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廓:中国医疗改革不成功,那么教育呢? |
送交者: 城廓 2005年08月31日17:14:51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城廓:中国医疗改革不成功,那么教育呢? --------------------------------------------------------------------------------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城廓来稿:中国人把大部分钱存在银行里,不敢花,多数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及家庭的医疗费用。不敢花钱,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 上海最新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培养一个孩子从0至30岁的经济总成本,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计算,高达49万元人民币。其中,从0至16岁是25万元左右;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为48万元;倘若离校后未婚阶段也算,即0至30岁,家庭支出则升至49万元。不同阶段孩子的费用在家庭总开支中所占比重在39至52%左右。其中四分之一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父母总收入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是父母收入的近7倍。该调查父母为孩子付出的总经济成本,包括食品、教育、医疗、交通、保险以及其他。而教育成本在孩子总经济成本中的比例骤升是个显著的特征。 调查样本是上海徐汇区的746户,人均年收入3万4000元,高于上海市职工人均收入,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仅以大学收费为例,从1995到2004年全国高校生均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 5000元到8000元不等,如果按照一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人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一个农民9.5年的纯收入。而全国农民中,真正超过2004年我国农民年平均纯收入2936元的比例只有19.8%. 对中小学教育来说,尽管中国实行9年义务教育制度,但每一个教育的环节都有可能成为收费的“关卡”:择校费、赞助费、补课费、中考费、转学费、水费、电费、自习费、基建费、计算机费、耳机费、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教育主管部门今天进行了规定,某种费用不许收,明天这些费用就会换一种名称,换一个说法收。 最近发改委公布一个检查结果显示:农村中小学乱收费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主要因素;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金额约占涉农乱收费总额的一半。 我们从中国报刊上读到过一个下岗女工这样的叙述:我与丈夫双双下岗,我找了份家政工作,收入很低。三年前,儿子小学毕业时,我们全家用了吃奶的劲,交了1.5万元才让儿子进入一所重点初中。学校离家很远,我就花了200元在学校旁租了一间小房,专供儿子休息。每天在别人家里打扫完卫生,就匆忙赶回来忙儿子,晚上陪读到深夜11点半。我总认为,我与丈夫就是书读少了,才落得这样下场。为了儿子能成才,我几乎倾尽全力。刚上初中,部分学生被老师安排周末培优,儿子不在其列,我以为老师不喜欢我儿子,还专程找老师理论。后来,所有的孩子都参加周末培优:培养优秀学生,我却感到手头越来越紧:儿子一堂培优课下来25元,一周两天8节课共200元,一个月下来就是800元。我所有的收入全花在他的培优上,家里开销由他爸爸打点零工补贴。 另一个故事来自农村:村民李静是张家口尚义县黄脑包村人。他家有四口人,两个孩子,大儿子正在河南省许昌市一所学院读大学,今年刚上大一。李静说,他的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上大学,在石家庄市念了一段时间,欠下一屁股债。上了大学以后费用更高,一年得 1.5万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他常年在外打工,妻子在家种地,即使在好年成,两口子不吃不喝也只能挣5000多元,相当于儿子一年花费的三分之一。目前,李静已经欠下外债近2万元,其中有2500元的高利贷。他告诉记者,人们常说,只要孩子考上大学,砸锅卖铁、借钱也要把他供出来,但他认为这句话是不对的。现在他家能借的债已经借遍了,没有人愿意再借钱给他。迫于无奈,他不得不向民间高利贷借款,100元每月吃2分钱的利息,相当于农村信用社的3倍,仅仅是利息,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让李静担忧的是,他不知道能不能把儿子供出大学,仅仅是儿子上大学一年时间,他就已经开始借越滚越大的高利贷。以后漫长的三年内,他不知道能不能筹到令他咋舌的数万元的庞大数字。如果儿子大学毕业后再找不到工作,他拿什么来还债呢? (二) 今年5月份,在武汉市举行了“楚才杯”国际中小学作文比赛中,五年级的作文题是《给我一点时间》。超过70%的孩子选择了一个共同题材:妈妈逼着整天做功课,学习压力大,期望妈妈给自己一点时间。 