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苗：我的“藤野先生”

1904年魯迅筆下的“藤野先生”，或許是中國迄今最具盛名的日本教師。魯迅先生時時記起他，是因為：“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流年似水，倏忽百載。千萬留日學子來來去去，又有幾人，心中不曾藏着一位敬之愛之的“藤野先生”呢？我心底，也有相同的惦記，思念着的，是我的“藤野先生”。

1998年，來日第三年，我讀大二。日語統共學了兩年，水平只夠看不夠用。幸好日語漢字多，尤其專業教科書。上課聽不懂，選使用教科書又愛板書的教授，足以靠視覺補聽力。新學期，我興沖沖選了門《日本文化史》。因覺必定有趣，滿心都是期待，就忽略了教科書。

等粉色櫻花落盡，綠葉綴滿枝椏，坐在春季的大學課堂，大教室里烏泱泱一片學生，才知是門大課。花甲年紀的老先生步入講堂，落坐後直接開講。沒有教科書，不發講義，也少板書。90分鍾的課，老師洋洋灑灑，一氣呵成，卻苦了視覺系留學生的我。

春日陽光斜入窗內，伴着老師溫和的聲音，一室舒適暖意。我強打十二分精神，豎起雙耳，緊盯講台，卻兀自在行雲流水的年號、人名中雲里霧里。一下課，毫不猶豫直奔老師，結結巴巴地滔滔不絕。老師聽懂了我無教科書不可的理由，就寫了幾個書名。又說，如果圖書館沒有，不用買，可去他的研究室借。這，就是我與我的“藤野先生”的初見。當然，老師尊名“井出孫六”，並非“藤野”。只是，這個名字於我的分量和意義，當時我尚一無所知。

多年後的同學會裡，提起井出先生，素來穩重沉靜的學姐仍難掩興奮：“當年，在選課大綱看到老師大名時，我簡直不敢相信，系裡居然請到這麼好的老師！” 大學時代以來，常獲老師贈書。雖知老師的作家身份，但身世經歷，卻是數十年後，突聞老師離世噩耗，震驚之餘輾轉網絡後才略有了解。

井出孫六先生出身長野名門，身為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橘倉酒造（酒莊）家末子，有一眾傑出兄姐。長姐丸岡秀子是作家、評論家。長兄井出一太郎為政治家、前內閣官房長官。三兄井出武三郎也是評論家。四兄井出源四郎為醫學家、前千葉大學校長。身為末子的井出先生亦足與兄姐比肩：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後，任中央公論社編輯後專職作家。1974年獲第72屆直木獎。1986年獲第13屆大佛次郎獎。報告文學、歷史文學、隨筆等多種著作等身。

井出先生與中國結緣，始於1965年共青團中央舉辦的“第一屆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當時中日尚未建交，先生冒着被日本政府認定為危險分子的風險，以媒體人身份作為代表團成員之一赴中。9月，在跟隨代表團離開鞍山之夜，列車啟動，一片“再見”的道別聲中，忽然飄入一個日本女性的聲音：“オゲンキデ‥‥‥サヨウナラ”（多保重‥‥‥再見），井出先生震驚之餘，奮力將身探出車廂，搜尋聲音來處，卻因列車加速前行，不得確認。但從此，鞍山之夜的這個聲音深深沉澱於井出先生心中。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井出先生以故鄉信州“滿蒙開拓團”為起點，着手中國殘留孤兒的相關調查。先生在書中寫道：（鞍山之夜）“那位女性的日語里滿含的傾訴，以及話語背後隱藏着的，數千殘留婦人、和成為殘留孤兒的青年們懷抱望鄉之情的無助，當時，我並不理解。但此事，至今仍不斷喚起我的悔恨之情。” 

1985年，井出先生將每年前往中國殘留孤兒訪日調查會場的采訪記錄、和長年的調查研究結果集結成文，在雜志《世界》連載，1986年以《無盡的旅途――“中國殘留孤兒”的歷史和現在》為名出版，獲日本報告文學重要獎項大佛次郎獎。書寫之外，井出先生常年在日本各地奔波演講，呼籲民眾勿忘戰爭的歷史教訓。2002年，在日中國殘留孤兒向日本國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井出先生鼎力支援奔走，並親自作為證人出席了神戶、長野、鹿兒島審判。2004年，以“世界人民攜手共求和平，於動盪不安的世界中讓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大放異彩。”為宗旨的日本“九條會”（“和平憲法第九條之會”）成立，井出先生參加並於2005年擔任了傘下的“媒體九條會”的召集人。此時，井出先生已七十四高齡，仍在繁忙的社會活動中筆耕不綴。維基百科上確認到的井出先生著作里，僅1985年至2015年的30年間，先生的著書就高達35冊。

