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邪教父于光远之二：《学习》杂志错误事件

【提要】

1952年上半年，中国大地刮起了“五反”飓风，于光远因积极参加运动而遭遇到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大危机，即所谓的“《学习》杂志错误事件”。但最终，于光远因祸得福，以其“极左”的表现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本文证明，于光远几十年后对这一事件的回忆，掺有大量的水分，可信度极低。

于光远反复说，他在进入中宣部之后，很长时间不知道自己的具体“职务”（级别）是啥，所以曾自嘲是个“部员”。【1】【2】【3】但是，于光远在中宣部的任务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而在五十年代初，中宣部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就是《学习》杂志。

据“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于1958年创刊之前，《学习》杂志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刊物，经常发表一些政策方针性的重大理论性的文章。因此，毛泽东很注意阅读这个杂志。”【4】专门研究《学习》杂志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张亚也说，《学习》杂志“虽然与后来的《红旗》杂志、《求是》杂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是同一类型的刊物，在功能上是完全一致的，是真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喉舌。”【5】

其实，如果你知道延安整风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领导延安整风的那个权威机构叫做“总学习委员会”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份貌似谦逊、憨厚的杂志，实际上大有来头。也就是因为来头大，所以《人民日报》才会为它的创刊发表消息、甚至为它各期的内容做介绍。【6】【7】到了1950年3月，《人民日报》上的一个标题就是：《〈学习〉杂志改半月刊 第二卷第一期今日出版 本期印行廿八万五千份》。【8】（根据1958年10月10日出版的《学习》杂志总145期封底，该期杂志印行数量超过70万份。）

据于光远自己说，“从第2期起我就是这家杂志的总编辑。1952年起我虽然不再担任总编辑，由王惠德同志接任，但这家杂志已明确是由中宣部政治教育处领导，而我是这个处的主要负责人，王惠德也兼着政治教育处的工作。”【9】也就是说，不论于光远是不是《学习》杂志的总编辑，他都是这份杂志的“总负责”。而就是在于光远的直接领导下，《学习》杂志在1952年出了一件“大事儿”，它差点儿让于光远遭受灭顶之灾。

一、积极“反资”

原来，1952年第1期《学习》杂志于1952年2月10日问世，它在封面上介绍了8篇文章，领衔三篇全都转自《人民日报》，它们分别为周恩来、薄一波、高岗的文章或者讲话，其余五篇则为“自创”，其中有四篇在标题中就拿“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当靶子——看看这些标题：

于光远：《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王惠德：《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

季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受国家的领导和限制》

杨耳：《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

除了这些封面推荐的文章之外，这期杂志里面还有《严惩残杀店员的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反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借口“节约”剥削工人》这样的文章。如果再算上转自《人民日报》的三篇领衔文章——它们全都是对“资产阶级”的抨击，高岗文章的标题就是《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则这一期杂志发表的炮轰资产阶级的文章数量超过了该杂志在那之前出版的四十多期中发表的“反资”文章的总和。

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两期中，《学习》杂志轰击“资产阶级”的文章在数量上虽然递减，但在火力上却更猛、在调门上也更高：第二期的封面刊出了五篇文章的标题，其中三篇直指“资产阶级”：《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是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第三期封面上的五篇文章标题，领衔两篇分别为艾思奇的《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其实，与那些文章的内容相比，它们的标题还是相当温和的、“策略”的。这是于光远的第一篇“反资”文章的第一段话：

“一个多月来在各地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向全国人民揭露了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私利，不顾国家利益，对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三年猖狂的进攻。资产阶级对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这一进攻，所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从经济上说，为数极巨的国家财产已被资产阶级用行贿、欺诈、透漏等等非法行为盗为私有，任意挥霍，以致不能用于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从政治上说，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在人民政府内部，在人民军队内部，在人民团体内部，许多干部已经收到资产阶级的严重侵蚀，因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直至脱离革命。现在大家已经看得很明白，如果全国人民不再警惕起来，而听任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我们国家不仅不能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建设，并且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会发生严重的危机，会使中国人民三十年流血奋斗所得到的胜利，化为乌有。”【10】

这是于光远第二篇“反资”文章的六个小标题：

一、资产阶级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绝对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中取得的；

三、今天尤其应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四、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彻底批判工作；

五、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一定要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

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改造资产阶级分子。【11】

于光远第二篇文章的六个论点之中，最奇特的就是第二点，即把“资产阶级思想”当作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和对象之一。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因为该论点与历史事实不合，而且还与“毛泽东思想”相悖；因为根据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只不过它是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而已。【12】也就是因为要联合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毛泽东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提出了“劳资合作 、 劳资两利”这样的口号，并且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强调。【13, p.66,71,78,88】1947年，在其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特意提出要“发展民族工商业”【14】；而与之同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就有“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织反蒋统一战线”这样的话【15】。两个月后，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在解放区发展工商业的指导方针是“劳资两利，公私两利”，并且说它“不‘左’不右”。【13, p.293】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16】一个月后，毛泽东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四面八方”方针。【13, pp.554-555】半年后，这16个字被《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17】实际上，在这个被刘少奇称为“人民大宪章”【18】的《共同纲领》中，开篇第三句话就说：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17】

而在那之前一个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说：

“现在我们北平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是团结的，过去曾有人想清算工商业，把民族资本家当成敌人，这是不对的，现在已听不到这种意见了。我们四个朋友必须在民主基础上亲密地团结起来。”【19】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20】

毫无疑问，作为党中央宣传部一名负责理论工作的高级干部，于光远对上述这一切都了如指掌。确实，早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革命读本》中，于光远和其同事王惠德就用专门的一章讲解“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团结资产阶级呢？这是因为：第一，民族资产阶级既然是在旧社会中受损害和压制的阶级，那么争取他们到革命阵营中来，或至少争取他们中立，就可以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全孤立，使中国人民的这些大敌加速灭亡。第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剥削阶级，但它所代表的生产方法是比封建主义代表的生产方法更进步的。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民族资产阶级所掌握的一部分工业虽然数量不大，但仍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经济中所不可缺少的。所以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对于人民是有好处的。”【21】

1950年，于光远又和王惠德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介绍“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列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一个成员。【22】不仅如此，于光远还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了署名“于怀”的文章，题为《为什么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略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中的作用》。【23】1951年，于光远创办了面对初级读者的《学习（初级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刊登《政治常识读本》，而它实际上就是《中国革命读本》的改写本。只不过是，在《政治常识读本》中，与“民族资产阶级”相关的内容被分散在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和第四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中。而就是在这两部分，作者引经据典，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到《共同纲领》，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讲解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看看这段话：

“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已被推翻之后，不但不能解散，而且还要更加加强。这就因为，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而彻底进行这个斗争，对这四个阶级都是有利的。只要彻底进行这个斗争，就能够保障中国的经济独立，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且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这样做，对这四个阶级也都是有利的。继续团结这四个阶级，共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就能够使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顺利地完成。”【24】

最好笑的是，就在于光远组织人力，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大举反击之际，即1952年2月，学习杂志社将《政治常识读本》的前四章结集出版，上面这段话仍旧明晃晃地印在书中，只不过略有改动：

“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已被推翻之后，不但不能解散，而且还要更加加强。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被推翻之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更待大规模开始，而彻底进行这个斗争和进行这种建设，就能够保证中国的经济独立，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且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所有这些对这四个阶级都是有利的，所以这四个阶级有团结合作的必要。继续团结这四个阶级，共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就能够使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顺利地完成。”【25】

前文提到，《政治常识读本》在不到一年内即印行了四百多万册，天知道于光远从中到底赚了多少稿费，但我们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说，《学习（初级版）》的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肯定被《学习》（高级版）搞得“懵了圈”。

其实，于光远之所以在狂批资产阶级之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完全就是因为他在与“中央”保持一致：1951年10月，北京市市长彭真“代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全国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就把“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在“全国人民”之中，说他们参加了“后方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26】一个多月后，《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其中罗列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以后”的九大贡献，其中第八项就是“关于捐献飞机大炮，工商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捐献数字，可能占全国捐献总额百分之八十的极大比重。”【27】可是，按照《学习》杂志1952年头三期的文章，资产阶级已经不仅仅是“思想改造”的对象，他们还成了“革命”的对象、甚至是首要目标——这是于光远说的话：

