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哲学吗？（下）


                       近现代之一

  有两首歌（香港、台湾）一时红遍大江南北。之所以能够红遍大江南北，是因为它唱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心声”，尽管谱曲相当平庸。历史证明，在中国，“走红”跟才能关系不大，而跟统治者的意志却有着直接关系：让你红你就红，让你黑你就黑。不仅如此，这两首歌还真是准确地刻画出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尽管今天看来颇具讽刺味道。“中国心”和“龙的传人”这种提法颇具“号召力”，可以给你“归属感”或说“认同感”，使你忘记自己的卑微与愚昧，产生能够摧毁一切的精神力量和优越感，比单纯的“壮阳歌”要亲切多了。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在新文化运动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留学西洋的儒家人物。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异曲同工，只是结尾不大好：“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这是对巨龙的亵渎，好像巨龙天生有眼病似的。
  这些歌曲好像要证明：任何狭隘的爱国情绪，时过境迁，都会成为笑料！这是因为艺术虽然诉诸感性，但是要想“永恒”，必须由理性来支撑。
  举一个“洋为中用”的例子，因为它是一个象征。
  游学欧洲八年的徐悲鸿回国以后又回归了水墨，颇似好容易学完了提琴的基础教程，又拉起了二胡。为人熟知的他的“奔马”据说象征着民族精神。徐悲鸿被誉为绘画界“洋为中用”的代表人物，他也曾试图用油彩开出一片天地，但还是戛然而止了，这大概是因为他终于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他留学法国应该正是开创绘画新时代的后期印象派逐渐被理解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他不多的油画作品中，除了传统的技法，看不到革新精神的任何影响（当然，这不妨碍他的作品现在可以卖出高价），就好像他没有去过法国一样。这大概是因为他终于没有搞明白绘画不是画什么，而是怎么画，就如塞尚的苹果或者梵高的葵花。
  在后期印象派之中，塞尚（1839-1906年）是第一个有意识地把“客观真实”转变为“主观真实”、把模仿转变为创造的画家。他影响了众多的画家，拓宽了艺术的道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
  高更（1848-1903年）是一个“浑身充满艺术细胞”的人。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高更的生活用品时所感到的震惊：他的椅子乃至脸盆无一不是他亲手制作的“艺术品”，这大概就是他躲避现代文明，让艺术回归原始和自然（本源）的观念的体现吧。高更的艺术生涯开始的也很晚，这些画家似乎都想要证明：绘画不是“再现”，而是“表现”；不是技巧，而是观念：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角度和方法！并且高更的一生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因而绘画也时断时续，再加上晚年病痛的折磨……他在使绘画脱离传统观念和技法的同时，摒弃绘画的文学性传统，使绘画更加独立，也更具备象征性和装饰性。这些大概就是他头脑中绘画的原始性质吧。也大概因此，他的作品曾创下了拍卖市场的最高价。
  有谁把绘画当做生命、当做信仰、当做神吗？还真有，那就是梵高（1853-1890年）。绘画在他那里，已经不是爱好，更不是生存的手段，你可以说他“走火入魔”了。在这一点上，他类似尼采。他们都有神职人员的血统，梵高甚至还当过传教士。如果把人的性格进行分类，他们都属于“信仰型人格”。这种性格表现在他们对待生活中一切事情的态度上。正如尼采始终追究和证明“哲学是什么？”一样，梵高也在不断地追问和证明“艺术是什么？”他起步非常晚，“艺术生命”只有十年左右，死于37岁。他的才能已经表现在他早期的素描和油画中，但是他的追求使他不由自主地越过传统走上了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他疯狂地作画，追求表现的极限，他的每一个笔触都满含着火一样的热情和渴望，这是灵魂在燃烧！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在“道路的尽头”，他们都“疯”了。与尼采不同的是，尽管尼采哲学被当时的学者视为偏离了哲学的轨道，但是尼采很乐观，他坚信100年以后人们一定会重估他的价值。但是梵高没有这份自信，他的自杀和拒绝救治说明他当时是清醒的。他等了太久，对崇尚艺术的巴黎彻底绝望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作品若干年后可以卖出天价，他还会自杀吗？他是想为自己的作品殉葬吗？他的自杀与其说是对自己的人生的绝望，不如说是对人世的绝望——信仰的彻底破灭！
  谈及绘画（“美”）是因为想要说明：类似哲学，艺术的精神和价值在于批判、在于提供前所未有的新的视角，而不是迎合所谓的“时代”。后期印象派的画家都用自己的作品反思和批判了绘画传统，甚至包括诞生了他们的印象派。他们创造了新的“绘画语言”，强调精神和主体，这种绘画语言让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看待世界不仅用透视、光、线、色的眼睛。油彩的这种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水墨画是否能够企及呢？徐悲鸿对此有什么感触，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他的作品，真可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既然这样，长袍马褂有什么不好呢？幸亏中国人对此并不深究，他们是根据炒家所定的价格来进行“审美判断”的。
