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院士到學部委員

　　1949年以後，新時代和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就存在了。新時代從一開始就對人文知識分子存有成見，也許是早已意識到那些人文知識分子由於專業的關係，至少在思想上與新時代不和諧。所以我們分析這個時期知識分子的真實處境，應將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和人文知識分子做適度的區別，因為在新時代，執政者對這兩類知識分子實際是有他們自己的判斷的。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和1955年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的變化中看出來。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共有81人，其中人文組28人，他們是：吳敬恆、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澄、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共有61人，他們是丁聲樹、千家駒、于光遠、尹達、王力、王亞南、王學文、向達、艾思奇、何其芳、吳玉章、吳晗、呂叔湘、呂振羽、李亞農、李達、李儼、杜國庠、沈志遠、狄超白、周揚、季羨林、金岳霖、侯外廬、胡喬木、胡繩、范文瀾、茅盾、夏鼐、馬寅初、馬敘倫、張如心、張稼夫、許滌新、郭大力、郭沫若、陳伯達、陳垣、陳寅恪、陳望道、陳翰笙、陶孟和、湯用彤、馮友蘭、馮至、馮定、黃松齡、楊樹達、楊獻珍、劉大年、潘梓年、翦伯贊、鄧拓、鄭振鐸、黎錦熙、錢俊瑞、駱耕漠、包爾漢、薛暮橋、魏建功、羅常培。

　　中央研究院士的選舉，據吳大猷回憶是這樣進行的：“三十五年由評議會籌辦院士選舉。先由各大學院校、專門學會、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名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選人，約四百餘人，三十六年由評議會審定候選人一百五十人，三十七年再由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中央研究院的回顧、現況及前瞻》，台灣《傳記文學》第四十八卷第五期，56頁）對於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工作，我們今天可以做這樣的評價，即這是一次非常慎重的選舉，從人文組當選院士的名單上可以看出是以學術為惟一原則的選舉，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因為在這個當選的名單中沒有國民黨負責意識形態的主管人員（王世傑是以法學家身份當選的，雖然他曾做過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但在當選院士時，他已離任改就外交部長一職），相反郭沫若卻一直在這個名單上。胡適日記中曾留下了一份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組部分擬提名單（《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五冊，台灣遠流出版公司）：

　　哲 學：吳敬恆、湯用彤、金岳霖

　　中國文學：沈兼士、楊樹達、傅增湘

　　史 學：張元濟、陳垣、陳寅屬、傅斯年

　　語 言 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考古學及藝術史：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學：想不出人名

　　這名單上沒有胡適的名字，可見是有迴避的，就是推薦人不能自薦，在胡適提名的這些人選中，沈兼士、傅增湘最終就沒有當選，而郭沫若卻當選了，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態度是人所共知的，但中央研究院沒有因為他的政治傾向就把他排斥在院士以外，所以大體可以說，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沒有政治干預。1949年5月30日，竺可楨在上海見到陳毅，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渠曾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並蓄。”（《竺可楨日記》第二冊第1257頁，科學出版社）

　　中央研究院是國家的最高科學（包括人文）研究機構，一個時代的學術自由和政治寬容，可以說最能在這樣體制化的行為中表現出來。對於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的評價，要看到它對於學者政治選擇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說，一個時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對寬容，要看它的體制化行為，不能只看見它在執行體制化行為時具體的不寬容行為，更要看到它的體制化本身是不是能有一個寬容生長的機制，就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情況而言，我們應該對這個體制給出合乎歷史事實的評價。除了郭沫若之外，還有馬寅初，他的當選也是令人感慨的。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中，馬寅初也是28位人文組院士中的一位，而我們知道，馬寅初在40年代的政治選擇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國民黨軟禁過馬寅初，30年代末期，他通過經濟學家沈志遠、許滌新和中共發生了聯繫，以後的馬寅初就可以說完全是一個左傾的知識分子了。在40年代，他是在經濟上批評國民黨最激烈的一個經濟學家，對國民黨政權、對蔣介石、對四大家族和官僚資本，馬寅初都寫過很多文章。正因為如此，國民黨才對他恨之入骨。他也是1948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後到了解放區的民主人士之一。前幾年，我看過一本《馬寅初抨官撩資本》（重慶出版社出版、周永林、張廷鈺編），其中所收的文章都在1948年以前，是在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前寫的，也就是說，他的那些評擊官僚資本的文章並沒有影響了他的當選。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組候選人的評語中對他的介紹是：研究中國金融市場及財政金融等問題。（李揚編《國立中央研究院史》第143頁）當時人文組的院士候選人共有55人，最後當選的只有28人，是兩個人當中才能選一個，那次選舉原計劃選出100人，但最後當選的只有81人。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我把人文組55名侯選人的名單抄在下面（*為當選者）：