“（在当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国资产阶级为了其阶级的狭隘利益，一定会对工人阶级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一定会抵抗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甚至采用削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办法来壮大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一定会用资产阶级思想来侵蚀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28】

也就是说，按照于光远，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经结束，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已经到来——实际上，于光远的上述“分析”，就是建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后”这个大前提之上的。

问题是，于光远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胆子，敢跟党中央、毛主席唱反调？答曰：他根本就不是在唱反调，而是在一丝不苟地充当党的喉舌。

二、从“三反”到“五反”

原来，受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先后在东北地区发起了“反贪污腐化反官僚主义斗争”和“增产节约运动”。【29】【30】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河北地区爆出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于是毛泽东认识到，“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洗”。【31】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报告。【32】次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33】这就是所谓“三反”运动的开始。到了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一个报告中宣布，“根据不完全的初步材料，在政府系统二十七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共一千六百七十余人。……浪费的现象发现更多。……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也十分严重。”【34】

“三反”的对象是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但是，这些红色干部之所以会腐化堕落，追根溯源，罪魁祸首却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当时的天津市长黄敬（1912-1958），即江青的“初恋”，就这样说道：

“贪污腐化这些坏事是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坏习气、坏作风侵入到我们廉洁的人民政府中的结果。……一个革命干部，一个很纯洁的青年，头脑中本来干干净净，一心为人民服务，可是在奸商的引诱下，被糟踏了，断送了。”【35】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反”、“五反”，甚至“六反”、“七反”，如《天津日报》的一篇社论就这样威胁道：“今天不只是开展‘三反’运动，而是要开展‘六反’运动。”【36】不过，在官史中，那场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唯一口实的运动，被称为“五反”，因为毛泽东曾明令全党“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37】

 “五反”的内容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虽然中共中央关于“五反”的正式文件是在1952年1月26日才正式下发的【38】，但在那之前一个月，这场运动就已经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这是中共中央在1952年1月5日发出了一项指示中的一段话：

“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作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39】

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五反”运动之始；而上面这段话则是毛泽东亲笔撰写的。【40】

文件下发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作报告，一边说“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一边又说他们“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并且，声色俱厉地说，对其阴暗面，必须“打击和铲除”。【41】周恩来讲话见报后的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把“三反”的“本质”说成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也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把这种反动的进攻压下去，并把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的丑恶的思想和行为给以政治上的改造和法律上的制裁。”【42】薄一波讲话见报的次日，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报告，其中“资产阶级”出现了45次，“右倾”出现了14次。【43】而上面这三个报告，就是《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期的头三篇文章。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其中称，“五反”的目的是“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38】

可惜的是，来势汹汹、杀气腾腾的“五反”运动，却很快就以虎头蛇尾收场，其凸出标志就是，毛泽东在3月5日制定了“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基本原则”。【44】也就是因为如此，《人民日报》才会在其题为《胜利地结束“五反”运动》的社论中，强调“必须反对不顾实际情况、不认真核实定案的左倾现象。”【45】

显然，《人民日报》说“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就像它在十多年后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全面胜利”、“彻底胜利”一样，是打肿脸充胖子。不错，在共产党的铁面和工人阶级的铁拳面前，“资产阶级”确实不堪一击——这是1952年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46, p.66】

事实是，当时的情况是那么严重，连薄一波都承认，在他被毛泽东派到上海督战之前的2月25日，上海“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48起，死了34人。”【47, p.170】而被毛泽东亲自点将到上海接替饶漱石主持“五反”运动的陈毅这样告诉部下：“不要毫无区别的斗，增加自杀”。【48】据说陈毅还曾在广播里这样抱怨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46, p.68】几十年之后，中国大陆学者杨奎松的结论是：“仅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在10人以上”。【49】 “‘五反’运动发动起来后，即从2月12-15日不过4天时间，（上海）就自杀22人。”【50】

问题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不堪一击，没能导致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乘胜追击，反倒导致“五反”的鸣金收兵呢？其原因就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毁灭，不仅没能使工人阶级的地位直线上升，它反倒加剧了工人的失业和经济的萧条。【51】1952年2月22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工商业表现出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厂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52】1952年3月16日，山西省政府在给中央财经委的报告中说，“一、二两月税收损失严重”。【53】6月11日，陈云在全国统战工作汇报会议上发表讲话，开篇就说“在二三月间市场是停滞的”。【54】5月5日，中共华东局代理书记谭震林在向中央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用16个字概括当时的经济情况：“工人失业、成品积压、物价下跌、不敢负责”。【55】后来，有人“根据不完全的材料”做了这样的“估计”：到了1952年6月中旬，全国的失业、半失业人数比“五反”前“增加了1.5倍。”【56】

也就是因为“五反”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在中共中央为结束“五反”运动而下发的文件中，才会拿“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这样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要对资本家实行宽大政策。【57】不仅如此，中央文件还批评了党内人士“存在着要求多罚、多补、多搞公私合营、多行没收的错误想法，而不顾实际经济情况，致严重地忽略了今天继续团结和改造资本家进行生产使工人不致失业的重要意义。”【58】到了6月份，陈云这样解释“国营贸易的比重增加了”的原因：

“因为一搞‘五反’，资本家不做买卖了，如果不增加国营贸易的比重，加工订货也不搞，农村土产没有人收购，工厂的产品没有人买，整个社会经济就要停顿，农民就要骂娘，工人就要失业。”【54】

实际上，为了安抚资产阶级，毛泽东不仅亲自指示“上海‘五反’运动暂停”【59, p.221】，他还明确地告诉上海市委和薄一波：“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60】。而为了保护大资本家，毛泽东大笔一挥，把“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的荣毅仁——他自己坦白出来的非法所得数字是280多亿元（旧币，合新币280多万元）、后来增加到2096亿元【59, p.226】——从其自报的“基本守法户”升格为“完全守法户”。【47, pp.173-174】而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陈丕显认为，按照规定，那些受到重点保护的303户上海大资本家，如果“不是完全违法户，就是严重违法户”。但最终，那个群体中“只有3户划为严重违法户，没有完全违法户。”【61】更让人咂舌的是，对于这样的结果，“党中央”竟然予以表扬：“上海五反，反而不乱。时间虽迟于京津，但后来居上。”【62】

三、三份“真检讨”

除了严峻的经济形势之外，党内的不和谐声音也对“五反”草草收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52年3月24日，也就是在陈毅宣布上海的五反运动正式开始的前一天【63】【64】，由张春桥任总编辑的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文章，其核心内容就是对资产阶级施以胡萝卜加大棒手段，一边说他们是“以血污起家”，一边说他们“也有其历史光荣”；一边说他们“得意忘形”、“以怨报德”，一边高喊“并非现在就要消灭资产阶级”——总之一句话，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有用处，不能马上消灭。【65】冯定的文章见报后第四天，3月27日，毛泽东做出如下指示：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与纠正。”【66】

五个月后，在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毛泽东明确地说，“应与纠正”这样的话就是对着“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说的。【67】而就在毛泽东发出“应与纠正”的批示两天后，中宣部长陆定一出面替《学习》杂志向“毛主席并中央”检讨，开篇就说：

“《学习》杂志于‘三反’运动期间发表的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的文章，包含着一些原则性的错误。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召开有文教宣传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了两次。之后，在由中央宣传部和文委党组的主要工作人员组成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做了有关这问题的检讨。”【68】

陆定一所说的“原则性的错误”就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在这篇检讨中，于光远的名字被点了七次，不仅说他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一文属于“带有严重的错误性质的文章”，而且还说“今年所出三期，均系于光远、王惠德组织稿件。”更重要的是，陆定一还说，“我曾于今年二月间指定于光远起草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的讨论提纲，然后召集会议，进行讨论，以便对分歧点取得一致意见，再将讨论结果请示中央后才写文章，但光远同志对于起草提纲一事始终拖延不办，因此未能依照原定步骤办事”——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组织人力猖狂“反资”，是背着陆定一干的。

陆定一送交检讨一周之后，毛泽东代表“中央”对之做出批示：“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69】同时，毛泽东在陆定一的检讨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的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同上。）