  了解日本的油画、雕塑历史的人会发现他们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明治维新的“和魂洋才”从西洋学来了造船的技术，北洋水师的“中体西用”从西洋买来了坚船利炮。这就是中日之间本质上的区别！中国是大款儿，有的是搜刮来的白银，因而从起点、思维方式就不同凡响：造船不如买船……
  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
   最糟糕的是林琴南！他被誉为译介外国文学的先驱者！现在，除了个别希望了解他的人，谁还借助他的“翻译”去了解外国文学？他好像对外语一窍不通——这是他的短板，也是他的学术观乃至世界观所决定的。若非如此，我很难相信他有大量“翻译”外国小说的功夫，竟没有时间粗通一门外语！——但他毕竟间接地接触到了外国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方式。糟糕的是他竟没有想到改造语言去适应那些思想，而是旧瓶（文言文）装新酒，甚至随意删改自己不理解或“不满意”的地方，乃至令新酒变了味儿！之所以翻译，是因为值得翻译。翻译的精神首先是尊敬，对作者，也对作品，抛弃个人好恶，抱着谦虚的态度。有了尊敬才有“忠实”……林先生并不是个别现象，通过别人的翻译去研究、介绍、讲授外国文学、哲学、美学的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直到近年仍很普遍！
   我甚至怀疑这些人是不是想用这种方法阻止新思想的入侵！几十年以后，王了一（王力）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装进了古诗！我一直想搞清楚：他真的了解波德莱尔吗？他到底是想介绍波德莱尔呢，还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古诗文功底？……这些“翻译家”是否能搞清楚“爱”和“占有”之间的区别？……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似乎还应该感谢他们：在那个饥渴的年代，一碗粥也是一席盛宴，哪怕是馊了的粥！
  想来想去，得出的结论是：王力一定是中了辩证法“一分为二”的圈套，把诗分为“形式”和“内容”，因而才给洋人披上了马褂儿。而实际上：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两者一体，相比古诗是格律的游戏，难免绣花枕头，洋诗更关注的不仅是“说了什么”，还有“怎么说”。
  如果说“永远回归”就是“宿命”，那么在中国，这个“宿命”似乎应该叫做“怪圈”。就像循环往复的起义和革命一样，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们好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但是终于还是走在老路上，就像阿Q，最终用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不圆的“圆圈”。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除了配合统治的尚古守旧的传统，还有就是，我国的“知识分子”不但遇到了新思想，还遇到了新问题：“翻译”。我国本没有正经的翻译理论，也必须仿造。只可惜仿造的“翻译理论”从起点上就背离了翻译的精神，因而造成了乱象丛生的局面。在各种翻译理论中，严复最具影响，且居然无人质疑。贴一篇笔者过去的网文，也省得再费笔墨。

                   “信、达、雅”是个假命题！

  据说“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最先是由严复老先生提出来的，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而后，这“信、达、雅”作为信条竟然在我国翻译界统治至今。
  我孤陋寡闻，不大了解严复何许人也，早年读过《天演论》，知道他是翻译家，积极介绍西方思想，并且知道他拥戴恢复帝制，仅此而已。
  且不管严复老先生是何方神圣（失礼，其实是我的老校长），我这里就事论事，就说说“信、达、雅”。
  我也有过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年代，一边儿翻译一边儿想着”信、达、雅”。后来到了国外才知道：“信、达、雅”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外国只用一个词儿（或说词组）来要求翻译，那就是“忠实原文”。
  “信、达、雅”的“信”其实应该就是忠实原文的意思，如此看来，“达”和“雅”就成了废话。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信达雅是个假命题！”
  根据严复老先生的意思，我猜想：他恐怕把“忠实原文”想得过于简单了，否则不会画蛇添足，或说脱了裤子放屁，在“信”的后面再加上“达”和“雅”。
  “忠实原文”指的不仅是在意思上忠实，还要在风格上忠实。这是一个更为高端的要求，它要求翻译者要十分了解作者，和作者有着一样的（起码是近似的）思想和感受。一个有翻译价值的文学家，或者哲学家、思想家，他的文风与他表述的内容是浑然一体的：他的朴实或者华丽、他的艰深或者流畅、他的幽默或者粗俗……都是他思想感情的表露，像血肉一样不可分割。你怎么可以用“达”和“雅”来统一要求呢？
  比方说伟大的美国作家萨林杰，他作品中的人物张嘴就是粗话，这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现状的态度，你把他们“雅”了，那你什么意思？
