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恭親王奕□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以上三位大员，我想没人会认为他们是亲团派，这些大员在镇压拳团和其他反洋活动时都不曾手软，但就是他们，在镇压之余也还是看到了事物的因果，只是害不及身，并不打算施力改变。在拳变前教会已遍不各地，而其所到之处不但四处占地建堂（多为强抢），且各堂大多装备快枪甚至大炮，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教徒入教后就不在向国家交纳税务，如山东清平县，有左、王两族大地主，钱粮占全县之半，他们加入天主教后，不缴漕征，高利剥削平民，不但如此有些地方教会甚至向当地民众中的非教徒收税派差“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如“山东州（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在司法上就更不用说了，其不但通过官府镇压，还私设公堂，如山东省汶
上县教民在外国传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不但无权处理违法洋人，连教徒也不行，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这些教堂简直成了国中之国，夺中国地，抢中国财，养中国人，成西洋军。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法国侵略越南，在华传教士竟教唆华籍教民叛国，他们对教民说：“你们奉了天主教，就是我法国人。现在大理教堂来信，我法国兵到福建、越南……叫彼此接应，将来要用你们。”事实上因为完全不受中国法规制约教会和教徒可以说良善之人实在不多，在拳变前大批的中国非教民，被他们略夺，欺压甚至杀伤，而根本无人关心。

3对国人的滥杀

袁先生在例数了洋人和教徒的损失后，终于想起了国人的损失，不过只限于拳团造成的，他首先提到了火烧大栅栏，这确是个惨剧，此事的惨状袁先生说了，那我就说说他没说的，应该说这次大火是拳团起事中最大的一次错误，当时大栅栏一共被烧了两次，大栅栏德记药房是北京一家洋人所开专卖西药的药房，拳团入京后洋老板躲了，但店确未关，一些拳团经过问明原由，一时血气便把它给点了，可大栅栏店挨点，火一起可就不是烧德记一家了，听袁先生的话说“匪禁水会救火”，这话不假，但他老先生却没说，这个匪禁水会救火是在火烧德记时，而当大火真的蔓延开来，拳团不但不阻还参与救火（只是手段差了些，初时以作法为主），这火烧了三天，可说是损失巨大，是在对火不很了解情况下乱放火的结果，我一直说在各地拳团中北京拳团是最糟糕的，在整个拳团运动中好作用最少，反面作面最大,我曾说过袁先生文中对的地方曲指可数，这应该算是一处，但后来袁把此事和对教民的清算，甚至大战后的全部损失连起来算就不象话了，有关对教民的清算因大火与居民冲突造成的错案有一些，把这部分和火事同算没什么，但把所有的都算上就不对了，因大批被清算的是确实的教民，而有关教民和一般人的区别不是我划的，他们有别于一般人的这一特征，是由不平等条约以法的形式确定的，并在好处多多时被长期行使。而战后的损失连算更不对，因大量损失是由联军造成的，怎能一起算，不提战后的烧杀抢掠，仅在战中，火灾区几座未被烧毁的重要建筑多为联军炮火所毁，如正阳门箭楼及城楼被，另外天安门，正阳门，钟鼓楼等重要建筑也均被炮击，其它的就更别说了。

袁认为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他老人家居然还表示出对民众的同情，真是难得，但他没看到民众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恰恰是因为，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冲突，而是实在的利益冲突，反团者们几乎无一例外的热衷于，把所有或其码大部分引发拳变的原因归于文化和宗教，而对大量直接的冲突避而不谈或极力淡化，因为如不这样，那他们的所谓理论就连他们自个都说服不了了。

4慈禧的骨头过硬吗？

袁公在文中大叫：“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我对这老妖从没好感，如真有人替老妖遮掩我想我会和老袁一起骂，但我们的教科书并未给老妖什么好脸，对其专制也没少数落，只是没把八国入侵这一滔天大祸算到她头上罢了，事实上也是对的，因为老妖有一万个错，但八国入侵确不是他的错，因为其和其手下的官员，多年来一直对洋人和洋教的横行少有干涉，在国家发展上也很少上心，以至每每为洋人所败，对忍无可忍的民众却一向是毫不手软的镇压，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之祸，老妖难逃则任，但问题是以袁先生一贯的思路，他这个责显然不是替民众追的，不信各位往下看。