六天后，4月10日，《学习》杂志第四期问世。虽然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矛盾论》是该期杂志的中心和重点，但实际上，那篇文章早在一个月前就在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发表了；并且，《人民日报》在4月1日还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所以说，这期《学习》的真正中心和重点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冯定的文章——《人民日报》当天就将其全文发表，并且注明转自《学习》杂志。【70】这是《学习》杂志编辑部在这篇文章之前加的按语，显然脱胎于毛泽东的批示：

“‘学习’杂志本年第一、二、三期内，有些同志的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冯定同志这篇文章曾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转载在这里。在转载时，‘学习’杂志编辑部对于原文的个别地方，作了修改。”【70】

所谓“片面性”，就是只讲资产阶级的阴暗面，而不提他们的“两面性”。

除了这个检讨之外，在这期《学习》杂志上，还有一篇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文章，题为《学习〈矛盾论〉，克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作风》。该文近三千字，虽然名义上是要批判“党八股”，但其内容却是典型的“党八股”——夸夸其谈，空洞无物——，只是在结尾，它才这样“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初步检查‘学习’杂志过去的状况，觉得在这刊物上虽然曾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内容的文章，但属于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并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同志的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有片面性的错误，也和这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就对于教条主义与党八股这种作风没有经常加以批判这方面说，‘学习’杂志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由于‘学习’杂志的发行数量较大，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读者的影响也一定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的发表更唤醒了我们，使我们觉得对于自己的这种缺点和错误必须采取极端严肃的态度迅速地加以纠正。编辑部现正进行深入的检查，并且将把检查的结果向读者宣布。在这里，‘学习’杂志编辑部深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具体帮助；相信我们的读者一定愿意把你们所看到的这刊物上的每一个错误具体地告诉编辑部，以帮助编辑部的检讨。”【71】

在那之后，《学习》杂志停刊了一百多天，直到1952年8月1日才复刊。

其实，早在《学习》开张之际，就已经有多名读者给其编辑部写信，建议“一般性的文章可以少些，解释一两个具体问题的文章可以多些”、“我们需要以具体的事实来阐明理论，这样比空洞的理论收效更大”、“理论性的文章内容要通俗一点”。【72】可惜的是，尽管于光远有勇气把那样的“批评与建议”发表出来，但是，终其一生，他也没能改变自己的“文风”。

四、一份“假检讨”

复刊之后的《学习》杂志，开篇之作就是署名“胡绳于光远等”的《我们的检讨》。这个检讨与前三个检讨（陆定一的检讨、冯定文章前编者按语、本刊编辑部的检讨）有两点明显差异：在篇幅上，它洋洋万言，是前三个检讨字数总和的四倍；在内容上，它检讨的“主要就是检查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而不再是“发表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的文章”。换句话说就是，到了《学习》杂志复刊之际，于光远等人的“错误”已经不再是什么“错误”了，更不是陆定一所说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上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造成的“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也就是因为如此，在那篇长达万言的“检讨”中，“左倾”这个词根本就不曾出现。只不过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由于该“检讨”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些批评——明显出于胡绳之手，于光远后来也承认“这个检讨是胡绳主动写的”【9】——，尤其是对于光远的批评，就显得特别地中肯，因此它对我们了解于光远才具有特殊的价值。实际上，在于光远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尤其是在他的“反伪”生涯中，他的那些“被检讨”的“作风”，几乎是尽数浮出。

《我们的检讨》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批评王惠德和“本刊”的“片面性”；第二部分主要是批评于光远的教条主义；第三部分则以于光远和艾思奇为例批评“党八股”。胡绳对于光远的第一点批评就是说他的关于中国革命历史和当前现实革命斗争的文章缺乏“关于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材料的分析研究”，而他举的例子就是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一文：

“文中一开始就引用了斯大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风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斯大林这句话当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是在这个原则下，人们仍旧必须去分析在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具体情况。而于光远同志却简单地说‘上述一般的论点同样也适合于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这样就好像是既有了这‘一般的论点’，就无须乎再去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状况进行任何具体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第二节的标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中取得的’，在这样的标题下，读者有理由期待对具体历史的分析。但作者却仍然只是满足于仅仅引用斯大林的另外几句话和提出一些纯粹抽象的推论，当作者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这一判断时，他竟不觉得有必要提出任何具体材料来做根据，因此这种判断实际上只是凭空的武断。”【73】

事实是，几十年后，在“反对伪科学”之时，于光远的终极武器仍旧是“引经据典”，只不过是，他的“经典”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斯大林变成了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恩格斯。

胡绳对于光远的第二点批评是他的文章“从定义出发、玩弄概念”，举的例子就是他化名“君麟”发表的《关于“社会底生产力”》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说明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假定’了一个在热带的国度和一个在寒带的国度来做‘例子’。用假定来证明自己的结论，纵然结论是正确的，也是非科学的偷懒办法。这也就证明作者并没有在收集和研究具体材料上下功夫，所以只能在假定和猜想中进行推论。”

这个批评，真是击中了于光远的要害，因为他在那之前的“调查”和在那之后的“反伪”，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假定和猜想中进行推论”，坚决拒绝“在收集和研究具体材料上下功夫”。实际上，于光远后来“反伪”的最大招术就是“三不”政策——不看，不听，不信——，即闭着眼睛呶呶不休地唠叨他的“哲学评论”。（后详。）

胡绳对于光远的第三点批评是他的文章“是空洞的、冗长的”、“只是复述一般的原理原则，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胡绳举出的例子是于光远的《划分阶级的原则和标准》一文：

“这篇文章是为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这个文件而写的，作者虽然自称是‘打算就学习这文件后的些理解，谈一谈划分阶级的原则和标准的问题’，但是，文章中第一节讲的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阶级的定义；第二节是说明社会历史中自古以来的各种阶级关系，这两节已占据了全文篇幅的1/2以上，剩下来的不到1/2的篇幅也只是按照字面复述了文件中的某些主要内容。固然，为了理解这个文件，需要懂得阶级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在这一篇文章里，既没有运用列宁的定义来深入地阐明土地改革中的划分阶级问题，也不是用划分阶级中的具体问题来充实对于列宁的定义的理解，作者在这里事实上只是用那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搬用的原理的背诵来代替了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这样的文章显然不能令读者满意。”

胡绳的这个批评，特别适用于于光远的那七卷“巨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其中绝大多数内容，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根据一些“原理原则”来自说自话。所以他才会抱怨说，自己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得不到我希望的反响。”【74】

胡绳对于光远的第四点批评是说他“不仅缺少实际知识，而且还缺少历史知识”，他举出的例子是于光远的《关于爱国主义的几个问题》：

“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企图从中国和外国的历史来说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作者得到的结论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如果不与革命的政治认识相结合’，就会带有各种狭隘的爱国主义色彩。但是人们都知道，无论在中国或外国的历史上，农民有农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小资产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他们并不是只要和任何一种‘革命的政治认识’相结合，就能摆脱狭隘的爱国主义色彩。以中国近代史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在义和团运动中，农民群众都表现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爱国主义。但正因为这是单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所以它就不能不和所谓‘闭关主义、孤立思想、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等思想混淆在一起。在辛亥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群众也曾进行革命运动，表现了爱国主义热情，但是因为当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那种爱国主义热情也就不能不包含着各种弱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不是只要有了某种革命的政治认识，就能达到于光远同志文章中所说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水平。如果我们切实地研究了历史事实，当然不会使用‘革命的政治认识’这样含糊的说法，而必须说到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问题。如上所述的过去时代中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之所以不能避免种种弱点，正是由于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但是于光远同志的这篇文章恰恰对于无产阶级领导几乎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胡绳把对于光远的最严厉的批评留在了最后，即说他的文章概念不清、缺乏逻辑：

“在于光远同志的另一篇文章《生产力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2卷4期）中硬把生产力发展中的量的概念和质的概念机械地区别开来，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是量的概念，并给‘生产力的质’作了这样不可理解的定义：‘生产力的性质则表现在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的特性，表现在各种不同的生产力要求不同的生产关系来和它相适应的特性上面。’这种混乱的语言显然正是混乱的思想的表现形式。”

前文提到，在1940年，于光远为了引起毛泽东对自己的关注，就故意和中央唱反调，说什么当时的抗日战争不是处于“相持阶段”，而是处于“走向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而就是这个“为了表现强说愁”的坏毛病，于光远保持终生，并且引以为傲。例如，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改称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后详。）

