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亦明

院士是一个科学家在中国能够得到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一个人当选为院士，说明他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的学术造诣达到了国家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因为这些，中国政府给予院士很高的待遇，也可以说是特权。在中国现今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中，院士可以说是人上之人，其影响可以横跨政界和学术界。

院士能够影响政界？是的。院士本身就享受“副部级”待遇，而目前来看，在政府中，至少有三位内阁成员是院士，他们是：科技部长徐冠华、教育部长周济，铁道部长傅志寰。由于今年又有四、五十名高官竞争中国工程院院士名额，院士的官僚化，或者说官僚的院士化，正在逐渐形成规模。除了这些行政职务，院士们还充当各级政府的科学顾问，对政府的决策发挥重大影响。著名的例子有三峡工程的上马，以及最近的SARS防治政策，等等。

另外，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的院士几乎控制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界和科研领域。比如，中国大学的校长职位很多由院士充任。现在担任大学校长的院士有：北大校长许智宏、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樊明武、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鹏大，等等。除此之外，中国科学院及各主要科研院所、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领导人也都是院士。如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副院长陈竺；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陈佳洱，等等。

既然中国的院士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这么大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院士领导是如何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的？他们是如何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对社会所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值得人民的信赖吗？

在本系列第二篇文章中，我曾说过，“中国科学家一次次在国际角逐中败下阵来，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却总是要政府、要人民相信他们打了胜仗。”[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二)：欺世盗名的院士]。当时我举的例子就是由洪国藩领衔的水稻基因组计划，它从最初与日本科学家并驾齐驱，到最终沦落成为给日本人打工的小夥计。尽管遭此惨败，中国科学院的头目们还是在恬不知耻地吹嘘那个所谓的“10%”贡献率。(谢卫群：我国完成迄今最大基因组单条染色体精确测序)。

就在撰写本文之际，何祚庥院士公开揭露，“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曾伟：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政府)。如果这几个院士得逞，国家就会损失40亿元人民币。这些院士是“算错”了吗？当然不是。他们是在故意“误导”政府，他们是在任意愚弄人民，以便自己从中捞到好处。令人吃惊的是，这些院士的胃口越来越大，骗起人来，动辄上亿。

本文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院士运用权力的实质就是通过蒙骗政府和愚弄公众来搏取名利。下面就再举三个事例来说明中国的院士是如何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

一 在SARS大战中，中国的科学家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

对于发生在今年上半年的SARS瘟疫，中国人民记忆犹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止到7月11日，全世界SARS累计发病人数为8437人，累计死亡人数813人，而中国的累计发病人数为5327人，死亡348人，两项指标均为世界之最。(http://www.who.int/csr/sars/country/2003_07_11/en/)。另外，SARS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影响巨大，据估计损失总值在四千亿人民币左右，也是世界之最。(焱桦：SARS 中国经济损失四千亿)。

SARS瘟疫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猖獗一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中国有关部门决策失误，而中国的院士在病原鉴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导致政府决策失误的重要因素。(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

清代学者赵翼曾说过，“国家不幸诗人幸”，意思是说，国家发生了灾难，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所以是诗人的“幸运”。同样，SARS在中国的爆发和流行，虽然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但它却为中国的科学家提供了大量的试验材料，中国政府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巨额经费，因此它应该是中国科学家的一大“幸事”。中国科学家，中国的院士本来应该借此机会，在世界上大显身手，扬眉吐气一番。可事实上，中国的科学家却在SARS大战中一败涂地，甚至可以说全军覆没，不仅在Science这样的权威刊物上没有他们的身影，实际上中国科学家没有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一篇有份量的关于SARS的科学论文。用《科学》杂志的话说就是，“中国科学家失去了一次崭露头角的独一无二的机遇。”(Enserink, 2003)。

也就是因为上述原因，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前一阵几乎逢人便讲、逢会必说的一句话就是：“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谢湘、周欣宇：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这条新闻在五月末、六月初在中国媒体引发了广泛的议论，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杨焕明说的是事实。不过，到了六月下旬，中国的舆论突然发生了180度大转弯。6月22日，在中央电视台“依靠科学 战胜非典”节目中，中国科技部长、国家SARS科技攻关组组长徐冠华院士为中国的科研队伍在SARS研究中的表现打了满分，100分。(CCTV：依靠科学 战胜非典)。紧接着，国家SARS科技攻关组副组长黄培堂、李学勇、陈竺纷纷表态，反驳“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这个说法。陈竺院士说：“我国内地非典临床诊断病例的病死率为6%多一些，但从全球来看，病死率已超过9%。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我们打了胜仗”。(杨维汉、张景勇：科技攻关组否认面对非典中国科学界整体打败仗)。

