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科学宗师周培源 |
| 送交者: 隆 莉 2002年05月01日17:02:14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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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科学宗师周培源 隆 莉
【编者按】周培源（1902—1993），江苏宜兴人。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教授，1947—1952年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院系调整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唐高宗时，洪州官吏于滕王阁大宴宾客，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躬逢其盛，即兴挥毫：“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善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极尽形容其盛况。 1200多年后，确切地说，是1992年6月1日，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顾毓琇、林家翘等中华当代杰出物理学家和300多位海内外科学家，跨越大洋与海峡，跨越时间的长河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讨论会”，完成了本世纪中国物理学界的第一次大聚会。有人称：这是物理学界的首次“五世同堂”。王勃如能再世，亦当感笔墨浅陋了。 1992年8月28日，是周培源90寿辰。他在海内外的学子、同事、友人为了表达对周老的衷心爱戴以及他献身近70年的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两个领域内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崇高敬意，北京大学、中国力学会、中国物理学会发起召开了“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6月1日晚，花环挂满了北大芍国餐厅，鲜花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及朋友们簇拥在他的周围，周培源老人面带微笑，不断看着眼前这些熟悉的面容：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顾毓琇、陈省身、林家翘、任之恭、张守廉、卢嘉锡、彭桓武、王凎昌、庄逢亚、朱光亚……300多位科技界老友和周培源培育过的9代学生带来了他们对周培源最诚挚的祝贺和祝愿……。 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生前专门题词祝贺：“尽心国事，老当益壮”。 聂荣臻元帅生前题词“宗师巨匠，表率楷模。” 宋健题词：“科学泰斗，世代风范。” 周光召题词：“岁老根弥壮，科兴业更精” 烛光映照着中国当代物理学界的巨人，也照出了周培源老人燃烧自己，照亮后人、照亮人类科学与进步的光彩人生。 三岁上学三年得三个学位 周培源勤奋好学与三有缘 江苏宜兴的父母官，代表100多万家乡人民，献上了对周培源的衷心祝愿。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时刻。 1902年8月，周培源出生在宜兴县后村一个开明乡绅家中。其父文伯公一生对革新、经商、办实业的兴趣，远远超过了经营田产，他是中国首批组织使用沼气的人之一。其母冯瑛太是位贤妻良母。周培源行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他小时候非常顽皮，3岁时有一次跟父亲生气，竟顺手抄起一根擀面杖向父亲进攻，结果当然是被狠狠打了～顿屁股。更“严重”的结果却是祖母因他太淘气，不到三岁半就令他念私塾，尽管对于一个活泼贪玩的儿童来说，每天6小时的课时相当难熬，但“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的课文，却把他带入一个新天地。 周培源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时，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后改入清华学校，迈出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1924年秋，周培源从清华毕业，即与甲子级60名被派美国的清华同学启程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 芝加哥大学有美国“中西部的哈佛”之称。周培源以其超人的才智和勤奋，于1926年获得学士、硕士学位、随即于1927年春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他开始跟贝德曼教授做一个题目，后改投贝尔教授门下。贝尔是美国当时的名教授之一，同时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常以两个笔名在报上发表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展开笔战。贝尔对周十分器重，尚未毕业，就让他在美国数学学会南加州区会议上做学术报告，是与会者中惟一做学术报告的学生。同年，周很快完成题为《在爱因斯坦引力论中具有旋转对称性物体的引力场》的论文，并以 Summa Cum Laude（最佳论文）的头衔毕业。 周培源在三年半之内连得3个学位，在当时实属罕见。当被问及何以能做到这点时，他只简单地说：“勤奋。” 1928年秋，周培源赴欧洲，开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他先在莱比锡大学跟海森堡教授研究量子力学。海森堡教授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曾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仅长周一岁，喜欢运动。在学术研究之余，俩人常一起打乒乓球，相处极为融洽。1929年上半年，周转到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在泡利教授指导下继续从事量子力学的研究。同年9月，应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从欧洲回国，成为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教授，时年27岁。