紧接着，胡绳写道：

“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我们的文章很少能够避免这种责备。这种千篇一律，使人憎恶的文字当然不可能精确地传达马克思主义的活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要我们下苦功来学习人民的语言，丢开这种陈腐的八股腔调，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教导。”

实际上，直到1957年，还有读者给《学习》编辑部写信，呼吁它“应该改变一下文风”，说它的文章“脱不了八股的窠臼”、指责文章的作者“习惯于教训别人”，并且指出其中的根源“跟组稿工作中的宗派主义有关”：“虽然作者的名字常换，然而我看其实不过是几个作者的化名而已。”【75】事实确实如此：仅于光远本人，在《学习》杂志上就使用多个笔名【76】，颇像他的关门弟子方舟子在自己一手控制的新语丝上披着马甲装神弄鬼。也就是说，《学习》杂志的那点儿小把戏，不仅它的领导看得一清二楚，连读者都心知肚明。换句话说就是，胡绳的批评，不仅对于光远没有任何帮助，反倒强化了他的“我就是我”的抗拒心理。

五、祸兮福所倚

毫无疑问，那场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波及到了全中国的“《学习》杂志错误事件”，肯定把于光远吓破了胆。从另一方面讲，一个既“爱表现”、又“爱受表扬”的 “二表人才”，在自己主管的刊物上被自己的直接上级批得灰头土脸，那心情即使不是“痛不欲生”，也肯定是如坐针毡、芒刺在背——对于上海文化人来说，被骂为“瘪三”，比被人当众抽耳光还要难堪。所以，他后来意味深长地说，“写检讨毕竟不是件愉快的事”。【9】所以，于光远第一次公开谈论此事，是在当事人全都过世的1994年，即事发42年后：

“在建国初期，我和惠德一起工作得很起劲，而且还一起受过一次份量很重的批评。1952 年‘三反、五反’期间，惠德已经接替我当《学习》杂志总编辑。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两面性。我把这个看法提了出来，惠德很赞成。于是《学习》杂志就组织了艾思奇、吴江、许立群各写了一篇文章，我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这四篇文章在这个刊物的第二、三期上发表了。这件事大概是被陈伯达注意到了，报告了毛泽东。《学习》杂志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为这件事，《学习》杂志停刊整顿了两个月。在停刊结束后，《学习》杂志恢复发行的那一期，由胡绳执笔，他和我署名写了个《我们的检讨》，其中有几处点名批评了我的同事王惠德。”【1】

于光远上面这段话，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他说《学习》杂志炮轰资产阶级源于自己的“一个观点”，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学习》杂志并不是一个学术探索或者理论争鸣刊物，而是党中央的喉舌，它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下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传播、阐释中共中央尤其是毛主席的声音。所以，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于光远，即使是正部长陆定一、常务副部长胡乔木，他们也都不可能有胆量把这份刊物当作自己的喉舌。实际上，即使于光远当时真的有那个胆量，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其他几个党内理论家，从王惠德到艾思奇到许立群，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与中央唱反调。实际上，你只要注意到于光远只提“这个刊物的第二、三期”，而不提“反资”炮火最猛的第一期，你就会明白，他是在故意撒谎。因为如上所述，第一期的头三篇文章分别是周恩来、薄一波、高岗的文章，而那三篇文章的主题完全一样，那就是攻击“资产阶级”。显然，于光远一伙人当时不过就是在吠影吠声。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在四十多年后撒下这个弥天大谎？

原来，早在“五反”之初，甚至可能更早，毛泽东就已经打定了“消灭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主意。1952年1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就在一个内部报告中说：“对资产阶级的腐化思想，必须在各方面加以批判，绝对不能听其自由传播。”【77】显然，薄一波的这一观点只能是来自“中央”。果然，三天后，“中央”不仅“批准”了薄一波的这个报告，而且还要求各级机关“一律遵照办理。”（同上。亦见【78】。）2月12日，也就是在《学习》杂志放炮的第三天，毛泽东给邓拓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邓拓同志：请将王芸生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文尾我修改了一点。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79】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注释，王芸生的文章是2月9日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的《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一文；而毛泽东的“修改”就是删去了王文的最后一句话：“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80】毛泽东虽然仅仅“修改了一点”，但其象征意义却极大，因为这相当于他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四个朋友”——即国旗上的那四个小星星——之一了。

显然是与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相关，由胡绳、于光远、王惠德编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不仅在其27讲——题为“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恰逢《学习》杂志1952年第1期发表——中对统一战线绝口不提【81】；即使是到了下一讲，发表在《学习》杂志1952年第2期，他们也只讲“农民问题”、不讲“资产阶级问题”；只讲“工农联盟”，而不讲被毛泽东称为“法宝”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82】。三个月后，周恩来在作“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报告时，虽然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是我们的朋友”，但他却一再强调“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就是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就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并且，他还特意讲了毛泽东将王芸生“四友”言论删除的故事，意在告诉党内同志：“我们……最后还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83】

1952年2月，一篇由毛泽东批转的文件严厉地批评了“各地报纸在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中”存在的“缺点”，其前两项缺点就是“不善于抓住敌人要害，抓住最能激起广大群众公愤的事件，

连续地、集中地坚决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对于向资产阶级作战，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估计不足”。【84】实际上，该文件反复把资产阶级称为“敌人”，批评有些人“在宣传上不十分注意策略，分化敌人”、“在对敌斗争中缺乏敌情观念，泄露领导意图和策略”——听上去颇像是1957年“反右阳谋”的预演。换句话说就是，毛泽东立意消灭资产阶级，最迟不晚于1952年2月，恰恰就在《学习》杂志向资产阶级发难之际。可惜的是，对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很多人都不甚了了，或者是故意装糊涂，所以“党史专家”龚育之在1987年还在说什么“五反”的目的“是要清除资产阶级违反共同纲领的‘五毒’，还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这样的话。【85】同样，中共著名理论家胡绳也在1988年对“为什么很快就把它【指民族资产阶级】彻底消灭了呢？”这个问题自问自答道：

“看来在当时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占绝对优势，能够限制资本主义消极面的经济力量比较弱，从法制等其他方面进行限制的办法和手段又很不完备，于是出了乱子就只能用‘五反’那种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对付，搞了‘五反’也不大解决问题，就只好彻底改造，尽快消灭。”【86】

显然，胡绳是说，因为当时资产阶级真的“向党猖狂进攻”了，所以毛泽东要搞“五反”；因为“五反”运动失败了，所以毛泽东要“提前”消灭资产阶级。而事实恰恰相反。如上所述，“五反”起于“三反”，其直接目的就是“甩锅”，即让民族资产阶级承担党员干部犯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责任。虽然“五反”运动草草收场，但毛泽东却从失败中看清了当时民心可用、敌人可欺这一情况，所以他消灭资产阶级的“初心”益发坚定。而不论包括龚育之、胡绳在内的中共大佬们对这一“阳谋”是真的不知还是佯作不知——因为胡乔木曾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952年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到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87】——，他们都给于光远编造历史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注：毛泽东之所以急于消灭资产阶级，除了受到来自党内“左”倾思想的压力之外，还可能受到来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压力。【88】）

可以有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把握说，于光远及其同伙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那十余篇文章，就是要从理论上提高其他人的“认识”，对“领导意图和策略”做出抽象的、高屋建瓴般的阐释，供党员和干部“学习”。而他之所以会有那样的胆量，并且置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指示于不顾，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有来头更大的人向他面授机宜。现在看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陈伯达——这也很可能是于光远后来一直与陈伯达唱反调的主要原因。而毛泽东之所以会在1952年3月对《学习》杂志提出批评，唯一原因就是“资产阶级”太不“猖狂”、太不堪一击了，导致“五反”运动的最显著的“成果”就是拖累经济大局，结果于光远等人被当成了替罪羊，就像于光远后来把陈伯达当作替罪羊一样。事实是，毛泽东的主意一直没有改变。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道：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89】

根据毛泽东的《矛盾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90】而把“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定性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且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阶级”的地位，显示毛泽东在当时已经抛弃或基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三个朋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四个朋友”之一这些说法出自刘少奇【91】【92】不同，“中间阶级”这个概念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并且被毛泽东一直沿用【93】【94】。所以，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阶级”，就相当于把他们放在了“主要矛盾”的对立面。据薄一波回忆，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上，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47, p.213】

