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理念1
童世駿
專科學校升格為本科學校、某某學院升格為某某大學，再進一步，幾所普通大
學合併成一所超級大學，這在改革開放以後的我國高教界，已經司空見慣。對這種
現象，可以作種種解釋。從人才培養規格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客觀需要，到
學校行政級別提高、學校名稱含金量提高的主觀願望，這些解釋都只能說是從大學
的外部因素出發所作的說明，而不是從大學的內在精神出發所作的理解。大學的內
在精神，也就是德國人所說的"大學的理念"。
一
"大學的理念" (die Idee der Universitaet)，也可以叫做"大學的觀念"，但譯成"理念"，
更能提醒人們注意形成這個說法的德國古典哲學背景。在提出和闡發"大學的理念"
的過程中，費希特、謝林都起過重要作用。黑格爾雖然在這方面的作用不及這兩位
同胞，但他不僅後來擔任過"大學的理念"之誕生地--柏林大學--的校長，而且還以其
集德國古典哲學之大成的哲學體系，給後人對"理念"的理解打上了不可磨滅的印
記。對於這些德國古典哲學家來說，有形的文化作品和社會建制是無形的理念的外
在表現；文化和制度離開了內在的理念，就僅僅成了一具殭屍。大學之理念，也就
是大學之靈魂、大學之生命。當然，理念之體現於外總是不完全的。從這個意義上
說，理念與特定時期的文化和制度的關係又是一種理想和現實的關係。談論大學的
"理念"，也就是談論一種與現實有相當距離、我們可以用來衡量現實、批判現實的
大學的"理想"。
現代大學制度之誕生的標誌，是洪堡（W. von Humboldt）在1810年受命組建柏林
大學。在柏林大學之前，歐洲已經有了不少大學，最早的可一直追溯到十二、十三
世紀。從形式上看，柏林大學像其它大學一樣仍然包括哲學、神學、醫學和法學四
個學院；但洪堡和柏林大學的其它精神之父們所闡發的大學的理念，為柏林大學灌
注了獨特的生命，使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的始祖。洪堡等人的大學理念包
括這樣幾個方面的統一：大學活動的非政治性質與大學建制的國立地位的統一、科
學體系的內在完整性和科學對整個文化和社會的批判-啟蒙意義的統一，教學和研究
的統一。
創建柏林大學的歷史背景，是作為德意志最大公國的普魯士在法國的攻擊面前
不堪一擊，不僅割讓土地，而且失去了幾所重要的大學。也就是說，柏林大學的創
建，是德國人努力用精神力量來補償物質損失的一個結果；從一開始，柏林大學的
辦校宗旨就是服務於國家利益。但在洪堡等人看來，為國家利益服務不等於放棄大
學自主和學術自由。他們設法向統治者們表明，恰恰是這種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
才更符合普魯士作為一個文化國家的根本利益。
這裡所說的"學術"，德語的說法是Wissenschaft。這個詞大致對應於英語的
science，但又與之有重要區別。英語的science通常指自然科學，或者以自然科學為典
范的數理-經驗科學。但德語的Wissenschaft則包括的範圍更廣，不僅包括自然科學和
社會科學，而且也包括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文科學或人文學科--哲學、歷史、文學和
藝術。作為這種意義上的"科學"賴以存身的社會建制，大學（University或
Universitaet）必須真正是"大"學：不僅是學校規模大，而是學科範圍廣（universal）。
只有以這樣的科學為核心的大學，才能培養洪堡所說的"全面人格"（vollstaendige
Menschen），才能成為全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典範和中心。從這個觀點來看，所謂"
紡織大學"、"交通大學"、甚至"科技大學"，都包含了內在的邏輯矛盾。甚至那些沒
有哲學系的大學，也很難稱得上名副其實。這不僅僅是因為哲學理所當然地屬於廣
義的科學之列，而首先是因為這些門類眾多的科學需要由哲學來加以統帥。
如果說以上兩點（學術自由、科學統一）分別是"大學的理念"的否定的方面和
肯定的方面話，那麼，第三個方面，即教研並重，則是具體落實這兩個方面的方法
或者措施。大學作為教育機構，教學是題中應有之義，所以，強調教學與研究的並
重，重點在於研究。這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大學成了科學研究的基地。德國的柏
林大學和英國的皇家學會、法國的法蘭西學院一起，開創了現代科學建制化的三種
基本形式：科學學會、科學院和研究性大學。從教育史而不是科學史的角度來說，
更重要的是第二方面，即把知識創新與知識傳授內在地結合在一起，新人才在新知
識的創造過程中培養出來，這樣的新人才從一開始就不僅僅知道如何去掌握已有的
知識，而且也知道如何去探索未知的領域。
二
在二十世紀，大學的理念幾度引起德國知識界的重新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的1923年，雅斯貝斯發表"大學的理念"一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雅斯貝斯在受命重
