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情爱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尔 著

（台湾）李意马 译

9、中古欧洲篇

奇情，冒险与隐喻

在Guilhem提出将爱欲与高贵之爱融为一炉的理论後，它很快成为吟游诗人所乐于歌颂的一个主题，男士们竭尽心思想去“开发”他所挚爱女性体内值得崇拜的“女神”，而女性也乐于被“开发”。但在约一个世代後，法国一位极端厌恶女人的吟游诗人Marcabru，对早期这种“优雅之爱”里的道德放纵展开批评，他说美丽与地位并非是使女人获得歌颂的唯一条件，美德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淑女也许可以为了爱人而放弃她的地位，但却很难公开说不要她的美德，而且，也没有一个绅士能够公然要求她这样做。

一位吟游诗人颇为欢迎Marcabru的说法，因为歌颂出身低微的浪漫英雄爱上高贵淑女的诗篇，多是这些诗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编成的，那些芳心寂寞的淑女很容易认为诗人在诗歌里对她表达了他不敢用口语说出的爱情，他就是热爱自己的那位“浪漫英雄”，这常使吟游诗人陷入不可预期的危险中。他们正焦急地在寻找一个能阻隔阿拉伯男女的宫墙或城堡。Marcabru所强调的美德可以将女人提升到纯洁无瑕的高上地位，净化爱情中的肉欲污点，而臻于纯粹精神的领域。于是,“美德”遂成为欧洲“优雅之爱”中隔阻男女的“宫墙”。

最少，当时流传下来的诗歌里强调了美德。当时社会上爱情游戏的真相虽然不太清楚，但很可能是遵循诗歌里所提供的模式。这个模式在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结束时很少改变，通常是一个出身高贵的淑女嫁给一个封建领主，爱上她的男子担心的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高贵。他努力使自己成为杰出人物，最後也成功地赢得了美人的芳心。但为了她的名誉，他们的爱情必需保持秘密，而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相爱的人只能异地相思，另有一些小角色居间协助或从中作梗，而使他们的恋情益形曲折感人。

但“优雅之爱”的真相至此就变得有点朦胧，吟游诗人从未歌咏床笫之爱，有些甚至明白否认故事中的英雄有占有他们爱人的任何欲望，另有些则歌颂可以经得起任何考验的贞洁．情侣会只是互诉衷曲及海誓山盟、接吻、拥抱或赞美彼此裸体的完美，然後就此打住。今天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这种“悬崖勒马”的真实性，以及它究竟需要多少“美德”。

在不到半个世纪之间，被漠视的妇女摇身一变成为高贵的淑女，但男人歌颂的通常不是血肉之躯的女人，而是理想化的偶像，而且她们被讴歌的主要是冰清玉洁的高贵美德，但这很难说是她们的成就，当时对女性的赞美几乎没有人提到她们在心智方面有何杰出之处。不过，这种疏漏很快就被另一种文学狂想所补足。

Guilhem的孙女Eleanor，于1137年嫁给路易七世，她将在其祖父手中脱胎换骨的“优稚之爱”观念传抵法国北部，但并不太适合北法的风气，北法人的口味较喜欢冒险犯难的故事，于是Eleanor和她的女儿费尽心机，将“奇情”和“冒险”两者溶为一炉，而产生了新的“奇情冒险”故事。

在12世纪时，法国发展出一种类似诗歌的罗曼史（roman)故事，主题通常是一个英雄出发到某一梦幻世界探险或旅行，旅途中充满各种爱与战争的冒险。早期的罗曼史多属来自古典世界的历史剧，譬如“亚历山大大帝罗曼史”、“底比斯罗曼史”、“特洛伊罗曼史”等，但这些故事太过遥远，而且基于政治上的理由，大家也较喜欢接近本乡本土的题材。

1170年，Eleanor改嫁诺曼第及英格兰的享利二世，她很快撷取了当地有关亚瑟王（Arthur）及其圆桌骑士的传奇，然後加油添醋，掺杂当时的梦想与“优雅之爱”的情节。她奖励很多杰出的吟游诗人，她女儿也克绍箕裘，鼓励吟游诗人将爱情化为冒险，将武士转变成游侠，而开始了真正的“骑士精神”。