袁首先大讲了一通拳团的毛病，接这就拿出一系列所谓明智者剿团的进言，最后指出老妖充耳不闻，看到了吧，袁先生所谓老妖责任不是因为她不能保民，而是其剿民不利，说到这点老妖是真冤，因为早在拳起前，对各种反洋活动，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清及老妖从未手软，拳团这次也并无例外，从拳团兴起后，清就从没停止过对拳团的围剿，拳团起于一八九八年十月，一八九九年六月官府就开始捉拿其首脑，八月暴发了武装冲突，此后互有胜败，后来被袁指责杀洋的毓贤此时尚在山东，因地方部队不利，其派省府马步军各一营助剿，在拳团的发展过程中，各级官军的围剿就从没停过，在一九零零年四月西方各国下了通牒后，更是动用了中央一级部队围剿，如果说有所松动的化，那就是其初时只打算镇压已采取暴力行动的拳团，对只求自保，尚无主动行动的拳团，则打算劝抚，这从主观上是清和老妖不想过大扩大打击面，客观上也是合理的，而洋人认为应无论是否有行动，全应剿灭，按袁先生的想法，反洋就该死，洋人开了口就更该死了，其他的就不要管了，不杀又或是杀的慢了，杀不过来了想多容会公夫，杀的不够多了，杀累了想略歇一会，那都是罪该万死的，老妖该死这没错，但袁先生这样的指责她是冤枉了她的，因为袁不是在指责她妖，而是在指导工指责她不够妖，袁先生要求的标准太高了，能达到的怕是连狗都没几条。

接这袁又指出，连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并指出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真是谢天谢地，他老人家总算又想起时间来了，他还知道下诏与各国宣战是6月21日，但在这我要提醒，五月底敌海军就闯入我海疆，并不断向各处派兵，在八国联军组成前，已有数千洋兵未经允许进入京津，而六月十日八国联军已发兵进京，6月16日要求大沽守军投降，因守军不从于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看到了吧，对八国宣战时，联军首先开火攻占我炮台已四天了。其非法入侵我国也已一个半月了（清放松围剿拳团大批入京就是在此期间），这到底是清想和八国作战还是八国想和清作战，是清向八国宣战还是八国不宣而战，我想会数数的人应该都不难明白。袁先生说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实实质是掩盖了专制统治者的罪恶。这是极端不严肃的。我也想学学嘴说一句，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实实质是掩盖了时间的先后和因果，掩盖了侵略者的罪恶。更是极端不严肃的。

5袁的史料运用严肃吗？

袁先生一谈到史的严肃就一发不可收，以至专拿出一节来说，其首先以“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这一歌谣为突破，提出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31]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这首歌谣中的“遍地红”、“保国逞英雄”这样的语汇，从思想到用语都与现存文献不符，倒很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团的歌谣。我也是个孤陋寡闻的人，我没有条件去翻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事实上因拳团的分散和组织相对无序，加之很快被镇压，其留下的传单之类其代表性本身就不可能全面，很多是以后人传记，而非实物形式存在的，但袁先生言根本不足为凭，却有问题，因其有固有疑，但其无难道就无疑吗？袁听到“遍地红”马上想到共产党，但红灯照也是红啊！而保国和逞英雄等词也不是近代才有的，要知道拳团以农民为主，平时这些人是说白话的，之呼者也是典行的文言，是知识分子行文冒酸时用的，而且就是这些人平时也是说白话的，当然我们都不是古人，在这一句半句话上纠缠是没什么用的，不过我手头就有一段这样的拳团宣言，是由当时的洋人记录的，应无太多变造，想来也范不上美化。

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

事实上我的感觉，由劳顿引证的这个拳团宣言，比袁先生纠缠不修的歌谣，更该入教科书，也更显革命。

除了所谓宣言之说，接这是把坛建在于谦庙的问题，这基本就是逗嘴，且无关紧要，对无大对，错无大错，大家自个想就是，我就不多说了，但袁先生有关自我批评精神的问题就一定要好好谈谈，通过上面的文章，大家应看出袁先生是个允满自我批评精神，准确的说应是允满中国批评精神（因为我并没看到他批自个），至于批评的如何，我上面说了很多，大家想来心中有谱。

袁先生举例说“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袁先生首先指出西库什教堂不是“侵略者据点”，而且围西库什教堂的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对于西库什教堂是否侵略者据点，这要看各位对洋教和教民的看没而定，袁先生把这些人看的就算不是天使也善良文明，自然得不出侵略者据点的结论，而有关这些人到底是什么鸟，我上面说的够多了，再重复实在是无聊，大家就根据自个的看法自判吧，而有关围堂主力，事实上根据史料，对使馆区的围攻以清军为主，但西库什教堂清军全布于外围，对其的围攻主要由拳团进行，这点在洋人事后的回忆中说的很清楚，而从攻击手段除刀矛外以抬枪，火箭，地道装炸药这点看，装备大量较先进的轻武器的清军，对围攻的插手就是有，也是十分有限的。

