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家的下场

—兼论“恶必蠢”律

一

世俗以成败论英雄，儒家以道德为标准。俗话说成者王侯败者寇。其实寇无论成败永远是寇，成了王侯甚至得了天下如秦始皇，依然是寇。或说“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这是假话，历史上从来没有“讲秦始皇好”的一派。这一派是在五四以后价值观严重混乱颠倒后才出现的。

政治和制度之恶是人世间最大的罪恶。秦始皇极权暴政，罪恶滔天，焚书坑儒，影响恶劣。“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焚书运动，和继之而来的项羽火焚阿房宫一起，对中国古文化造成毁灭性的空前破坏。同时，秦氏模式的统一，也是历史性的倒退和犯罪。（理由详见东海《君主制之思---兼论统一的模式和善恶的传染性》一文，那是本文的姊妹篇。）

秦始皇自己身死野外，罪有应得，秦氏家族被灭族，势所必然。多数作为帮凶的文臣武将，或死于非命或被赵高秦二世灭族，也是咎由自取。

古人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然而，飞鸟狡兔尚多的时候，吕不韦这张良弓和白起这头走狗，就被秦家毁弃了。

秦始皇可以说是吕不韦一手“策划”出来的。吕不韦，战国末卫国濮阳人。原为大商人，在赵都邯郸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认为“其货可居”，因入秦游说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秦庄襄王继位，任为相国，封文信侯。秦庄襄王卒，秦王政年幼继位，是为秦始皇。

吕不韦继任相国，被尊为“仲父”。门下宾客三千，家僮万人，汇编了传世巨著《吕氏春秋》。他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有重大贡献。后因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让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恐诛，乃饮鸩而死。吕不韦是杂家，并非法家，但他“策划”和成就了秦始皇，落此下场也不冤枉。

白起，芈姓，白氏，名起，楚白公胜之后，故又称公孙起。战国四将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王翦、廉颇、李牧），白起指挥许多重要战役，大小70余战，没有败绩，杀人如麻，号称“人屠”。

综《资治通鉴》所述，武安君白起一生拔城八十六座，杀人一百余万：长平之战共杀人四十五万，连同以前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攻楚于鄢决水灌城淹死数十万，攻魏于华阳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卒二万，攻韩于陉城斩首五万…这是一张很不完全的白起杀人账单。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据二分之一。

《史记白起列传》介绍了白起被秦昭王逼迫自杀的故事，兹不详说。临死前白起承认自己该死。“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二

秦氏王族中，最优秀的人物是太子扶苏。他与秦始皇相比，颇有远见，略为宽容

因多次劝谏秦始皇和反对坑儒而被外放，“北监蒙恬于上郡”。世人都以为扶苏有仁德，甚至有学者认为扶苏是儒家。其实扶苏虽持政治异议，与秦始皇的极权立场和本质并无不同，父子矛盾，属于秦法家内部“两条路线”之争。

关于这位太子的资料太少，但从两点足以论定他绝非儒家---最多只能说他对儒家有些同情。他对秦始皇的谏语是：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扶苏反对坑儒的原因，一是“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民心不稳；二是“诸生皆诵法孔子”，绳以重法，怕引起天下不安。都是为极权利益考虑。

如果说这是谏术---面对秦始皇不能不这么说，那么，扶苏的自杀则是毫不负责任、毫无儒家味的。他开发秦二世使者带去的书信后即欲自杀。《史记-李斯列传》载：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蒙恬说得很有道理，可是扶苏不听，还是自杀了，司马迁说“扶苏为人仁”。按照儒家标准，扶苏这么做，既不孝也不仁，对家国、对父亲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太也懦弱愚蠢，死得轻如鸿毛。后世“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之邪说，与扶苏“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这个说法，可谓一脉相承。

对于父亲，儒家有“小杖则受，大杖则逃”之说。象舜的做法才是正确的。“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下过，则受罪。”（《史记》）