这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在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思想。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说：“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47, p.214】

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的会议上，毛泽东一边正式宣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边敲打“左倾”和“右倾”思想：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95】

到了1953年年底，中宣部推出《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据邓力群说，“这个提纲的总论是毛主席写的。分论是中宣部许立群、于光远等起草，毛主席改定的。”【96】也就是说，于光远在“五反”时所犯下的“错误”，是他后来升迁的最大资本。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于光远说，毛泽东在1953年已经把建国后的头三年“视做‘过渡时期’的头几年。”【97】显然，早在1952年年初，于光远就已经窥到了这个苗头。确实，于光远后来反复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分歧发生在1951年：

“在1951年12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这个通知在文字上只是要求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意思。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时编者加了一个注，说这是针对1951年7月刘少奇所写的一个批语而发的。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951年7月，刘少奇看到山西省委有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农村中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刘少奇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可是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已经不能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了。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是已经主张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了。因此在刘少奇写这个批语之后不久的九月，毛泽东就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其中就有要推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这一点说明毛泽东从这个时候起就有急于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开始在酝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7】

而在毛、刘之间，于光远坚定地选择了毛泽东：

“按照这样一种思想去指导中国的革命，在那时就有那样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放弃了毛泽东以前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而在中国也根据列宁用以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俄国的指导思想——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学说——指导民主革命后中国的发展。当时的人们几乎都是这么想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观点，否则我就不会写出《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关于理论部分那样的文字出来。而且当时我也没有接触到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对当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系统主张的人。当然，当刘少奇在天津视察发表讲话和在《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中写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乃至对山西省出现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写批语的时候是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基本任务这种思想的。刘少奇当然比我们看得远得多。邓子恢对问题也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缺乏系统的理论观点，在他的观点中也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在读到党员八条的时候我是拥护的。在我写的《政治常识读本》中引用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那句话。可是当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这些话的时候，我又觉得毛泽东是对的，毫不抵抗地在思想上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同上。）

总而言之，“五反”就是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向社会主义时期“过渡”的前哨战——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83】关于这一点，政治嗅觉颇为灵敏的胡风在当时就已经察觉到了，所以他说“通过五反斗争，社会主义时间能够提前一些，一般估计在十年到十五年左右。”【98, p.314】而于光远从一开始就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在他的领导下，1952年的第一、第二、第三期《学习》杂志完全是在紧跟毛主席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迅跑。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在“五反”期间根本就没有犯任何“错误”。实际上，因为深谙“宁左勿右”的为官之道，《学习》杂志在其创刊号上就把“小资产阶级”定性为“剥削阶级”【99】；并且，在遭到质疑之后，于光远本人还要赤膊上阵，讲解“为什么小资产阶级要改造自己的思想？”【100】所以说，《学习》杂志在1952年2月突然间对“民族资产阶级”拔刀相向，实在是再正常不过。

其实，与当时的其他报刊相比，《学习》杂志当时的表现并不出色，因为“革资产阶级的命”的吼声从1951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出现了，到1952年1月就已经达到了震耳欲聋的程度——看看《人民日报》的这个成绩单：

1952年1月13日头版，《坚决把资产阶级的进攻压下去》；

1952年1月14日二版，《高度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

1952年1月15日二版，《在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 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对我的影响》；

1952年1月16日六版，《我要清除所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毒素 “中华健康杂志”编者的检讨》；

1952年1月17日头版，《中央公安部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 斗争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等 罗瑞卿部长号召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打下去》；

1952年1月17日二版，《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从多方面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

1952年1月17日二版，《我们要警惕和打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1952年1月21日三版，转发《工人日报》社论，《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进入2月之后，《人民日报》“反资”的力度不曾稍减，它在2月9日发表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六千字长文，题为《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101】、在13日遵照毛泽东的指使转发了王芸生的文章【80】、2月28日转发杨耳（许立群的笔名）的文章《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吗？》【102】。进入3月10日，《文艺报》发表了题为《对资产阶级展开思想斗争是革命的迫切任务》的社论【103】和姚文元的文章，《注意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104】。即使是《科学大众》这样的杂志都以《清算资产阶级思想！》为题报道北京高校的“反浪费展览会”。【105】

也就是说，与兄弟报刊相比，《学习》杂志在那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是于光远在其文章中反复强调的【10】——中是一个姗姗来迟者，直到2月10日才加入战斗。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才会在半个世纪后说这样的话：

“《学习》杂志的文章没有在实践上产生更严重的不良后果……我们没有听说党和政府的哪个部门‘紧跟’这几篇文章的事。”【9】

也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没有犯“错误”，更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后果”，所以于光远至死都依然故我，以致连清华大学的一个硕士研究生都发现“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厘清其错误所在，因而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的。”【106】

实际上，在回顾“《学习》杂志错误事件”时，于光远不仅没有表示什么歉意，他的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之情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所谓“错误”固然让他在党内党外灰头土脸，但与他得到的回报相比，这点损失却相当于在“一本万利”的生意中所耗费的那点儿小本钱。换句话说就是，因为那次“错误”，于光远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所以他才会从那之后平步青云，两年一个台阶：在1954年被“遴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在1956年被指定在中共八大上作大会发言，并且从此名正言顺地成为科学界的“党代表”、“指导员”、“政委”。与之相比，冯定在那之后，被毛泽东明令调离上海，先是到马列学院任教、后是到北大任教，并且在1964年被毛泽东当着于光远、周培源的面点名批评，然后被北大连续批判了大半年。【107】只有理解了前一点，我们才可能真正搞明白由胡绳起草、由于光远被迫联署的《我们的检讨》；只有理解了后一点，我们才能找到于光远一以贯之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教条主义本身不是错误，选错了教主才是错误。这就是“《学习》杂志错误事件”的最大意义。

六、福兮祸所伏

前面提到，于光远在首次公开提及“《学习》杂志错误事件”时，将其起因归咎于陈伯达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在这句话的后面，于光远加了一个注：

“关于陈伯达就此事向中央写的报告，我当时不知道，直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资料》之后，才看到其中对1952年胡风给路翎的信中摘了这么一句话：‘……向卢兄要来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学习》）。’编者对‘陈向中央的报告’几个字加了个注：‘指一件党内材料。这个材料又由胡风转抄给路翎，附在这封信内。’信中的这一句话，和那个材料中加的那个注，别的人不会注意，而我一看就明白了，而且我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关于毛泽东对我们的批评，就是由陈伯达向我们传达的。不过当时陈有这个报告对我们保密，我一点也不知道，反而局外人胡风、卢甸、路翎等知道了。”【1】

事实是，“1952年胡风给路翎的信”，最早发表在1955年5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天知道中宣部大员于光远为什么不看《人民日报》，而是要坐等一个月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其实，在这“第二批材料”中，总共有胡风的信件68封，于光远提到的那封信排在第41位，标题就是“四一、一九五二年（未注月日）胡风给路翎信（上海）”，摘录的胡风原文是：“五、向芦兄要来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学习’）”，而《人民日报》的注释是：

“〔芦兄〕即芦甸。〔陈向中央的报告〕指一件党内材料。这个材料又由胡风转抄给路翎，附在这封信内。”【108】

后来，《胡风全集》的编者根据胡风的日记，将这封信定为胡风给路翎的第118封信，标题为“1952年4月16日自上海”。【98, pp.322-325】而在1952年4月16日这一天，胡风还给一个叫“冀汸”的人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

“但‘左’倾教条主义，马上被发现了。《学习》二、三两期上，几位理论红人的文章，犯了错误，连宣传部负责人都做了检讨（此事不必说出去）。现在，《学习》停刊检查，过些时候大概要公开检讨的。”【98, p.132】

看到胡风只说“《学习》二、三两期”了吗？显然，胡风当时看到或者听说了陆定一的检讨，他也因此才注意到《学习》上的文章；而当时身在上海的胡风所关心的那份“陈向中央的报告”，中的那个“陈”，既可能是上海市长陈毅，也可能是主持中共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的陈丕显，甚至还可能是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是陈伯达的可能性最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根据胡风当时通信的内容，以及后来公布的官方文件，都没有陈伯达与《学习》错误事件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实际上，陈伯达与“三五反”的联系，也仅限于他被毛泽东派到东北地区“了解情况”。【109】

