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情愛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爾 著

（台灣）李意馬 譯

12、十九世紀

維多利亞保守主義

有時候會覺得，在19世紀的舞台上，如果沒有穿束腰緊身衣及膨大鐵環襯裙、弱不禁風的婦女在場的話，19世紀就很難給人完整的印象。維多利亞主義（Victoranism）並不是只有在19世紀或在大英帝國里才有的獨特現象。即使在中國，也因為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威脅及新儒家道德規范的刺激，而有她自己的保守作風。美國和德國，則比英國更早開始維多利亞式的保守主義，在美國，它部份是清教主義的產物，在德國，則是出於對政治分崩離析及18世紀新抱負的一種回應。法國在時間上稍晚，她於1848年之前，經過60年危機期的不斷掙扎，正開始追求能彌補政治出賣傷口的私人理想，而英國，新興而自我意識濃厚的中產階級，在飽受貴族批評為野蠻的商業主義後，亦開始將古老哲學和新的理性時尚融為一爐，產生一種適合他們社會野心的道德與禮節。

在復古保守的氣氛下，維多利亞時代穿着大禮服，並逐漸蓄起胡須的紳士們，對中古世紀產生一種奇怪的鄉愁，他們對“淑女”再度培養出矯揉做作而誇大的優雅態度，樂於相信她們是騎士心目中的理想伴侶。而這些紳士們在沒有惡意的情況下，又再度將女人貶為在人生旅途中供人瞻仰的雕像。1830年代，馬提紐（H. Martineau)說美國男人將耽溺於歌頌女人視為正義的化身，這對歐洲男人來說亦同樣真實。而女人也鼓勵他們這樣做，她們發現被男人愛慕、歌頌、祟拜是一件快樂的事。在現實殘酷的商業社會裡爭得頭破血流的男人，在淑女的面前都一下變成了純潔的天使。

這種游戲是兩個人就可以玩的，1842年，艾里斯夫人(Sarah Ellis）在寫給英國婦女看的一本書里說，妻子對丈夫的美意應有所回報，最好能把丈夫看成是上帝與知名的圓桌武士蓋拉哈德爵士（Sir Galahad)兩者的混合體，她說做妻子的基本上要認識到

“你丈夫身為一個男人就是優越的……在高貴、文明而真正善良的男人本性里，有一種近似於我們認為天使才擁有的氣質與力！……思及這種令人興奮的本性，它所激起的欽佩與尊敬之情實非語言所能形容……我們要做他的心——替他分勞解憂，同甘共苦！”

這種論調可說古已有之，艾里斯夫人更進一步明白指出，男性優越乃是“自然法則”的一部分，儘管有些妻子可能比丈夫有能力，但無損於此“自然法則”的正確性。

時代無疑已在改變，但女人的處境在變得較好之前似乎要先變得更糟。在工業革命以前，歐洲的歷史只有貴族階級與非貴族階級，但現在，中產階級在權力結構里開始取代貴族階級，經濟上的成功如果沒有社會地位的成功就顯得無意義，因此，19世紀大家一心一意要往上流社會的階梯攀爬。在美國，這種競爭並非垂直的，而是平面的，雖然每個人都平等，但每個人都希望比別人有更多的平等。

成功的一個指標是家中的女主人凡事都有傭僕代勞，當時的就業統計資料很生動地顯示了中產階級的勝利。1841年對英格蘭及威爾斯1600萬男女居民的普查記錄顯示，當傭僕的還不到100萬人，但10年後，在300萬個就業婦女及少女中，有75萬人是在做女傭，到1871年時，女傭的數目激增到120萬人。在整個19世紀，甚至直到1914年，女傭一直是英國婦女最大的職業項目。

中產階級的妻子在免去家務操勞後，卻不曉得如何打發休閒時間，她和她的丈夫都相信―當時充斥於市場的社交禮節書籍也如此強調―她現在的生活耽像一個“淑女”,但其實大謬不然，中產階級的妻子和早年出身於貴族家魔的淑女有一個基本差異之處，以前養薄處優的淑女可以由同樣悠閒的丈夫或情人護送到她們想去的地方，享受各種生活樂趣，但中產階級的丈夫卻為生意忙得不可開交，他們的妻子和女兒必須自己想辦法打發時間，雖然有些人利用時間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絕大多數都將時間浪費在逛街、聊天、游手好閒及浮面的淑女禮儀上。