丛林性和逆淘汰，是极权社会的特征，极权政治内部同样有此特征，甚至变本加厉，对善良零容忍。扶苏被外放和被赐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扶苏素有贤名，后来陈胜吴广起事反秦时，因天下尚不知扶苏冤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易通达），就曾伪称“公子扶苏”起兵，作为号召。

三

秦始皇本人对秦氏贵族和多数文臣武将虽刻薄，毕竟没有大规模迫害诛杀，赵高和秦二世可就不一样了。秦二世在赵高的谋划、李斯的配合下登了基，担心朝中大臣和各地官吏不服，诸兄弟与他争位，悄悄与赵高商议。赵高给他出了个主意：

“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

秦二世非常赞成，乃更改法律，在原来严刑峻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严峻化，指令赵高对包括蒙恬蒙毅兄弟在内的文臣武将和秦族公子大开杀戒，“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公子高准备逃跑，又恐家属被族，只好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胡亥准其请求，公子将闾昆弟3人，被迫自刎。据专家考证，秦始皇共有子女33人，全部死于非命，而且多死在胡亥手里。

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大乱。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劝秦二世停止营建阿房宫和减少四边戍卒转运。秦二世把他们交给执法之吏追究罪责。

去疾、冯劫倒颇有志气，说“将相不辱”，自杀了。

李斯被囚，二世二年七月被腰斩咸阳市。临刑前，李斯回头对与他一起被抓的中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相对痛哭，被夷灭三族。

李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种文人中最坏的坏种，完全不值得同情。仅凭其焚书坑儒的建议，便是难逃天谴的大恶。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风起云涌，秦二世很不高兴，多次嘲笑指责李斯，李斯恐惧，贪重爵禄，于是顺从二世的意思，上书建议秦二世“行督责之术”，“灭仁义之途，绝谏说之辩”， 独断于上，“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史记》）

这封上书全是丧心病狂之言。但秦二世高兴地采纳了，“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这样一来，秦民益骇惧思乱了。

很快，秦二世也被赵高干掉了。其实，秦二世若有正常人的智力，在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就该提高警惕了。可是他直到临死前，对赵高仍毫无怀疑。赵高精心设计了一场宫廷政变，命令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去杀秦二世。知道是丞相（赵高）所为后，他还傻乎乎地提出一个又一个要求。《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是描述：

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原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原为万户侯。”弗许。曰：“原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秦二世与赵高勾结，为了夺权叛父杀兄，为了维权又大规模屠杀秦家兄弟（诸公子）和文武老臣，残忍凶恶，做了三年傀儡皇帝，最后死于他最信任的赵高之手，可谓死得其所。如果死于别人，未免对不起他。

赵高杀秦二世后，立二世之兄子子婴为秦王。之所以不称帝，是赵高认为当时六国各各自立，秦地越来越小，不可以空名为帝。没几天，子婴刺杀了赵高，并且“三族高家以徇咸阳”，灭了高家三族。

子婴当秦王四十六天，刘邦破秦军入武关，派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一个月后，诸侯联军结集，项籍是联军的秘书长，杀了子婴，灭了秦族。秦氏贵族享受了秦始皇统一带来的短暂的荣华后，都高度一致地付出了生命代价。

秦孝公以来，无数人为秦氏王朝的统一事业奉献了生命，无数人主动或被迫、直接或间接地充当了秦始皇的帮凶，而被秦王朝直接害死的中小型帮凶无数无量。如秦王陵大大小小的监工，最后都与无数工匠一起被灭了口。据《史记》载：“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秦始皇本纪》）

《史记》载，赵高在动员李斯与他合谋另立胡亥的时候，说过一句话：“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可见，历代秦王朝都刻薄寡恩，被免职和罢去的丞相功臣，“皆以诛亡”，都没有好下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黑暗的深渊里没有赢家，一个也没有。文化邪恶和政治罪恶共同制造了这一段玉石俱焚的历史黑暗，空前而不绝后，后继有人。

