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庆来

熊庆来，字迪之，我国现代著名数学家兼教育家。早年留学法国，1926年应聘来清华学校负责创办算学系，历任系主任、理学院代理院长、地理系代理系主任等职，在教学制度、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均最先采用近代国际先进体系，并创办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是我国近代高等数学教学和研究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又是近世学界著名的“伯乐”，一生发现和特殊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熊先生在科研方面成果丰硕，是我国少数被国际上用个人名字命名重要学术成果的学者之一。

熊庆来，1893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十一日）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息宰村。祖父名凤祥，父名国栋。熊氏祖辈曾以经营蔗糖为业，渐渐购置了一些土地，成为村里的富裕之户。至国栋一代，开始从“公务”，曾历任教育（先后担任云南省巧家县和赵州县主管教育的小吏——“教导”）和水利方面的基层小吏。

熊庆来幼时深得长辈的器重，方启蒙，父亲就请两位受过新式教育的朋友兼作他的家庭教师。1907年，14岁的熊庆来被带到昆明求学，先考入云南方言学堂（后改称“云南高等学堂预科”），1909年毕业后升入“云高”本科，1911年又考入英法文专修科专攻法文。在昆明求学期间，他既学得了新知识，又受到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侵略肆无忌惮，一次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熊庆来的幼小心灵中埋下发愤图强的种子。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腐败的君主政府，消息传到昆明，熊庆来立即剪掉辫子，以示对革命的向往。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使中国人民真正摆脱痛苦的命运。在昆明，熊庆来仍然经常看到帝国主义者高踞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现象。他决定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1913年，云南省政府要选拔一批学生赴欧美等国留学，熊庆来欣然前往应试。在几百名考生中，他名列第三。这年6月，他远涉重洋来到欧洲，进入比利时的包芒学院（Institute Paumant）预科。他原打算在这里作些准备，来年报考一个著名大学专攻采矿专业。不料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德军进入中立的比利时，18天后，比利时国土全部沦陷。熊庆来跟着难民逃离了比利时，途经荷、英辗转到了法国。在颠沛流离中，他不幸染上了肺病。身体失康，不得不放弃学采矿的夙愿，进入巴黎圣路易中学（Lycee Saint Louis）数学专修科，改学数理。

在巴黎，局势相对安定些。熊庆来便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他牢记故乡师友对他的殷切期望：“廑念祖国危亡，云南尤殆，要励志向学，勿浪掷分寸光阴，务以造就有用之学回来报效祖国”（见许建初：《怀念老校长熊庆来》，载《云南大学》，1983年10月20日）。他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刻苦攻读。那期间，云南省政府按规定每月应汇给他“龙圆”100元，但国内局势动乱不已，汇款经常中断，他不得不节衣缩食。巴黎繁华的社会，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勤学意志。他在一封家信里写道：“酒店、戏院、舞厅，男不喜入；光阴易逝，努力读书为要。……”从1916年至1920年，他先后就读于格洛诺布尔（Grenoble）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Montpellier）大学、马赛大学等。1916年获格洛诺布尔大学高等数学证书，1919年起分别获得各大学的高等分析、力学及天文学证书，并获得理科硕士（Licencees Sciencs）称号，1920年获得马赛大学的高等普通物理学证书。

1921年，熊庆来学成回国。为了报答故乡人民对自己的栽培，他先在云南工业学校和路政学校担任物理和数学教员。半年后，他应南京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礼聘，到该校创办算学系。1921年秋到校，立即被委任为该校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还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授）。后来他回忆说，他被聘来东大，曾有三个出乎意外：第一，他意外地接到了“东南”的聘书；第二，他原以为来“东南”至多也不过先作一位讲师，但却意外地被任为教授；第三，对于他这样一个刚刚毕业回国的青年人（当时只有28岁）来说，如果说做一位普通教授还不是完全没有先例的话，那么做一位正规大学的系主任，则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所以当时有人慨叹说：“这件事反映了被聘任者的果敢和勇气；当然，这首先反映了聘任者郭秉文的果敢和勇气。”熊庆来先生是我国近代学界最著名的“伯乐”（这一点我们后面将重点介绍），而这时，他正是首先作为“千里马”被另一“伯乐”发现的。