中国的院士在当众撒谎！

一个传染病的防治，其关键是病原菌的鉴定。中国科学家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病例标本，但却犯下了世界上病原鉴定中所能够犯的最低级错误：仅仅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来鉴定病原。实际上，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则(Koch's postulates)━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它是医科大学本科生就应该知道的常识。根据这个法则，要确定一个微生物是否是病原菌，它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在所有的病例中均发现有该病原菌；第二，该病原菌能够被分离培养；第三，用分离培养的该病原菌接种能够引发与原始病例相同的疾病；第四，从接种发病的样本中能够分离到与接种物相同的病原菌。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的“衣原体病原说”连科赫法则的第一个条件都没有满足，但他的“学说”却成了中国的“官方理论”。一个堂堂的院士能够犯下如此低级的科学错误，岂止是跌破了世界科学家的眼镜，简直能把人家的眼珠子都跌出眼眶。

其实，根据Science最近的报道，在世界上首次将SARS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SARS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摄于洪涛院士的“威望”，这些SARS病毒的发现者竟然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Enserink, 2003)。虽然鉴定病原菌工作属于医学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之一，一个新病原菌的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还是很大的。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个发现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关系到国计民生。可是，一个院士的“威望”竟然能够把这所有的一切全部抵销。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应该是军人，如果不是这些军人科学家胆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国的院士淫威太盛！

中国的院士犯了这么低级的科学错误，中国的科学家犯了这么严重的道德错误，但他们的领导却给他们的工作打了个满分，他们的领导告诉全国人民，中国的科学家打了大胜仗。我要问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在什么情况下、在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不及格的分数呢？中国的科学家在败到什么程度时才算是打了败仗呢？就算陈竺院士举出的那个6%死亡率是真实的(国际上有怀疑，比如上面提到的那篇Science文章就认为可能与误诊有关)，那也是在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全国动员、政府采取封闭隔离这么个古老的控制传染性疾病的方法之后取得的“成果”，与“科学家”的贡献又有多大的干系？中国的科学家不是至今连自己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SARS死亡率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吗？中国的院士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贪天之功”吗？

莫非中国的院士在SARS大战中真的打了几个大胜仗？2003年5月2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田波向世界宣布，在他的指导下，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两个单位研制出抗击SARS病毒侵入细胞的多肽药物。(杜若原、傅先萍：抗SARS药物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这个“多肽药物”被媒体吹捧为“非典克星”，据说“受到世界瞩目”。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据网友许斌分析，所谓的“非典克星”“原来就是对照SARS病毒基因排序，由以田波院士为主的一班科研人员选定了两种多肽，即HR1和HR2，人工合成的他们自己以为有用的‘抗非药物’，不要说临床效果，甚至连在小动物身上作实验，乃至连最基本的药检都没有做。‘非典克星’之说完全是一种臆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许斌：慎言“非典克星”)。实际上，全世界每年通过细胞学试验筛选出的此类“药物候选品”数以万计，而它们之中最后能够真正成为“药品”的可以说寥寥无几。田波院士的“非典克星”充其量也就是这数万个候选品中的一、两个，值得那么吹吗？田院士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搞植物病毒学研究，从未受过正规医学研究训练，但搞起人医来，却动辄震惊世界。真不知道中国的院士从哪里得来的这份自信。

无独有偶。2003年6月4日，《京华时报》报道，“由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贺福初院士领衔的专家组在京宣布，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非典冠状病毒的蛋白质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构建了非典病毒攻击Vero细胞系的蛋白质表达谱，这表明科学家已找到了打开非典病毒大门的‘钥匙’”。(张瑾：贺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一个靠欺骗起家的院士，他的研究“成果”还需要评论吗？

又是“非典克星”，又是“打开非典病毒大门的‘钥匙’”，中国的院士，你们就是没有找到能够让自己脸红的钥匙。其实，它就在你们身边。那就是：羞耻感！

二 无耻的“院士自律”闹剧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学术腐败已经形成烽火燎原之势，而作为学术界领袖的中国院士们则当仁不让地成为学术腐败势力的中坚。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帮结伙，欺上瞒下，几乎在所有腐败现象中，都能够找到院士的身影。(见本系列之一、之二)。院士的贪婪和无耻使人民逐渐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因此社会上对院士的不满之声此起彼伏。面对着强大的社会压力，中国科学院在2001年底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存浩院士告诉国人，已有2名中科院院士因违背科学道德而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的制裁。(李文祺：严重违背科学道德 两名中科院院士被除名)。

