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情爱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尔 著

（台湾）李意马 译

12、十九世纪

绅士与堕落的女人

维多利亚时代温婉而柔顺的妻子被认为“性不足”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她那受压抑的教养方式、强加在她身上的优雅与“灵性”，以及对自己生理的无知等，都在助长这种趋势。即使她没有对性交产生肉体的嫌恶，要想享受性行为的乐趣也需要非常高妙的技巧，但只有极少数维多利亚时期的丈夫具备达成此一任务的技巧，因为丈夫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压抑，在自觉妻子乃是在温和地隐瞒其对性的嫌恶的心理下，要想和“家中的天使”作爱，很难令人有满意的演出。

此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这位将性和“不洁”与“罪恶”划上等号的先哲成为他们的救命恩人。天主教的神父认为即使是在婚姻中的性行为，也只有在以生育为目的时才被允许，这是圣・奥古斯丁思想的延伸，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清教徒，对于神学作品一向用心研读，他们比天主教的先辈们更注意圣・奥古斯丁的思想，但很少人象美国的史脱可罕博士（A・Stockham)这样走火入魔，此君在1894年宣称，婚姻中的性行为若非心存生育子女，则丈夫无异把妻子当成他“私人的妓女”。不过当时一般人多少都同意，男人不应该在妻子身上逞其兽欲超过“绝对的需要量”——最好是一个月一次即可，如果真的按捺不住，顶多一个礼拜一次，但在月经及妊娠期间则绝对数止。

但这并不表示维多利亚时代的妻子就受到冷落，在1871年，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子女数为8名，而每千个家庭中有177个家庭子女数超过10名，统计一下怀孕及月经期间禁止性交的时间，则一对夫妇在他们头12年的婚姻生活中，约有6年的时间过的是禁欲的生活，这对多数妻子来说，也许没有太大的困扰，但对丈夫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知是幸或不幸，女性对性采取不赞同的心态远多于男性，维多利亚时代的丈夫尽管有他们的家庭压力，但却少有什么社会压力强迫他们抑制其性的本能，事实上，很多丈夫认为在“别处”发泄其性欲乃是对妻子的一种恩惠，而且嫖妓甚至也有宗教上的辩护之辞。圣・奥古斯丁在冥思性问题时，得到一个结论：性行为应该是冷淡的、有计划的、没有任何激情的，亚当和夏娃在犯下了“原罪”之後，情欲与热情才渗透进纯洁的性行为中。19世纪的医师援引此说，声称性交过度是有害的，但如果没有牵涉任何情感，平淡为之，则对健康并无大碍。换句话说，和妓女性交，因为既没有爱也没有热情，所以一般而言，比和妻子性交较不会损坏身体，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结论。

在性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妓女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要来得泛滥，但官方的统计资料常不可信赖，太多人挥舞道德及政治的巨斧加以整容，1860年代，巴黎警方承认巴黎有8万名的妓女，但此一数字显然偏低，单单在1868年，巴黎街头被捕的乞丐和流浪汉就有35000名，非官方的资料显示，当时巴黎的妓女将近12万名。

1839年，伦敦警方说，伦敦只有7000名妓女，但根据“戒除恶习委员会”的报告，则高达8万名。有一个时期，维也纳是欧洲的“性都”，在1820年代，40万人口中有2万名妓女——平均每7个男士拥有一名妓女，但辩护者说，其中有很多女人是专门做观光客生意的。当时的纽约也是一个移民者和短期羁客聚集的城市，在1830年代，约有2万名妓女，社会改革者欧文曾加以计算，如果每个妓女一个礼拜“工作”5天，扣掉月经期，每天接客8次的话，则纽约成年男子有半数必定是每个礼拜嫖妓8次，但此一色情估计可能过份乐观，因为纽约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是“业余妓女”的温床，一些需要钱的女孩子可能在几天或几个礼拜内，尽可能地接客，然後就洗手不干。在旧金山，行情则完全不一样，在淘金浪潮里，旧金山的人口从不到1000人（1848年）激增为5000人（1852军），其中约有3000名妓女，这些妓女是从纽约、新奥尔良、法国、英国、智利、中国等地专程而来的，她们都是专业的。