1842年，格拉維斯夫人（A.J.Graves）在“美國婦女”一書里說，她們“懷抱希望被人們視為淑女的野心，玉手只用來撫玩她們的項鍊，或者彈鋼琴”。同年，艾里斯夫人在“英國婦女”一書里抱怨說：“現在一些弱不禁風、慵懶為年輕女士斜躺在沙發上，呢喃抱怨，無病呻吟”。婦女以懶散為尚，而懶散本身最後竟變成一種疾病，摧殘她們的身心健康。

這些如花似玉但卻日漸枯萎之淑女的丈夫，保護她們免於接觸殘酷無情的現實，使得情況更加惡化。1840年代，倫敦的一家法院甚至准許丈夫將想離家出走的妻子用鎖鎖起來，因為“妻子需要在丈夫的保護之下，才能有快樂而體面的家庭生活，丈夫可以強制妻子與他同住，免得她與外界接觸而產生危險。”

這種對淑女做“無微不至”之保護的措施亦包括醫學在內，婦女有病，在有女伴在場陪伴的情況下，可以請醫師來診療，她只能指着人體模型像告訴醫師哪裡在痛，醫師也只能猜測，除非是非常嚴重的病例，否則絕不准做婦產科方面的檢查，醫學必須向淑女的貞潔讓步，很多醫師甚至鼓勵這種要命的貞潔觀，1852年，美國費城的一位醫學教授甚至為“美國婦女寧願忍受身體上的極度痛苦與危險，而不願將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人前”感到驕傲，他認為這是“美國婦女道德的精緻表現”。

這種態度不僅阻撓醫師做他們應做的工作，也使婦女對自己的身體及生理毫無所知。譬如“月經”即很少被提及，當時的醫師和婦女認為月經是一種不正常的東西，遲至1878年，“英國醫學會刊”還花6個月的時間去討論“火腿在月經來潮婦女的觸摸下會不會腐敗”這個問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也認為“一個有德行的婦女很少有性慾”，醫師因為平常接觸的多屬非德的婦女，因此，他們對女性性高潮及陰蒂功能的看法乃是不正確的。

騎士精神、紳士風度、優雅高貴與幼稚無知等等，將中產階級的婦女束縛在家裡，成為溫室中的花朵，即使發現女性在生殖中所扮演的角色（見前期）一事也無法改變情況，因為這種生物學上的平等適用的對象並非“女人”，而是“母親”。對母系及其與家庭關係的強調，產生了19世紀最大的學術爭辯之一，此即“母法”(jus maternum）的問題。

所謂“母法”（母性的律則）其實並不是一個新觀念。但當它在1861年由瑞士的法理學家及歷史學家巴克芬（J.J.Bachofen)以嚴肅的哲學科學語言提出時，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士發現實難以反駁。巴克芬否認“男人天生即比女人優越”的論調，他說，大量的歷史及人類學資料均顯示，在人類仍然接近於自然生活時，母系是唯一可辨認的親性關係，女人是統治者，男人取得統治權是以後的事。美國的種族學家摩根也同意巴克芬的看法，他認為人類在最早期是完全雜交，獵集時代則是群婚，當時的情況無法區別誰是孩子的父親，只有母子關係是明確的，因此母親的影響力優於一切，只有當農業開始發展，准許擁有私人財產，小家庭能夠自足，一夫一妻制通行後，女人才開始順服於男人。

前進份子以最大的熱情歡迎這種理論，特別是私有財產制直接導致女人順服於男人的說法，“母法”成為社會主義教義問答中的精華，也是早期女權運動者信念的來源，更是任何討論女性之社會角色所必提及的口頭禪。但是說歸說，“母親”雖被提升到“女神”的高位，女人的實質處境還是沒有多大改變。

女人應“安於家中”的觀念並不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士所發明出來的，它由來已久，只是維多利亞時代碰巧必須將此觀念形諸文字提出來討論，因為19世紀的婦女正面臨了真正獨立的突破性邊緣，它已呼之欲出，但若沒有經濟上的自足，一切都是泡影，女性經濟獨立的奮戰要直到20世紀才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