在批过后，袁先生开始赞了，一赞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慈禧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但其前袁还对把老妖下令给洋人送物资称为暗中，愤愤不平，大叫有令在光明正大，看来老妖的令，是光明正大还是伪要看是否有利于洋人）。这个东南各省的督抚公开声明就是所谓东南互保，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在与强大的敌人作战，而我们东南各省不但不支援抗敌，还与敌人搞和谈互保，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赞的，同样情况，多年后当强大的日本军人入侵我国时，那些不久前还互相算计，相互打杀的地方军阀，他们把自个的部队拿出来，与不久前的对手合作，面对强大的敌人血战到底，淞沪，台儿庄，这些战役有胜有败，其中也不乏冲突动摇，其手段战法也不乏混乱甚至蠢笨，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停止为了国家和民族与外敌战斗。这些后来的军阀与那些大员有很多不同，军阀的军队地盘是自个打下的，大员们的是国家通过任命给他们的，不同军阀间的隶属只存在于名义上，而大员们的对国家的隶属是明确的，但当国家受到入侵时，大部分军阀在为国而战，那些大员却在和敌人搞什么互保，这和后来的汪伪有什么区别，就算在同时代许多官员将军，如聂将军，他们也反团，但还是死战到底（但死后却被定罪），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些所谓的明智大员，和同时代的聂将军，及后世的那些军阀比，那点值得夸赞，倒是和后世的汪伪比多有相似。这些人的行为到底是该夸还是该骂，是该叫明智还是该叫混蛋，各位自个看这办吧。

袁先生第二赞的就是香港的教科书，而其所夸的大部分东西我们上面都说了，只有一件那就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1900年6月15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闻本国使馆卫兵将至，乘车出永定门迎接，为董福祥所部兵士杀死（大沽尚未开战，但敌已入侵半月，联军也已组建并出发五天）。1900年6月14日，克林德在北京内城城墙上曾下令枪杀义和团团民约20人（当时拳团和清军均未还击）。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天津后，继续向北京进犯。6月20日（敌占我大沽三天后）克林德乘轿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经东单牌楼时，又开枪寻衅，被清军虎神营士兵恩海击毙，恩海因此被捕。袁认为港的教科书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港的教科我没看过不好评，我也不敢说自个是个不抱偏见的人，我可以肯定的只是，袁先生抱的东西里是肯定有偏见的，而其史料运用，不要提上面各章节，就连这个专章，就谈不上严肃。

6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在《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这一节，袁先生提出没有救世主，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对此本人一百个同意，但问题是学什么？怎么学，其说：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而事实上这段话完全是空话，首先不论民间还是官方，都希望有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这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列强，我们想要但列强不会给我们，其说义和团对内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但我要问让一大群人不受中国法规制约，不向中国交税而向洋人交税，各地出现装备比政府军都好的武装教民，这难到是社会前进方向，允许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这个所谓和平倒底还有什么用？杀洋人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但这些洋人不论是强贩鸦片，还是置身法外的恶行，那条是人道文明的，叫洋人安安生生的建他们的国中之国，中国还谈何自身利益。我们在战败后损失不少银子，不错不打就不会赔那样多的款，可是不要忘了，当时洋人以法外之权吸收大批豪强入教，这些人入教后就不再向国家交税，并向非教民收税派差，长此下去，发展蔓延，每到一处更是强占当地土地房产，我们的仅此一项会损失多少，被躲走的会比赔款少吗？烧杀更不用说了，看看历史就会知道这些文明人的烧杀，到底是因为反抗还是因为其自身的贪婪和掠夺欲。

有关义和团是否避免了中国被瓜分，袁先生当然不认了，而瓦德西那段有名的谈话则被定性为个人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对此我想我们只能用资料来说话了。列强瓜分中国有三次危机，1900年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月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月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从“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国目前形势“获得领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体明确，并使个别具有领土野心、企图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强盗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义和团运动中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结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它需要说明和解释，即义和团运动为什么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呢？

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战场，即面向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前线战场和面向拥有武器的外国教会和教民的内地战场。拳民战斗的结果：在前线战场上迫使西摩尔统帅的八国联军在1900年6月16日公开承认，廊坊之战使“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迫使联军在6月20日发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种“认为北部战事即表明帝国之逼近瓜分的这种疑虑”。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曾就联军的失败写道：“这次试图援救（北京使馆）的远征军的戏剧性的事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它也许已经完成了什么别的冒险事业，反正它是永远地消除了那个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论点，即是说，一小队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了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横行，长驱直入，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这次强行开辟通向北京路线的失败的重大结果就是，对许多军事权威们来说，他们都深信，如果没有一支足以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事故的庞大的野战军，如果没有足以抵抗中国人所能纠集到的任何部队进攻的基地来保持畅通的通讯联络的话，那么首都北京就是目前所不可能抵达的。当中国人被彻底唤醒起来并且在实际上以无限的数目倾巢而出的时候，过分相信外国处理中国人抵抗的能力，就会有损于我们对面临的困难作出许多比较正确的估价的能力。”

