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中国科学的脊梁

　　当今世界，大概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迫切希望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4月12日，当一位中国科学家在太平洋彼岸捧得一项堪与诺贝尔奖相媲美的世界科学最高荣誉———泰勒环境奖时，却没有在国内激起多少涟漪。这位迄今仍然鲜为人知的中国科学家是谁？他所从事的是怎样的工作？我们对诺贝尔奖的魂牵梦绕，是不是出于一种叶公好龙的心态？

　　中国需要脊梁，中国科学界也需要脊梁。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脊梁是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那么中国科学的脊梁就是那些为中国科学的发展，踏踏实实做些事情的人。近日获得世界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奖的刘东生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泰勒环境奖由美国人约翰·泰勒和爱丽丝·泰勒在1973年创立，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管理，每年颁奖一次，获奖者可得到20万美元奖金和一块金牌，这项大奖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刘东生是获得这项大奖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学者。

　　曾听说，某国在每年固定的节日，臣民们会把国王置于天平的一端，在天平另一端放入黄金，直至两者平衡，最后的黄金量就是臣民当年的奉献。而要赢得泰勒环境奖沉甸甸的金牌，科学家需要在天平的那一头付出什么呢？
　　
50年痴情

　　黄土是刘东生先生的挚爱。半个世纪以来，刘先生始终痴情于黄土，从中寻找全球环境变化的故事，以及对当今环境问题的启示。

　　1942年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刘先生师承中国地质调查所著名科学家杨钟健进行鱼化石研究，曾获古生物领域颇有影响的马以思奖。

　　1954年，刘先生来到中科院地质所，从此与中国独有的黄土打起了交道。30年后，他和同事们拿出了一本被国内外同行奉为经典的专著：《黄土与环境》。

　　数百万年来，风将黄土从远方搬移到中国北部，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了厚厚的沉积层。在那本专著中，刘先生和同事们提出，一层层的中国黄土，蕴藏着二百万年来一个个的地球故事，从而在传统的海洋沉积物和极地冰岩心以外，增加了一种非常难得的环境变化标本：中国黄土，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后，刘先生和同事们开始解读中国黄土背后那一个个地球故事。在黄土中追寻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和预测未来。黄土研究已经为人类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诸如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沙尘暴的频频发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决策依据。

　　例如，他们的研究表明，黄土高原上从来就没有过大面积的森林植被。在一些黄土地区，树木难以扎根，即使种上了，过上几年也可能死掉。因此，环境治理必须因地制宜。

　　这些研究成果的后面，隐藏着巨大的艰辛。刘先生对当时的情形有着这样的描述：“每年有几个月在野外奔走，为了工作可以披星戴月，不带任何行李，在黄土高原上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野外工作还意味着风险。刘先生走遍了黄土高原，他当时走过的很多地方，后来再没有人去过。在这些地方，刘先生采集了数不清的黄土样品。跟随他多年的高福清说：“原始黄土层往往位于峭壁悬崖，爬上去采样的时候，如果掉下来摔到石头上就惨了，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

　　不过，在刘先生眼里，这样的危险并不是最大的障碍，因为“科学研究的艰苦性往往寓于它的连续性之中”。或许只有置身其中的研究人员最清楚，数十年如一日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刘先生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他50年前的一个野外记录本。详细的文字，形象的地质素描图，仿佛诉说着主人当年的专注。这样认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刘先生一生的财富。

　　或许正是这样的态度，加上他的勤奋和才华，使得刘先生当年能够从众多研究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土研究的先驱。刘先生的助手韩家懋说，那么多专家参加了野外工作，真正抓住黄土中的科学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的还是刘先生。
　　
廉颇未老

　　留下刘先生足迹的，不只是黄土高原。

　　说起高海拔的青藏高原，总让人产生一种畏惧感。刘先生却从1964年起，参加领导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等多次科学考察，为中国的高峰科学考察事业闯出了一片天地。

　　在多年的考察中，他和同事们发现了青藏高原许多不寻常的地方。如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已被确认为世界第一大峡谷，青藏高原上空存在的臭氧低谷也得到确认，身为青藏高原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的他倍感欣慰。

　　多次考察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以后，刘先生并不满足。他想探访地球上更多的地方，特别是南极和北极。

　　1991年，73岁的刘先生参加了南极考察队。去南极的一般都是年轻人，考察队起初并不“欢迎”他。这时，他不惜动用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四处游说。有人开玩笑说，老先生是偷渡去南极的。

　　1996年，刘先生又去了北极的斯瓦巴德岛。他的极地梦终于实现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在年迈之际做出一个个惊人的壮举？他的回答是，自己喜欢实地踏访，也是由所从事的学科特点决定的。

　　中科院地质所流传着这样一则趣事。2000年，老先生软磨硬泡，要随队去南沙考察。考察队就准备了几套方案，以便在老先生晕船时迅速送回岸上。谁能想到，这一介书生年轻的时候，竟然拿过天津市的100米自由泳冠军。结果呢，船上的年轻人几乎全趴下了，老先生却是神采奕奕。

　　如今，老先生依然牵挂着心爱的中国黄土、青藏高原，以及南北两极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从美国捧回泰勒奖以后，他又像往常一样，每天去办公室上班，还要去中科院研究生院讲课。
　　
大师风范

　　在采访中，不少科学家告诉记者，只有刘先生那样的学识和人品，才能把全国范围内的黄土研究集体组织起来。

　　刘先生在拿到科研项目时，总希望国内的优秀科学家都能参与进来。他喜欢与同事们就黄土研究进行讨论，喜欢与同事们野外重逢时大声欢呼。他认为，合作这个词，似乎不足以表达黄土研究集体的一切。在《黄土与环境》的序言中，他用朴实的语言表达出了这种深情：“虽然单位不同，人很多，但我们对黄土的认识及工作中的想法，就像一个人一样。”

　　拿到“泰勒环境奖”这一环境科学的国际最高奖项时，刘先生又提到了这个并没有固定组织的研究集体，“大家很不容易，多年来一直在一起坚持工作。”

　　刘先生多次提起两个名字：王恒升和郭正堂。

　　王恒升是刘先生的恩师，也是中国科学院的资深院士，今年102岁高龄。在记者面前，刘先生像孩子一样说：“我可以回家向老师报喜了。”

　　郭正堂是刘先生最为赞许的年轻学者之一。今年3月，以郭为首的研究小组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称，通过分析黄土高原西部的堆积物，发现早在2200万年前，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出现了荒漠。这项成果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一位德国科学家说：“这是喜玛拉雅的自传。”同时它对于理解荒漠演化的机理和沙尘暴治理也有现实意义。刘先生说，郭的研究一共做了5年，收集了上万个数据，因为时间跨度大，有些数据不行了就再做，这才是踏踏实实做事情。

　　去美国南加州大学领奖时，刘先生带上了夫人胡长康。胡女士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的研究人员，野外工作对她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夫妻俩难得一聚，彼此却也多了几分理解。这对相濡以沫50年的夫妻，最近一些年才开始了长相厮守的生活。

南方周末　 李虎军 张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