後回國的觀感，談到了美國的先進：美國馬路十字路口
的交通居然都是電子控制的，而路上又沒有任何行人，全是小汽車。中國代表團
一行人走在美國的馬路上，居然不懂如何過馬路，因為馬路對面的指示燈總是顯
示一直紅色的“手”，攔着。他們等了20多分鐘，攔着的紅“手”也一直不變，
怎麼辦？代表中國的這一行人，只好找了個空檔，猛跑過去。後來，他們才獲悉，
過馬路前，要先按一下綁在電線杆子上的電鈕……這是多麼地可悲可嘆，代表中
國的知識精英，當年到了美國以後，居然像是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另一個報告是
安徽省工業廳的一位廳長訪日歸來，在科大禮堂給全體師生做的，其中一個場景
更絕：他向當時的全校師生展示了從兜里掏出來的、一隻在訪問日本期間購買的
一個鑰匙圈：“你們知道嗎？手電筒可以做在鑰匙圈上？”說着，便按了一下，
於是，全體科大師生看到了一絲從主席台上發出的紅光，大家才看了一眼，顯然
不過癮，許多同學在台下高呼口號：再按一下！再按一下！接下來的場景就是，
台上又閃了幾下，台下為之爆發出一片片嘖嘖稱奇聲，後排的同學為了看清，要
起立，甚至了站到凳子上。這一切，都是一隻紐扣電池加一隻發光二極管惹的禍：
日本商店裡的一個普通鑰匙圈，迷倒了中國一所高校的全體師生。
是的，在1970年代後期，中國人最強烈的感受，就是中國和世界發達國家的
差距，競有如此之大。對於如此之大的差距，中國的國民不得不思考：中華民族
要振興，需要的是什麼？
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在那個年代出現了，魏.jing.生先生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
——民主的現代化之口號也孕育在那個時期。但可惜，民主牆運動隨後很快被瓦
解了，這一瓦解的直接原因可以被認為是專政的殘酷，但實際上，更本質的原因
還是在於，在當時，70年代的後期，整個中華民族的覺悟還沒有達到那個高度。
有時，思想的超前者和落後者一樣，都是會被時代所拋棄的。在那個時代，絕大
多數人的覺悟都還停留在這個層次上：中國要發展，不能單靠“苦幹”、“蠻幹”
和“拼命”，在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中國急需要培養人才，這就是那
個時代的中國人所思考出的結論。
關於人才這兩個字眼在中文裡的恢復使用，還有必要多說幾句。在文革的歲
月里，“人才”這兩個字，實際上是禁用的，無人敢用。因為有毛主席的語錄在：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您若膽敢自稱為人才，豈不是個等着挨批的蠢才？
後來，77年鄧小平恢復工作，當時中共並沒有說是為鄧平反，而只是援引了毛澤
東的一段話，說鄧是“人才難得”。既然老毛都親自用了“人才”二字，所以人
才這兩個字，才終於得以恢復使用，並在中國大地迅速傳播。從77年中期開始，
人才兩個字，逐漸出現在當時報刊文章中，使用的頻率也越來越高。龔自珍《己
亥雜詩》中的兩句話“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成了當時中華大地民
間的強烈呼喚：它隱含着這樣一層意義，中華民族被過去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折騰
了這麼多年，已經不成樣子了，但願天公保佑，能有人才降臨神州大地。
現在回憶起來，在近30年前的77、78年的那段日子，中國民間雖然沒有經濟
改革的呼喚，更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但卻以盼望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吶喊，在間接地抵制着當年華國鋒倡導的“蠻幹”和“拼命”——這當然是具
有積極和正面意義的。事實上，距離當時20年前的1958年，中國大地已經犯過了
一次瘋，因為“蠻幹”和“拼命”已經付出了一次沉痛的代價，歷史容不得我們
這個民族再重複犯一次。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一呼喚的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在
1977年底恢復了高考，中國終於重新得以通過高考來選拔人才。在今天看來，高
考的存在，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但在當時，高考給中國社會帶來多麼大的震撼，
如今30歲以下的年輕人都難以想象吧。通過高考的選拔而跨入大學門檻的大學生，
在當時所受到的社會尊重，大概也是中國的歷史之最。大學生被稱之為“天之驕