　　吳恆敬*、金岳霖*、陳康、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唐蘭、張元濟*、楊樹達*、劉文典、李劍農、柳詒澄*、徐中舒、徐炳昶、陳垣*、陳寅恪*、陳受頤、傅斯年*、蔣廷黻、顧頡剛*，王力、李方桂*、趙元任*、羅常培、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徐鴻寶、王世傑*、王寵惠*、吳經熊、李浩培、郭雲觀、燕樹棠、周鯁生*、張忠紱、張奚若、錢端升*、蕭公權*、方顯廷、何廉、巫寶三、馬寅初*、陳總、楊西孟、楊端六、劉大鈞、吳景超、凌純聲、陳達*、陶孟和*、潘光旦。

　　從上面這個名單中可以看出，這55人當中多數是主張走中間道路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國民政府中做過官的人也不在少數，像蔣廷黻、吳景超、何廉等，都沒有當選。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中，胡適和傅斯年是關鍵人物，但我們從這個名單中可以看出和胡適、傅斯年關係很好的學者當中，沒有當選的也很多，如張忠紱，他是胡適做駐美大使時身邊的兩個助手之一（另一個是錢端升），還有潘光旦也沒有當選。

　　對於這次院士的選舉，夏鼐在當時就說過：“這次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次院士會議，可算是近年來國內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創辦已達20年，今年才舉行選舉院士；原擬選出80名至100名，聽說選舉時第一次投票僅選出60來名。一連投了五次票才選足81名，可以說相當的鄭重審慎。不管各方面對於這次院士名單的意見如何（尤其因為提名的辦法不佳，有些可以當選的學者，根本沒有被提名，以致無從選出，令人頗有遺珠之感），我們如果說‘這一個名單，相當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國學術界的情況’。這話大致不會有多大的錯誤吧。：（《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觀察》周刊，第五卷第十四期第3頁）

