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艺术

W.I.B.贝弗里奇 著

陈捷 译

W.I.B.Beveridge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61

威廉•伊恩•比尔德莫尔（William Ian Beardmore，WIB）贝弗里奇是澳大利亚动物病理学家，也是剑桥大学动物病理学研究所所长。他于1908年4月23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朱尼市，并于2006年8月14日去世。他是1957年的《科学研究的艺术》和1977年的《上一次大瘟疫》的作者。

第九章 困难

“谬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没有一种方法是万无一失的。” —— 查理•尼科尔

对新设想的抗拒心理

科学上的伟大发现在做出的时候，人们对它们的看法与现在迥然不同。当时，很少人能认识到自己对该问题原来一无所知，因为，无论是对问题视而不见，对它的存在置若罔闻，还是在该问题上已经有了普遍接受的观念，都必先驱除後才能建立新概念。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教授指出：思维活动中最困难的是重新编排整理一组熟悉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看眼看待它，并且摆脱当时流行的理论。这就是伽利略(Galileo)（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用望远镜证实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一译者）这样的先驱所曾面临的巨大精神障碍，而一般的障碍则是每一个具强创性的重要发现都会遇到的。今天，诸如行星系基本事实这类连儿童也很容易掌握的事物，在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亚里士多德观念限制的时候，确实需要超群出众的天才进行智力活动的伟绩壮举才能想象出来。

哈维发现血被循环本可以比较顺利，但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存在两种血液；血液在血管中来回流动：血液可从心脏的一侧流到另一侧。哈维发现头部和颈部静脉瓣膜所朝的方向不符合当时的假说，这个无法解释的小事最早使他对流行的理论产生了怀疑。他解剖了不下八十种动物，包括爬行类、甲壳动物和昆虫，从事了多年的研究。建立循环概念的最大困难在于动脉末端和静脉之间无任何可看得到的联系。哈维甚至不得不假设毛细管的存在，而毛细营是後来才发现的。哈维无法证实循环作用，只能作为一种推断提出。他宣布他计算出了心脏输出的血量，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哈维自己写道：

“但是，关于血液流量和流动缘由方面尚待解释的内容是如此新奇独恃、闻所未闻，我不仅害怕会招致几人妒恨，而且想到我将因此与全社会为敌，不免不寒而栗。匮乏和习俗已成人类的第二天性，加之以过去确立的已经根深蒂固的理论，还有人们尊古师古的僻性，这些很严重地影响着全社会。然而，木已成舟，义无反顾，我信赖自己对真理的热爱以及文明人类所固有的坦率。”

哈维的疑惧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受到了嘲笑和辱骂，求诊的病人也少了。斗争了二十余年以後，血液循环说才被普遍接受。

前已提到的詹纳和米尔斯的遭遇，以及本章稍後还要援引的塞麦尔维斯(Semmelweis)的故事，也说明了对新设想的抗拒。

维萨里(Vesalius)早年研究解剖学时说过：当他发现了不同于盖伦(Galen)（盖伦(约130-200)，在罗马行区的希腊医生、医学与哲学作家。——译者）描述的结构时，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上，不如他伟大的那些人确实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或者至少认为不是解剖的对象便是自己的技术出了差错。认识一个预想不到的新事实，即使这个新事实已经十分明显，也往往是异常困难的。只有那些从未面对过崭新事实的人，才会嘲笑中世纪的观察者竟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教师们很知道，当学生们的实验结果与预期不符时，他们往往会无视实验结果，不相信自己的观察。

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人脑都有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和偏见，而不是根据面前的佐证去作判断的强烈倾向。因此，人们是根据当时流行的看法来判断新设想。如若新设想过于革命，也就是说，距离主宰的理论太远，无法纳入当时知识的整体，那就不会被接受。如若新发现的作出不到时机，则十之八九或被置之不理，或招致强烈得无法抵忧的反对。所以，一般来说还不如不发现。斯蒂芬森(Marjory Stephenson)博士把超时代的发现比做战事中能借以夺取阵地的突出地带。然而，如果主力部队相距太远不能适时增援，那么这块前沿阵地只能丢失，只能留待以後再夺取。

1886年麦克芒恩(McMunn)发现了细胞色素，但当时意义不大，无人置理，直到三十八年以後基林(Keilin)重又发现，才予以阐明。孟德尔发现遗传学基本原理是又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即使在科学界有时也看不到某一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孟德尔的著作奠定了一门新学科的基础，但在向一个科学协会宣读并发表以後三十五年间，竟然无人问津。费歇尔曾说：在孟德尔论文中，每一代人似乎只见到了自己预期的东西，而忽路了与预期不符的内容。孟德尔的同时代人只是看到孟德尔重复了已发表过的杂交实验，而下一代人则认识到了孟德尔有关遗传观点的重要性，但认为这些观点很难与进化论协调。而现在，费歇尔告诉我们，经过严峻冷酷的近代统计方法检验，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孟德尔的某些结果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偏向于作者预想的结果。