初来“东南”，缺乏师资（当时“东南”只有熊先生一个人是教授，孙光远先生当时还是助教），没有教材，更没有办学经验。到校后，他既须立刻开出多门课程，又要多方筹划建系工作，其困难和繁忙程度是可以想见的。但熊庆来却认为，这正好是他施展才能的良机。于是，他全心身地投入这项艰巨而光荣的创业工作。白天，他和学生们一起“滚”在教室里，晚上的时间，就充分地用来编写讲义。那时他正患严重的痔疮，不能坐下工作，他只好趴在床上艰难地写作。没有国内参考教材，他只能借鉴外国的有关教材，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进行编写。接连完成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论》、《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动学》、《力学》、《偏微分方程》等等。他不知疲倦地教学，不知疲倦地编写，从1921年到1926年5年时间里，他一共编写了十几种讲义，其中有的后来被选为大学丛书，成为国内大学理工科的正式教材。

作为一位慧眼识英才的“伯乐”，熊庆来这时即已开始表现出来了。严济慈、胡坤升、唐增经等都是他在这个时期的高足。严济慈在“东南”读书时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但经济困难。熊先生就多方给以资助；1923年严济慈毕业时，成绩突出，宜于出国深造，但经济力量达不到。熊先生和几位先生一起商量，共同出资帮助他出国。熊先生本人捐助自己工资的一半。……

1926年，熊庆来接到北京清华学校的聘书，聘请他来校担任大学部算学系的创建工作。后来他回忆起当时接受聘请时的心情说：“……当时是叶企孙拉我来的。我当初担心只我一个留法的，不好相处。后来，来了还不错。其后，我要到云南大学去，清华还不放，我是以请假的名义才去的。”

熊先生到清华后，以其深湛的学识和优良的学风，很快就受到全校上下一致的爱戴。

熊先生初来时，旧制“游美预备部”还未结束，曾远荣、赵访熊都上过他的课。但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还是放在大学部算学系的教学和系务上。他来校前，算学系即由老数学家郑之善先生负责开始筹备，但系内师资十分缺乏，除郑先生外，只有兼任讲师二人（潘文焕、罗邦杰），助教一人（胡坤升），但他们都不能开高等数学方面的课程。这方面的课程如“近世几何初步”、“微积分”、“微分方程”、“方程式论”、“高等几何”、“近世代数”、“高等分析”、“分析函数及椭圆函数”、“微分方程式论”、“微分几何”等几乎全部都由熊先生开出。另外，还要开“理论力学”等课程。

从1928年起，熊庆来接替郑之若先生担任算学系主任。这时本系才开始有了3个年级（但学生总共只有7人）。这以后陆续聘了教授孙光远、杨武之，教员周鸿经、唐培经等，他们分担了熊先生的一些工作，并陆续开出了高深的课程。还在1929年，新建不久的算学系就曾试招研究生，为成立研究所做准备，但未录取一人；1930年，再次试招，录取了陈省身、吴大任两人，但因建所条件不成熟，又均休学一年，所以直到1931年，才正式成立了清华理学研究所的数学部，使以培养高级人才为目的的清华算学系初具规模。1930年，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先生休假出国，熊先生受托代理理学院长，并曾一度兼任地理系主任的职务。这就使他的工作更加繁忙。

当时的清华理学院，除算学系外，各系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上，大都以实验科学为主要发展方向，这在当时国内实验科学尚不发达的状况下，是比较先进的。但算学系没有实验室，所以在教学上比较注意对学生的运算能力的训练，把它作为使学生掌握与运用数学理论和扩大数学科学视野的主要手段，习题份量多，也较繁重，但对于质地较高的清华学生的提高来说，都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在课程方面，当时算学系只有“纯粹数学”课程，而没有实用数学课程，这时期理学院开出了几门反映当时最新科学成就的新课程，对于在国内传播最新科学知识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熊庆来亲自开出的“近代微分几何”。他编的教材《高等数学分析》水平很高，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是发扬了法国数学的特长（在分析方面，法国当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被定为大学丛书，和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陈桢的《普通生物学》等一起，被认为是当时国内理科方面高水平的中文教科书。

