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杨道还

《论语·学而》第一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然后不断地实习，不是很愉悦吗？有朋友（罕有地）从远方来，不是很欣喜吗？人或者知道，但不赞同我，但我并不为此含怒意，不是君子的样子吗？”

孔门以学为进德的阶梯。孔子自己是这样做的，也以此教导学生。如“好学不倦”，颜回“好学”这是儒家最显著的特点。《学而》第一篇即主要收集了孔子关于学的话语。后世的儒家虽然又与孔孟的原始儒家有所不同，但这一特色始终得以保留。

孔门弟子列此章为《论语》首篇首章，内容最为关键。这一章是孔子论学的总纲，总原则。这一章从学开始，讲到进德，最后讲成德。这一过程，也就是儒家的道行之而成。

（一）

第一句中的“学”，讲的是“学”本身是什么，是指一般性的学，而不是指具体某一或某些学科。孔子学无常师，有教无类，不是像柏拉图要人先学几何，然后才能成学。

这里的“悦”，不同于乐或高兴，而与声音悦耳，景色悦目中的“悦”意义相同。音乐能够悦耳，是与人耳和顺适合，不刺耳不嘈杂；与人的心情协调默契，不逆耳。悦耳的音乐不是让人笑出声来，或者兴高采烈，而是心满意足。悦，如鱼之乐，又如，“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破山寺后禅院》）

有的人不学有术，手会了，大脑却没有跟上。这样也能做成一些事情，但总是一种侥幸。据说子路初见孔子，说，竹子天生笔直硬挺，做成箭能穿透甲革，所以“学无益”。孔子回答说，箭后面刻上弦槽，加上尾羽，加上箭头并磨锋利，穿透岂不更深。所以学不可少。

孔子讲，无论学什么，都要不断地实习。学与经常性的习，是学的真正方法。学会了这个真正地学的方法，学之道，就将学变成一个令人悦意的过程。所以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自己就是如此，是夫子自道。

（二）

人在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眼学会了，大脑学会了，手却还没有学会。一首歌，耳听会了，大脑也知道是什么样的，却唱不出来。有的人知道了某个道理，但事到临头，又忘记了。就像小孩子考试，本来知道的知识，当时却忘了。这些不是单纯学能解决的，是“时而习之”能解决的问题。

钱穆说，有一次他生病，他的朋友说，你喜欢《论语》，现在正是用的时候了。钱穆问，哪一句？这个人解释说，“子之所慎：齐，战，疾。”此句讲在这些时候不应轻忽，也不要畏惧，谨慎小心从事才行。钱穆立刻就明白了，他说，此后读《论语》就觉得有进步。这显然是钱穆对习之的心得。

一般性的学，其学的内容和对象可能众多而不同，但以期真正意义上掌握这一学是共通的目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一般性的学的过程中，人就是那个需要打磨锋利的器。这个器不是指大脑，智力，逻辑思维等；而是人的整体，包括人的逻辑思维，感情，知觉，是整体沉浸在学中。人在学与习中，总是试图做得更好，更感顺适，就不知不觉中习得了严肃，认真，不自欺的自我审视，以及自知，真正能对自己度德量力的能力，这些德性。

《论语》中，“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朱熹注疏，说“《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这是一种“习”，对谨言慎行的习。钱穆的某本书中曾提到过他的一个学生，这个人大概不太理解钱穆的学术，他对钱穆说，我见您傍晚常散步，我就学散步吧。这样每天这个学生就在钱穆散步时，也散步。钱穆说这个人后来在海外成为一个牧师，因为为人诚笃，很得教众尊重。这个人学到的德性，显然是散步之外的。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培根《论读书》）“学而时习”以至于得到的东西，可以到成为性格的程度，即，所学得于心，应于手，就成为人的一种德行。所谓德性教育， 即是生成这样的德。这样的德育，可以说，学只是那个种子，后面的育养而成，需要“时习之”，也需要时间，“工夫”，上的积累。即“德畜之”之谓。只有学，有了领悟，却缺乏养成过程的水磨“功夫”，学和人是两分的，这样的教育就是知识教育。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德性教育需要学生的深度参与，甚至需要学生自行主动进行。完全被动的学生，可以在知识教育里做到中以至于上，但在德性教育中，就是完全的失败。而知识教育很容易遗忘，可以说，“成性格”的学，才是学。不“成性格”的学，不成其为德，这样的学，不能得到，而是一种分散精力或负担。