  有人还强词夺理，说该雅就雅，该俗就俗，雅俗都有美学意义，这就是“雅”。这也就是我说脱了裤子放屁的道理。“忠实原文”不就得了么！
  “达”更是废话。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部词不达意或者前言不搭后语的作品却值得翻译出版。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翻译者连忠实原文的表达都感到困难，那么他是否该考虑考虑从事其他更适合他的工作。

  说穿了，严复的留学经历不足以给他足够的外语能力和思想境界：他的“达”和“雅”最终成了随意删改原著的理由。
  回到哲学。先说最糟糕、也是“最中国”的例子：冯友兰。据说友兰也是中国著名“哲学家”……其实区分是否哲学家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就看他是为了哲学而吃饭，还是为了吃饭而哲学，足矣。因为很少有人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而放弃眼下的利益，除非智商有太大问题。前者的例子：尼采。尼采为了获得独立自由的思考，在二十三四岁就借口身体不适而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我总是提到尼采，也总是担心是否有人会质问我：“你见过尼采吗？你了解尼采吗？你……”）而有人却为了守住教职或说饭碗而根据风向不断地改换自己的“思想”，仿佛这“思想”就是用来换饭吃的。这号儿人在中国很常见。你说他有自己的思想吗？更不用说 “精神”与“灵魂”！
  友兰的思想经历了数次“革命”。据说他的经历始于儒家经典，之后在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哲学的“洗礼”开始了中西比较，然后又蜕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儒家，最后终于成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家”。这样说很笼统，这是因为你实在找不出这些变化在哲学意义上的内部传承关系或逻辑关系。何况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死胡同儿，模仿马克思理论与哲学精神更是自相矛盾！如果能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提炼出对现实的批判精神，那还可以另当别论，但是友兰正相反……哎……这么简单的逻辑都搞不懂……据说友兰还正是因为对“逻辑”产生了兴趣才走上了“哲学”的道路。黑色幽默！
  “学问”之初，友兰觉得:“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 “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就这么简单粗暴！这是忽悠的起点。同志们也许还记得我曾说过：忽悠的典型手法就是混淆不同形式的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他还觉得：“哲学与科学,即在科学之目的在求真;而哲学之目的在求好。”这是他忽悠的依据。但凡有一点儿哲学修养的人就知道：科学与哲学同步，精神一致，目标都是“真”，而“好”隶属于（或等于）“善”，属于伦理学范畴。为了高抬儒家学说，唯一的手法只能是忽悠。北大培养出不少智商欠缺因而没有灵魂的教授不只是今天的事情，而是有历史传统的。友兰还自豪（或曰恬不知耻）地说：“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这里有逻辑么？一边儿高抬“中国哲学”，一边儿又说“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有哪门儿学科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是不是吓你一跳我无从可知，但是看到这样的文字着实吓了我一跳。难道他居然没有想到：正是他所谓的“中国哲学”占据了科学的空间，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不过友兰说的没准儿也是“事实”：统治者的愿望。在他的这些话里，你找得到一点儿西方哲学的影响吗，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精神上？这倒使我想起了徐悲鸿的“奔马”……
  据说友兰是杜威的弟子，在后者的“指导”下还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据说中国现代有留洋经历的所谓“哲学家”出自美国教育家杜威门下还不少，足见杜威的门槛有多低！杜威的教育颇似“放羊”，来一个算一个，而且都发学位证书，这大概也是他桃李满天下，威名远扬的原因之一吧！杜威在中国特别有名，或许还因为他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讲学，据说唬晕了不少学生……不过，话说回来，“放羊”确实有放羊的好处，学生们可以“百花齐放”。在杜威的众多弟子之中就有出类拔萃者：胡适！中国现代如果有一位堪称“学者”、即具有学者精神的知识分子，笔者认为胡适先生应为首选。有人会问：你如此高度评价鲁迅，怎么又出来一个迥然相异的？如何定义鲁迅和胡适众说纷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主要是作为文人；一个更是学者，他们的动力都是来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但是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一个专注于精神的批判；一个着手于制度的建设，性格上，一个似乎吹毛求疵；一个看上去宽容大度……如果他们还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幸运儿，一个去世于解放前，一个逃往台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鲁迅以小说和散文著称。