1931年，国际数学会在瑞士召开世界各国数学家会议，熊庆来作为中国代表前往苏黎世出席会议。第二年，正好轮到他休假，会议结束后，他就再次来到巴黎，从事为期一年的研究深造。当时他还没有博士的学衔，他决心结合这次研究撰写一篇博士论文，以取得这项学衔。

这期间，欧洲数学正处于“攻坚”阶段。在函数论的研究中，可分为有穷级函数和无穷级函数两个分支。欧洲数学家波莱尔（Borel）曾在有穷级整函数的值分布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完美的成果。数学家布鲁门达尔（Blumenthal）曾对无穷级函数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取得能和波莱尔有穷级函数理论相媲美的结果。熊庆来决定把这个题目做为自己“攻坚”的对象。他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租了房子，将儿子秉明带在身边上中学，并协助料理日常生活，便开始了他的具有划时代性的研究工作。他首先证明奈望利纳（Nevanlina）所引入的函数f(z)为逐段解析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作成无穷级亚纯函数的一般理论，此理论有二特点：（1）包括所有无穷级亚纯函数与无穷级整函数；（2）就整函数而言，其表达式的精确性同于波莱尔关于有穷级整函数的研究，而优于布鲁门达尔的结果。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Sur les fonctions entiereset lesfonctionsmeromorphesd' ordre infini），先后在《法国学术院每周报告》和维腊教授主编的《算学杂志》上发表，受到了数学界极大的关注。1933年因这篇论文的科学水平，熊庆来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他所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又称“熊氏定理”。

1933年，熊庆来仍然回到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系主任，又把清华算学系的发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广聘贤能，加强情报资料工作，购置大量图书、期刊和名家著作。另外，他还于1936年主持创办了《中国数学会会刊》（即现在《数学学报》的前身），为数学研究开辟了发表论文和探讨问题的园地。在他的主持下，清华数学系很快就发展成全国第一流的数学系，荟聚了一大批杰出的人 才。教师中有郑之蕃、杨武之、赵访熊、曾远荣、孙鎕、戴良谟、周鸿经、陈鸿远、吴新谋、李杏英、徐贤修、华罗庚、庄圻泰、段学复等；学生和研究生中则有陈省身、吴大任、许宝騄、施祥林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慧眼识罗庚”和延聘国际上著名的数学大师哈达玛、维讷来清华算学系执教两件事。前者笔者在本书所收《华罗庚》一文中，已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哈达玛是熊庆来两次留学法国时的良师和挚友，用熊庆来本人的话说，是“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学者”，他来校时身兼巴黎大学副教授、法国中央实验学校教授、巴黎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国家学术院会员、世界算学会副会长、世界算学教育委员会会长等要职。他的应邀来清华讲学，成为当时轰动中国科教界的一件大事。哈达玛抵京时，由校长梅贻传、理学院长叶企孙和熊庆来本人亲自到北平车站迎接，熊庆来还为《科学》杂志撰写了题为《哈达玛氏学术方面之经历及工作》的文章，向国内学界介绍哈达玛在近代数学研究中的重大贡献。1936年4月26日，在清华大学建校25周年庆祝会上，哈达玛作了题为《关于数学任务的几点感想》的学术报告。哈达玛每周为教师和研究生讲课3次，主要讲授偏微分方程，华罗庚、吴新谋、许宝騄、庄圻泰等人都曾亲聆教诲。哈达玛的讲稿由吴新谋整理后，又经哈达玛本人多年的补充和完善，写成了《偏微分方程论》书稿，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哈达玛干1964年（哈达玛于该年逝世）特将书稿送到中国，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现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生的教科书。维讷来清华时，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教授，对于近代数学的应用，贡献尤丰。他当时来清华是由算学系和电机系合聘。他后来被誉为现代控制论的创始人，而他本人则把他在清华电机系与李郁荣教授合作研究电网络的成果看做是他毕生对控制论研究成就的起步。