某些心理学家有关超感官知觉和预知的研究，也许就是今天超时代发现的例子。大多数科学家都无法接受这些人的结论，尽管後者有显然无可辩驳的佐证，原因是这些结论无法与当今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她调一致。

除非发现者不是众所公认的科学界人士，否则，时机成熟时的新发现一般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因为这种新发现符合流行的观念，并可由之印证，或者说，就是从当时知识本体中发展而来的。这类新发现作为科学发展主流中的一脉，迟早会出现，并可能差不多同时出现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廷德尔说：

“任何伟大的科学原理，在由个别人明确阐述之前，一般的科学家已大抵有所了解。知识的高原本已高峻，而我们的发明家则像高原上的山峰，又略微耸峙在当时一般的思想水平之上。”

然而，这样的发现在被普遍接受之前，常常会遇到一些抵制。

对于来自外部的新设想，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抗拒的心理倾向，正如对标新立异的举止衣着存在着抗拒心理一样。也许其根源是过去称之为集群本能的一种先天性冲动。这种所谓的本能驱使人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因循守旧，反对集群中其他成员逾规越矩，背离主宰当时的行为和思想。另一方面，这种本能给予信者众多的观念以真实的假象，不管这种信念是否有确齿的事实为依据。人们通常把本能的行为合理化，但这种“理由”只是补证的，是头脑中设想出来为自己的看法辩护的。特罗特说：

“头脑不喜欢新奇的设想，犹如身体不喜欢新奇的蛋白质，都同样竭力抗拒。新设想是科学上作用最快的抗原，这种说法并不过分。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观靠自己，往往会发现：甚至在新设想被充分提出之前，我们就已开始反驳了。”

当成年人开始觉察到某种新东西的时候，往往不是起而攻之，便是设法逃避。这就是所谓的“攻击一逃避”反应。所谓攻击包括嘲笑之类的缓和形式，而仅仅置之不理也算在逃避之列。对伦敦第一个携带雨伞者的攻击便说明了通常对科学上惊人的新发现所采取的这种反应。在攻击的同时往往还伴之以使攻击合理化，即攻击者提出攻击或抗拒某一设想的“理由”。怀疑态度通常是保护自己不接受新设想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抗拒别人提出的新设想。正如沃尔什所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把雏形的设想加以窒息这一热切的渴望。”

戴尔描述了伦琴最初宣布发现X射线时所遇到的嘲笑。有趣的是：大物理学家汤姆森(J.J.Thomson)与众不同，并不抱怀疑态度，相反，他坚信事实会证明伦琴的报告。同样，当贝克勒耳(Becquerel)宣布铀盐放出射线时，只有瑞利 (Rayleigh)（瑞利(1842-1919)，英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译者）勋爵表示愿意相信。汤姆森和瑞利的思想、是摆脱了流行传统观念约束的。

有时，一个发现须几次三番作出，方被接受。席勒在写到对新设想的抗拒时说：

 “这种情性可被列为大自然的一项基本‘法则'。它的一个奇特结果是：当一个新发现经过漫长的岁月最终获得承认时，人们通常发现这个新设想早在预期之中，并具有充分的论证和详尽的细节。例如达尔文学说就可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海拉克里特(Heraclitus)（海拉克里特，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希措哲学家。—译者）和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1-547)，希腊哲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译者）”

反对派往往抱着“求全责备”的态度来衡量、判断新发明。他们会说，不能全面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是无用的答案。这种不讲理的态度有时阻碍或延误了新发展的采用，而这种新发展在尚无更好代替者的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尽管一个新发现具有确凿的佐证，但有些科学家因和自己的先入之见相矛盾，便顽固地拒绝承认。象这样的科学家并不乏其人。也许这种顽固的怀疑者在社会集体中不无有益的作用，但我承认我是不敢恭维这种人的。据说时至今日还有人坚持世界是平的。

虽然对新发现的抗拒往往令人恼怒，甚至十分有害，但是，它却起到了缓冲的作用，防止社会为时过早地接受尚未充分证明和充分试验的设想。若无这种与生俱来的保守主义，狂思乱想和江湖骗局就更要猖獗泛滥。科学上为害最大的莫过于舍弃批判的态度，代之以轻信佐证不足的假说。一个没有经验的科学家常犯的错误是：轻信那些貌似有理的设想。

从表面看，人们对新学说所取的态度似乎反映了保守与激进之争的普通问题。这些思想方法有可能下意识地影响人们在争辩中偏袒一方，但是我们应力求公正。我们所追求的是正直、客观地判断佐证，尽可能使思想摆脱不以事实为根据的成见，佐证不足时不轻易下结论。批判的思想方法〈或称批判“能力”)与怀疑态度之间是泾渭分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