张院士不失时机地透露的这个“院士除名”消息比公布院士自律准则还要有轰动效应。人们私下打听，公开询问，到底是哪位不道德的院士被除名了？是那个搞“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的洪国藩？还是那个给“基因皇后”抬轿子的强伯勤？在新闻媒体的追问之下，中科院学部办公室负责人赶紧出面澄清：两名院士“除名”是多年前的事情。(李斌、张景勇、邹声文：中科院澄清　两名院士“除名”是多年前的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张院士自己解释说：“那则消息并不准确。两名院士被除名实际上是多年前的事情，与这次出台的自律准则没有直接关系。这两名院士一位是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另一位是华东理工大学原校长陈敏恒。其中，方励之被除名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陈敏恒被除名有科学道德的问题，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邓科、贾杭：追踪“院士除名”事件――被除名的是哪两位院士？)。

那么，为什么把多年前的事情与院士自律准则出台搅和到一起？为什么把政治问题与科学道德搅和在一起？

其实，看一看那个“院士自律准则”出台的背景，一切就都一目了然了。在这个准则出台之前的一年多时间，中国的院士参与了三个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科技诈骗案：“基因皇后”案、“核酸营养”案、“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见本系列之一、之二)。这三个案件的揭发和暴露震撼了院士制度的根基，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自律”闹剧。不过，这个“自律准则”既不是一个纪律，也不是规定，只不过要求院士们自己好自为之，如果院士不自律，中国科学院的学部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因此上，这个“准则”是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三个大案的主角人赃俱在，陈竺还受到了方舟子的公开举报，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就如同一个尸位素餐的佛像，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不肯做。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为了蒙混过关，为了平息社会的愤怒，张存浩院士于是拿出了两个死老虎来顶缸。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没有蠢到他想象的那个地步。这个骗局在两天之内就真相大白了。

用欺骗公众、欺骗舆论的手段来往自己脸上贴金，中国的院士，可谓无耻下流之极。

其实，由张存浩院士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就在“院士自律”闹剧结束不久，有人向张院士反映了如下问题：“一位院士作为导师不负责任，对学生的不正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学生抄袭的博士论文有他作为导师的签名，后来根据论文发表的文章，也是署这位导师和他的学生之名发的。在论文中有他们自己‘研制’的设备的图，后来了解到，他们实验室当时根本没有这些设备，图其实只是根据在日本拍的照片画的。”(成平：以科学的名义)。

猜一猜张副主任的反应？“‘天下哪有这么糊涂的老师？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张院士一直平和的面容显得有些激动。不过，他还是叮嘱，这事太敏感，不要再提起当事人的名字。”(成平：以科学的名义)。

至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骗子导师、中科院院士的名字。“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实际上成了院士腐败的挡箭牌，它的唯一功能就是在院士大搞腐败之时，它要让政府和人民相信这些院士是多么高尚，让人民相信根本就不存在学术腐败。没看到吗，这个委员会除了屡次派代表团到欧美国家招摇过市，考察“科学道德”之外，还干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为中国的学术腐败“正名”，要把它改称为“不端行为”。详细内容请看我的相关文章。(亦明：是学术腐败，是学术邪恶，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亦明：是东施效颦，还是邯郸学步：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被哈佛校长拒之门外)。

三 一年到底有多少天？

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不是小学生，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蕴渝。施院士是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她手下有一个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科院“百人计划” 成员，名叫姚雪彪。在学术圈儿内，姚雪彪博士被称为“哑铃型” 学者，因为他在美国和中国两边都有工作。根据教育部和中科院的规定，长江学者、“百人计划” 成员每年在国内工作的时间应该不少于9个月。可是在今年年初，有人揭发说，姚雪彪在过去几年中，“实际上却从来没有超过每年3个月”。揭发信本身并没有指名道姓，但《南方周末》在2月13日发表了记者李虎军的文章：“‘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 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首次把矛头对准了姚雪彪。

笔者在此对姚雪彪与揭发人之间的关系不感兴趣，我关注的是施蕴渝院士面对这个指控如何向社会交代。根据《科学时报》年2月19日的一篇采访报导，施蕴渝院士认为”“姚雪彪的表现无可指责”，根据之一就是姚雪彪每年工作超过三个月：“首先是回国工作时间问题。我们以其护照为准，从2000年到2002年，他在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细胞动力学实验室的三年工作中，共有405天在国内，按照一周5个工作日，每月22天计算，平均每年６个月以上。这还不包括他在国外通过信件指导学生和为科大招聘人才所花的时间，也不包括他在国内期间每天工作到深夜。绝不像某媒体所说的每年在国内工作时间还不到３个月。” (赵彦：“姚雪彪的表现无可指责”)。