从另一个角度说，“三五反”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且亲自指挥的。据薄一波回忆，“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47, p.142】不仅如此，毛泽东历来对党报党刊极其重视【110】，对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他怎么可能会掉以轻心？所以，毛泽东根本就不需要陈伯达向他打小报告。实际上，我们至今也想不明白，陈伯达能够根据《学习》杂志的文章向毛泽东或“中央”打什么样的“小报告”【111】、报告些什么内容：他既然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如果发现部下有不妥行为，他不是亲自处理，而是上报“中央”，难道是要自讨没趣吗？并且，一直都在揣摩毛泽东心思的陈伯达——他与田家英交恶的起因，就是因为对方拒绝回答“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这类问题。【112】而如上所述，《学习》杂志上的“反资”文章，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心意，所以事发前杨耳的文章才会被《人民日报》转载。事实是，就在发表冯定的文章之前四天，《解放日报》刚刚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这样警告资产阶级：

“我们再一次警告这些人：现在是你们停止这种妄想、停止继续作恶的时候了。赶快老老实实地去坦白吧！否则必吃苦头，勿谓言之不预也。”【113】

3月26日，也就是在《解放日报》发表冯定文章的两天之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解放日报》的这篇社论。【114】难怪于光远事后也“没有感到很大的压力。”【9】他如果没有受到表扬，那应该是中宣部领导的失职。

总而言之，于光远的断言，“这件事大概是被陈伯达注意到了，报告了毛泽东”【1】、“我估计很可能是陈伯达向毛泽东打了小报告，毛泽东对《学习》提出了批评”【111】，完全都是他自己的胡乱猜疑，而他之所以要那么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自以为是陈伯达的“老对头”。

2000年，因为冯定的儿子冯贝叶、孙女冯南南在《百年潮》发表《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一文【107】，于光远以“活着的人中最了解、最清楚”那个事件的人的身份发表了《〈学习〉杂志错误事件》。 而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于光远把他六年前起了个头的那个故事讲得更详细、更具体了：

“第3期出版后没几天，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又是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把我找去，在中南海的水边谈话。他告诉我，这几篇文章引起一些资本家恐慌，他们问发表这几篇文章是否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变了？因为《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办的刊物，所以资本家有这样的疑问。他说这个情况是统战部办的内部刊物《零讯》上反映出来的。他说，资本家的疑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之后，毛主席认为你们犯了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受到托洛茨基思想的袭击’，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必须立即改正。陈伯达还传达，毛主席认为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陈伯达说，作为一种补救措施，毛主席要你们在下期杂志上就转载这篇文章，当然你们也要进行检讨，向读者交代，而最急迫的事是尽快发表冯定的文章，表明这两期发表的文章并非党的政策有了变化，由《学习》杂志自己出来用行动纠正错误，挽回不好的影响。”【9】

上面这段话的最大笑话就是，按照于光远的说法，资本家是因为看到《学习》上的文章而产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变了？”的疑问；而毛泽东则是从《零讯》上得知这个信息的。事实是，《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期的出版日期是1952年2月10日，第二期是3月1日，第三期是3月16日；冯定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是在1952年3月24日。而早在那之前，资本家们就已经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了。例如，1月15日，《天津日报》发表其社长王亢之亲笔撰写的长篇社论，其目的，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说法，就是“严斥工商界中不法分子的谬论”。【115】而在那些“不法分子的谬论”之中，就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变了！”【36】 1月19日，薄一波在一篇报告中这样说道：

“三反运动普遍和深入以后，有些人对我们党在现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捉摸不定，因而在斗争中不敢放手。” 【77】

连党内人士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首当其冲、身受其害、如同惊弓之鸟的资本家们怎么可能要麻木不仁地等到一个月后翻看《学习》杂志才产生相同的“疑问”？实际上，在前面提到的王芸生的那篇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

“在这场伟大的爱国斗争中，是不是就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呢？是不是就要把民族资产阶级驱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呢？不是的！我们的斗争，是要捕捉侵吞国家财富的‘大老虎’，是要击退资产阶级对人民政权的猖狂进攻，是要争取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那一面黑暗腐朽的思想本质。”【80】

就在王芸生的文章见报之前一天，北大校长马寅初对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谈话，其中就有这样的话：

“上海的资产阶级中还有一种说法：‘搞三反五反，要修改共同纲领了。’‘你们不是说四个朋友三个敌人吗？怎么打起朋友来了？’这些恶意的谣言，引起了很多工商业者的恐慌（其中还包括不少正当的资本家），更引起了很多人的迷惑，他们一致认为：现在大概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了。”【116】

马寅初的这篇谈话被新华社发了通稿，所以“上海的资产阶级中还有一种说法”传遍了全中国。【117】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资本家需要等待《学习》杂志的出版才感到“恐慌”。

事实是，资本家的“疑问”不仅在《人民日报》上屡见不鲜，即使是在《学习》杂志上，它也司空见惯。例如，《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期发表的于光远的“反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对政府机构侵蚀问题。有人提出责难道：‘我们的国家既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民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资产阶级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既然都是合法的，为什么我们要在人民政府内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呢？难道人民政府是和共产党一样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组织吗？’”【10】

于光远的这篇文章，是《学习》杂志后续“反资”文章的第一篇。也就是说，《学习》杂志还没有行动，那些“责难”就已经存在了——或者说，于光远之所以要“组织”人力“反资”，目的之一就是要“反击”这些“责难”。确实，在接下来的《学习》杂志上，有一篇署名杨耳的文章，其中就有这样的话：

“这种以‘政论家’姿态发出来的、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论调之旁，还有着另一种倒打一耙的伎俩。这一回是以谣言家的姿态出现了。他们说：‘去年实行土改，今年实行商改了。’‘要实行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了。’‘公私授受不亲（即国营经济和私人经济断绝联系）了。’‘下一步要搞小资产阶级了。’还有更无赖的，说是‘不许吃好的了，有钱不许花了’。然而，既然是谣言，市场、寿命俱都有限。人如堕落到靠谣言吃饭，也就证明他们已经没落到可悲的程度了。”【102】

许立群又是从哪儿听到这些“论调”和“谣言”的呢？所以说，于光远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讲述的故事，根本就经不起推敲。

千秋功过凭谁说？

按照官方的说法，在“五反”运动中，冯定立了大功，于光远犯了大过。但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却与其功过截然相反：冯定在文革前就饱受批判，文革后也是默默无闻；而于光远则像是不倒翁似的，直到二十一世纪仍能呼风唤雨。（注：右图中的照片是我加上的。）

事实是，在于光远的文章中，经不起推敲的故事多了去了。

例如，于光远说，《学习》杂志停刊的决定是他和王惠德自行做出的，而不是来自上级；而他们之所以决定停刊两个月，是因为“我们还必须写检讨。如果要我和王惠德写这个检讨，即使再不睡觉，也一定写不好，但是检讨必须在第5期上登出来，实在没有这个可能。”

在当时，《学习》虽然号称是半月刊，但出版日期并不是那么固定：其1952年第三期的出版日期是3月16日，第四期按理应该在三月底四月初出版，但实际出版日期是4月10日。其实，即使是按期出版，说中宣部的两个“理论红人”在半个月内写不出一份检讨也匪夷所思。事实是，陆定一在其检讨报告中，就已经说了“在四、五月间拟休刊一个半月，进行检查和改革”这样的话了。也就是说，于光远在“回忆”历史时，连最基本的文献都不参考。这与他在“反伪”之时对自己“反”的对象都要蒙着眼睛、捂着耳朵，何其相似！

于光远讲的另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是，他在做出停刊的决定之前，并不知道陆定一的检讨：

“第4期出版后，不知道谁（我估计是胡绳）起草了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名义作的《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的报告送中央。”

