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情爱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尔 著

（台湾）李意马 译

10、新世界篇

西风・新儒与浮世

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与殖民行动中，中国可能是唯一逃过被占领与统治噩运的大国（但小型的灾难却不绝如缕）,事实上，在海运畅通之初，中国对西方所造成的冲击远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要来得大。儒家的“自然道德观”在渡过重洋传到西方後，虽然有点变形，但对18世纪法国的理性主义仍有不少的启示作用。

为当时西方的反宗教人士带来“东方启示”的乃是耶稣会的教士，天主教中最聪明、也最具有战斗性的使徒。传播福音的热忱使这些耶稣会教士千里迢迢地远赴中国，然後以最讨好的世俗之眼界，将中国介绍给西方。这些耶稣会教士知道，明朝及继之而起的清朝所奉行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道德规范，基督教义可以和它取得协调，而将这个古老帝国纳入基督的精神版图中。

虽然耶稣会教士的想法在很多方面显得过分乐观，但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里所形成的习俗与西方却有不少类似的地方，特别是在个人与家庭生活的层面。譬如中国妇女的地位，在道家思想兴盛的时代里，也是居于从属而非主体。1368年，明朝建立政权後，推行新儒家制度，男女之别与男女之防又受到强调。当葡萄牙的传教士克鲁兹于1556年抵达广州时，他说高贵的淑女都不会在大街上公然露面，他和其他初抵中国的西方人都认为，中国妇女的谨慎与顺从，和过去基督教世界较快乐而虔诚的时代里西方妇女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有本质上的类似。

Matteo Ricci曾描述他在16世纪末所见到的中国婚礼习俗，与当时欧洲的婚俗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说：“中国人通常很早就结婚，婚约由双方父母所安排，而不需经过当事者的同意。上阶层的人都和同一阶层的人结婚，合法的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所有的男人都可以纳妾（在西方，则有情妇与妓女），在选妾时并不考虑阶级与嫁奁，而只考虑容貌。在低阶层里，妻子常是用银两来买卖。”这种买卖婚姻在西方亦非罕见，18世纪，一个苏格兰男人用一英磅两便士就可以买到别人的太太。

但Ricci等西方人还是没有看出中国和西方有着基本上的差异，双方对性的态度有着截然的不同。在一个外国人的眼光中，他所看到的是经过压抑的儒家的门面，而非隐藏其下的道家态度。儒家注重道德的礼仪，谈论性或公然做出性的举动被认为是粗俗不雅的事，就历史而言，孔子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真正的“绅士”。但性不仅是“灵”的问题，还是“肉”的问题，即使在缺乏现代社会所谓“爱情”的情况下，在隐密的卧榻之上，性仍然是儒者所乐于享受的一种伦常。

而道家对性的态度，则是将之视为一种高尚的娱乐，要获得个中乐趣，需要具备特殊的知识和练习，但这种知识在明朝时代却开始逐渐消失，新儒家的政治体系虽然没有将性视为不道德，但却视“性书”为不道德的，官方对它不再象以前那样容忍。1444-47年间重印道家经典时，已将其中有关房中术的部分悉数删除，而在此之前，也将佛经中但特罗(Tantra）支派的性内容删除得一千二净。

但仍有少数新的性书继续问世，不过流通相当有限，它们大部分还是以古老的经典为其理论基石，重复1500年前的老话而甚少增添（详见本书“中国篇”）。17世纪初，一些杰出的学者开始嘲讽这些性书的价值，价如王杰（译音，Wang Chich，注：不知何许人）即认为，这些性书所推荐的性交方法不仅是淫荡的，而且可能伤害男人的性能力。他对那些相信想透过性交而获得长寿与智慧，以及以性能力特强的动物生殖器研制成的春药来助兴的人感到厌烦。他说：“我从未看过蜥蜴长生不老，海狸不朽，或海豹羽化登天！”