子”，亦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羅羅嗦嗦寫到這裡，就不難分析出，中科大少年班當時 “火”遍中國的大
江南北，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共鳴之原因了——這是因為中國人在那個時代的迷
茫：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後，每個成年人都痛感自己耽誤自己美好的光陰
而身心疲憊，人們對於通過“蠻幹”和“拼命”來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已經完全
沒有信心。這樣，人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輩人身上，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把這
群少年大學生當作還處在學習階段的、單純的孩子，而是把他們看作了人才，或
者說，至少是能夠在未來振興中華的人才——這如同經歷了一生坎坷之後而陷入
絕境的父母親，他們已經完全看不到自己這輩子還有什麼翻身之日，所以就只好
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科大少年班的這群孩子們，就是人們當時希望
的象徵。
再補充幾句題外話。如同中文裡“小姐”這個概念在近年來已被糟蹋了一樣，
“人才”這個概念，在這幾十年來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在中科大少年班火紅的那
個年代，人才的概念是內涵某種使命感的，它雖不及救星那麼偉大，但人才至少
也應當是精英，天降大任於斯人——人才，乃天公降下來振興我們這個民族的超
人。所以，在70年代末期，甚至有一位叫雷禎孝者，要創立一門學科，叫做人才
學，在當時曾轟動一時。但很快，漢語中人才這個概念的使命含義開始下降了，
功利的含義卻開始上升：八、九十年代，從原單位跳槽下海者，在把檔案往人才
交流中心投放的時候，才忽然發現，自己原來還是個人才！如今，一個巴掌大的
公司，可能只有一個老闆加一個女秘書，招人時也膽敢號稱是在“招聘人才”……
無怪乎，電影《天下無賊》裡的那位賊頭都可以說：21世紀什麼最貴，人才！
“人才”這個概念，也被徹底糟蹋了。
原因之三：媒體的誤導——一場造神的宣傳
中科大少年班之所以成了那個時代的典型，除了中共宣傳機器的需要和那個
時代人們的心態期望以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那就是當年媒
體的誤導，儘管這種誤導並不帶有任何惡意的成分。
在科大少年班中，媒體報道的最多的神童，大概非寧鉑莫屬。為此，過去這
些年來，寧鉑在很多場合下都表示過，當年記者的報道有某種誇大的成分。但是，
似乎沒有任何記者有興趣去把這些陳年舊事的誇大之詞細細紀錄下來再整理成文
字發表，原因是，如今的公眾對這位20多年前的名人，已經實在沒有多大興趣了。
不過，在本篇嚴肅地探討中科大少年班的文章中，我認為還是有必要把當年對公
眾誤導的部分忠實地記錄下來。我始終覺得，如果當年對少年班學生的報道更客
觀一些，可能就不會導致當年人們對這幾個孩子如此瘋狂地追捧，他們本人也不
會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心理壓力。
為何寧鉑當年沒有參加高考就直接進入了科大？當年的報紙似乎都是這樣報
道的：中科大負責招生的老師專門給寧鉑出了一份難度不亞於高考的考卷，結果
發現，13歲的寧鉑居然全部解答正確，可以得滿分！
我剛到科大時，就向寧鉑求證過這種說法。現在我還清晰地記得寧鉑給我解
釋時，所露出的那一臉無奈：當年科大老師給寧鉑的考題實際上有兩份，一份是
很基礎的數學題，記得寧鉑當時還給我描述過幾道題目的具體內容，我現在已經
完全記不得了，但記憶中其難度大概與1977年高考的數學題難度大概差不多，這
一份他寧鉑的確是基本都答對了。但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份試卷，是奧林匹克
數學競賽題，寧鉑當時告訴我，這套奧林匹克競賽的試卷他連風都沒有摸到，一
道也沒有做出來，交了白卷。考完以後，他自我感覺是沒戲了，才考了一門數學，
兩份卷子就只答出來一份，別的科目都還沒有考呢，怎麼可能被錄取？但實際情
況是，寧鉑被破格錄取了。在所有媒體報道的時候，那一份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
試卷，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是的，媒體透露的倒是真話，只是沒有說全，另外一
部分同樣也應當闡述的事實沒有說。猶如描述一個女孩，說她皮膚白、眼睛大就
打住了，還有身高只有1米5、三圍一樣粗卻沒有說，這是不是誤導呢？
媒體多次報道的寧鉑之另一神奇之處是，他的圍棋水平奇高，居然連贏了時