在清华，熊庆来拟定了一套发展清华算学系的计划。他回忆说：

当时，我很想把清华数学系造成一个学术中心，集中一些优秀青年，要他们做助教，加以培养，如柯召原是厦门大学学生，我就把他找来清华念书。当时我还极力注意把清华造成研究环境，图书期刊很充实。 1935—1936年还请到哈达玛（国际数学界数一数二的学者）和维讷来校讲学，学术空气很浓厚，当时北大、师大的一些人也来听讲。对学生的培养我们强调“学与思并重”，注意学生独立钻研，学而不思是不行的，学与思要结合。我们出题都是出大题目，有启发性的题目。只读教科书，如 KlaC、 Shiky的教科书，写得天衣无缝，不能启发学生思考，故要在习题上多启发他们看得开阔些。但太广也不行，必须使学生逐步接受经典。对青年培养还要教导他们谦虚，不要骄傲自满，有了点成绩就自满是学不好的。……
对天才学生，我们注意让他自力工作。如华罗庚，就是给他创造条件，如让他随班听课、作题。
经过清华这种严格的训练，学生毕业后要在大学做一年助教，考取了专科生留洋后，一二年就都得了博士，很快。当时留学考试，算学试题是由我出的。清华大学考取的比例较大。如胡坤升、周鸿经、唐培经都考取了留洋，得了博士。庄圻泰得了巴黎大学的国家博士，许宝騄是国家博士，段学复也是我指导的，曾新铄也是博士，柯召也是博士，吴新谋、郑曾同、田方增等都留了学。……

1937年夏，熊庆来应云南政府的邀请，再次回到故乡，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说：“我到云南大学去，清华不放，我以请假的名义才去的”（访问记）。云南大学创建于1922年，原名“私立东陆大学”，1934年改为省立云南大学。熊庆来出任校长后，于1938年呈准教育部，改为国立。熊氏长校10年，使云大获得迅猛的发展。他要求政府增拨经费，还向各界人士募捐，用以扩建校舍（“映秋院”、“澄农馆”等都是用募来的款项修建的），增添教学设备，增购图书资料。他利用抗战时期大批学者云集云南的机会，凭自己在教育界的声望，聘请了一大批优秀学者莅校任教，如何鲁、顾颉刚、费孝通、吴哈、吴文藻、张奚若、楚图南、林万舜（华岗）、吕叔湘、白寿彝、钱穆、罗庸、吴富恒、刘文典、华罗庚等。从1937年到1946年的10年间，教师由49人增至237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由38人增至126人）；学校规模逐步扩大，由原来的文法、理工两个学院扩充为文法、理、工、医、农5个学院，下设18个学系和4个先修班；学生人数由1936年的302人增为1946年的858人。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昆明合组“西南联大”，中山、中法、同济、华中等校也相继迁滇，和云大一起，形成战时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

熊庆来在出长云大时期，始终遵循自己一套办学思想，他认为：办好学校首先要有优秀的师资队伍，要选任学术水平较强、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师来担任教学工作，这样既可有利于学生的培养，又可以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他认为：高等学校不搞研究工作，不形成研究风气是提不高教学质量的。对于学生素质，他认为：必须严格考试，要树立良好的校风校纪，要认真充实教学设备，加强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他亲自写了《云大校歌》，歌词是：

太华巍巍，技海千寻；
滇池森森，万山为襟。
卓哉吾校，与其同高深。
北极低悬赤道近，节候显物复宜人。
四时读书好，探求境界更无垠。
努力求新，以作我民；
努力求真，文明允臻。
以作我民，文明允臻。
1949年夏，国民党政府派熊庆来和梅贻琦等一起去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届大会。会后，他没有回国，在法国居留。他当时总的心情是；“对国民党失望，对共产党观望”，象解放前夕去国外的许多学者一样，他想在外面“看一看”再说，但他生活没有着落，只好去当家庭教师。同时，他抓紧时间去普旺加烈研究所看书、研究。不久，他患了脑溢血而致半身不遂。师友们为他筹集了医药费，挽救他脱离险境，但他的右手已丧失了写作能力。他以惊人的毅力开始练习左手写字。出院以后，他一方面继续进行必要的治疗，一方面全力投入了函数论的研究，在法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学术论文。1956年，他被法国数学界研究亚纯函数的一个学派推选，执笔撰写了《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一书，作为法国数学丛书《Memorail desSciences－mathmatiqus》中的一本，为数学界所称道。

熊庆来出国前夕，云南大学曾筹集了一点外汇经费，委托他在国外购买科技图书。尽管他只身异国、病魔缠身，经济极端困难，但这笔钱他却未动分文。大陆解放后，他如数购买了图书，邮寄回解放后的云南大学。