四

说秦法家，商鞅是无法避开的。商鞅是秦孝公的人，与秦始皇不同代，却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强大的军事和思想基础，属于间接帮凶。关于商鞅，苏轼《商鞅论》值得一看。

苏轼先引《史记》的评说：“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人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然后加以否定：“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指责司马迁把游士的“邪说诡论”当作信史写进了《史记》。

苏轼指出：“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

意谓秦国本就是天下强国，秦孝公也是有志君主，修其政治刑法十年，不为声色犬马游乐腐败，即使没有商鞅也能富强。秦国的富强是秦孝公抓住根本发展生产的效果，不是商鞅流血刻骨的暴政之功。后来秦王朝遭到人民痛恨，就像痛恨豺狼虎豹和毒药，一夫发难天下响应，秦亡国灭种，乃是商鞅造成的。

东海认为完全否定商鞅变法的效用，也是不公平的。不过，必须说明，这是烈性壮阳药壮起来的“大”，这种强大是建立在浓浓血腥累累白骨之上的，危险重重。这不是功劳而是罪恶，而且后遗症极大。

很赞成苏轼把司马迁“论商鞅，桑弘羊之功”定为“大罪”。苏轼认为汉武帝及后世某些帝王阳儒阴法，对商鞅和桑弘羊阳讳而阴用，与《史记》的影响不无关系。（说明一下，桑弘羊与商鞅有异，兹不详论。）

东坡进一步指出，用商鞅之术，必然“导致灭国残民覆族亡躯”的结果。世间君主们之所以乐于采纳，是因为其术简单便捷，便于“以天下适己”--让天下人为自己服务，让自己舒适，因此贪图一时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东坡说：

“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汙口舌，书之则汙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夫尧、舜、禹，世主之父师也；谏臣拂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所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其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商鞅推行反人道、反人性的严刑峻法，“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最后作法自毙。

人並不是達到别的什么目的的手段，人本身就是目的。这是中西良性学说的共识。儒家以仁为本，为最高目的，而仁是人的本质，肉体和意识作为现象，与仁是一体的。尊仁，必重人。而反儒就是反仁，也就是反常道、反人道、反文明、反社会、反人类。

东海曾经提出一条铁律：反儒必反常。反儒的政治必邪恶，反儒的社会必野蛮，反儒的时代必黑暗，反儒的势力必反动，反儒的人物必有缺，不是缺德就是缺智。法家把人当作工具，严刑峻法，草菅人命，是因为认人之本性为恶，其原则错误和反儒思想深藏在其人性论中。正如苏轼所说，采用商鞅之术，必定先要鄙薄和嘲笑尧舜禹汤。

五

法家的农战政策、严刑峻法和战时体制，与民为敌、防民如贼的治国方针，就像烈性壮阳药，虽一时有效，但必然导致越来越强烈的反弹，不断为自己制造敌人。

庄子说“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剋是克的异体，剋核即克核，苛责。不肖，不正、不善。过于苛责或逼迫，别人就会兴起恶念报复。法家暴君暴政，可不仅仅“剋核太至”而已，制造大量暴民、遭到加倍回应是必然的！

防民如贼与民为敌，一定会变民为敌。“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民意比起川水来厉害多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得越久，溃得越凶，一旦破闸而出，将无坚不摧，天地变色。政权与民意，局部看政权是石头，实质上民意才是石头，政权只是鸡蛋。暴秦的暴起暴亡，法家有“大功”焉，尤其是韩非。

韩非是法家集大成式的人物。法家中，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子将法术势统一起来，为极权政治和独裁者打造了一个完美的工具。

韩非子主张，君主应该拥有绝对权威，集天下大权于一身，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加君主极权的国家。还有，全民动员的农战政策所带来的短期效益，信赏必罚、连坐告奸所产生的舆控力量和君主权威，对于野心勃勃而急于功利的秦始皇，吸引力比任何学说都大。