三年期间在国内405天，相当于工作“平均每年６个月以上”。 施院士三年期间在国内1095天，是不是相当于工作了50个月？这种公然愚弄社会、强奸舆论的行为，除了军阀政客，黑帮奸商，还有谁能够干得出来？一个大学的教授，一个院士能够胡搅蛮缠到这个地步，不仅让人脸红，简直令人发指。有一位网友在评论施院士的言论时写道：

“姚在中国每年工作时间绝对超过一年。咱就算八小时工作，0800到1700，中午一小时午餐咱刨掉，晚上咱再给他一小时晚餐，深夜咱们算它两点吧， 不然不算深，从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又是八小时，结论，姚一天工作两天，三年在中国405 天换算910天除每周五天，是一百八十周。四周一个月，姚在三年共工作了45个月，俺们除了向他致敬还能说什么。大学领导无耻至此也算是创了世界一流了。”（大胖星）。(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2/yaoxuebiao7.txt)。

其实，施院士的胡搅蛮缠属于小打小闹，智商在80分以上的人就能够看明白。从这一点来看，她也只配做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院长。什么样的人配做大学校长呢？说大话，说假话，说得自己口吐白沫，说得使全国人民都信以为真，说得能够从政府那里骗到十几亿、几十亿巨款，那才叫世界一流呢。有这样的大学校长吗？

从2001年起，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先后向全世界宣布，要在2020年以前把这两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已经撰文揭露了这是一个向中国政府伸手要钱的天大骗局。[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一)：评北大“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该文以“北大，你已经无耻到了极点”这个标题在网上流传)；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两个大学能够在十几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不仅毫无可能，而且他们目前的所作所为只能是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这一点，那两位院士校长心里比谁都明白。

四 结论

本系列文章共分三篇，这是最后一篇。在第一篇中，我用三个实例说明中国的院士丧失了社会良心，因此辜负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和期望。[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在第二篇中，我又通过三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的院士不仅没有公德，私德也不过关。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通过欺骗的手段得到院士的称号，并且继续利用欺骗的手段来维持既得利益。[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二)：欺世盗名的院士]。在本文中，我又举了三个事例，目的是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院士即使是在做本职日常工作时，他们也在蒙骗政府、愚弄人民。

建立院士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树立学术界的权威，而这个权威的树立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院士是政府在有关科学技术问题做出决策时的科学顾问；第二，他们应该是学术界人士的表率和楷模。通过这三篇文章所举的实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个科学“权威”在误导、蒙蔽、欺骗政府，他们并且利用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较低、对院士存在盲目崇拜这个事实，肆意愚弄人民。有这样一批人来统治中国的学术界，难怪中国的学术腐败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

应该指出，中国院士道德水准低下并不限于本系列所举出的九个事例。其他如张光斗院士在黄河三门峡大坝、长江三峡大坝决策中所起的作用，陈竺等22名院士人趁SARS混乱之机要挟政府、意欲另建科研资金分配体系、王大中院士参与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等等，并没有在本系列中论及。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院士的腐败程度远远不止于已经揭露的这些，它甚至要大大地超过人们的想象。最近浮出水面的中国院士欺诈40亿元人民币大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士” 阶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士” 是干什么的呢？他干四件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现在的院士，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这个传统完全背道而驰：他们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让他们“为天地立心”？他们不懂！让他们“为生民立命”？他们不敢！让他们“为往圣继绝学”？他们不会！让他们“为万世开太平”？他们不屑！他们的追求只有“名利”两字，为了名利，这些人什么样的事都肯干，什么样的脸都肯丢，什么样的手段都肯使，什么卑鄙下流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年轻的时候读《离骚》，总是对屈原的悲愤绝望感到不解。今天读《离骚》，我不仅理解，我还有强烈的同感和共鸣。“众芳之芜秽”，“众皆竟进以贪婪”，“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这是在说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吗？不，这是在说中国目前的学术界。

据说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临去世前，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xxxx，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这四个“S”与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对应：“投降”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屈服”发生在反右运动；在反右与文革之间，是苟活阶段；而经过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绝种了。

传说凤凰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然后从死灰中复活，获得永生，并且更加美丽。这就是所谓的“凤凰涅槃”。现在的中国院士，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涅槃后的产物，不过，与凤凰涅槃之后生命得到升华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在涅槃之后，灵魂发生了沉沦和蜕变：在经过第四个“S”之后，他们从渣滓中借尸还魂，从而进入了第五个“S”，这个S代表的是：SHAMELESS (死不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