熊庆来这次留居法国不久，新中国即告成立。1953年，周总理通过严济慈、华罗庚等表示希望他回国，但当时他因病体未愈，无法启行。他以病残之身从事研究，虽然也取得一些成绩，但他深深感到“工作只为个人生活，久留异国，殊觉无什意义”（《回到祖国七年》）。在异国，他常常听到祖国建设突飞猛进的消息，他希望返回祖国，发挥所长。在此期间，台湾当局曾通过陈立夫等写信邀他赴台，但他回信谢绝了。1956年，他正在紧张地为法国《数学丛书》撰稿，他回信向朋友们表示，稿成即启程回国。

1957年6月，一架图—104客机载着熊庆来返回祖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竺可桢，学部主任严济慈，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等，都到机场欢迎。一个月以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召开了欢迎大会，他在会上作了诚恳感人的讲话。他说：

……现在国家期待的，是一个大的胜利，所有的力量都用得出，都会有作用。在这意义下，我也应当尽我所有的力量。因此我毅然应召返国，并诚恳表示，我愿在社会主义的光芒中尽瘁于祖国的学术建设事业。……
今日向科学进军，我得加入行列，更是兴奋，虽自知才拙，又为病累，但想到大数学家普旺加烈说过的几句话，终觉不敢暴弃。他说的大意是：“科学上的胜利，有如战争中的胜利，其取得往往需要多数人的力量，冲锋陷阵的得有人，擂鼓鸣金的也不可少。”现在我国数学研究所阵容整肃，人人精神焕发，又有一个勇猛名将华罗庚同志带队。已有的表现不必说，将来的胜利自不待筮卜。我得参加这样一个队伍，纵不能上前冲锋，在后面擂鼓也是十分荣幸的。
熊庆来回国后，立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并担任所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等职。在组织、领导工作之余，他仍潜心于学术研究，在回国后的7年时间里，他在《科学纪录》、《中国科学》、《数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了近20篇高水平的论文，并有数篇在罗马尼亚、法国等国的数学期刊上刊载。在数学所工作期间，他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在会上发表卓有见解的学术讲演，提出带有战略意义的意见，受到全国数学工作者的尊敬。1961年全国数学会议后，他倡导组成了北京地区复变函数讨论会，这个科学集会每两周在熊的寓所开会一次，一直持续到1964年。他带着病残之身，在学术上勇于进取，积极参加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函数论研究的开展，培养了新一代的数学研究工作者。杨乐、张广厚等数学界后起之秀，当时就都是这个讨论会的会员，他们也都是熊先生亲自带出来的研究生。杨乐在

一篇文章里回忆说：“我和张广厚同志于1962年考入数学所，成为熊庆来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已是古稀之年，并且1950年初在巴黎时曾患脑溢血致半身不遂，行动不便，步履艰难。然而我们到所后不久，他便组织我们举办讨论班，报告亚纯函数的基本理论。数学所距熊先生的家稍远，且住于四、五层楼上，由于熊先生坚持每次讨论都要亲自参加，所以我们在离他家较近的福利楼二层（当时科学院的工会俱乐部）商借了一个房间充作教室。有时找不到车辆，熊先生便步行前往。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段距离大约七八分钟就可以走完，可是熊先生迈着艰难的步履，要走上四五十分钟，上下楼更是费劲，几乎一步一停。我们在旁边搀扶的年轻人都感到很焦急，可是他依然十分坚定地向前走着。……”

1958年，熊庆来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64年又被选为常务委员。他积极参加政协的各种活动，通过学习、视察，深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所鼓舞。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几十年要有意义得多，常常是不知老之将至！”

十年动乱期间，熊先生同样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1969年2月3日夜，熊庆来因病与世长辞。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熊庆来骨灰安放仪式。钱三强副院长在悼辞中高度赞扬了熊先生的爱国思想以及他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

熊庆来先生一生共发表具有创造性的论文60余篇，书籍和讲义10余种，有一半的论文是在晚年病残中写成的。所以，他的学生之一朱德祥先生曾用以下两句话来赞颂他的老师：“我的老师并不聪明过人，但是他的毅力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