韩非还为君主极权主义找到了形上依据。熊十力指出：“韩非主独裁，主极权，其持论亦推本于道，故曰‘道不同于万物’乃至‘君不同于群臣’，又云‘道无双，故曰一’，又云‘明君贵独道之容’，此则于本体论上寻得极权或独裁之依据（熊十力《韩非子评论》）。

其实韩非的说法似是而非，割裂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即道与器的关系。道是“一”，不同于万物，不错，但更要知道，道不离乎万物，道在万物之中，离开万物，便无道可言。易言之，这个“一”并非独立于万物之上，而是“一归万物”。

儒家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尽其责。法家则一味强调君威君权，臣民只是君主的工具，只有服从的义务。“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这是《韩非子》的开头，邪恶之气扑面而来。

儒家对法术势和暴力并不一概反对。儒家刑法的严峻程度也很高，权道包括术势，汤武革命就是暴力。唯儒家强调法本乎礼，权（权术）本乎经，力本乎义，一切以仁为本。法律也好暴力也好，都不允许摆脱道德的制约，挂帅的必须是道德。

法家错就错在违仁背义，灭德反智，唯崇法律和暴力，如韩非说：“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这三句话是韩非思想的根蒂，其一切知见、论证和主张，无不归结于此。

韩非没有机会为秦始皇所用，但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秦始皇。秦始皇初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的学说得到了秦始皇的高度赞赏和深度实践。统一之后焚书坑儒，虽出自李斯建议，皆本于韩非《五蠹》篇。韩非子无疑是秦政的文化帮凶。为老同学李斯所害，可谓天理昭昭，自作自受。“发明”、鼓吹和传播歪理邪说，属于大妄语业，报应很重。

韩非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了解非常透彻，“政治智慧”颇为独到，为君主考虑谋划得万般周到，在法家序列中其见识是最高的。《孤愤》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以烛其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以矫其奸。”

可是，他未能明察、烛见李斯的阴险奸诈，终究智术有限。或说韩非是因为李斯是老同学才十分信任不予防范。殊不知韩非子主性恶论，认为人性难与为善，其书随处把人当做坏物看，如防蛇蝎，如备虎狼，即使夫妇父子不足相信，何况同学？同学而不了解对方性情，盲目信任，终究是缺乏慧眼，缺乏知人之明。

或称赞商鞅韩非李斯们是帝王师或帝王培训师。大错。伊尹傅说周公才是帝王师。韩非是政治盗贼、极权暴政的培训师，商鞅李斯之流则是狗头军师，彻头彻尾的贼奴，俗话说的狗奴才，《韩诗外传》说的“国贼”。《韩诗外传》说：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谓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是谓次忠也；以谏非君而怨之，是谓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达义，偷合苟同，以持禄养者，是谓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可谓大忠也；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也；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也；曹触龙之于纣，可谓国贼也。皆人臣之所为也，吉凶贤不肖之效也。诗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老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国师”是老师之师、君主之师和国家之师，责任更加重大，更应该传真道授正业解各种迷惑。如果“国师”传歪门邪道、授魔鬼之业、增世人之惑，恶果特别严重，罪业和果报也特别大。商鞅韩非李斯们的下场就是证明。他们培养和引导出来的政权和政府，堪称当时天字第一号的恐怖组织犯罪集团。

法家邪说暴政毁人不倦，既毁害他人、毁坏社会也毁灭自己。在野蛮的丛林，法家实践或可收一时速效；随着全球性的文明发展，文明正义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这类邪说的实践效果会越来越差，而自身毁灭的速度则越来越快。

六

爱好欺诈擅长骗人者，时间一久，也会把自己蒙蔽了，置身于火山之上，还自以为稳如泰山，自以为可以永远一手遮天，东方不败。法家大腕们当然都很精于算计擅于钻营，可是，终究是小处聪明大处愚蠢，表面聪明本质愚蠢。苏格拉底说过：聪明与智慧的区别就在于智慧中还含有美德。然哉然哉，中西同然。

