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建立之時，恰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大學出現10年之際。聯大的建立帶有突發性，因為抗戰開始，為使中國大學教育不因戰爭而中斷，才有了西南聯大的出現。 她與抗戰共始終，在昆明前後共計9年，培養了大批人才，現在學術界公認西南聯大是戰時中國最成功的大學。由於西南聯大是由當時中國三所著名的大學（北大、清華、南開）聯合組成的，所以她的成功對於我們評價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發展道路是很有啟發的。中國現代大學教育雖然起步較晚（以1928年國立清華大學的成立為標誌），但現在大家公認，中國現代教育的起點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學接軌，而這開端都是在當時政治未上軌道的局面下完成的。這一切我以為應當歸功於本世紀初那一代傳統的讀書人，他們的基礎教育是在封閉的環境中完成的，但他們又是能開眼看世界的中國讀書人。本世紀初，中國辦大學的那些人，都很開明，他們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這是中國大學教育的幸運。也許是中國有私人講學和書院制度的傳統，所以在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型中呈現出很強的適應性，這是中西文化事例過程中，較少障礙的一種轉型，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能夠迅速發展的基本前提。研究中國教育史的人可能會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就是本世紀初葉時，最早承擔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職責的，是一批傳統的士子，如北大校長蔡元培、南開的創始人嚴修、南洋大學堂校長唐文治、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和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等，都是進士或舉人出身，如果是個別人，也許是特例，但現代大學教育史向我們顯示，這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葉恭綽在做交通大學校長的時候，他在交通大學開學時有一個演講，他說：“諸君皆學問中人，請先言學問之事。鄙人前自歐美歸來，目擊其新潮，頗有思感。嘗以為請君修學當以三事為難衡：第一，研究學術，當以學術本身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達於學術獨立境界。第二，人類生存世界貴有貢獻，必能盡力致用方不負一生歲月。第三，學術獨立斯不難應用，學術愈精，應用愈廣，試申言之。夫學術之事，自有其精神與範圍，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國積習以衡文為進取之階，於是百藝均廢惟儒術僅存。雖科舉之制為其歷附，亦由學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學術為兩事也。美國工藝之盛甲於世界，然說者謂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學術之精神不敵歐陸，此又不辨利祿與學術為兩事，是故求學術造詣之深，必先以學術為獨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誘，而後讀書真樂，此所謂學術獨立非必與致用分離。”然後又說：“交通大學自成立以來，積極改良已為有目共見，雖因出世甚晚，較之歐美先進相形見絀，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窺見，彼之失敗我未身嘗，倘以最新最後之方法猛晉追求，未必無同趨一軌之日，是在我大學同人之努力矣。”（《遐庵匯稿》第345－347頁，1930年版）從葉恭綽的這番話中我們可以大致了解本世紀初那些辦大學教育的人的眼光，西南聯大的成功就是建立在這樣基礎之上的。

二大學獨立

西方的大學有點類似於教會，其主要特點是具有獨立性，大學獨立是現代大學的主要特徵，中國現代大學的出現從時間上說是晚了些，但中國現代大學的起點很高，也就是說，中國現代大學的開端是直接與現代教育接軌的，這使中國現代大學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一派生機。清華大學1925年在原有的留美預備學校里設立大學部，1928年正式建立清華大學，但只用了10年時間，到1937年抗戰爆發時，已成為世界知名的大學。可以從她的成功中找出許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開始時能夠吸取現代大學的精華，就是大學獨立和教授治校，這是現代大學的命脈。切斷了這個命脈，大學的一切就都要變形，當年國民黨也千方百計想在大學插足，但收效不大，因為那裡的教授不買這個賬。西南聯大時期，陳序經先生一度做過法商學院院長，這位當年挑起全盤西化論戰的學者，身上有很濃的西方知識分子氣質。他為人正直，明辨是非，在學校里或社會上從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對政治上的是非他心裡是很清楚的。1941年前後，國民黨想加強對西南聯大的控制，要求當時擔任院長以上職務的教授都得參加國民黨， 陳先生知道後淡淡一笑， 對他的一個學生很堅決地說：“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林元《碎布集》第41頁）後來也沒人敢把他怎麼樣，而且當時許多教授也是這樣做的，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國民黨，但多數教授對此很不以為然，那時西南聯大從梅貽琦到眾多教授，對上面的各種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時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數情況下是應付了事。那時的聯大不能說完全實現了大學獨立，但它做為一種理念，在西南聯大里是紮下了根的。

三教授治校

西南聯大的教授，特別是負責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長系主任等，對自己的要求都很嚴格，一是因為聯大有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對自己的要求，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自律。想在聯大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學術上要絕對有東西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讓大家看得過去，而且不能有太說不過去的缺點。在舊大學裡負責，真有點像西方做官，進入公眾視野，一般是不能胡來的，大學又不同於別處，大家是敢說話的。所以舊大學裡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慮教授們的反應，看看能不能過了他們這一關，要是他們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別是大事。因為大學不是行政機關，教授是這裡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學，大學是依賴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學裡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戰期間，國家財政很困難，大學教授的生活比戰前下降了許多，當時大家都很窮。1941年，教育部曾規定大學裡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發給一筆“特別辦公費”，但在西南聯大，各院系負責人就不願拿這筆錢，因為這樣會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滿，為此聯大各院負責人上書校方，指出：“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嘗——十儒九丐，薪水尤低於輿台——故雖啼飢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絕領受這項特別補助。 最後只有每個常委每月領了一份。 （《清華大學校史稿》第314頁） 這樣的事，看起來雖小，但它反映出的卻是教授在大學裡的重要性。因為是國立大學，從教育部一面說，為了維持戰時的教育，給那些院長和系主任一點補助也不為過，但對那些負責教授來說，他們懂得教授在大學裡的主導作用，所以從不願意去傷害他們。尊重教授，是辦好大學的第一要事。