他的《阿Q正传》不单是中国小说的顶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而胡适则侧重于一手“整理国故”，一手为学问开辟更广阔的未来。1917年，在他还是留学生的时候，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話文。也许也只有他，深切感到了中西语言的差异，感到了中文表达的局限性吧。他说：“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他不但主张，还身体力行……胡适为中西“接轨”所做出的贡献无论如何高度评价都不为过。同时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也不能算是个哲学家。胡适的聪颖在于他的自知之明，他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
    大实话！《中国哲学史大纲》开篇，他写道：“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如此宽泛的“定义”实在让人不得要领。什么是“人生切要问题”？吃穿住用？娶妻生子？什么是“根本的解决”？有哪一位哲学家做到了“根本的解决”？一个称职的哲学家无非是提供了一个看待问题的新的角度、一种新的言说方式，或曰研究方法……尽管胡适列举了123456对定义加以规范，但是还是没有画龙点睛。而且，如果你把123456琢磨一遍，还会发现有些问题离题太远。比如1，天地万物怎样来的？3，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5，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管理？再比如4，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6，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如果这些都算作哲学，那么也太“泛哲学”了吧？和当今的“人生哲学”、“爱情哲学”、“处世哲学”、“生活哲学”……能有一比，实在是在糟蹋哲学、消灭哲学，贻害无穷。这说明胡适确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或者这样说：他是根据中国“思想家”所关心的论题得出所谓“哲学”的定义的。如果你用胡适给出的定义去考正规大学的研究生，甚至本科生，估计没戏，不信你就去试试！这说明胡适尚没有掌握如何界定和使用概念的观念……幸亏是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幸亏碰上了杜威。而胡适就是靠着这样“简明扼要”的定义开始了他的哲学史！
    另一方面，胡适又很自信：“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胡适的特色之一是强调史料的真实性。因此“校勘训诂”又成了胡适的首要任务，而不是“寻找哲学”。固然，这里并不否认考证对史学的重要性，只是想到胡适仍然没有跳出清代经学的旧巢。这与本文的宗旨完全不同，本文的前言中说：2 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考据、训诂，这里省却对著作权及其年代的讨论，也就是说只关注著作的内容，不管它出于何人之手、何种年代，只希望能找到中国的“哲学”。当然，这也因为本文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着眼点不同。历史上有不少匿名或无名、甚至张冠李戴的著作照样成为了不朽之作，只要它为人类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就哲学史而言，只要它是货真价实的哲学！
   因为对哲学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或说认识，“名不正则言不顺”，胡适在哲学方面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其一著述，他试图旧瓶装新酒，为中国古代思想注入哲学的血液，或说披上洋装，但“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聪明如他，也不得不“恸哭而返”，《中国哲学史大纲》止于先秦就是一例。与此同时，他的学术活动也远离了哲学。胡适对西方哲学没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只是偶然跟从杜威研习了实验主义方法论，致使他的这个方法在“中国哲学”领域与他的终极理想发生了冲突。而当他放弃了哲学，他的方法论与清代的学风就同路了。希望调和水火的痛楚只有他最有体会。这里不再罗列胡适的伟业，只想指出一点：如果说他为中国将有哲学做出了什么贡献，那就是他促使中国的语言尽快走出古汉语的藩篱而接近西方的表达方式，进而有可能使用哲学的概念和逻辑。当然，归根结底，这也是他希求民主、平等的意愿所致。
  当然胡适的功绩还有教育。据说胡适在北大首开“西方哲学史”一课，但限于史料，详情不得而知，只能猜测，根据胡适的哲学水准。