孜孜不倦颇多建树 耄耋之年再立新说 1926年以来，周培源主要从事于物理学基础理论中最难的两个领域，即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科学研究与教育工作，并取得杰出成就。建国以后，由于他承担了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外事活动，对他从事学术研究有一些影响，但他从未中断学术研究和亲自带研究生，近年来又在这两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流体力学与理论物理讨论会”上，受到中外物理学家们的高度评价。 1936年—1937年度，根据清华教师的休假制度，周培源参加了爱因斯坦在美国亲自主持的研讨班，爱因斯坦本人虽不在班上系统讲课，但他经常向大家介绍手头工作。在研讨班的每次报告以后，总是诚恳地与大家讨论，周因此受益匪浅，对他以后的相对论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临回国时，周特意到爱因斯坦家告别，并怀着崇敬的心情在爱因斯坦的书房为他拍照留念。尽管如此，他认为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仍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二次大战爆发后，为了支持抗战，周培源毅然放弃对相对论的研究，转攻湍流理论，这一放，就放了40年。 在阔别相对论领域40多年后，1979年，周培源出席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第二次格罗斯曼会议，令他吃惊的是，40年前他对广义相对论的疑问，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有一位教授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当他讲完之后，周培源问：“你能用你的理论解一根杆子的引力场吗？”这位教授竟然无从答对，愣在台上。这次会议大大激发了周培源重新开展相对论研究的决心，是年他已77岁。 如何求场方程的正确解一直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经典难题。周培源经过艰苦探索，在引入各向同性的条件下，求得了静止场的不同类型的严格解，从而充实了爱因斯坦的引力论；他还证实，在均匀性（或各向同性）的条件下，引力场方程本身即可给出宇宙的各向同性（或均匀性）和“弗里德曼”宇宙的度规张量，从而使“弗里德曼”宇宙的度规表达式的求解大大简化，将广义相对论宇宙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个理论正确与否，要看能否被实验证实，但能够证实广义相对论的实验却非常稀少，尤其是引力波的测量仍处于十分困难的阶段。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周培源冥思苦想，设计了一个光速测量实验，并招收了一名做实验的研究生李永贵。为了展开这个实验，周培源费尽了心血，从方案设计、经费、器材、定点、上上下下疏通渠道，到实验的具体细节无不亲自去做。经过近10年的探索，李永贵从事的实验取得重大进展，他的光速测量技术（精度到10-11）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是近半个世纪来世界少数成功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实验之一。近期内的成果，有可能统一物理学界70多年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引力论的认识分歧而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 湍流是流体力学中最困难的领域，很多人望而生畏，不敢涉足，但周培源却在这个领域里整整奋斗了52年。 抗战期间，周培源在西南联大当教授。尽管当时生活清苦，科研条件差，他还是于1940年写出第一篇有关湍流的论文，提出从湍流脉动方程求出剪应力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动力学方程的方法来建立普通湍流理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论文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带领全家赴美，参加美国组织的战时科学研究工作，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深入研究湍流，于1945年发表了题为《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的论文，刊登在美《应用数学季刊》上，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注意。他被誉为湍流模式的奠基人，他的这一论文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 由于周培源在湍流理论上的卓越成绩，美国政府邀请他参加美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科研工作，具体做鱼雷空投入水的项目，终于以科学为武器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大战结束后，周被留下写项目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美国海军部划为保密文件，直到1957年才解密。 