建德國高教體系的同時於1946年以相同題目出了一書。1961年，此書又出了新版。談
論"大學的理念"，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雅斯貝斯的論述。
雅斯貝斯的"大學的理念"，從其具體內容來說，仍然是上面講的那幾個方面。
雅斯貝斯強調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認為自由是大學之生命的首要原則。從學
生的方面來說，他們必須具有自我負責的觀念，並帶着批判的精神從事學習，因而
他們必須具有學習的自由。從教師的方面來說，他們的責任是傳播科學真理，因此
他們必須有教學和研究的自由。
關於大學教育與科學的關係，雅斯貝斯指出必須分辨兩種情況，一種是為適應
今天科技生活所必需的科學教育；另一種是可以引導和充實人們生活的教育。大學
教育之為大學教育，或者說體現"大學的理念"的大學教育，不在於前一種意義上的
科學教育，或者說專業教育甚至職業教育，而在於後一種意義的科學教育，它所注
重的是科學的本真意義，是科學的方法、基礎和目標。在雅斯貝斯看來，科學的方
法、基礎和目標，是超越各門科學本身的，是需要藉助於哲學而得到揭示和體驗
的。雅斯貝斯雖然不像與洪堡和施萊爾馬哈爾等人那樣在機構設置上主張哲學學院
居於首位，但仍然主張哲學在大學的理念中具有中心地位："大學的內在精神是通
過每一個研究者及學者所表現出來的哲思活動為標誌的"。
這種"哲思"活動，雅斯貝斯與康德一樣認為應當成為大學生學習的重點。這樣
的思考活動是需要條件的，所以大學生必須學習既有的知識。但真正的哲思活動並
不表現於科學研究的結果之中，而表現於科學研究的過程之中。這就是為什麼"研
究與教學並重是大學的首要原則"的緣故："按照我們的大學理想，最好的研究者才
是最優良的教師。只有這樣的研究者才能帶領人們接觸真正的求知過程，乃至於科
學的精神。只有他才是或學問的本身，跟他來往之後，科學的本來面目才得以呈
現。"
在雅斯貝斯的論述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他所談到的大學的理念和大學的建
制之間的關係。大學的理念是要由相應的建制來保障的。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德國之
所以成為各國創建和改革其大學制度競相仿效的榜樣，主要不是因為這個民族的哲
人們對大學的理念的闡述，而是因為這個國家的教育官員和教育專家們為體現這個
理念所進行的制度創新。校長由教授會選舉；從無薪講師到正教授的一系列晉職考
核制度；教師可以自由選擇開設的講座和研究的課題；學生可自由選擇修讀的科目
和課程；大課講演、小班討論（seminar）和教學實驗室中的研究相結合的教學方
法，等等，這些具體措施很快成為各國大學的共同設置。到了二十世紀，雅斯貝斯
所重視的不是要根據大學的理念來配置大學的建制，而是要防止大學的建制失去大
學的理念，淪為空洞的形式。在雅斯貝斯看來，大學的理念、大學的理想，要靠每
一位學生和教師來實踐，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大學組織的各種形式則是次要的。
"如果這種為實現大學理想的活動被取消，那麼單憑組織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學生命
的。"在其哲學自傳中，雅斯貝斯一方面表達了自己從童年起就形成的對於大學的
崇敬--"學校的建築、講堂、傳統的禮節對我都是神聖的東西"，大學"對我來說就意
味着真理的化身"，另一方面也表達了這樣的想法：在他的大學經歷中，最使他痛
心的並不是納粹時期官方對作為自由精神之實現的大學的暴力摧毀，而是在納粹上
台以前大學內部已經出現的自由精神的衰退和大學教授和學生對自己崇高責任的懈
怠。對雅斯貝斯來說，這意味着大學的終結。
三
1986年，在海德堡大學建校600周年的時候，尤根·哈貝馬斯也發表了一篇以"大
學的理念"為題目的演講。在哈貝馬斯作這個演講的時候，大學的理念所面對的主
要威脅既不是納粹這樣的黑暗的政治勢力的摧殘--戰後德國的非納粹化政治教育取
得了巨大成功；也不是雅斯貝斯心目中那種品格高尚、才華橫溢、個體精神永不衰
竭的精神貴族的零落--雖然六十年代以後大學教育的迅速普及確實有理由使精英主
義者更加憂慮；而是戰後經濟高速增長背景之下出現的大學成為行政系統和市場系
統附庸的趨勢。這種趨勢，或許也可以說成是大學的"理念"面臨着被大學的"功能"取
而代之的危險。
這裡說的大學的"理念"與大學的"功能"的區別，大致上對應於哈貝馬斯所說的"
生活世界"與"系統"之間的區別。哈貝馬斯把社會的現代化過程看作一個交往合理化
過程，也就是與交往行動具有互補關係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過程--以文化、建制和
人格為結構成分的生活世界的分化程度和反思程度的提高的過程。與此同時，現代
化過程也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市場經濟系統和以權力為媒介的科層行政系統從以語言