但遺憾的是，這些我均了解於網絡，並非親耳所聞。在與井出先生的二十數年的記憶里，先生於我，僅是可以去研究室談天說地、謙和親切的老師，可以輕松登門拜訪的父輩。

大二第一堂課後先生給的書單，圖書館里沒借全，便依言找去研究室。先生說office hour歡迎來玩兒。閒着無聊時，我真就串門子去了。

先生的研究室很大，正對一牆大窗，框出一幅藍天綠樹的美景。室中央設兩張大桌，先生面窗而坐，訪客背窗。明亮光線里的先生，一貫的溫文可親。先生總讓我自己泡咖啡喝，速溶咖啡擠在滿牆書櫥一角。年少時喝不來黑咖啡，往往只舀一小勺加水作數。和先生的談天，亦如手中咖啡清淡，淡得內容已模糊不清，但那些年代久遠的office hour，仿若杯上漾起的咖啡香，回味綿長，難以忘懷。

年少天真的我，從未想過深究先生身份，也非精進學問的好學生。與先生自然而然的親近，最初，或許只是異鄉求學的孩子，對溫暖和善的嚮往。或許也因幼時家住父母任職的大學宿舍，擦肩微笑招呼的鄰居，無論院系老師或校領導，都只是親切的鄰家叔伯阿姨。井出先生的和藹包容，與過去重疊，令我心嚮往之。所以即便畢業後，雖非文學青年，但每年的“井出沙龍”（畢業生文學愛好者沙龍），我都雀躍參加。坐在先生家客廳，聽學長學姐和先生熱火朝天的討論，似懂非懂的時候居多，自然寡言。井出先生總會貼心地找出合適話題讓我參與，其實於我，靜享那熱切美好的氛圍，已是秘而不宣的至高享受。

研究生畢業前，先生得知我有意教職，特意致電中國友人，請前輩大學教師為我指點一二。再後來，幼女出生，忙於家務瑣碎，有三、四年時間，僅餘明信片聯系。但每年年初，看到先生手書的短短數語，便即心安。

作者的“藤野先生”——井出孫六與作者女兒幼時

女兒4歲那年，聽聞先生身體欠佳，匆匆帶她前去探望。那個深秋的午後，先生和往常一樣，一臉慈祥在門邊迎我。先生的精神比預料的好，方覺安慰。初次登門的女兒毫不懼生，嘰嘰喳喳拉着先生問東問西。先生耐心逐個答疑，又指着院中柿子樹上結的果實，示意女兒看。一老一少並立窗前，齊齊抬頭，仰望一樹橘黃的靜謐溫馨，至今仍存心底。 

2019年末，收到先生寄來的親屬喪中明信片。明信片上照例有親筆手書，但不見先生一貫質朴有力的字體，代之的，是顫抖的書寫筆跡：“什麼時候見個面吧”。心中大慟，只想速速前去探望，可依日本習俗，喪中人家不可回復賀年卡，也不可拜年。於是聯系了學姐，商量着新年過後前去拜訪。未曾想，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阻斷了一切。年末忽至，再次收到一張喪中明信片。這次，寄自井出夫人。無法置信的茫然錯愕過後，才明白，從此與先生天人永隔。

萬般悔恨，無可言喻，無從彌補，無計消除，唯有深夜時重溫先生著作方能稍減。查閱了所有著作書目後，發現先生的著作多是我難以企及的高度。而先生以往所贈之書，應都是經過他細心挑選，適合於我的。更怨自己愚鈍，未曾早些體會，也不曾多向先生請教。如今每每重讀，總悔之不已。字裡行間穿梭的歷歷過往，與先生的音容笑貌重疊，往往令我淚目不止。流淚，並非僅是感傷逝去，亦是感懷：年少懵懂時未曾領略的教誨，人至中年，竟又因為先生，得有機會再次學習體會。

井出先生曾說：“我是個無足輕重的寫作人，（中略）我的工作是用鉛筆將稿紙填滿。稿紙的字格一格叫做“一丁”。寫20個字的話，就填滿了20丁的字格。有時我邊寫邊想，（中略）如果某時某人，讀了我寫的“數丁”文字後，能有些東西留在他（她）心中，那該多好。這，其實也是我的心願。如果我寫的文字裡，有一小部分，能在日本這個國家的文化里，留下一些如花瓣般存續下去的東西，那我將感激不盡。”

《藤野先生》裡，魯迅先生寫道：“他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

我不敢妄測，井出先生對於我的溫厚關懷，是否是他對日中友好貢獻心力的延長線。但他於我的教誨，如深夜掩卷回首窗外時的西斜明月，即便落下，翌日又將升起。有些生命，亦是如此。逝去，是對其存在認知的重啟。曾經的一切，是永不凋零的花，綻放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