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本位的法家

法家讲法术势。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商鞅重法，韩非子则集法家之大成，为法家之正宗。

或说法家将道德法律化，大错。道德制度化、法律化的是儒家。法家恰恰相反，商鞅和韩非主张“不贵义而贵法”,“不务德而务法”，把法律与道德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有法无礼，有政无道。如此，法律难免沦为恶法，政治难免沦为暴政，哪有什么道德可言？

或说法家是法治主义，也不对。法家的政治实质是君主至上兼国家主义，其对法律的重视和执法的严肃，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君国利益，其法术势都是为君主及其国家服务的工具。法家主张法生于君，包括立法权在内的一切权力都归君主所有。本质上仍然是人治，“法治”完全成了一种手段，一种以国家为名义的暴力。

《韩非子》有这么一段话：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子说得很明白，法与术都是帝王的工具，可谓有法无礼，有术无道。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前期法家管子颇为重视道德的作用，如管子，在开篇《牧民》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著名的“四维”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谓颇有儒风---不过管子与儒家终究性质不同。儒家民本位，管子君本位。请看他“利出一孔”的主张：

“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财富），隘（限）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君本位思想暴露无遗。

法家有两种：一种是重道德的法家，“假仁假义”，导出的是霸道政治；一种是反道德的法家，违仁悖义，导出极权暴政。后一种法家才是法家正宗，如商鞅、韩非子、李斯、嬴政、赵高们。注意，霸道与暴政性质截然不同。霸道是“尊王攘夷”，暴政本身就是夷狄，夷狄中的夷狄。

或说法家是法律挂帅、法律本位，也不对。法家是君本位。对于君主来说，法律仍然是工具。君本位。就是时时、事事、处处为君主考虑，一切围绕着君主利益转，把君主放在第一位，法术势都是为君主服务的。李斯说：

“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故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

当时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大乱，秦二世多次讽刺指责李斯：身居三公之位，如何让盗贼猖狂如此！《史记》称“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书对曰”云云。其实“书”中所言，是李斯和“正宗”法家一贯的思想，不纯粹是由于恐惧重爵禄而阿谀讨好。秦二世高兴了，“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

以法家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君主权力最大又最不受限制，其它一切包括国民及其生命都被工具化。法家主张民可用其勇，而不可使其有智，主张以惩罚使人民恐惧，用物质奖励让百姓服从于国家的利益（事实上是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的利益），只有功利，不问是非。

法家强调“壹”。《商君书》中这个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什么“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圣王之治也，归心于壹而已矣”，“利出一孔者，其国无乱”，“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什么壹山泽，壹言，壹民，壹务，壹赏，壹刑，壹教，壹于农，壹于战等等等等。同而不和，整齐划一，一切以君主利益为依归。

法家是极端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以非道德、反道德的立场对待衡量一切，对道德价值持完全否定、坚决拒绝的态度，致力于“去道德化”，将道德摒出法律、政治、社会等一切领域，堪称彻底的“反道德主义”。

当然，法家反道德，反的是正常道德，儒家道德，并非完全不讲“道德”。只不过对道德有不同的理解，把“忠君”当做最高道德，也几乎是唯一的道德。此外，法家对一切伦理道德大加抨击、诋毁和剿灭。而法家提倡的“政治道德”尊君和“尚公”，恰恰是最不道德的。

儒家也尊君，但有条件、有限度，主张“以道制势”、“以道事君”，并坚持“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原则。法家正好相反，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完全站在君主以及国家的角度和立场考虑问题，一切为君主及其国家利益着想。

法家倡导的“尚公”与儒家追求的“公天下”性质截然不同。“天下为公”指的是政权来源于“选贤举能”的公选，是权力行使的公开公平公正；法家剥夺民众基本自由尊严和权益，“以天下奉一人”，名为“尚公”，实质上是最大的“尚私”，“尚”君主的一己之私，就像“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质上是最恶劣的私有制“权有”制一样。

法家提倡的“道德”，类似于毛时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所强调的“道德”，都是把真道德打到和消灭，然后以非道德、反道德的东西冒充道德，与真正的道德南辕北辙。

暴政诉诸于国民的贪婪之欲和恐惧之心，或可收一时之效，成一时之强，但由于不仁不义非礼，没有根基，肯定是坚而不久的。汪缙说得好：

“强于本者植，强于末者折。强于本者，开无尽之藏，塞无隙之窦，强于末者，尽其藏矣，隙其窦矣，此本末之效也。秦之强，本邪？末邪？刑赏农战，强之具也，道德仁义，强之本也，刚决刻急，强之末也。强之具藏之深则愈完，暴之急则速败，刚决刻急，所以暴之也。道德仁义，所以藏之也。古者藏刑赏农战于道德，道德威，藏刑赏农战于仁义，仁义张。秦孝公商鞅，知有强之具，不知有藏，以强立强，势已易竭。始皇李斯更从而暴之，暴之不已而具竭，竭之不已而具败矣，其卒尽于胡亥赵高也宜也。”（《绳荀》）

“藏刑赏农战于仁义”，就是以仁义为原则，以之指导刑赏农战等政治工作。仁义道德为本，刑赏农战为末。秦朝以末为本，政治“无本”，所以败亡也。

法家与西方法西斯款曲暗通。苏珊.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中写道：

“法西斯主义的戏剧表演集中在强权与其傀儡之间的狂欢交易，他们身穿统一的制服，人数呈现出不断膨胀的势头。其编舞术在不断的变幻与定格的、静止的、“雄性的”造型之间来回切换。法西斯主义艺术歌颂服从，赞扬盲目，美化死亡。”

歌颂服从赞扬盲目正是法家的思想要素，高崇军功与美化死亡亦本质无异。

公正地说，法家也有长处。相对而言，在“一人之下”的臣民层面，它比较注重法律的公开性、平等性、统一性和司法的严肃性、公正性。商鞅云：

“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韩非子云：“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这在专制特权社会难能可贵，值得学习借鉴。

余东海

注：本文摘自于东海著作《儒家文化实践史》（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