  说到教育。一些不习惯动脑子的同志把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维新变法混为一谈，实际情况是：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即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儒教与德川时代的社会体制是配套的，因而并不觉得“和魂汉才”有什么不适。但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和魂洋才”却是前者的反动。“魂”是一个观念，可以信其有，也可以信其无。笔者认为“魂”即“精神”，只存在于“表象”之中，就是说只能在具体的表象中得以体现。所谓“和魂”只是一个象征，用以达到“认同感”、“凝聚力”的效果，在感情上满足民族的自尊，就如天皇。顺便提一句：初到日本参观天皇故居和遗物，大吃一惊，这么穷，和中国皇帝怎么能比！？怪不得日本人不造反……“洋才”才是根本，才是体现。从明治维新至今，我们发现，不仅在物质方面，也在精神方面，日本都达到了“洋才”。它表现为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在观念方面，不仅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在体制改革方面，无一不采纳西方先进的要素。尽管儒教总是迟滞这一过程，但其影响力日渐式微……和服已经成了喜庆的象征，就像日本刀只是勾起人们对武士精神的记忆一样。
  对比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朝鲜的“东道西器”，就能发现从根本上后两者与前者的不同。不管如何解释，实际情况是：洋务运动除了买了些洋枪洋炮，顶多就是建了些铁路、工厂，跟“体”的改革没什么直接关系，“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不管这“体”是体制还是维护体制的观念；反而，一旦涉及“体”的改革，谁都可能会死于非命，就如戊戌六君子。其中最为激进、也最有思想的恐怕要数谭词同，他认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同鲁迅的“吃人”能有一比。用如此之少的文字概括中国两千年历史，而又如此精准，真是无出其右者。他的“改革”近似“革命”，因此连改革也断送了。究其原因：在中国不像在日本，“皇帝”就是体制，而不只是体制的象征，你想改革体制就是想要抢皇帝的钱，他能答应吗？
  到了后来，“中体西用”进一步堕落为“洋为中用”。与“洋为中用”同样享有盛誉的是“古为今用”，其杰出成果是“样板戏”，模式为“三突出”，最终突出毛泽东。所谓“洋为中用”的“洋”意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离了它，一切免谈。大量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命运就是证明，比起慈禧的菜市口儿来，主席才可谓大手笔！延续至今，中国人在物质上享受着西方文明带来的各种成果；但是在精神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跟明清时代没什么明显的区别，在很多方面甚至不如明清时代。
  这种区别也同样贯穿于中日的教育之中。1877年，与东京大学同时起步的东大哲学科从一开始就全面展开了西洋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之所以有所了解是因为为了避世，笔者有幸在东大大学院人文学科美学艺术学研究室混了九年）。如果说明治维新时期成立的哲学科是为了“和魂洋才”似乎还不够恰当，不如说那是个幌子，他们简直就是为了西洋哲学而设立了哲学科。“和魂洋才”本身就是个相当矛盾的概念，因为那些好像“和魂”的学者经过了“洋才”的洗礼，几乎都成了“洋魂”。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是在文学部历史中，哲学科几乎总是领先于其他学科而排在第一位。而北京大学始建于1912年（1914年开始招生）的“中国哲学门”从一开始就不伦不类，起码是照猫画虎、赶鸭子上架。从师资队伍来看，几乎清一色是搞中国思想史的，有过学习西方哲学经历的也顶多是个半瓶子醋。1919年甚至换了一个更大的招牌“哲学系”，可谓羊头狗肉。在此意义上，日本倒是挺谦虚，或说有自知之明，至今没有创建什么“日本哲学科”。1995年京都大学有了一个“日本哲学史研究室”，其研究目的也是给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西洋哲学研究定位。
  上述作为就是伟大如蔡元培、胡适者的治学理念和方法的体现！再加上冯友兰，三人成虎，中国突然之间就好像真的有了“哲学”！还属王国维的悟性出类拔萃：“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 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唯独没有哲学。据说他十分喜爱叔本华、尼采，令我不解的是：果真如此，他的人生怎么会与他的精神领袖们背道而驰？他真的理解了叔本华和尼采吗？特别令我不解的是这个既有灵性又肯于埋头学问的人，正当盛年却自杀了！而他推崇的叔本华正是自杀的反对派。关于他投湖自尽的原因说法众多，溥仪甚至认为他是被罗振玉逼债逼的……不过我倒是倾向于性格懦弱又脆弱的他是由于多重矛盾的无法调和而精神崩溃，即抑郁症：他追求“新思想”却又“不合时宜（反尼采之意而用之）”地追随既倒的宫廷……最终只有用一死来为他的初恋（初衷）和理想殉葬，或说谢罪……如果他真的理解尼采，那么他应该知道他正处于由骆驼变成狮子的大好时机！……不单对王国维，对早期留洋的几乎所有论及西方哲学的学者，我都怀着一个疑问：他们真的领会了哲学的精神吗？