　　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的產生則是另外一種方式，據當時負責學部籌備工作並擔任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秘書的劉大年回憶：”第一屆學部委員的產生屬於協商性質，是協商產生的。自然科學方面的人選是科學家推薦，但推薦不是選舉。”社會科學方面是在提出名單之前，徵求了各學科主要人物的意見。我當時參加了這些活動，主要在北京地區找有關人士談。北京以外的就沒去找，是書面徵求意見的。我記得當時找了這樣幾方面的人：哲學方面有楊獻珍、艾思奇、張如心、湯用彤；語言學方面有王力、羅常培、丁聲樹、呂叔湘；歷史學方面有季羨林；經濟學方面有狄超白，等等。當然不止這幾位，還有一些我現在記不清了。在徵求意見時，我們首先把科學院的精神告訴他們。當時提出的人選標準主要有這麼兩條：一條是政治的標準。社會科學的政治標準主要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另一條是學術標準，即在本學科中是否有成績。所謂成績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眾對他學術著作的評價。根據這個要求，來徵求他們認為適合做學部委員的人選來。然後，黨組根據這結意見擬出名單。”（劉潞《劉大年憶郭沫若》，《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第61頁）結合劉大年的回憶，我們現在要以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名單做一個簡單的分析，從中看一看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是如何介入學術的。在自然科學的學部委員中，過去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凡是沒有離開的，都成了後來的學部委員，但是也有一個例外，就是少了生物學家胡先肅，原因是胡先生一直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加上他在50年代堅決反對李森科那一套，雖然他的專業是生物學，但新時代在這一點上是毫無餘地的，所以儘管胡先生是中國現代生物學的主要代表，但他還是沒有能進入學部委員中。在離開的24名院士（赴美、赴台）中，有10人是人文組的院士，也就是說，在28名人文組的院士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強的人離開了，或者說，當年離開的院士主要是人文組的院士，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中央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在組成的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央研究院是以美國模式組成的，而中國科學院學部是以蘇聯模式組成的。這一點在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通過的總決議中說得很明白，就是要“進一步學習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先進科學”（《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冊》第572員，大公報社）。出席學部成立大會的就有蘇聯科學院副院長巴爾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和波蘭科學院副院長維爾茨皮斯基。這是一個政治籠罩一切的時代，科學也未能倖免，其實那時先進的科學並不在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院士是28人，過了7年時間，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學部委員就成了61人，是過去的近3倍，學術並沒有發展，而學部委員的人數卻在激增，但仔細觀察一下，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學部委員名單中除了人數的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強化了人文學科的意識形態色彩。過去，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的構成中，除了顧及各學科的專業水平以外，一個明顯的特點是法學家在人文組院士中有較大比例，有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四位院士。到了學部委員時，這四位法學家中，除了二王去了台灣外，留下來的周鯁生和錢端升都沒有成為學部委員，而社會學家中也將陳達先生去掉了。1955年學部成立距批判胡適運動不到半年時間，過去和胡適關係較近的學者就沒有能再成為學部委員，最典型的是顧頡剛，作為一個研究古史的學者，他的專業與政治並不緊密，但因為他過去和胡適的關係，再加上在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尹達個人的關係不好，自然就被排斥在外了，他在日記中說：“近來批判胡適歷史學、考據學的文學中，常常牽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會上說個明白。”（顧潮《顧頡剛年譜》第35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因為顧頡剛在批判胡適的考據學時，曾說了幾句公道話，他說考據學是反封建的，“聞者大嘩，對予抨擊”。

　　在留下來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也主要是人文組的院士，如張元濟、柳詒澄、余嘉錫（1955年逝世）、陳達、周鯁生、錢端升、顧頡剛、梁思永（1954年逝世），也就是說，在留下來的18名人文組的院士中，差不多有近一半的人沒有成為學部委員，從這些變化中，我們才能真正感覺一個時代對於過去文化遺產的基本態度。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主體是延安知識分子，進一步說是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那些知識分子，以胡喬木、陳伯達、周揚、艾思奇、胡繩、范文瀾、尹達、張如心為代表，學部委員比過去院士最大的特點就是高度的意識形態化，因為當時負責意識形態和文化部門的主要官員可以說都是學部委員，這些新的學部委員在學術上，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和過去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相比，因為他本來就是同時代人，1948年沒有當選院士，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態度，而是因為學術水平。學部的建立，據郭沫若在學部成立大會開幕詞中說是“為中國科學院進一步建立院士制度準備了條件”。中央研究院從蔡元培先生手裡建立，到1948年選出第一屆院士已經過去了20年，也就是說，從研究院的評議會到選出院士，本來已經完成了在中國建立院士制度的準備，而且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在那樣的歷史環境中已經成功地開創了中國的院士制度，為什麼還要一切都從頭做起呢？如果沒有政治上的成見，這筆文化遺產本可以自然延續下來。院士制度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科學和文化的最高象徵，它的變化最集中地映現着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精神，從院士到學部委員的變遷，不是一個形式上的轉換，而是兩種不同文化精神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較量，這種較量，深刻地影響着20世紀中國現代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的命運。

　　（作者：謝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