由于迷信权力、暴力和阴谋诡计，被权力暴力消化了智力，被邪知邪见阴谋诡计遮蔽了智慧。普通人都能预料的后果或能看见的危险，法家大腕们往往视而不见。商鞅以他的刻薄暴虐和严刑恶法，把自己变成秦国的全民公敌，从贵族到平民，无不恨之入骨。临死前五个月，门客赵良已经直言指出其危若朝露的处境：

“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史记》）

赵良之言，至今读来依然字字惊心,给商鞅出的主意，也属对症之药，可是商鞅就是无动于衷，不肯听从。如果是防不胜防倒也罢了，商鞅是不作任何防备工作，狡兔三窟，他一窟也没有（封地商属于秦国，随时可能被收回，而且地狭人少，人心不附，毫无安全可言。）而依旧骄横贪财独断专行耀武扬威。商鞅一再强调“民弱国强，民强国弱”，铁血推行“弱民”政策，自己也变成了弱智。不到半年，秦孝公去世，他就大难临头了。

秦惠文王即位，公子虔门下有人指控商鞅谋反，便派官吏前去捕捉。商鞅逃往深受其害、深受其骗的魏国，当然被拒纳，还把他送回秦国。商鞅只好与他的门徒来到封地商於，起兵北攻郑县。秦军进攻商鞅，将他车裂分尸，尽灭其家。《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说：

"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身死车裂，灭族无姓，其去霸王之佐亦远矣。"

更加愚蠢的是赵高。王夫之说：

“秦之所殄灭而降辱者，六王之后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县之民也；而剸二世之首，欲灭宗室，约楚降而分王关中者，赵高也。故怨在敌国，而敌国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祸必发于小人。故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圣人且难之，况中主以降乎！

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测也，刚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项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尽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寝处其皮也，使高灭嬴氏之宗，开关以讲于诸侯，岂能免于刀俎，而况受纳地之封乎？则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与秦相终始；以愚者料高，而亦决其与秦同齑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徼幸于一得，岂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觉哉？明而熟于计者，未有谓为且然者矣。祸福之外，有无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无方之谲焉；俄顷之闲，有忽变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无所不逞，而后君子莫能为之防。故圣人且犹难之，诚哉其难之也！‘濡有衣袽，终日戒。’终日者，无竟之辞也。舍禔躬慎微而求驭之之术，不堕其阱中者鲜矣。”（《读通鉴论》）

小人都是利益主义、利己主义者，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置个人利益于他人、社会、国家和一切之上。但在关键时刻，小人往往犯糊涂，不仅违反道义，也违背利益和安全两大原则，暗暗算计他人，明明坑害自己。在旁观者眼里，简直莫名其妙愚不可及。

象赵高，任何人都万万料不到他会作出“剸二世之首，欲灭宗室，约楚降而分王关中”这种决定的。只要不是傻子就能看得出来，这么做与自残自尽自己找死无异。“项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尽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寝处其皮也，使高灭嬴氏之宗，开关以讲于诸侯，岂能免于刀俎，而况受纳地之封乎？”因此，小人之心，愚者不能料，智者亦弗能测。聪明起来了不得，愚蠢起来更不得了。当局者迷，迷到赵高这种程度，惊天地泣鬼神啊。

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东海曰：恶人必鄙，必无远谋。秦始皇号称雄才大略，其实毫无知人之明，越老越糊涂，居然信任赵高、李斯这种人，给他们托孤托国，还奢望什么千秋万世，活该秦朝二世而亡，秦家绝嗣灭族。当然，除了赵高李斯辈，他也无人可托。法家朝廷上本来君子罕见，经过焚书坑儒，就更难求了。贾谊在《过秦论下》曾分析秦王朝短命的原因说：

“秦王足已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

“秦王足已而下问，遂过而不变”，不就是愚蠢吗。雄才大略云乎哉。

注意：法家有两种，一种是重道德的法家，如管子，“假仁假义”，导出的是霸道政治；一种是反道德的法家，即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秦法家，违仁悖义，导出极权暴政。这一种法家才是法家之正宗。