為媒介的生活世界分離出來，並日益膨脹的過程。現代社會的大學，處於同生活世
界和系統兩方面的關係之中。大學的理念是德意志民族、乃至整個西方民族的精神
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大學的建制一方面為大學成員提供活動規範，另一方面對全社
會起示範或影響作用。與此同時，大學還成為現代社會中文化的傳遞和更新、個體
的教育和培養的主要場所。在這些意義上，大學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同時，大學
一方面受文化內部分化的影響，呈現出專業設置越來越多而雜的趨勢，離開作為大
學理念內容之一的科學統一的理想越來越遠；另一方面受行政系統、尤其是經濟系
統的需要的壓力，把重點越來越放在科學的技術應用價值上而不是科學的文化啟蒙
價值上、放在教育的訓練生產技能的職能上而不是教育的培養全面人格的職能上。
作為"生活世界"中的一個"建制"，大學要體現它的"理念"；作為"系統"的一個"組織"，
大學要實現它的"功能"。現代社會中的大學，就處於這樣的兩難之中。
面對這個兩難，哈貝馬斯的觀點可以作這樣的概括：承認大學的功能，但也捍
衛大學的理念；為了協調這兩個方面，不能僅僅訴諸古典形式的大學的理念，而必
須對大學的理念作新的理解。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大學所處的現代社會，已經具
有了相當高的複雜性，對它的考察不能僅僅依靠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參與者的視角，
而要藉助於社會科學的觀察者的視角。從社會科學的觀察者的視角出發，大學確實
從屬於社會這個大系統，必須履行它在這個系統之中的功能，必須同其它功能部門
發生互動。但社會不能僅僅從觀察者的角度出發看成為一個系統；文化的更新和傳
遞、社會的整合、個體的培養，仍然只能發生在以日常語言為媒介的生活世界之
中，而無法用行政的手段或市場的途徑來代替。哈貝馬斯認為，雅斯貝斯和其他一
些德國學者在60年代和70年代設法通過訴諸大學的理念倡導大學改革的努力雖然沒
有成功，但這些努力確實體現了要使大學保持同生活世界的牢固聯繫的緊迫需要。
在哈貝馬斯看來，大學的理念的核心是一種以大學為形式的學習過程--他那篇講演
的副標題就是"一個學習過程"。而這種學習過程的核心，就是合理的交往行動，也
就是平等、自主的不同主體之間以生活世界為背景、以日常語言為媒介、以"更好
論據"為權威的達成有關"世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主觀世
界）的共識的過程。這既是一個學習過程，也是一個研究過程--科學家共同體對於
科學真理的合作的探索，在哈貝馬斯那裡是交往合理性的一個典範。這可以理解為
哈貝馬斯對大學的理念中教研並重原則的重新表述。在哈貝馬斯看來，"後形而上
學"時代的科學統一不能在實質上建立在一門超越科學的科學--也就是哲學--之上，
而只能在形式上或程序上建立在各門科學共享的合理交往或合理論辯之上。這可以
看作是哈貝馬斯對大學的理念中科學統一原則的重新表述。交往合理性的核心是主
體之間的無強制的、自由的交往，這可以看作是大學的理念中學術自由原則的重新
表述。這樣，洪堡和雅斯貝斯的那種大學的理念被保持了，但他們的思想當中十分
明顯的精英主義色彩被克服了，他們賦予哲學的獨特地位也被降格了。交往合理性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種烏托邦，但這種烏托邦並不存在於極少數精英身上，而潛
在於每個人的語言活動和交往能力之中。大學的理念仍然同哲學有不可分割的聯
系，但哲學不再高高臨上向各門具體科學頒布原則和目標，而是同各門具體科學建
立一種合作關係：一方面通過後者而得到驗證，另一方面為後者提供服務。也就是
說，哲學不再是統帥，而僅僅是衛士--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哲學的使命是充當合
理性的衛士。
蔡元培在1925年曾作過一個題為"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的講演，其它一
些文章和講演中，他也對自己作為中國大學制度主要創始人的大學觀念或大學理
念，進行了多次闡發。從蔡元培對於大學系科設置的設想、對於"教授治校"和"思想
自由"的提倡、對於"研究學問"的強調等等來看，蔡元培的大學理念同德國人的大學
理念非常接近。大學的理念就其歷史起源來說是德國的，就其精神起源來說是西方
的（雅斯貝斯特別強調這一點），就其理論價值來說則應該說是全人類的（哈貝馬
斯強調其交往行動理論的普遍主義性質，可作為這個觀點的一個支持）。百年之前
的中國人就已經開始移植和培育的這種大學理念，理應成為當今中國辦教育辦大學
者的思考和行動的重要起點。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滿足於僅僅換一個學校名稱，
或者滿足於把學校搞得更"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