周培源对湍流模式理论的另一最重要贡献是引力准相似性条件。他的这一理论，统一了均匀各向同性湍流早期至晚期衰变的解，使这一理论成为当时最能说明多个实验的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理论，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10年后，他又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推广到具有剪切的粘性湍流，从而使逐级逼近求解普遍湍流解的方法达到几乎完美的地步。1988年，86岁高龄的周培源又以逐步迭代法代替逐级逼近法，这是湍流模式理论的一个飞跃，湍流求解的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他在1945年提出的平均运动方程和脉动方程须联立求解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这一重大成果，贯注了周培源52年的心血。他以半个多世纪的奋斗探索，形成了自己的体系。1986年，当周培源以84岁的高龄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后，全场掌声雷动，会议主席幽默地说：“看起来如果我们要想长寿的话，只有去研究湍流。”
强调基础空谷传音 坚持真理石破惊天 文革期间，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而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尤甚。周培源对此深感忧虑。他曾对钱三强说：“我是研究理论物理的，他们（指造反派）却要立竿见影，要求做出的东西能跳能叫。如果都这样要求，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爱因斯坦，不可能有玻尔了。50年代周总理领导我们搞12年科学规划时说：要结合实际，但也要有打基础的科学。这些年来，我们亲眼看到了理论物理学发挥的巨大作用。为什么1964年我们的原子弹能上天，我们的氢弹能那么快爆炸？如果建国初期我们不建立理论物理组，如果没有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治这些有才华的科学家埋头苦干，那会是什么样子啊！” 在一次高教工作会议上，他慷慨陈词，直抒己见。当时《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在场，便约周写一篇关于理科教育的文章。周培源经过深思熟虑，写成一篇五六千字的长文，力陈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在极“左”思想肆虐的年代，犹如空谷传音，石破惊天。 1972年7月1日，杨振宁与周总理一起吃饭时，周培源在座。杨振宁提出，我国对基础理论研究不够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十分落后。7月14日，周总理在接见任之恭等科学家后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对周培源讲；“你回去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清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回校以后，经过几天认真思考，周培源上书周总理，分析并指出了我国基础理论研究落后的原因，还就如何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向周总理提出两点意见。周总理对周培源的上书非常重视，仅隔三天，就作了重要批示：“把周培源同志的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指教科组和科学院的负责人）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做根据，在国务院教科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周培源的那篇五六千字的长文，几经周折，终于在《光明日报》头版刊出。 周总理的批示和周培源文章的发表，对于抵制当时教育界存在的极“左”思潮有重要作用。我国的基础教育和研究之所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曲折发展，并在今日取得硕果累累，令世人瞩目，与周培源呕心沥血的努力密不可分。今天，中国物理学界的盛景不仅令任之恭、吴大酞等前辈科学家欣慰，也使全世界都向周培源投去敬佩的目光。
科学决策功勋卓著 科技交流呕心沥血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林家翘站在周培源生平图片展览前，一张一张地凝神细看。他说：“我一生中受周先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周培源学术上的巨大的成就不仅使林家翘深为敬佩，更令他景仰的是周先生在科学决策及科学行政上对国家做出的重大贡献。 林家翘说：科学决策对整个社会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近年来科学的发展，很多是集体性的工作，通称为大科学。如果没有眼光广大而正确的科学家做出正确的政策决定，整个科学便不会有如今日之发展。”而周培源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等等职位时，在这些工作上的贡献是极大的。 1949年11月，为了加强科学研究，中央人民政府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由于底子薄、人才少，便从各高校抽调人员加以充实，这样一来科学院就与各高校发生了矛盾。周培源认为：大学，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应成为教学与科研的基地，不能削弱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于是，他在毛主席召集的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谈了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听了幽默地说：“周培源要挖科学院的墙角。”