这样的德行一旦养成，到了需要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能应用，所以成为了人的一部分，很难失掉或者忘记。学而时习，学的种类多，所得也渐多，人的性格和德性也就渐渐丰富。

人生来由天性，德性教育能够培养的是类似于天性的德性，儒家的德性教育则重视从人的天性引出来的德性，不同于其他的德性，不同于培根所讲的那些性格。先天为“质”，后天为“文”，君子要“文质彬彬”，文和质合一。这里的合一是无冲突，不是雷同：质有精微到不可致诘处，文也有超越到至为广大高明的境界。

儒家的教育因此与其他教育不同，从人的天性引出来并使之发展，使人成为一个人，养成一个人。而除此之外的教育，即便是德性的教育，也只是使人成为一个器。孔子说子贡，瑚琏也。瑚琏是宗庙里用的贵重的器，但仍然只是一个器。子贡之为瑚琏，说明德性教育中学生自身是决定因素，是充分条件或充要条件；而教育始终是一种辅助，“中无主，道不止”。

人本位，是儒家教义最根本的一个，是立足点，也是儒家不可替代的原因。如钱穆所讲，儒家之学，是以平常人能具的德性为根本。对这一点不能或忘，就能理解，儒家所讲所行虽然如琐屑世俗，但属於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便是极为广大高明的思想，也必以中道而行的低态势表现出来。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排斥可能会使人异化的那些学。

《学而》紧接着第一章，第二章是”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单独来看，这句话相当迂腐。但从人本位来看，却是意义深远的。现代社会，以为孩子学习好，就好了，有些人甚至不能处理父母兄弟间的关系。一般来讲，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最无私的爱和帮助，是从父母兄弟那里来的。这样的关系都不能善自护持，却想从自己瞧不起的同事和竞争对手得到帮助，岂不是“无本”的幻想。

（三）

当一种学术成为类似于天性的德性，“学而时习之”，就算完成了。学就从“好之”转为“乐之”，就像一个人的习惯一样，安然自得，并且自为驱动。

学成为德性后，已经不再是一种外来的学，而是自己的特性。这样一来，“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管“造次”（紧急匆促）还是“颠沛”（挫折颠扑）的时候，都能行之若素。

《论语》中，澹台灭明“行不由径”，端方的行为已经成为了德性，从走路不取捷径的素习，已经可知他做事也不会投机取巧，即，不以正道得之，就不得。孔子对他颇为嘉许，因为孔子自己就是如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在学上，勇猛过人，但求之过急，在涵养方面有不足。前面的学习之未成，“未之能行”，所以害怕又听到新的。但子路的修养仍然是难以达到的。子路之死，自言，“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子路生死之际必于是，是平素的修养。

直接教给或讲给学生好的品质是什么，是知识性教育，不是德性教育。德性品质不可能从知识性的教育中取得，只有在某一学科中“学而时习”中，由学生自己习得，才能真正获得，有效果。德育教育是针对人的教育，所得到的是通才。通才，其实质是通人，有较高水准德性的人：有通人，然后其人多才。不是有多种才艺，几个不同学科的学位，就可以称为通才的。《论语·子罕》第六章提到这个问题，大宰（官名）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自解说，“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章中，圣者和君子所指相同，孔子自谦，不肯认自己为圣者；孔子多艺，也自谦为鄙事，这些都是孔子“温良恭俭让”中的“让”。这里更重要的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一个人是否是圣人或君子，固不是以艺的多寡为衡量。

在道德教育中，知识性的说教不仅难有效果，反而有时会起反作用，使学生怀疑和厌烦这些品质。此类的品质教育里，如诚实，真诚，谦逊，严谨，端正，周密等，都是如此。诸葛亮《诫子书》说，“学需静也”。静，即心静，也需要学，也只能通过“学而时习”学会，没有别的途径。对于知识性的学，如数理化等，孔子这句话也适用，但不是孔子重点要讲的。学好这些学科各侧重和依赖学生的某些德性品质。没有这些品质，在这些学科中也可有成就，但难臻上乘。

找到学生愿意去学的那个内容，是教育的一半儿。不是“志于学”的学生，也可从这里开始学和习的过程。使教育的内容有趣，其重要性来源于此。内容艰涩的学科，只有靠“志于学”的人自发，才能完成。“时习”是另一半。只有学和习具备，学才能真正完成。而如何找到令学生学感兴趣的内容，取决于教育者对“不亦悦乎”的体会，否则只是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