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仁”，概念的转换与人道的诉求

前面说到，我把“仁”的原意说破，只是出于无奈，因为这个忌讳不破，就无法理解孔子和中国文化的一些深层的东西，就无法对孔子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理解孔子，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背景，绕不过一个人：管仲。                                                                   

先说宏观的，周朝建朝后，实行分封制：天子把天下土地分封给功臣、亲属或俯首称臣者，让他们各管一方，成为诸侯；诸侯在各自的国家里，又把相当部分的土地封给卿大夫，由他们管理开发。当时的社会主要阶层由上至下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其中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属于贵族阶层。在权力继承上，贵族阶层由长子继承家族最高权力，其他儿子则降一级。图三是个理论上的权力继承图谱，从兄弟两人一个天子一个诸侯开始，假设每一代每一家只有两个男性后代。从这个图谱上可以看出，天子永远只有一人，但随着代数增加，整个大家族扩大，越往下的阶层，人数会越积越多。

这当中，士是一个特别的阶层。不像诸侯和卿大夫，有自己的国土或封地，靠收税收租过日子；士是提供服务、拿薪水过日子的：战时要上前线打仗，平时做做随从公务员，参与地方管理。由于士不受封地的约束，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到不同的国家为诸侯卿大夫效力。作为士，为主人而死或曰“成仁”，算是一个基本的期望和标准，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也。

诸侯和卿大夫，往往是兄弟表亲伯侄。贵族之间，往往沾亲带故。

这个制度，建立在血缘关系上，都是自家人，有人当头有人做事，乍看之下井然有序，似乎兼顾了家族的稳定和运行，但却忽略了人性的弱点，在孔子之前，就礼乐崩坏，玩不转了。管仲的生活年代比孔子早了100多年，他的经历，就是一个见证。

据说管仲是周朝第五代天子周穆王的后代，但他却生活在周朝开朝元勋姜太公的封地齐国，可见他是周穆王的N次旁支，已经没落了。年轻的时候，他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财利时总要占便宜；服兵役时，他多次开小差临阵逃脱。他和召忽同为齐国公子纠的随从，公子纠和弟弟公子小白争夺王位，公子小白占了上风，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主人殉道自杀，管仲却没有，最后还成了公子小白暨齐桓公的CEO。管仲生活奢侈，喜欢炫耀，豪华程度不逊于国君，但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国家管理者。对内，他通过税收政策，搞活经济，增加国家实力，他是中国酒店娱乐业的始祖；对外，他通过打贸易战，制伏了其它国家，使齐桓公得以称霸诸候，号召天下。按照孔子的话，如果没有管仲，中华文明早就被野蛮部落征服了。    

从公子小白夺兄长之位这件事，可见当时长子继承家族最高权力的这个规则，已遭破坏；兄弟之间权力斗争，已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到了比孔子稍早一些的楚灵王，他杀了自己的侄子篡位，最后被他的三个兄弟推翻，两个儿子被杀，自己也上吊自杀；但这还没完，三个推翻他的兄弟，两个又遭另一个算计，自杀。为了权力，一家死了6个男的；四个兄弟，三人自杀，其中两人是在王位上。

管仲在公子纠被杀后，没有随主人而死，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分别就此质疑管仲不仁，但孔子却认为齐桓公不假武力、多次召集诸侯盟会，一匡天下，人民受惠，多亏了管仲，这就是管仲之仁！孔子对“仁”赋予了新的含义。

另一方面，孔子对管仲又很不屑，觉得管仲这个人很肤浅，爱显摆，就一暴发户，“管仲之器小哉”。

从对管仲的评价中，孔子显然已经产生了“公德”和“私德”的概念。对国家管理者，“仁”是公德，比私德更重要。

这个公德的“仁”到底是什么玩意呢？

一部《论语》，共512章，59章谈到仁，“仁”字出现了108次。很多时候是学生提问，孔子回答，但孔子的答案却颇多不同。孔子的很多学生来自平民家庭，想当公务员，听说贵圈重“仁”，不把人命当回事，当然想澄清“仁”到底是什么。对学生的问题，孔子有时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有时他好像就在搪塞回避，但在评价管仲时，他已经很明确了，不死人就是仁：管仲之仁，在于他辅助齐桓公称霸，却不以兵车，不通过战争。

到了晚年，孔子对“仁”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新定义，这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说话，是非常机巧有保留的。比如他35岁在齐国避难，齐景公问政，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回答，实际是说国君就要尽到国君的责任、符合人民的期望，但当时的场合，其实是个面试，孔子避实就虚，只说国君就要像个国君，没有指明像个国君的标准是什么，让齐景公自己去填空。齐景公理解成国君理所当然就要享受国君的权利，对孔子的回答很满意，要给孔子封地。只有齐国上大夫晏子听出了孔子的弦外之音，觉得孔子有自己的想法，从当权者角度，不可信不可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又是一句含义丰富非常机巧的话。 最直接的一层，还是要借晏子这个人来说明。

晏子史谓贤臣，实际上是个心胸极为狭窄的权谋之士，他死后不久，齐国就被田成子篡夺，从他对孔子和同僚的的手段，齐国之衰，早有端倪。话说齐景公有三员随身武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以勇力闻名。有一天晏子经过他们，三位武士没有站起来向他致意，晏子马上就动了杀机。本来晏子是文官，和武士没有职场竞争关系，以他的心机，要制服几个粗人，还不是易如反掌。但晏子这个小矮人，特别敏感，他的玻璃心一但受伤，后果很严重。

晏子设了一个局：让齐景公派人给三位武士送了两个桃子，让他们比功劳，功劳大的两人一人一桃。公孙接和田开疆报出自己的功劳，分别各拿了一个桃子。待古冶子报出自己的功劳后，公孙接和田开疆自觉不如，交还桃子，羞愧自刎。古冶子说：“他们两人死了，唯独我活着，这是不仁”。

古冶子按照“仁”的古意，遵守士的荣誉准则，拔剑自杀，“成仁”了。这就是“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这个故事说明，“仁”是多么容易被当权者滥用。

设想一下回到当年的历史环境，当有权势的人期望自己的随从“成仁”或想以“仁”的名义草菅人命时，孔子不动声色的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下子就把人噎住了：如果你自己不想死，就不要让别人随随便便去死！这是孔子之“仁”的第一层意义。

“仁”，一个原意为人祭和自杀殉道的习俗，经过孔子的努力和影响力，转变成一个抵制无谓牺牲的诉求、一份对生命的尊重，仅此一点，孔子救下了不知多少人命。耶稣牺牲自己为世人永久赎罪，要结束野蛮的人祭，孔子通过对概念的转化，成就了同样的功业。

然而，历史往往充满悲剧色彩，孔子要保护他的学生，而他最信赖的学生子路，为了坚守“仁”的古意，公元前480年，在卫国“成仁”殉道，次年，孔子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