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情爱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尔 著

（台湾）李意马 译

11、近世篇

自然主义与虐待狂

结婚年龄的延後与婚前守贞期间的拉长，有其不可避免的结果，特别是这种形势的演变和18世纪“启蒙时代”的怀疑、欢乐、不羁与理性探索纠葛在一起时，更如火上加油。但很讽刺的是，启蒙时代的早期哲学家从耶稣会教士所介绍的中国——特别是孔子的教诲里发现了理想的生活模式，但他们却以极大的无知与热忱对此做错误的解释。“行为应与人类精神与自然法则取得和谐”，此一中国思想似乎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但所调“自然法则”，他们却将之解释为纪律的松弛与全然的自我表达，这是极度违反孔于教诲的要命错误。

因为大多数的哲学家都是男人，他们对性方面的“自然” 定义也就可想而知。卢梭(Rousseau)这位“自然主义”的大师即曾说，“女人是臣服于男人而生的，她需忍受他的不义”, 从18世纪私生子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此一观点普通被男人所接受。

当然，有相当多的私生子都没有户籍记载，但在某些城市，譬如法国的港口兰提斯（Nantes)，妇女在医院分娩必须申报孩子的父亲是谁，院方才能向他收钱。在18世纪初年，兰提斯的私生子只有8%,但不到18世纪末，则堪加10%。

这并不一定表示婚外性行为也以同样的比例在增加，更可能的原因是男人变得越来越不负贵任。在本世纪中，社会流动性增加，法国的农夫一年中有一大段时间都外出找工作，他的性生活经常是偶然的邂逅，对此，他觉得没有必要付与太多的关心，他有责任关心的是自己村里的女孩子。

另一方面，保险套(condom）在18世纪也开始成为一种避孕用具，据说保险套是16世纪意大利的解剖学家法罗皮乌斯(Fallopius）发明的，原先的目的是用来防止感染梅毒，而非防止受孕。到18世纪时，保险套虽然仍被用来预防梅奔，但已开始有其他的用途——“将美妙的性置于免除所有恐惧的堡垒中”，当时的保险套相当粗糙，透常是用羊肠或鱼皮制成，而且不太普遍，只在妓院或少数特别的商店陈售。

不过，保险套跟私生子的多寡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在1726年到1736年间，未婚而怀孕的女仆，有半数以上说孩子的父亲是她们的雇主，但後来，绅士、商人、律师等高阶层人士开始转移目标，而改在外头“金屋藏娇”。到1780年时，兰提斯一地未婚怀孕的女仆，只有9％说孩子的父亲是她们的雇主。

因为兰提斯是个港口，船员无疑地在制造私生子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在其他城市，特别是人口流动量大的大都会，根据巴逢(Buffou）的统计，在1754年，有3233名小孩被遗弃在“弃儿之家”,1766年时，数目增加到5604名，到了1772年，在巴黎出生的小孩有40%成为弃儿（18713名中的7676名），虽然并非所有弃儿都是私生子，但也并非所有的私生子都会流落弃儿之家，但从这个数字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是多么地不稳定。”如华仙儿（T. Le Vasseur)和卢梭生活多年，为他生了五个小孩，但卢梭却认为自己无法供养他们，甚至拒绝正眼看他们，而将他们统通寄养在别人家里。这些弃儿的无根、贫困与愤懑，是1789年爆发大革命的一个火种。

如果说凡尔赛宫是法国的缩影，那么18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女人的世纪”。庞巴杜夫人（Madamede Pompadour)、杜芭丽(Dubarry）及玛丽・安东尼蒂(Marie Antoinette)等显然为後来的时尚树立典范。慢慢的，宫廷里的男士开始“女性化”即使是最粗犷的男士也不得不如女人般打扮自己，化妆敷粉、穿丝衣缎、佩戴珠宝，连举止方面也女性化。这种装扮越来越象戏剧效果般的浮面化，时髦世界变成了一个戏剧舞台，置身其中的男女都只是演员而已，他们所上演的是带有强烈自恋意味的自己恋爱故事。这种恋爱故事通常有四幕——惊艳、诱惑、征服、分离，它似乎是人类百看不厌的陈年老戏。