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科院院長方毅同志兩盤。這當然是事實，但問題在於，方
毅同志官位雖高，但棋藝是不是也同樣高？寧鉑和方毅下棋的那天應該沒有逃課，
是下午下完課以後才開始下的，而我還清晰地記得，那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我
還碰到過寧鉑：這樣，大概只花了一個多鐘頭，他們就連下了兩盤。高手對高手，
豈能一個多鐘頭連下兩盤？事實上，寧鉑的圍棋水平，也就是能夠參加校內比賽
的業餘棋手水平。另外，還有一個事實，也和前面描述的一樣，被媒體所忽略了：
寧鉑告訴過我，他與當時在安徽的圍棋國手王汝南下過一盤，我不記得寧鉑說的
是被王汝南讓四子還是讓八子了，反正是讓了這麼多子以後，還輸得個一塌糊塗。
寧鉑被吹得神乎其神的還有就是上通天文，下通中醫中藥，尤其是有天文知
識，被人們認為是了不得的事情：天上的星星叫什麼名字都認得？的確，寧鉑有
一次也給我們幾個同學介紹過幾個星座的名稱，但他的天文學知識似乎也就這麼
多，認得星星叫啥名字。事實上，這當中到底有多大的學問，可能是普通公眾沒
有細究的。當年，筆者曾經在圖書館借來看過一本書《怎樣識星星》，參考一下
四季星象的變化，發現記住一個星星的名字和位置，大概不比記住一個外語單詞
要難。而寧鉑同學的中醫中藥知識大概也和他的天文知識掌握的程度差不多，知
道人體的常見穴位名稱，以及常見中草藥的功能。記得有一次我不舒服，要求寧
鉑給我號一下脈，但他卻一個勁地推辭，說是他的中醫知識僅僅是看過一本中醫
的書，也忘得差不多了，還從來沒有實踐過給人號脈，大概這是真的。
如果說，寧鉑真有何神奇之處的話，可能還是他的文史知識方面。記得剛入
學不久，一次，有個同學站在後排的凳子上觀看當時電視裡播放的電影《桃花
扇》，我回宿舍後奚落了一句，大意是這婊子這麼好看麼。當時寧鉑的插話，令
我大吃一驚。他說，可不能說明末年間的藝妓是婊子，那時候賣藝者是不賣身的，
在女性中的地位還很高，這一藝妓制度後來還傳到了日本……我當時聽完這番話
後，幾乎是目瞪口呆。要知道，1978年的中國，還是一個何等封閉的年代，何況
那一年我才16歲，寧鉑才14歲，我們都只長了淡淡的鬍鬚。還有一次，因同宿舍
的同學施亮被教育部公派留學到荷蘭，我買了一幅宣傳畫（價格大概是1毛錢）
給施亮送行，回宿舍時發現寧鉑一個人在蚊帳里看書。忽然想到了寧鉑不是會寫
詩麼，我立馬前去，讓他在這幅畫上題個詞。寧鉑當時絲毫沒有拒絕，我把畫攤
在他床邊的桌子上，他則從蚊帳里伸出一顆頭，一隻胳膊，欣然題詞了一首七言
絕句。當時我十分感嘆，因為這首絕句對我還有兩個生字。可惜，如今我只記得
其中的一句了，是“各奔前程四海家”。果不其然，我們當年同宿舍的7位同學，
目前兩位在國內（其中寧鉑出了家），兩位在北美，兩位在歐洲，還有一位不知
道去向，果然是“各奔前程四海家”呢。
寫下以上這些文字，筆者絲毫也沒有抬高或者貶低老同學寧鉑的意思，我只
是想還原寧鉑的本來面目。應當說，寧鉑雖然沒有當年宣傳的那麼神奇，但也絕
對屬於高智商的那一類人。他的優點是興趣廣泛，接受新知識快，但缺點是思維
不太嚴密，精確的演算能力差了些。這一缺點的後果是，考試得高分不太容易。
事實上，這些優點和缺點都和筆者本人很相似：筆者在科大那幾年學習成績平平，
從來沒有得過什麼高分，但也從來沒有過不及格要補考的擔憂。寧鉑在大學的學
習成績大概也和我差不多，既談不上當年吹捧的那麼優秀，也不是最近一篇文章
所講，他有太多的不及格。但顯而易見，他作為名人，比我當時的壓力大得多。
科大當時是5年制，1982年和1983年，我們有兩次報考研究生的機會，我是連考
兩年，屢戰屢敗（畢業工作後第三次報考才成功）。而寧鉑則是兩次報考，兩次
都臨陣脫逃，不敢進考場，而且還要為自己編一個藉口，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
猶如一位賽跑的落後者，沒有這樣的氣概，即便落後了依然要咬緊牙關堅持下來，
但卻要故意走一下花步，做一下輕鬆的怪動作，給人造成的感覺是，好像自己是
沒有認真在跑或者沒有把比賽名次當回事……
在結束這篇文章之際，我在想，如果當年的媒體不是把中科大少年班作為神
童，而是僅僅把他們當作智力較高的普通人來描寫以展示給國人，情況會是如何？
可惜過去了的歷史不能假設，這個問題本身或許就不成立。中共宣傳部門在樹立
典型的時候，其思考問題的邏輯實際上是逆向的：並不因為你是神童，所以我們
就把你樹成了典型；而是因為宣傳機器需要典型，我們才造出了神童。當神童的
帽子扣在你的頭上的時候，你實際上到底是神還是不神，這個問題就已經不重要
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你的使命是用來鼓舞人們為四化而奮鬥，所以，我們
就把你包裝成了神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