也就是说，按照于光远的说法，当时毛泽东一边派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找于光远面授机宜，一边责令中宣部正部长陆定一出面向他做出检讨；并且，这齐下的双管，虽然相互绝缘，但内容却几乎一模一样。问题是，毛泽东有这么干的丝毫理由吗？事实是，陆定一在其报告中明确地说，“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召开有文教宣传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了两次。之后，在由中央宣传部和文委党组的主要工作人员组成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做了有关这问题的检讨。”也就是说，陆定一的检讨是“遵照中央指示”，而他在向中央检讨之前，曾为此在中宣系统内部讨论、检讨了三次。很难想象当事人于光远对所有这一切全都一无所知。再者说，于光远与胡绳不仅在文革前的中宣部共事，而且还在文革后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共事，他干嘛不问一问胡绳到底是不是他起草的那个报告，而仅凭“估计”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非常简单：他如果向胡绳询问，那就相当于把自己“估计”的门路堵死了；而那个“估计”就是他“回忆”的核心内容。显然是出于同样的心理，于光远在“反伪”之时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三不”政策，因为他如果看了“伪科学”们的表演，但没有看出其中的漏洞，则他就没法再搞所谓的“哲学评论”了，因为无论它们是什么，在现实（“表演”）面前，全都一钱不值了。换句话说就是，当了一辈子理论家的于光远，最最害怕的东西就是“事实”。

按照于光远的说法，由胡绳起草的那份《我们的检讨》，“我和王惠德并不都同意。”事实是，在陆定一的检讨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话：

“由于有些大城市的‘五反’运动尚在紧张进行，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自我批评的文章还不甚适宜，所以遵照主席指示，拟俟‘五反’运动结束后，再在《学习》杂志上发表适当的检讨文章。”【68】

这样的话，连胡风都注意到了，所以他才会告诉路翎“现在，《学习》停刊检查，过些时大概要公开检讨的。”也就是说，那个“检讨文章”是陆定一在全党面前承诺过的，因此也是必须发表的。只不过是，到了《学习》复刊之际，“五反”运动虽然已经烟消云散，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却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之中。因此，《学习》杂志的“错误”，早已变成了“功绩”，所以那份检讨才会东拉西扯，“尤其王惠德，他没有在《我们的检讨》中署名，《检讨》中关于他的话却说得不少，其中有检查自己有教条主义习气的那些内容。”而于光远在半个世纪之后说什么当时“我的头脑里对这次错误的性质还没有弄清楚”、“按理这个检讨是应该由我写的,胡绳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但是我没有同他争‘检讨权’”，完全是得便宜卖乖，耍小聪明。实际上，在当时，除了服从组织决定之外，他，连同王惠德，根本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据说吴敬琏在1998年曾劝于光远“多花些时间写回忆自己参加党内一些重要事件和接触重要党史人物的文章”，而不要再“探索”什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18】于光远果然从善如流，在那之后撰写了海量回忆文章。可惜的是，于光远的记忆是选择性的，他的回忆也是片面的，主观的——从中，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求真”的蛛丝马迹。恰恰相反，从中我们能够发现大量私货、假货。

七、茶余饭后

说“《学习》杂志错误事件”对于光远毫无负面影响，并不公正。实际上，除了被“被停刊”和“被检讨”搞得“不愉快”之外，于光远在1952年还遭遇了另一个挫折，即在次年派出的声势浩大的中国科学院访问苏联代表团中，被胡乔木指派“管一管中科院”的他却没能随团出发——中宣部派出的压阵监军是那个走出清华校门还不到两年的何祚庥。

在当时，访问苏联是一种规格极高的政治待遇，而那个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又几乎全都是著名学者，所以，《人民日报》在报道该代表团出行的消息时，连何祚庥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的名字都没有提。【119】那次出访很可能为何祚庥日后非要离开中宣部、“投身”科学界、最终成为中国社会上最最臭名昭著、最最臭不可闻的“万能院士”埋下了伏笔——他后来承认，自己之所以要离开中宣部，确实与那次出访有关，只不过是，他把原因归咎于在苏联“看到这个院士，那个博士，对我们冲击很大。”【120】从这个意义上说，1953年随中科院代表团出访苏联相当于何祚庥人生的一大转折点。问题是，在当时，何祚庥究竟何德何能，能够让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不偏不倚地落到自己的脑袋上呢？这是龚育之后来的解释：

“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形势下，苏联科学院是怎么办的？就要向苏联学习，组织访苏代表团，这当然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张稼夫、钱三强等科学家都去了，中宣部去了何祚庥。何祚庥年轻，又懂科学，就代表科学处参加了访苏代表团。”【121】

实际上，“年轻”不仅不是何祚庥入选的条件，它恰恰应该是何祚庥被淘汰的理由——在同一篇文章中，龚育之就说，因为何祚庥年纪轻、经验少，所以他后来才没能当上科学处的处长——；而所谓的“懂科学”更是一个笑话，因为热衷于学生运动的何祚庥所“懂”的那点儿“科学”，与曾经跟着周培源作过毕业论文的于光远相比，是地地道道的“半斤八两”。也就是因为“入团”的原因不明不白，所以何祚庥本人对那次机遇的解释是“大道至简”：

“作为中宣部的办事员，我也参加了这个代表团。”【122】

几乎与此同时，何祚庥又编造了另一个说法：

“1953年，科学院组织访苏代表团去苏联学习科学院该怎么办。张稼夫、钱三强等科学家都去了，他们看我年轻，又懂科学，就让我代表科学处也参加了。”【123】

张稼夫和钱三强的顶头上司就是中宣部，他们怎么可能有权并且有胆“让”中宣部的何祚庥代表中宣部参加访苏代表团呢？而何祚庥之所以要信口雌黄，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真正的原因他说不出口。事实是，何祚庥之所以能够捡到那个“洋落”，最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他积极跟随苏联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的奖励——【124】【125】，但更大的原因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于光远“犯事儿”了——处于风口浪头的于光远不宜抛头露面。据龚育之说，他的工资在1954年被于光远一下子连提两级，这被旁人视为准备提拔他当副处长的前奏。【126】于光远对龚育之的偏爱，与何祚庥的走红是否有关，以及龚育之的突然得宠，与何祚庥后来非要离开中宣部是否有关，我们不得而知。

万能院士何祚庥的万能起点

（图片来源：【128】。）

另一件需要提及的故事是，大跃进期间，作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胡绳，把于光远当作“科学专家”，请他为《红旗》撰写了一篇歌颂大跃进的文章，这就是《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128】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胡绳为刊发这篇文章做了检讨，但没有供出于光远的名字，只说“当时编辑部请了一位科学专家，讲小麦高产的科学意义”。而龚育之在编写简报时，心想“在小麦问题上于光远算哪门子科学专家呢？”于是便用“于光远”代替了“科学专家”，他为此受到了胡绳的批评。【129】可惜的是，尽管胡绳与于光远共事多年，并且为于光远“检讨”了至少两次，但是，在于光远的两卷《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中，却没有一篇文章是回忆胡绳的——实际上，即使是顺便提到“胡绳”的次数，也屈指可数。究其原因，大概是他领着于光远发表的第一篇检讨，对于光远的自尊心伤害太深。

到了九十年代，于光远在“探索”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

“这就是说，理想的发展应该是，在建国后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要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本着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同时也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发展中争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得更快。”【97】

于光远没有提到的是，他本人在促进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件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八、参考文献

【1】于光远：《我从没见过他愁眉苦脸——怀念王惠德》，《同舟共进》1994年9期14-17页。

【2】于光远：《田家英的悲剧》，《随笔》1996年4期13-21页。

【3】于光远：《胡乔木和我（二）》，原载《广州文艺》2000年某期；见新语丝2001年1月4日新到资料。

【4】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426页。

【5】张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与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以〈学习〉杂志为个案》，《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1期59-63页。

【6】《辅助干部学生学习 “学习”杂志将创刊》，1949年8月24日《人民日报》第4版。

【7】《“学习”杂志明天出版》，1949年9月14日《人民日报》第4版。

【8】《〈学习〉杂志改半月刊 第二卷第一期今日出版 本期印行廿八万五千份》，1950年3月16日《人民日报》第3版。

【9】于光远：《〈学习〉杂志错误事件》，《百年潮》2000年10期40-43页。

【10】于光远：《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学习》1952年1期13-19页。

【11】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学习》1952年3期8-10页。

【1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1940年98-99期22-40页。

【1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4】朱德、彭德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第1版。（注：该宣言虽然署名朱德、彭德怀，但执笔人却是毛泽东。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1179页。）

【1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1947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第1版。

【1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第1版。

【1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1版。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各单位代表讲话》，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第2版。

