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规定，以后研究生考试，需要增加英语口语和听力考试，其理由是有外国人认为我国的大学生的英语听力和表达能力不行。为此，我在“考工具的误导”（2000年12月15日《中国青年报》）一文的原文中写下以下一段话：“如果那位外国人真想与中国人交流的话，请他在业余时间好好学习汉语的听力和表达能力。不要让我们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把时间都花在学习外语上，多谢了！”但是，我的朋友建议我把此段文字删去，其理由是尽管世界上用中文的人数多于用英语的人数，但主要用中文的人集中在中国，它尚不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当前国际上科技交流的主要语言依然是英语。
但前些时候有报道称，“一位英国籍欧洲议员沃森指出，在21世纪里，中文和英文将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两种语言。作为英文发源地的英国，今后应该高度重视中文的推广和普及。他建议，英国的儿童应从5岁起就开始学中文。并指出英国在欧盟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和荷兰等国，早已认识到中文的重要性，并有所“动作”。提出英国要加紧培养中文教师，要将中文列入英国中、小学的课程中。他计划在他能够产生影响力的英国西南部地区，率先推广中文教育。”记得1997年，乘坐同一架飞机赴英国的旅客中就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他们的任务就是到英国中、小学教中文。看来，“考工具的误导”原文中我的那段话已不属于“创新”，我的“建议”和沃森的倡议并不新鲜。
世界上的中文热已在悄悄地出现。实际上，近几年自费到中国学习中文的大有人在。我国申奥成功、加入WTO会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学习中文。在此情况下，我们是等待全世界的人都学会中文呢？还是在中、英语尚未同时成为全球主要语言前，加强我国中、小学课程中的英语学习呢？或者如同最近教育部要求的“国家重点建设高校要力争在3年内开出5%至10%的双语课程”呢？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专家正在呼吁：纠正“重英语轻汉语”现象。（9月6日《解放日报》）
本人认为，等待别人都学中文，纯属“懒汉思想”，不符合改革开放精神。恰当地安排学习英语，不仅不可能削弱母语教育，而且会更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所谓“英文课多于语文课的现象和对于英语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对语文的重视”应该属于个别现象，不具代表性，不能以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现阶段，有人提出要求高校开设双语课程，即用双语授课，甚至个别地区高中也试行双语授课，才属于错误之举。派教师赴国外，专学英语授课，更是愚蠢的做法，其正确性很值得商榷。中国人不用母语，能达到母语授课的效果吗？外语还不完全精通时就作为授课语言，会不会在授课中出现错误呢？很值得深思。当然，长期在国外工作与学习的学者，母语生疏了，回国用外语授课还是可以接受的。
事实上，世界上独立的国家，基本上是以母语或者官方语言进行教育的。即使当年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地区，回归以前也出现了由全部用英语授课向中、英语双语授课的转变，来提高母语的比重。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并不是专门教授中文的大学，而是因为学校出现了中文授课的形式，被命名为“中文大学”。有人会称，解放前我国大学就用英语授课，但是，应该明白那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中国人没有用中文授课的自由，而不是不愿意用中文授课。当然，外籍教师的母语本来就不是中文。北京大学一位院士曾指出，“大学阶段根本就不应该开设公共英语课。” 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看来，更没有必要用英语教授专业课了。而通过合理的“双语教育”（而不是“双语授课”），让学生在高中毕业前，基本上解决英语的听说能力是相当必要的。欧洲不少国家已经实现高中毕业前学生熟练掌握母语外的另一门外语的听说能力。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申奥成功、加入WTO的客观需要，在中文还没有成为国际语言前，加紧培养适应于双语教育的英语教师队伍和把英语教学列入小学课程，已成为必要。作为语言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听力的学习，早一点可能比晚一点好。经验表明，特别在16岁前，是学习口语的最佳年龄段。
同时学习双语，究竟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不知从事语言教育的工作者有多少经验。复旦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杨雄里院士将在《文汇报》发表他的详尽观点（据笔者了解，目前报刊上转载的所谓他的观点‘外语学得太早’有断章取义之嫌）。但我个人认为国外的实践经验已表明不存在太大的问题，我国少数民族中、小学实际上一直是双语（汉语和民族语言）同时学习，也没出现什么问题，香港、新加坡也一样（汉语和英语）。目前的难点是必须有一大批从事中、小学英语教育的教师队伍，并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英语教学方法，不能再出现花一学期时间，让学生仅仅掌握阿拉伯字母笔画顺序的愚蠢教育方法。另外，充分发挥外国留学生在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中的作用，是值得探索之路。
也有专家指出，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有百分之几的人掌握英语就可以了。
我觉得，在我国迅速进入国际化的过程中，我国至少应有千分之一的人口应该比较精通英语，即130万中国人。这样，各行各业才能适应国际竞争、国际合作与交流和国际上形形色色谈判的要求。这样一批既懂业务，又精通英语的人才，只能在普及英语教育到提高英语教育的过程中选拔出来。
有部分中、小学开展非英语的“双语教育”也是必要的。比如，2008年就需要大批掌握非英语的“双语人员”，恐怕现在已为时太晚了。

赵福江老师、蒋国华老师：
谢谢你们让我的拙作全文发表在《教育科学研究》上。
最近，报上转载了杨雄里院士关于外语教育的“观点”。读后，我立即将计算机中关于双语教育的未完成稿寄给了他。他给我回电时称，报刊有点断章取义，故准备在《文汇报》详尽发表他的观点。讨论中，我们基本上有共识，当然，关于脑神经的发育问题，我绝对一窍不通。
针对目前 “双语教育”（实际上是“双语授课”）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我认为有较大的误导性，至少技术路线存在问题，会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不一定奏效。故特写此稿，呈上，请指正。

靳达申

Dear Prof. Jin:

Thanks for your letters and the enclosed papers. I have read them with
great interest.

In regard to bilingual study, what published in some newspapers is my
personal opinion I once expressed in a lecture I delivered recently. I
should emphasize, however, that the reporters simply picked up some aspects
of my point of view concerning this issue, which may cuase misleading.. I
will be trying to write a commentary to fully and explicitely describe my
idea about this issue in due time and the paper may appear in Wen Hui Bao.

Thanks again for your comments. I will try to call you to exchange ideas
about the matters we share common interest.

Kind regards,

Sincerely,

Xiong-Li 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