  说蔡元培也稀里糊涂马马虎虎似乎显得很不严肃、违背师道尊严，因为他已经被定性为“伟大的教育家”；但是同志们可以平心而论：他的同样稀里马虎闪亮登场的“中国哲学门”是不是有点儿“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而这“挂羊头卖狗肉”也是中华文明的光荣传统之一，不单在食品方面。就是他，因为理不清自己互相矛盾的想法又急于求成而不按“科学规矩”办事，继洋务运动之后又把中国的“学术”引入了歧途。他说：“最近五十年,虽能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 实在不能成立。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然而既知“不能成立”，他还是为自己的这篇文章命名为“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年）”！这就是中国伟大教育家搞学术的态度！纯属“业余范儿”。不过值得赞许的是蔡校长在“吹牛”的时候毕竟还有点儿心虚，这和后来党的喉舌或发言人撒谎都毫无羞耻之感有着相当的距离。一般认为：一个小偷如果尚有羞耻感，或许还可救药，如果不但不感到羞耻，反而感到愉悦，那么你就是关他几年监狱，一旦出狱，很可能重操旧业……固然，在蔡校长领导下的北大“哲学系”也是这么个路子，使人误以为中国已有或将有哲学。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伟大如胡适者，也是这么个路子。
    据说蔡元培的“哲学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1919年）】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1-34年）】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中国人写文章也和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写文章题目很“小”，往往仅从一个概念入手，结果却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
就像塞尚的“苹果”；而中国人的文章，一看题目就令人联想到鸿篇巨制，结果却还是“拉洋片”，老一套。他们的论题不是针对现实，而是永远来自古代；并且，他们不是为古代“缝制”一件愚蠢的人才看不见的“皇帝的新衣”，而是真心为皇帝缝制一套西服！两者相比，谁是骗子呢？
  当时也并非没有异议，上述王国维就有想法，据说傅斯年也有不同意见。尽管他也没搞清楚哲学为何（不是我说，而是他自己说：“当我方到英国时，觉得我好像能读哲学书，甚至德国哲学的书。后来觉得不能懂得德国哲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 现在偶然那 [ 拿 ] 起一部Hume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看来留洋混学位的自始有之。），但是他却看到了中西之间的差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因为中国严格说起，没有哲学……”还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写道：“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感觉很准确，但是也没有、也不可能上升到理论。
  ……通过拔苗助长，中国一夜之间突然有了“哲学”，但是这比干脆没有哲学还要糟糕，就像不懂装懂，不但扼杀了求知欲，而且必然阻塞通往真理的道路。你可以立马买一件西服套在马褂上，但是掌握一种哲学思想却没那么便捷。自豪连接着狂妄，因而一错再错。这是根据逻辑，历史事实也确是如此。看来“大跃进精神”并非毛泽东的首创，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是：日本幕末的留学生们回国之后“痛改前非”，断然改弦更张，促成了明治维新。而中国清末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在暂短的“中西博弈”之后又回归了本源，连甲午战争的耻辱也不能令他们深刻反思，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回归友兰。中国现代所谓的“哲学家”之中，最惨不忍睹的恐怕就是冯友兰。不过，他确实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儒教信徒：谁上台他就为谁跑腿儿抬轿，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因而他那一大堆“中国哲学史”总是“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改了又改。一个所谓的哲学家、哲学史家的学术做到这个份儿上能不令人悲伤？因为不了解西方哲学，因而也不可能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友兰也是一个典型。他觉得：“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找出其实质的系统。”在此，友兰颇似道士，有点石成金之术：“中国需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冯友兰试图用拔苗助长和削足适履的方法把中国的产品贴上西洋的标签装进哲学的柜橱里……大概是因此，维基百科把友兰定位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他还被誉为现代新儒家”。“誉为”，看来“新儒家”是一种名誉！
  在我看来，在网上乱扔垃圾和在街上乱扔垃圾，在道德上属于同一种性质。进而，友兰大量制造文化垃圾，性质更为恶劣。不是我这样说，他自己也这么说。刚“解放”，10月5日，他就致信新领导毛泽东：“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居然搞不清楚哲学与谁当权没什么关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启蒙之下，他说：“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没有价值”与垃圾有什么区别？难怪同为杜威弟子的胡适早就给他下了“定义”：“天下蠢人无出芝生之右者。”“蠢”应该与智商有关，这也足见胡适具有多么卓越的判断能力！