毛主席接着讲，科学研究，除了主力军外，一定要有同盟军，在高校还是应该教授治校。这话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周培源的意见。 1956年，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各地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我国第一个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周培源参加了这一工作。该委员会当时首要工作是拟订未来12年国家办什么企业（亦称任务）。几百人忙了3个月，任务订出来了。周培源对主管规划工作的科委副主任范长江说：“以任务带科学，任务拟就，学科发展也应该有规划。”范长江听了，觉得有道理，决定周培源、贝时璋和傅鹰等人留下来继续做学科发展规划。翌年，周培源参加一个科技代表团去苏联征求苏联科学家对我国所拟科学发展规划的意见，在莫斯科大学，理论物理学家朗道对周培源等人说：“要什么规划？有什么项目，个人定下来进行研究就行。”但周先生坚持认为，有计划发展和发挥集体协作的力量，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事实证明，周培源的观点极富远见卓识。 1977年—1978年力学界制订一个全国力学规划，然而当时力学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意见，其中主要的意见一是关于力学学科的性质，二是只搞部门规划还是搞全国性规划。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周培源一开始就主张制订一个包括基础和应用在内的全国性的统一规划，尽管他自己一向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他亲自登门造访各有关部门，细心听取意见，进行耐心的说服，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制订了一个全国力学规划。这个规划被同时纳入国家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工程科学发展的总规划，在指导我国力学发展这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1975年，周培源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美，受到美国科技界的热烈欢迎。美国总统福特亲自会见他。在他的努力下，1979年中国终于向美国派去了1949年后第一批500～70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1980年，周培源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日本，与日本有关方面签订了中国科协与日本科学技术与经济之会间的科技交流备忘录。 1982年，周培源访问英国皇家学会，并商定该学会与中国科协间的合作补充备忘录。 周培源是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会的终身理事，又是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委员会的委员。 1976年我国力学会刚恢复，周培源即提出中国一定要积极参与这一力学界的“奥林匹克”大会，争取我们应有的地位。他以80岁的高龄，远渡重洋，数次带队参加会议，把中国学者一一推上国际舞台。同时在1983年亲自领导、组织了亚洲流体力学大会，从此我国力学界与国际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 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简称“国科联”）是国际上最大的自然科学组织，但台湾是这个组织的成员。1973年，周培源邀请“国科联”主席和秘书长访华，与他们多次会商，反复阐述我们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为以后在该组织中解决中国的会员资格问题奠定了基础。1980年周培源再次邀请“国科联”秘书长访华，并初步达成谅解。1982年，周培源亲自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英国出席了“国科联”第19届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国科协被接纳为“国科联”的国家会员，台湾的机构则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继续留在其中。这种模式的建立为顺利解决其他国际科技组织中我国的会员资格问题起到了突破性的推动作用。在周培源的不懈努力下，到1986年底，中国科协及所属学会已是106个国际科技组织的成员。
和平愿望的象征 人类进步的先驱 著名声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德昭先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祝贺老友周培源的寿辰和巨大成就。他说： “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科技书’呢？还是要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和社会进步、祖国兴旺、人类和平紧密地联系起来？”周培源近半个世纪的活动就是最好的答案。 国外的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朗之万、贝尔纳、约里奥·居里等都深刻地体会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社会要负怎样的责任，他们关心社会事业、关心人类进步，希望科学真正能造福人类。