在西南聯大教授的權力之大是我們今大難以想象的， 對於來自上邊的命令，如果感覺不合理，要麼據理力爭，要麼就公開抗議，這一方面說明大學的民主空氣很濃， 也說明了廣大師生有很強的教育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1939年3月，陳立夫任教育部長後，為了加強對大學的控制，通過行政手段，對大學教育的諸多方面強行統一管理，其中有些規定是合理的，比如統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頒布大學課程科目表，統一課程教材，大專以上學校畢業考試實行總考制等等，嚴重窒息校園的自由空氣，限制師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聯大師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 聯大教務會議對教育部的統一大學課程教材和學生成績考核辦法等，據理抗駁，要求教育當局給予學校更多的教學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明確表示“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縱不敢謂極有成績，亦可謂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南開大學校史》第260頁） 。好在那時的教育部管事的人也多知道大學教授的厲害，所以在許多時候，並不願意得罪他們。舊大學裡教授們反對行政當局的事是常有的，因為那時的大學教授是自由流動的，在校內他們不必害怕校長，更不必害怕教育當局，不合適就走人，此處不留自有留處，整個心態是從容而平靜的，因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價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為有了教授才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有教授，這就是教授治校的傳統， 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聯大度過的那段時光稱為“誰也不怕誰的日子”，他說：“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資和地位，可以說誰也不怕誰。當然因為每個人品格和常識不等，相互間會有些不快，但大體上開誠布公多於陰謀詭計，做人和做學問的風氣是好的。例如在課堂上，有些學生直言指出教師的錯誤，而教師因此對這些學生更欣賞。有兩次教師發現講授有嚴重錯誤，遂當堂宣布：近幾個星期以來講得都不對，以後重講。教師與學生相處，親如朋友，有時師生一起學習材料。同學之間的競爭一般也光明正大，不傷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討論，以增進對所學知識的了解。離開昆明後，我也交過一些朋友，但總感到大多不及聯大的一些老師和同學親近。這大概和交識時的年齡有關，但我覺得當時聯大有相當的人在為人處事上兼備了中西文化的優點，彼此有一種暗合的視為當然的價值標準”（王浩《誰也不怕誰的日子》見《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4輯第66頁）。西南聯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於教授和學生對中西文化優長的完美結合，這種結合是在自覺狀態下完成的。我們再看一件小事。一位聯大的學生曾回憶說，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先生曾說，楊振聲先生講小說必稱沈從文，講戲劇必稱丁西林。這話在國文課上只證實了一半，為什麼聯大國文課本中沒有選沈從文的小說呢？據說，當年討論篇目時，規定過一個原則，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選，這麼一來就連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沒有機會在國文課本中露面了（張源潛《大一生括雜憶》 見《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63頁）。這看似小事，但它所體現的文化精神，卻是很博大的，這樣的小事，我們今天的許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四校長的合作精神

西南聯大成功的經驗中，另外重要的一條就是校長間的合作，如果沒有他們的合作，在那樣的情況下，要把大批教授團結起來，延續中國教育的命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這二位校長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中國知識分子合作精神的一個縮影。中國讀書人是識大體的，特別是那些受過中西兩面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體現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識分子能辦成大事的一個例證。抗戰前，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之間，並沒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個校長的辦學風格也很不同。聯大初期，三校開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也有過猜疑，有過觀望。葉公超回憶，當年他到了長沙以後，才知道蔣夢麟先生仍在杭州，他回來以後，葉公超問他南開和清華的兩位校長什麼時候來，蔣夢麟並不樂觀，不過他說，假使他們兩位不來，我們也要把大學辦起來。那時候的情況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窮慣了，什麼事不一定要有什麼規模，只要有教員有學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課。清華是有家當的學校，享受慣了“水木清華”的幽靜與安定。南開好像脫離了天津的地氣，就得不到別的露潤似的，總覺得政府要在後方辦大學而要他們來參加，他們當然不能夠把家當挖出來。清華有穩定的基金，但是格於條文不能隨時動用。蔣夢麟和葉公超他們幾個人，內中也有少數清華南開的教授，天天沒事就出去遊覽山水。晚上聊天的時候，三校同床異夢的情況，大家都避免表露出來。大家總是要打聽張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到長沙來。他們隔幾天就向教育部去電催駕，教育部回電很快，總是說他們的電報已經轉給張校長了。梅貽琦也遲遲沒有確實的消息。當時就有人主張蔣夢麟回南京去一次，甚而至於說，假使張梅兩校長不來，我們就拆夥好了。蔣夢麟當時的反應是很見他的性格的，他說：“你們這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要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的學府在後方繼續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麼困難，一定要辦起來，不能夠因為張伯苓先生不來，我們就不辦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麼長期抗戰？我們多等幾天沒有關係”（葉公超《孟鄰先生的性格》轉引自《笳吹弦誦情彌切》第20頁）。後來張伯苓梅貽琦兩先生都到了昆明，聯大前後9年，三校不能說一點矛盾沒有，但總的說是合作成功的。整個抗戰期間，中國的高等教育沒有間斷，三個校長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