法国大革命时被处死的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尼蒂

无法自己上演这种故事的人就看小说。当时有很多描述浪漫奇情故事的小说问世，作者通常是并非宫廷中人，但却有机会目睹宫廷生活的人。在这些汗牛充栋的爱情小说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恐怖奇情与有性虐待意味小说的受欢迎，其中翘楚当推法国的沙德(Marquisdo Sade)，现在我们所说的“虑待狂”，(sadism）一词即以他为名。但在沙德之前，此类小说已在黑巫恐怖之乡的英国开始流行，1747-8年间，英国的李查德森 (S.Richardson)以书信体写了7巨册的“克拉丽莎”(Clarissa)，别名“一个年轻淑女的故事”，即是在描写一位淑女从被引诱到败德之家後，辗转于债权人的监牢及死亡之床上的种种堕落过程。该书以凄凉的废墟、阴湿的洞穴、猫头鹰的尖叫声等来塑造恐怖的气氛。在某个场景里，她梦见她那残酷的爱人将她带到墓地，一刀捅进她的心窝，然後将她放进一个已掘好的墓穴里，并用手把脏物和昵图堆覆在她身上，最後还死命地用脚将它踏平。

李察德森的恐怖小说问世之後极受欢迎，英国及法国的小说家纷纷起而效尤。这些小说都极度感官化，大部分涉及对无事少女的肉体与精神折磨，然後在最後一章以美德获得最後胜利及恶人受惩等“警世”格言来收场。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为了钱而写作，但它们的畅销正表示读者亦有这种品味。凡尔赛宫可能是此类书刊的一个主要市场，在公开场合必须对女性执礼甚殷的王公贵族，似乎特别喜欢此类折磨女性的幻想。当沙德在1791年出版他的处女作贾斯汀(Justine)时，宫廷人士纷纷躲起来阅读。表面上正经八百的布尔乔亚阶级似乎特别欢迎这种败德的、堕落的性刺激。

沙德这个人，在1777到1790年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监牢里渡过的，罪名是给一些妓女服用过量的催情剂（俗称“西班牙苍绳”的一种春药），而使她们陷入半中毒状态中。其他时间则是躲在酒吧的阴暗角落里或疯人院渡过。他具有别人所无的第一手资料与经验、文学风格、机智、丰富的想象力与敏锐的判断力等，这使他能写出描述各种性变态，特别是从肉体折磨中获得快感的小说，传神而逼真，有史以来，无辜而纯洁的女性从未在小说里受到象沙德所给予的那种彻底的迫害。不幸的贾斯汀，在小说里象待宰的鸡一样被捆绑起来，贪赞的野蛮人在她身上嗅个不停，後来，她和一名外科医师逃了出来，但这位外科医师却想将她活体解剖，在逃出虎口後，她又落入恶狼手中，看似彬彬有礼的君子却是个杀人魔，最後，在由上苍所降的一阵雷电中，她满含泪水地离开人世。

沙德是所谓“自然和谐”的顽固信徒，与“自然”取得“和谐”的中国精神被理性主义者所扭曲，成为他们为其残酷的“自然主义”的辨护藉口。沙德及其同代的作家认为：“愚人反对我，说我所描述的那些人是恶魔，若照我们的传统及思考方式来看，他们的确是恶魔……但他们只是“自然”为实现其律则而设计出来的工具，自然赋予他们野蛮与血腥的性格，此乃坐命的真相”。

沙德和前代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所谓“自然和谐”乃是罪恶充斥，而非美德盛行，罪恶带来财富与快乐，而美德却遭受不幸与毁灭，这个方便的理论成为沙德小说的逻辑墓础。

沙德于1814年逝世，，同年，他的处女作“贾斯汀”成为禁书，翌年，其他各书也陆续被禁。但沙德对後代的法国作家及亲法的欧洲作家却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後来的浪漫主义者、颓废派诗人及超现实主义都承认受到他的影响，而一些知名之士如彼特莱尔（Baudelaire)、尼采(Nietzsche）等也都对他大加赞赏，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沙德血腥恐怖的想象满足了他们私人的需求，还是因为沙德对布尔乔亚的高贵虚矫予以迎头痛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