爱因斯坦就认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到那实际上是短暂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因此凡是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都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否则他就认为是在同谋犯罪。 周培源为和平事业的努力几乎是与新中国的诞生同时开始的。 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当时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的周培源，就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不久，他又作为“和大”主席郭沫若所率代表团的成员，同蔡廷锴、李德全、严济慈和涂长望等知名人士和著名科学家一起，前往华沙参加第二届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其后，他为世界和平事业到处奔波，先后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亚洲国家和平会议和赫尔辛基和平大会。1961年，他还亲自率团参加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第七届“8·6”大会。由于周培源早年同国际科学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他还于1957年应邀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科学与和平事务组织成立大会。由于大会在加拿大的小渔村帕格沃什召开，从此该组织便以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闻名于世。周培源曾多次出席帕会年会，至今仍是该组织的理事。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简称和裁会）成立后，周培源以其在和平事业中的崇高威望被推举为会长，这几年，他接待的外国和平团体，研究机构和知名人士来访达几十批之多，对收到的外国朋友的来信来电都亲自过目和回信。1985年，他率团赴巴西参加帕会35届年会，并恢复了和裁会同帕会的关系。1986年，他出席在华沙举行的联合国关于和平问题专家讨论会和“华沙知识分子争取和平大会”，并在会上发言。 1991年，帕会以“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为主题在北京举办第 41届年会，周培源积极参加筹备工作，带病出席会议并主持开幕式。对此，与会代表，特别是曾多次同他一起参加过帕会年会的中外老科学家、老教授十分感动。 在和平事业和国际交往中，周培源以其卓越的学识，真诚亲切的君子风度，吸引了大批的国际友人，很多人到中国都指名要见他。著名科学家毕加教授参加了世界科协会议归国后，十分兴奋地对友人说，他见到一位中国科学家，是那样的诚恳、坦率、热情、亲切和朴实，他就是“苏培皇（周培源）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卡斯特莱教授谈起周培源在帕会中的活动，充满赞赏，钦佩和尊敬。 半个世纪的辛劳，周培源成为中国最有威望的社会活动家之一，被看做是中国最真诚的和平愿望的象征，被赞誉为“和平老人”。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深深懂得科学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危害人类。因此远在50年代我就同国内外许多科学家一起强烈呼吁科学上的新发明应用于造福人类而不应用于军事目的。我始终坚信人类既然有智慧发明原子弹，最终也一定有办法去消灭它。今天我已是耄耋之年，但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携手人生六十年 相依相随永相知 尽管王蒂澄只是静静地坐在丈夫周培源身边微笑，但一袭红衣，坐在轮椅上的她还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到今年，他们已携手人生60年，彼此的生命早已溶到一起。没有王蒂澄，也就没有今天的周培源。 王蒂澄出生于贫寒之家，由于学习出众，被吉林省官费保送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时年17岁。 王在女师大有王世芳等7名好友。一日，八姐妹畅游颐和园，王世芳的堂兄为她们拍照留念，没想到这张小照竟被他登在翌日的小报上。从此“八美”便名扬北平高校。王蒂澄在一定意义上是“八美”的核心，所以便得了“头美”之名。 1930年，比王蒂澄高一班的刘孝锦偷偷地把她的相片拿给周培源看，周一看就十分中意，当他们在刘设的宴会上初识时，周培源频频向王蒂澄盘中添菜。王蒂澄却“不领情”，心想，这个人一定很笨，我不吃韭菜，他还使劲给我拣。 此后，周培源便常常去女师大宿舍找王蒂澄。每逢传达在门口叫：“王蒂澄王小姐，有人找。”王的同学总是抢先冲出去，“看看他什么样。”有一次，周培源拿了一盒手帕去送王蒂澄，等落到她手里只剩下块把了。 1932年6月18日，这一对佳人在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校长梅贻琦先生是证婚人。梅先生宣布：“今日是王蒂澄先生和周培源女士的婚礼。”全场哄堂大笑。事后，周培源认为梅先生是“老糊涂了”，王蒂澄却认为这是梅先生的幽默。事情虽小，却反映出他们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周培源是典型的科学家，他的为人做事和他所研究的科学一样，精细准确，不能出一点差错。王蒂澄则洒脱大方，善解人意。从此，英俊有为的周培源和纯美善良的王蒂澄便成为清华园中令人羡慕的一对。曹禺先生就说过，那时候，只要周培源伉俪出门，我们青年学生就偷偷追在后面看。 周培源、王蒂澄伉俪情深。有一年，王蒂澄得了严重的肺病，这在当时有如得了不治之症。周培源立即把她送到香山公园眼镜湖边的疗养院，在那里整整养了一年，周则承担起看护两个女儿的责任。从清华到香山，当时只有一条土路，每逢周末周就骑上自行车，颠簸往返50里去看望她。疗养院却不许他进病房探视，他只好把带来的东西交给护士转送，自己则从外面爬到离地很高的窗户看看爱妻。香山清新的空气和绝对卧床，使王蒂澄彻底康复。