七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智伯灭亡的故事开始。他深刻指出：“智伯之亡，才胜德也。”、“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商鞅李斯秦始皇这些法家大腕，不仅仅“才有馀而德不足”，而是灭尽良知缺了大德，覆家灭族和灭国是必然的。

崇拜暴力及阴谋权术者亡于暴力及阴谋权术，人祸的制造者必遭恶报，必有大祸，不祸发自身，必贻于后嗣。这就是报应，这就是天理的公道。最令人感叹的是，多数秦法家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真可谓恶人自有恶人灭。

把眼光拉长，人类有史以来，凡是大恶大凶，无不下场悲惨，绝嗣灭族者史不绝书。黄巢张献忠洪秀全之类盗贼或绝嗣或灭族，桀纣隋炀帝之流暴君家破国亡死于非命，西方也一样，希特勒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虽然猖狂一时，最后无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历史的教训何其深刻，历史的经验有待吸取啊。

从世俗角度看，他们哪一个不是聪明绝顶才智超群的？他们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无不自信满满，自以为可以“与天斗”与历史规律斗，可以不受因果律的制约。实质上都是蠢材。

秦法家及其帮凶的命运和下场证明了两个定律：恶必蠢和恶必苦。

恶必蠢。邪恶之人都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恶的程度越高时间越久，越蠢，下场越悲惨。

恶必苦。邪恶之人，纵有表面荣华，必然心灵凄苦，纵然一时辉煌，难免下场悲惨凄凉。所谓占小便宜吃大亏，亏心，丧心，最后丧命。相对生命的宝贵和良知的高贵，一时的荣华富贵，仍不过小便宜而已。他们就像赌徒，无不小赢大输，输掉的往往是自己的性命，甚至整个家族和子孙后代。

还可以延伸出另外两个定律：恶必丑和恶必伪。

恶必丑。剧毒的花朵或许娇艳，邪恶的东西（包括人物事物）必然丑陋。俗话说：三十岁之前的容貌父母负责，三十岁之后的容貌自己负责，是有道理的。有些人少时英俊，越大越丑，与其心灵的恶化密切相关。牟宗三说过：现代中国人是有史以来最丑陋的（大意）。这种丑陋，包括品德和容貌。

恶必伪。诚的境界极高，小人望尘莫及，何况恶者。古今中外所有邪恶人物和势力一定虚伪，一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一定要搞阴谋诡计耍鬼蜮伎俩，一定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秘密。

四个定律从负面证明着良知律。一、快乐是良知四德之一。（良知四德：常乐我净。）良知泯灭，内在的平安喜乐亦不可能；二、良知是大德也是大智，是德智的高度统一。丧心必然病狂，缺德必然缺智。“恶必蠢”倒过来也成立：蠢必恶。良知知是知非，只要是人，即使没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也不可能完全分不清基本的是非善恶。如愚蠢到崇拜秦始皇及其帮凶们的程度，必非良善，必缺德丧心。

三、真善美，三合一。良知至善至真，也是至美大美；四、《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这个诚，就是良知本性。其实，因果循环和善恶报应，就是良知律的体现。良知律告诉我们：

恶没有赢家。通过损害他人和社会利己，通过恶的手段和方式获得到的“东西”，

无论是利益，特权还是政权，都是脆而不坚、坚而不久的，最终害了自己。

善才能双赢。儒家内圣外王，正是双赢、多赢之学。内圣尽己之性，是自立自达和成己，成就自己良知辉煌；外王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是立人达人成人成物，成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多层次全方位的和谐。成己和成人成物，相辅相成，圣王不二，内外一体，双赢多赢，统归于仁。而反儒的学说、人物和势力，罪恶极大，恶报也极大。这是被历史和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的。余东海2012-4-20 于南宁

本文选自于东海儒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