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政道的合作与分手

　　我1948年6月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安阿拍的密执安 大学度过了那一年的夏天。秋后，我返回芝加哥大学，被聘为物理系 的讲师。我一边教课，一边继续做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研究。1948年 尾，李政道和我合作研究衰变及俘获，发现这些相互作用与衰变具有 非常相似的强度。

　　李政道1946年秋到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我俩早些时候在中国或 许见过面，然而，只是到了芝加哥才真正彼此相识。我发现他才华出 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长他几岁， 又先他几年当研究生，便尽力帮助他。后来，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 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 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1953年，李政道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继续合作，我们订立了 相互访问的制度。我每周抽一天时间去哥伦比亚，他则每周抽一天到 普林斯顿或布鲁克海文来。这种例行互访保持了6年。而这段时间我们 的兴趣有时在基本粒子理论方面，有时则在统计力学方面。这是一种 非常富有成果的合作，比我同其他人的合作更深入广泛。这些年里， 我们彼此相互了解得如此之深，以致看来甚至能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 但是，在气质、感受和趣昧等诸方面，我们又很不相同，这些差异对 我们的合作有所裨益。

　　1960年，李政道和我决定系统地研究与电磁场有相互作用的带电 矢量介子的理论。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合作。我们的交往始于1946年。 这种交往曾经是亲密的，它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关心。接 着，迎来了1957年，以及我们的成功。不幸的是，蒸蒸日上的声望逐 渐在我们的关系中打进了原先没有的一些新楔子。虽然，我们富有成 果的合作还继续保持了5年，但是，关系却慢慢紧张起来。1962年4月 18日，我俩在李政道的办公室里做了一次长谈，回顾了1946年以来发 生过的事情：我们早年的关系；50年代初；导致写出字称论文的 1956年的那些事件，以及随后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一些细节之外， 我们对所有关键的事件都保持着相同的记忆。正如家庭冲突中的和解 那样，这是一次感情获得宣泄的经历，我们都感到一种解脱般的畅快。 然而，这种和解并没有得以保持下来。几个月后，我们就永远地分手 了。

　　在我同李政道做朋友的16年间，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 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 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 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 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外人看来，我们的合作是密切而出色的，这 种合作对物理学的贡献良多。人们对此感到艳羡。李政道自己也断言， 这种合作对他的事业和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总之，这是我生活中值得回味的一个篇章。是的，其中也有烦恼。 然而，世间万事万物中，富有人情味而有意义的事情，又有几件是完 全没有创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