  评论冯友兰会把你降低到写大字报的水平。这就如你在网上和五毛吵架，不但不能形成什么观念，反而会下降到五毛的水准，而这正是五毛的雇主所希望的结果，这也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无论中国特产大字报还是五毛，都只属于“忽悠”的初级阶段：扇动感性，泯灭理性。这里提到友兰，是因为你在几乎所有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身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改变思想像心脏移植一样简单快捷。说穿了，他的问题不是如何做学问，而是如何做人！这是常识。但是，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好像没有人怀疑他起码是个“学问家”的地位，也没有人从“做人”的视角从事研究，比如研究友兰和时不时关照他的毛泽东……如果友兰小时候没有读那么多““圣贤书”，而是像鲁迅说的那样“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并从事一些开启智商的训练，也许还有救……一般说来，中国书和外国书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是麻痹思辨能力（不排除培养奸诈的品性）并窒息向善的人性，一个是开启智商，培养爱心。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他的作品注定也没有灵魂……针对友兰的讨论就此为止吧，叔本华说：了解一个作家并不需要通读这位作家的所有著作，只要读上几页，“了解一下他是如何思考的……我就很清楚地知道他能带我到多远的地方去。”（参见笔者所译【论风格】叔本华著，文学研究第一期）一个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却要著书立说诲人不倦，哀哉，冯先生和他的学生、读者！

  中国的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出现于1916年谢无量之手，大概是受了日本的影响，开了“中国哲学史”之先河。其中仅从黄帝到清末就收录人物达百位之多，人数就胜过英、德、法、意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总和，足见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一般来说“滥竽充数”的“滥竽”毕竟是少数，而此书却大不相同，完全无视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和系统性。众所周知，凡史书中有所记载的人物或多或少总会留下富有哲理的只言片语，但是他们真的就可以被称作哲学家吗？而哲学史是由哲学家的著作构成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位谢无量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据介绍说他在日本呆过一年（1903—1904），期间还学了日语、英语、德语！一年？而且三门儿！那也叫“学”？此刻又想起了鲁迅的伟大（鲁迅也有软肋，比如他的日语。参见笔者的网文【哎呀，鲁迅的翻译！】），他好像并不精通精神分析学，但是他的阿Q精神却精确地刻画出一个充满不平等又屡战屡败的民族无时无刻不表露出的精神胜利法，堪称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不知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哲学训练，亦或是智商问题，或是在感情上拯救文物心切，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也许是为了与世界接轨，或是为了推广中华文明，也没准儿就是为了骗钱——中国的一些学者拼命地想要为古汉语中的词汇找到对应的西方哲学概念，于是中国古代不但有了逻辑学，还有了认识论……谈何容易！连法语的“餐具”和汉语的“餐具”在日常用语中都不是指称同样的东西，更何况服务于皇权的理论与追求真理的精神之间的差异！一方面为科学的落伍而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又大谈中华五千年文明：“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在这个精神分裂的状态下，于是东拼西凑生拉硬扯不断为中华文明涂脂抹粉，企图还半老徐娘以青春。难道不知道中国学者仿造的“文化”，就像中国制造的劳力士和LV一样，都是垃圾？还有耻辱！追求真理的道路永无止境，那么多假象有待揭示（这才是哲学的精神！），他们难道真是闲得蛋疼吗？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不管冠以何种头衔、著作如何等身，大都是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家伙，他们或许对某个伟大的西方哲学家耳熟能详，但是却不了解哲学的基本精神，更惶于面对现实启用某些哲学的手段。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有甚者：还记得我看到顶头上司习主席当着外国人背自己读过的著作家名单的视频时，当他读出了狄德罗、孟德斯鸠的名字，我顿时浑身冒汗！我猜想，他应该是在表示我不但尊敬而且了解你们西方的文化，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与这些西方文明的著作家所倡导的却背道而驰！他是在耍小聪明？想要愚弄或羞辱外国人，表现自己更高明？好像不可能，也不应该狂妄到藐视一切的地步……能解释的似乎是近平连“读书”二字的含义都不甚了了……难道真的单单是为了虚荣？……没什么值得表现的最好别表现，否则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