有3000名小学生不约而同地将妈妈刻画成 “变色龙” ,“母老虎” , “河东狮吼”等形象。但许多妈妈认为,“妖魔化”妈妈的原因要从教育现状找问题。“不是妈妈在逼孩子,而是教育现状在逼妈妈!” 就拿 学校考试来说,现在的难题、怪题越来越多, 愈演愈盛。 学校尽考 些教科书里没有的题,如果孩子不去校外培优,成绩就下滑。现在 的教育像剧场散场一样,顺着走都可能被踩倒,没人敢逆行。有位 当教师的妈妈,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业务拔尖。前不久,在其任课班级进行一次教改,给学生们布置的家庭作业是看经典的课外读物,若发现好词,学生自己做摘抄。此外,每周根据自己的体会,写一篇 真情实感的周记。这些作业平摊到每一天,学生们只需要每天花15分钟, 即可完成语文作业,而且,这比做一大堆作业, 效果好得多。 不曾想,这一教改遭到数十位妈妈的一致反对, 甚至告到了学校。 家长怕这种教育方法影响子女的考试成绩,而校长也要考试成绩,他手头上有一份考试成绩分析表,老师的工资、奖金都与这些数据相 关。 有一位老师说,她的学生每天在教室里呆的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这不比包身工还残忍吗?最终目标是大学毕业后有一个好工作,因此就要上名大学。为了上名大学,就要上好高中。为了上好高中,就要上好初中。为了这一切,从幼儿园就开始拼杀了。一个小学生,上不了好初中,就认为自己的人生从此失败。不少青少年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出现许多心理问题。南方日报报导说,有的青少年難以忍受學業負擔,离家出走,浪跡社會;有的心高志遠,不斷自我加壓,以至神經錯亂、身心俱傷;有的狠心媽媽將不听話的親生孩子活活打死;有的孩子不堪家長苛求,以恨報愛,叨父殺母…… 可怜的中国青少年,面临着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他们之中弥漫着焦躁的情绪。社会压力攒到了临界边缘,引起了精神变异,自杀遂成了15到34岁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据统计,中国每年28万7千人死于自杀,每两分钟就有一名自杀者及8名自杀未遂者。中国人的自杀率是全球平均自杀率的2到3倍。继农民、破产者、下岗工人、明星等自杀高危群体之后,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的行列。不久前,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对大学生自杀状况展开调查,他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6%的大学生曾经有过自杀念头。《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的人出现焦虑症状,12%的人存在敌对情绪。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 (三) 20年前,笔者住在日本,看到很多小学生们下午4点下课后,背着书包进一家私塾,就是我们说的补习班。补完一门功课后,6点出来,再进另一家私塾,再补另一门功课。出来时,已是晚上8点,才能回家吃饭。当时觉得这些孩子很可怜。后来读到柏杨的文章,反对补习,把补习称为“恶补” ,很是赞成。当时除日本台湾外,中国大陆还 没有 “恶补” 。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轻轻松松读完小学,中学和大 学, 结果毕业生质量也很好。 补习只有在少数人补,多数人不补的条件下,少数补习的人才可在考试时占上风。大家都补了,便宜就占不上了。好比卖东西,少数人先降价,他就卖的多。如果大家都拼命的降价,就变成了无序竞争。输了老本的是卖家。现在中国国内大家疯狂补习,全体补习的参加者都受其害,只有开补习班的老板挣了钱。 在悉尼,多数亚裔中小学生都补习,他们的考试成绩都很好,似乎比洋人的学生好。这多半是因为大多数洋人不补习。但在大学,最优秀的,有创造力的学生,还是洋人居多。我羡慕悉尼大多数的青少年,他们多数不补习。轻轻松松地读书,休假就踢球或冲浪。考不上大学就念TAFE。做了蓝领照样有房住,有车开。不和别人攀比,没有中国同辈那种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 要改变中国目前的状况,首先要改变统一的高考制度。改变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体制。让各个大学以不同标准和不同方式选择新生,只会应付考试的补习就将大大失去效用。多办一些像TAFE这种培养高级技工的大学,很多人就不会天天读书做题。 更重要的是要把教育开支重点下投到中小学及县以下基层。教育部说他90%以上投资在城市、在大学,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少,只有百分之七点几。国家义务教育是有法律规定的,这个义务是谁的,是政府的,现在转嫁到农民头上了。据说国家教委不同意投资转向农村基层,是因为那些在建的大学校园教学楼,不投资就成了烂尾楼。 尽管教育部不承认他们曾把教育产业化当作改革方向,但和医疗改革类似,教育改革忽视教育是公共事业这一特点,特别是忽视广大工农子弟受教育的权益。医疗改革中“抓大放小” ,把重点放到城市的大医 院;教育也是把重点放到重点大学。对医疗改革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很多都适合于教育。 是该到了对教育改革进行认真评价的时候了。(8月31日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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