【19】《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　彭真同志总结报告摘要》，194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第1版。

【20】见1950年6月13日《人民日报》第1版。注：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这句话被改成“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见该书71页。

【21】王惠德、于光远：《中国革命读本》（修订本）上册，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118页。

【22】王惠德、于光远：《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青年》1950年37期38-39页。

【23】于怀：《为什么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略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学习》1950年1卷6期20-22页。

【24】廖沫沙：《政治常识读本——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上）》，《学习（初级版）》1951年6/7期53-61页。

【25】学习初级版编辑部编：《政治常识读本》上册，学习杂志社1952年2月版79页。

【26】彭真：《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1951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第1版。

【27】陈巳生：《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转变过程》，1951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3版。

【28】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学习》1952年3期8-10页。

【29】《高岗同志在东北局直属机关干部会上号召开展反贪污腐化反官僚主义斗争》，1951年9月17日《人民日报》第1版。

【30】《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加强增产节约运动领导的通报》，195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第3版。

【31】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53-58页。

【32】《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412-413页。

【33】《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415-427页。

【34】薄一波：《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1952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1版。

【35】《天津市长黄敬一月十六日在天津市各界人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坦白检举大会上的讲话》，1952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第1版。

【36】社论：《全市工商业者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运动》，1952年1月15日《天津日报》。

【37】毛泽东：《关于在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的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278-279页。

【38】《中共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45-46页。

【39】《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2-13页。

【40】毛泽东：《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21-22页。

【41】新华社七日电：《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周恩来副主席作重要报告 号召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进行自我改造》，1952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1版。

【42】薄一波：《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1952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1版。

【43】高岗：《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1月24日《人民日报》第1版。

【44】《中央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308-311页。

【45】社论：《胜利地结束“五反”运动》，1952年6月15日《人民日报》第1版。

【46】华明：《三反五反的剖视》，友联出版社1952年版66页。

【4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48】陈丕显：《上海人民的好市长——回忆陈毅同志在上海的丰功伟绩》，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陈丕显文选》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318-366页。

【49】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2期1-25页。

【50】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4期5-30页。

【51】张鸣：《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五反”运动解析》，《二十一世纪》2005年12期46-58页。

【52】毛泽东：《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注2，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324页。

【5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综合卷》，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年版519页。

【54】陈云：《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81-194页。

【55】《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57-160页。

【56】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第1卷 1949-195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866页。

【57】《中共中央关于“五反”补退工作等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57-160页。

【58】《中共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61-170页。

【59】高仲泰：《荣毅仁的前半生》，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221页。

【60】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521页。

【61】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陈丕显年谱 1916-1995》，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114页。

【62】陈丕显：《雄才大略 襟怀坦荡——怀念敬爱的陈毅同志》，1991年8月25日《人民日报》第5版。

【63】新华社：《经过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上海反盗窃斗争正式开始》，1952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1版。

【64】陈毅：《为争取“五反”运动底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扩大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第1版。

【65】冯定：《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

【66】毛泽东：《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361-362页。

【67】《毛泽东就民主建国会工作方针问题给黄炎培的复信》，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295-297页。

【68】陆定一：《中央宣传部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25-128页。

【69】毛泽东：《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和对检讨的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376-377页。

【70】冯定：《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1952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第3版。

【71】本刊编辑部：《学习〈矛盾论〉，克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作风》，原载《学习》1952年4期；见195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3版。

【72】《批评与建议》，《学习》1949年3期1页。

【73】胡绳、于光远等：《我们的检讨》，《学习》1952年5期3-7, 43页。

【74】于光远：《为重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至（五）卷和〈科学攀登的历程〉而写》，见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六）》，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549-553页。

【75】焦勇夫：《“学习”杂志应该改变一下文风》，《学习》1957年11期28页。

【76】《于光远曾用过的笔名》，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建设科学研究组：《于光远著作目录（1937-1986年）》，无出版信息，357-358页。

【77】《薄一波同志关于中央一级各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以及更进一步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斗争》1952年125期2-6页。

【78】薄一波：《开展“三反”运动的方针政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综合卷》，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年版438页。

【79】毛泽东：《关于转载王芸生文给邓拓的信》，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203页。

【80】王芸生：《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1952年2月13日《人民日报》第3版。

【81】胡绳、于光达、王惠德：《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第二十七讲：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学习》1952年1期41-45页。

【82】胡绳、于光达、王惠德：《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第二十八讲：农民问题》，《学习》1952年2期24-28页。

【83】周恩来：《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93-103页。

【84】《毛主席批转西北局宣传部关于报纸“三反”“五反”宣传的检查报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中（1950-1956）》，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216-218页。

【85】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1期14-27页。

【86】胡绳:《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建国后的历史》,原载《中共党史通讯》1989年1月25日总2期；见《安徽党史研究》1989年3期49-50页。

【87】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53-161页。

【88】任晓伟：《共产党情报局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从新民主主义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转变的国际背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1期26-38,47页。

【89】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458页。

【90】毛泽东：《矛盾论》，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第1版。

【9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年谱 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200-201页。

【92】刘少奇：《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29-134页。

【93】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1卷2期23-29页。

【94】毛泽东：《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682-685页。

【95】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81-82页。

【96】邓力群：《邓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253页。

【97】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见《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五）》，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10-658页。

【98】《胡风全集》第9卷《书信》，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9】李霑吾：《对于小资产阶级特点的几点体会——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笔记》，《学习》1949年1期37-38页。

【100】于光远：《为什么小资产阶级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习》1950年1期14-15页。

【101】华岗：《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1952年2月9日《人民日报》第3版。

【102】杨耳：《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 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吗？》，原载《学习》1952年2期7-14页；1952年2月28日《人民日报》第3版转载。

【103】社论：《对资产阶级展开思想斗争是革命的迫切任务》，《文艺报》1952年5期3-5页。

【104】姚文元：《注意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文艺报》1952年5期25-26页。

【105】《清算资产阶级思想！——记北京高等学校反浪费展览会》，《科学大众》1952年3期37-39页。

【106】杨德霞：《1952年〈学习〉杂志事件的政策与理论意蕴》，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8页。

【107】冯贝叶、冯南南：《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百年潮》2000年6期29-34页。

【108】《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第2版。

【109】毛泽东：《关于派陈伯达去东北了解五反情况给高岗的信》，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227页。

【110】逄先知：《毛泽东读报章杂志》，见龚育知、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212-218页。

【111】王凡：《和于光远先生聊“党内秀才”》，《同舟共进》2013年12期38-43页。

【112】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287页。

【113】社论：《驳上海资产阶级的某些谬论》，1952年3月20日《解放日报》。

【114】《驳上海资产阶级的某些谬论——上海解放日报三月二十日社论》，1952年3月26日第3版。

【115】新华社：《天津日报发表社论 严斥工商界中不法分子的谬论》，1952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第3版。

【116】田钟洛：《马寅初先生谈必须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1952年2月9日《解放日报》；见文汇报资料研究组编辑：《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文汇报读报组学习资料 第1辑》，上海文汇报馆1952年版144-148页。

【117】新华社电：《马寅初对上海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 驳斥资产阶级的荒谬论调》，1952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1版。

【118】柳红：《三本书的命运（之三）——于光远版本》， 2009年4月13日《经济观察报》。

【119】《学习苏联科学研究方面的经验加强两国科学工作的合作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离北京赴苏联》，1953年2月25日《人民日报》第1版。

【120】李真真：《何祚庥先生访谈录——在科学院和中宣部科学处之间》，《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1期1-28页。

【121】龚育之：《回忆中宣部科学处》，《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3期201-226页。

【122】熊卫民：《在科学和宣传之间——何祚庥院士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1期89-103页。

【123】何祚庥：《书斋内外尽穷理——何祚庥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115页。

【124】何祚庥：《苏联科学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论观点》，1952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3版。

【125】何祚庥等：《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第3版。（注：该文发表时没有作者署名，但何祚庥是六名作者之一。）

【126】龚育之：《于光远素描——我的第三个上级》，《炎黄春秋》2007年9期7-13页。

【127】何祚庥：《做人做事做学问之道》，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12页。

【128】于光远：《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红旗》1958年4期26-28页。

【129】龚育之：《送别归来琐忆——六、胡绳的不悔和困惑》，《百年潮》2001年2期40-4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