一些有名的色情小说譬如《金瓶梅》等书的作者，他们似乎也象儒家学者般，对道家传统的性观念已有隔阂之感。虽然他们在书中经常细腻地描述各种常见的性花样——包括口交、肛交、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等，和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似乎都遗漏了中国色情文学应该有的一个当然主题——性交是强化一个男人生命力及延年益寿的方法，也就是说，道家的“采阴补阳”之说，事实上很少出现在中国近代的色情文学里。

但道家传统的性典并未在中国消失，直到明朝灭亡之前，还有一个地方盛行古代传下来的性书，那就是富庶而人文荟萃的江南。江南是诗人、作家、富商与退休官员流连忘返之地，且远离政治气氛敏感的北京，享有较高度的自由。在明朝灭亡之前的江南，有点象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争逐优雅、高尚的生活，但其品味的发展却逐渐走进一条死胡同中。过分挑剔的骚人墨客发现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只剩下妓院一处。

在妓院里，美酒、佳肴、音乐与美女应有尽有，他们自我耽溺于其中。诗人也开始创作色情小说，躺在暗巷的阁楼上描绘性狂欢的细节，以道家的性书为“理论基础”,让书中的男女做出各种淫猥的事体来，这些沉缅在肉欲中的男女通常都因服用春药过度而以悲剧收场，但法国大革命前夕色情文学中盛行的性虐待却未出现在中国的色情文学中，当时江南的特殊品味是“男风”，而非巴黎的性虐待。

除了色情小说外，一些艺术家也开始绘制“春宫画”,并在画上题诗做为旁白。这些春宫画虽然不象小说那样具有煽情效果，但仍为社会人士所欢迎。

当明朝灭亡时，道家的性典、春宫画及色情小说也都跟着销声匿迹。满清政府象多数的征服者，采取严厉的控制与检查制度，而中国人又象以前在蒙古人统治下一样，不再谈论他们的私生活。严厉的检查制度最後使得传统的性知识与性艺术逐渐没落。结果，性在中国虽然不象西方世界成为受道德谴责的事，但也被净化成儒家“传宗接代”的伦常。性是一种职贵，这比当时西方世界视性为一种罪恶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虽然中国在几乎不自觉的情况下，放弃了他们有2000年历史的性观念，但较轻浮、较没有定性的日本人反而保存了不少中国的东西，尽管在吸收中国文化800年後，它所表现出来的“日本味”已多于“中国味”。在16到19世纪之间，少数到过日本的西方人对日本都市中欢乐场所的盛况都感到非常震惊。日本人对寻花问柳丝毫不以为耻，因为在阶级分明而女人又极度恭顺的社会里，妓院成了可以不拘礼仪的理想社交场所。在京都与大阪等古城，欢乐场所都有悠久的历史，而17世纪开始兴建幕府所在地江户城（今东京）时，决策者即明智地辟了一个相当大的“红灯区”，它直到1958年还存在。在18世纪中叶，江户的欢乐场所有“不夜城”之称，它自成一个“城中城”，有自己的戏院、茶楼、商店，甚至还有自己的节庆、习俗、口语等。这个城中城里有3000名妓女，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令人目不暇接。

在日本，另有一种风尘女子称为“艺妓”，西方人常认为艺妓是妓女中的“圣品”，但事实上，艺妓乃是训练有素的歌舞能手，她们通常只在高尚的宴会里表演歌舞，以娱嘉宾，而甚少卖身，官方也极力反对她们卖身。艺妓甚至不一定是女性，在1950年代，东京的高级饭店里，即有一名男性艺妓在表演，而女性艺妓也不一定貌美，不少看了“蝴蝶夫人”而到日本想一睹艺妓风采的西方人常大失所望，他们不晓得艺妓靠的主要是“艺”，而非“色”。

京都、大阪与江户的欢乐场所，当时称为“浮世”，它不仅让作家与艺术家流连忘返，而且也激发他们的灵感，写了不少书，画了不少所谓的“浮世绘”。“浮世绘”在传到西方後，曾对後来兴起的“印象主义”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