以淑女来做为武士们的精神感召，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但北法和德国不象南法那样细腻温婉，这种感召失去了它的精神内涵，而变成增加武士们在战场上勇气的半神秘性力量，譬如在德国，武士视忠诚为其最高德行，忠城的对象依序为上帝、领主及情人。爱情的职责要求他履行情人的想望，为她而奋斗，为她而击败敌人，而且除了一句赞美外，不冀求她更多的回报。如果我们能经由时光隧道回到中古世纪，将武士们的情人换成“军徽”或“国旗”，那些武士大概也不会注意到有什么不同。

与Marcabru同一时代的一个贵族Jaufre Rude1,曾写过“来自遥远地方的爱”的知名诗篇，13世纪的传记作家显然是出于误解，将Jaufre 的生活浪漫化，认为他那“远方的爱人”乃是叙利亚特里波里的伯爵夫人，一个如神话般的美女。Jaufre从自圣地回来的朝圣者口中听到她的消息，即为她写了一系列优雅之爱的诗篇，然後在1147年离开法国启程前往圣地，希望能到那遥远的东方见她一面，但在旅途中他生病了，抵达目的地时已奄奄一息，最後，很幸运地死在情人的怀中。这个感人故事的大部分情节都是虚构的，有不少现代学者认为，Jaufre所爱的真正对象不是“特里波里的伯爵夫人”，而是“圣地”本身，他将“圣地”在诗篇里美化成一位迷人的女性。

如果Jaufre是西方第一个以“淑女”来做暗喻的人，那么在13世纪写成“玫瑰罗曼史”的Guillaume de Lorris及Jean de Meun则是将这种隐喻观念普及于世的两个人。“玫瑰罗曼史”可能是中古世纪後半期读者最多的作品，它的前半部于1230年左右由Lorris写就，叙利亚一位充满爱意的人走进一个神秘的花园，看到一朵令他心迷神荡的玫瑰（代表一位淑女），但他的心里也因而产生一个恼人的问题：“他是否应将那朵玫瑰摘下来？”

Lorris以四千行诗句来辩论这个问题，他用各种隐喻——悠闲与殷勤、欢乐与希望、美与财富、甜言蜜语、危险、诽谤、恐惧、羞耻等——来象征爱情的酸甜苦辣。40年後，Meun又用一千八百行诗句加以续完，但他的语气大异于Lorris，变得滔滔雄辩、机智、带有色欲、愤世嫉俗、挑逗、勾引等。我们可以说，“玫瑰罗曼史”的前半段将女性化成人间少有的圣女，但後半段又将她拉回人间，Meun似乎带着轻视的口吻说，多数女人并没有高贵、美丽到能成为“优雅之爱”女主角的境界。

但“玫瑰罗曼史”的前後诗篇并没有摧毁女人的高贵形象，因为多数人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早已了然于心。它最大的影响是文学与艺术开始一窝蜂地使用隐喻。从美学或艺术的角度来看，有些抽象的东西以女性来做象征（隐喻）是可以理解的，譬如以女性来象征贞洁、自然、悠闲等。但当时的人亦以女性来象征正义、科学、艺术与几何学，如果只是暂时性的现象也许不足挂齿，但有两百年之久，作家和艺术家拒绝放弃这些隐喻，虽然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女人是几何学的专家，但一再使用这些隐喻，却有助于女性地位的改变。

优雅之爱及隐喻中的女性并非真实的女人，“她”是男人为符合自己的想望而创造出来的偶像，从这种虚幻关系中得到精神利益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但男人凭其想象而创造出来的没有血肉的“淑女”，却将现实世界里的男女关系引进另一个新舞台，而以对当时活生生的女人多少也有一些启示作用。虽然优雅之爱的游戏提高了她们的声望，没有提升她们的精神，但她们仍需改变她们的态度，以符合游戏的规则。当男人变得越有骑士精神时，女人虽不一定会变得越有德行或越贞洁，但最少会变得越和蔼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