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只是一个历史名字。西南联大的光荣历史，可以从各种途径得知，而我却是从我的公公婆婆口中，主要还是从我的先生的口中知道些情况，虽然都是些碎碎片片的回忆，却都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难能可贵。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由北大，清华，南开 三所大学共同组成一所大学，取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校长是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常务委员由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组成，校址选在昆明云南师范大学的旧址。西南联大在1946 年宣布解散，设立时间为八年整。 

我公公的老家是安徽黟县，一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那里的原居民有一个风俗习气，就是非常重视读书，家境并不富裕的人家，也要砸锅卖铁送孩子上学堂，当地还流行一句顺口溜：“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故所以，从黟县地区出来的人，哪怕是穷人，也都能朗朗上口地念上几句知乎者也，那里的商人也都与众不同，人称道为儒商。我公公的家境似乎也不属于堆金积玉的富埒王侯，大概是清廉小康的乡村人家吧。

抗日战争时期，我公公是个高中生，跟随着一所国立中学逃难。当时，在战乱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支持中学的教员和学生，帮助他们找庙宇或者其他房舍上课，一路从安徽往湖南等地迁移。在这种艰苦的逃难途中，政府仍然举办了全国性的高考，公公考上了西南联大。那时国难当头，国家经济一败涂地，逃难的民众更是穷困潦倒，哪来的银子供孩子念书？尽管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是非常重视学术，尊敬知识分子，由政府支援借款给穷学生，那时叫“贷学金”。“爸爸，后来你们学生还了这笔学费吗？”我问，“没有，后来这笔学费不了了之了”，公公回答。

抗战时期，美国支援国民政府军队，在昆明和印度之间，建立了一条运输航线，称为“驼峰航线”。美军飞行员从印度运输物资到云南，往返于驼峰航线。驼峰航线建立在崇山峻岭之间，海拔很高，云雾缠绕，视线迷茫，飞行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操作，危险是不言而喻的，很多飞机在半途就出事摔下来，从后来的飞机舱里俯视观看，驼峰航线上的飞机残骸形成了一条白色的带子。

由于美军援助，需要大量的翻译工作者，国民政府号召大学生休学一年，参加抗战，保留学籍。我公公的专业是英美文学，更是义不容辞，他当上了翻译。这批学生先坐上那可怕的驼峰飞机到印度，然后担任美军翻译，协助美军训练中国驻印度士兵驾驶，学会开车后就驾驶着美援的汽车，装满物资，开回云南。我公公驾驶车辆回云南时，路上翻车了，滚到了山脚下，幸亏是个小山坡，没有丧命。

为了纪念西南联大学生的抗战从军事迹，政府制作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琢了所有联大参加抗战从军的学生名字，这块原始的石碑安放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的旧校址，后来又复制了三块，一块放在北京大学，一块放在清华大学，一块放在南开大学。 

我公公大学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在昆明的一所教会中学教英文，邂逅了一位美丽的云南姑娘，她就是我的婆婆。我公公身材瘦高，玉树临风，带着玳瑁框架眼镜，风度翩翩，很吸引女学生。后来公公去北京工作了，婆婆为了追随她的老师，十八岁的云南姑娘，竟然勇敢地离开昆明，离开了她成长的故乡，一人北上，寻找她的爱。

我婆婆的舅舅当时是燕京大学的教务长翁独健，他建议我婆婆考大学，1950 年，婆婆考上了燕京大学外国文学系，和她崇拜的老师成了事业上的伙伴。

公公在世时，经常和我们唠叨西南联大的几位同窗好友，一位叫老迷，一位叫刷子。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三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故事。公公说，当时这些学生都很穷，出门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学生宿舍里只有一条裤子勉强拿得出手，于是，谁出门谁穿它，这三个同窗轮流穿，如果这条裤子还在，我要把它捐献给历史博物馆。西南联大英美文学系的学生都是中国英文专业的老前辈，大学的英文教授，他们参加了修订《新英汉词典》的工作。

父亲节，此文谨献给我的公公和西南联大的前辈。

致谢马黑兄提供照片和参考资料。

西南联大毕业证书

西南联大校门

西南联大教室

西南联大抗日从军学生纪念碑（在清华校园的副碑）

碑上我公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