19世纪沦落为妓的少女通常是因为需要钱。一个极端是，想要追求独立的妇女，除了身体外没有其他的本钱，唯有卖淫与舞台能提供优裕生活的美景，另一个极端是，年轻的寡妇或未婚妈妈所赚不多，而且为了工作必须和儿女分开，但皮肉生涯却既可使母子免于俄死，也可不必分离。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大多数，则是一些成衣厂或者香烟厂的廉价女工，她们的工资微薄，不足温饱，若想要有其他的享受，则唯有成为“堕落的女人”，出卖皮肉一途。1888年，美国劳工局调查3866名妓女过去的就业情形，发现有1236名是在长到足以营生的年龄时，就直接下海的，有1155名原来是在做旅馆或家庭的女佣，505名是缝纫或成衣厂的女工，126名是推销员或出纳员，94名是纺织工厂女工，11名是电话接线生，换句话说，约有三分之二的妓女是由其他行业转进的。

妓女要出类拔萃，所需要的不仅是美色而已，人格及野心是两种最重要的特质，而且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到像巴黎或维也纳这种充满财富与成功的诱惑之都。巴黎在第二帝国的辉煌时期，有最高级的妓女，依附在朝廷脚下的烟花界，永远为女孩子敞开大门。这些女孩子也许不像过去的歌妓、舞妓一般才色双全，但她们却另有一套诱惑男人的淫荡本领，100年前的庞毕度夫人也许会认为这些妓女粗鄙不堪，但比起100年後好莱坞亟思直上青云的小明星仍要高尚得多。她们不难从金融界人士、军官及云集于第二帝国辉煌舞台上的各国贵族里找到恩主，俄罗斯的大公、土耳其的官员、南美的百万财主都会替她们付帐单。一个德国的矿业巨子为名妓拉派娃（La Paiva)盖了一栋豪华住宅，楼梯是用玛瑙做的、浴盆是用大理石做的，而水龙头上则镶满了珠宝。拿破仑皇帝侄子的情妇寇拉派儿（Cora Pearl)，生活也极其奢靡，她在用兰花编成的地毯上裸体跳舞，并在银制的浴盆里以香槟洗澡。

但其他地方则少有巴黎烟花界的这种盛况，伦敦也有相当活跃的妓女，但她们很难为上流社会所接纳，只有“不靠行”的妓女，上流人士才会与之交往，而觉得不失体面。

当时，唯有最高级的妓女才拥有自己的“香巢”，次一等的则住在高级妓院里，在19世纪初，阿姆斯特丹的“喷泉屋”是举世公认最豪华的妓院，除了有色情交易的秘室外，还有饭店，舞厅、咖啡厅、撞球间等。妓女为了让顾客分心，经常是裸体撞球。不过，这只是凤毛麟角，事实上，就全世界而言，住在妓院里的妓女只占少数，在柏林，则一间妓院都没有，1780年时还有100间存在，但在随後漫长的道德重整期间，只剩下26间，到1844年时则全数关闭，但这并不表示柏林就没有妓女。在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警方对妓院也有严格的管理，妓院内的妓女必须注册登记，妓女一旦进入某个妓院就很难再离开，因此妓院形同监狱，对渴望自由生涯的妓女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伦敦的妓院也不多，纽约的妓业则较发达。1866年，纽约基本教义派的一位主教抱怨说，街上的妓女跟基本教义派信徒一样多时，警方承认纽约有621间妓院。其中最豪华的也许是“约瑟芬森林宫”，妓女们都穿着晚礼服，以香槟酒为唯一的饮料，屋内装饰得金碧辉煌，龟公在门口检视客人，只有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才准进入。

除了企业化经营的妓院外，另外还有出租给神女的房间，特别为具有独立心态的妓女所欢迎。妓女们自行到娱乐场所勾搭可能的客人，然後带到她所租的房间春风一度。当时各国都有一些半公开的期刊杂志，报导这种行业的动态，俨然“嫖妓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