在内地战场上，拳民在全国城乡各地展开了武装斗争，使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使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倒塌了，即便还存在一些也都岌岌可危了。所以，列强之中止瓜分中国，不是由于他们一时顿发善心，当时“中国列强争夺的最大的一块骨头。每个强国都毫无例外地想对这块骨头咬上一口”。只要能瓜分，他们就是要瓜分的就象对非洲那样。但不行，这是因为中国人表现出了旺盛的民间抵抗意志，瓦的想法决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见于对国内的上报，和其有类似想法的其他列强的代表也不在少数。

9月27日，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在抵达天津后也认为：“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如欲实行此下策，则后患又不可不防矣，然此似亦非易望者也”。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折中更认为，瓜分中国一事，“绝对不能实现”，且“系毫无益处之举”。他从这次拳民运动中看出“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中国群众“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生气”；在直隶、山东两省至少有10万人参加的义和团运动，其所以失败“只是由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

代表英国利益的赫德认为，“不管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割去，都必需用武力来统治”，而“整个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去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早晚会在各地表现出民族情感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做上算吗？根据这个利害得失的简单理由，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应被宣告为完全无用的”。

义和团运动不单纯是一个战争胜败的军事问题，而是一场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即使在京津沦陷，它的高潮看来已经结束之际，列强的代言人仍然认为瓜分是“完全无用的”、“毫无益处”的、并且是“绝对不能实现”的。所以，“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义和团运动以后，各国报纸再不喜讨论这个‘题目’了。”这些就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真实原因。这些也是那个香港英国贸易界重要人物怀特海德于1901年2月8日所宣称，这个“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巨龙现在仍然富有应变的才智”。他还说：“人们都知道，使用刀、矛等武器的人能够打败以后膛枪装起来的最好的正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确实很顽强，如果以刀、矛为武器的人以十与一的比例超过他们的敌人的话”。“因此，不论是我们，还是任何其他强国，都不能长久地控制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以统治中国，因为它的人民每隔五年就挑起一次大屠杀（应读作发动一次反侵略斗争）”。怀特海德这番话，不正是说明了在酝酿这场民族起义运动的反洋教运动初期中国的一位志士所说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的话并非空话，而拳民血战联军也产生了它应有的效果了吗？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不过有的研究者撇开义和团运动把这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例如，约瑟夫在他的著作中说：“自一八九四年以来，中华帝国崩溃的形势在政治范围内曾经是始终存在着的。瓜分不只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说瓜分被阻止了的话，那并不是由于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具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本领，也不是由于在中国的国家结构中具有任何组织特色。更正确地说，那只能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阻止了他们去达成瓜分中国的一致意见。”这是有名的列强矛盾阻止瓜分中国说的论点。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和奥托曼帝国的时候并非不存在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等等矛盾，然而它们却终究被瓜分了，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列强之间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可凭协商解决，不可克服的矛盾则是可以用战争手段去解决的。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到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列强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当地人民群众有效的武装斗争。在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和英勇战斗，才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的确不可能像他们瓜分非洲那样去瓜分中国。他们更不可能像英国人接收印度和俄国人接收中央亚细亚那样去接收中国”。再说，“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一相情愿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现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间的矛盾是怎样的不可克服，这堆肥肉最后被掠光吃尽的命运是不问可知的。在义和团运动迫使中国瓜分危机的形势缓解以后，1904—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者还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进行了战争。既然为了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那么为了瓜分中国领土，列强就不可能利用战争去解决他们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了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列强之间的矛盾曾经有助于缓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瓜分危机的话，那么，它也是以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战斗，杀敌致果为前提的，它只能构成一个伴随的原因。没有义和团运动这个前提，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它是多么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缓解瓜分危机，只能加速和扩大中国的瓜分危机。1897年11月德军强占胶州湾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一个再明显也不过的实例。

7 是革命粗鄙化还是文明奴才化

袁先生在《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这节中，把拳变问题与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等同，并把孙中山和陈独秀肯定拳团说成是出于宣传的需要，根是可笑，这些人是要宣传某些东西没错，难道他袁先生写这些不是为了宣传某些东西吗？问题是宣传的是什么，是对是错，说实在的，行文至此，以我浅见最该和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想等同的，恰恰是袁先生自个，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袁先生不是在正史而是在亡史，他的这篇文章在某些地方有另一个标题《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相应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这个题目往往是作为副标题出现的，我不知这个标题是袁先生还是他的同好加上的，以我的理解这里面的“我们”应该只限于袁先生及其同好自己，而不应包括其他人，其说“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与其行文相对，实在是相去甚远，改成“为了培育奴性的有媚外和自卑观念的现代洋狗，以利于打击中华民族和文明的事业，现在是制造谬误破坏历史的时候了”，可能更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