周培源认为这全是他坚持科学，要她静养住院治疗的结果，“否则她的小命早就没有了。”每逢谈起此事，周培源总是十分得意。 自然，王蒂澄也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了周培源和孩子们。无论在怎么困难的情况下，她总是默默地站在周培源身后，用自己孱弱的身体支撑着周培源。 文化大革命中，周培源躲出北大校园，她坚持只身留在燕园。时常有人在她家窗外声嘶力竭地吼叫，辱骂周培源，还有人往里扔石头，但她仍然留在那里，并对担心她的孩子们说：“我不要紧，你们尽管放心，照顾好你们父亲，是最重要的。” 周培源夫妇酷爱艺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就利用业余时间和并不宽裕的收入收集中国古字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王蒂澄为了省下钱来收集字画，始终不肯拿出更多的钱来购买食品，以致成为当时北大、清华惟一由于缺乏营养而患浮肿病的教授夫人。周培源夫妇不仅买画着画，还抽时间阅读有关书籍、文章。鉴赏字画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他们的收藏量高质精，几乎包括所有明清主要书法、绘画流派及其代表作家的真迹。其中明初画家徐贲所作《峰下醉吟图》更是稀世绝笔。专家们一致认为他们的收藏是“国内一处尚未被发现的古代书画艺术宝藏。” 然而1988年，周培源夫妇将他们珍藏的145幅字画，无偿地奉献给祖国。王蒂澄说：“这本来就是人民的，还给人民，理所应当。” 每年3月底，玉兰、桃花盛开的时候，他们总是相偕去颐和园踏青赏花，连“文革”也不能中断他们的这一雅兴。但自从王蒂澄因脊椎损伤而不能行走后，周培源也再没去过——他不愿离开妻子片刻，就像他一生中所做的那样。
献身科学 教育英才 功在国家 造福将来 周培源常说：“学生在前一辈的基础上往前走，应该超过他们的老师，这样人类才会有进步。”从27岁到现在，他已把63岁的生命献给了教育事业，把自己全部的知识无保留地、无私地传授给学生，培育出整整9代物理学后人。即使在繁重的行政和社会活动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带博士生、研究生。 钱伟长至今还记得周培源讲课时曾引导学生展开的猴子爬滑轮的辩论。这个普通而有趣的问题，使每个学生深入理解了动力学和静力学的本质差别。钱伟长说，不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周家的客厅里谁都可以平等地和周先生敞开议论各种问题。在周培源的影响下，西南联大物理系有许多学生如王竹溪、彭桓武、林家翘等，走上了理论物理的研究道路，并成为著名物理学家。 林家翘已是鹤发苍苍了。他听到周培源的大名，是在入清华大学做学生那一年（1933年）。而从周培源读书，则是在1935年。那时，周培源是当年物理系最年轻的教授，也是清华大学青年教授中以才华学识、风度气质深得学生爱慕的“三剑客”之一。林家翘回忆说：“周先生讲课非常起劲、认真，说话也相当快，所以听课的学生，很受鼓舞……”。 到西南联大后，林家翘转从周培源学习流体力学，后以流体力学的稳定理论而闻名国际力学界，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一般的会议是请不动大数学家陈省身的。这位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退休教授近年很少出席公开活动。然而见到周培源90寿辰活动的邀请，他立即携夫人飞来北京。他和周培源的关系，开始于1930年清华研究院的人学考试，周培源是力学科的命题和阅卷人。陈省身说：“我想我考得非常好，所以秋季入学，第一次见周先生，他就说：我看过你的人学考卷。”1938年起，陈省身已和周培源成为同事了，见面机会大为增加。陈省身说：“我也曾旁听过周先生的一门电磁学课，所得的物理知识，对我是很有益的。”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周培源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杨振宁初识周先生，是在7岁之时，因此他对周培源的感情自是不同。抗战期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了4年大学，2年研究院，前后学过周先生教的三门课：力学、流体力学和广义相对论。他还记得联大物理系教授中带研究生最多的是周培源和吴大猷先生。他得诺贝尔奖后，曾多次应周培源邀请回国讲学，但在他的心目中，周培源永远是他们的老师。 如果要问著名科学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张守廉，“您最钦慕的老师是谁？”他肯定回答：周培源。在西南联大时，他学了周先生的力学、流体力学、电动力学和相对论，其毕业论文《圆管中之湍流》就是周培源指导的，周先生不厌其详地教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又不厌其烦地一句句为他修改用英文写成的论文，使他受益匪浅。1944年周培源给张守廉办好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奖学金，而此时张又考上了普渡大学的电力和电讯专业。他想，中国就要进行工业建设，电机工程则是工业的基础，因此他想去普渡。可他又怕周培源不高兴，然而当他把想法说给周培源，周先生毫不迟疑地赞同他去普渡，周先生的宽阔胸怀令张守廉终身难忘。 还有钱三强、马大猷、于光远、段学复、郑哲敏、王竹溪、彭桓武，还有蔡树棠、陈耀松、童博、许良英、黄永念，还有……如今，周培源的学生大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成为学科的带头人。 杨振宁曾说：30年前中国科学还在若有若无的境界，而现在已差不多赶上世界水平了。其中，有多少周培源的心血和汗水呢？ 一个三层的生日大蛋糕放在周培源面前，鲜花丛中，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微笑着。在他的座椅背后悬挂着北大全体师生的贺词： “献身科学，教育英才；功在国家，造福将来；寿齐嵩岱，德被春荄；祝嘏欢呼，漪欤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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