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汪曾祺

陈喜儒

多年前，偶翻一本杂志，看到一组短文，没想细看，只是随意瞥了一眼。这一瞥不要紧，眼睛粘上下不来了。于是翻到前面，从头读起。文章都不长，每篇千把字，但篇篇精致，如一棵棵小树，每个枝杈，每片叶子，都长的是地方，干净、利落、匀称、和谐、美。那些家常话、大白话、大实话，由他排列组合在一起，变成了诗，变成了画，有滋有味，妙不可言。这才是真功夫，大手笔!我一下子记住了他的名字：汪曾祺。从此以后，遇到汪氏文章必读，且每次都有收获，从未因遇到“水货”而失望。

系统读汪氏文章，应该感谢作家出版社的房树民先生，他送我一本《浦桥集》。我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一直放在案头，闲时翻看一两篇，消愁解闷，会心一笑，其乐无穷。书被我翻得散了花，舍不得扔，就像儿时自己买纸钉本一样，精心用胶带纸把书脊粘了好几层，而且弄成线装书模样，继续看，最后连书皮上有广告意味的内容简介，我都暗记于心，几能背诵。

　　前几年，购得北师大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我从头开始，一篇不落，读完八卷，对汪氏的散文、小说、诗歌、剧本、评论有一个整体印象。我以为他的散文最好，小说第二，诗歌、剧作居三。他的散文，行云流水，玲珑剔透，美不胜收，篇篇值得细细品评，咂摸滋味。

　　有人说汪曾祺是现当代最后一个受士大夫文化陶熏的作家，不无道理，但似应加上受士大夫文化陶熏的最后一个平民化的作家。是的，他有士大夫的审美、闲适、散淡、学识、情趣，但无士大夫的自命不凡，恃才傲物，骄奢淫逸。他有一颗平常心，不会为弄个司局级而动心，也不会为没有专车而苦恼。有窝头咸菜吗?有炸酱面吗?有纸有笔吗?行，齐了。

　　在一些人为名利争着抢着喊着骂着哭着叫着往前挤的时候，他不为所动，甚至站在旁边看热闹。路边看到一朵野花，他会欣赏半天，或者干脆坐下来抽支烟，喝杯酒。捡到一块石头，好，这是宝贝，放在口袋里。蓝天、白云，蜻蜓蚂蚱，放羊娃，乘凉的老头，养蜂人，哇哇乱叫的孩子……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吸引着他。他从中看到了美，得到了乐趣和享受。

　　他从来都不是主流，或根本不想当主流。他只是个爱抽烟喝酒的老头，走在大街上。与退休的老工人差不多。他满肚子文章，却从不张扬，甚至厌恶吹捧。其实，他用不着张扬吹捧，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

　　心情烦躁时，拿起汪曾祺的书，仿佛避开炎炎烈日，来到树荫下，小河边，听流水潺潺，树叶沙沙，虫鸣鸟叫……心中的烦闷、牢骚、愤怒，烟消云散，恢复一片宁静和平。

　　有时我想，汪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一种酸梅汤或绿豆汤的作用?是他涉世太深，经历了太多大悲大喜，把人生看透了，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本事?也不尽然。那么是阿Q精神在读书人身上的变异?好像也不是。是逆来顺受，被生活挤压得变了形，身心麻木，只会低眉顺眼?种种疑惑，萦绕心头，不得其解。

　　思来想去，我以为，他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世界。当右派，人生至苦，但他种葡萄、画马铃薯、为演戏画布景……能找到乐趣，找到关，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一种无奈，也是随遇而安。他自己也说，不这样，又能怎么着呢?但他从不消极，对生活充满希望。在面对灭硕之灾时，他没有气急败坏，自暴自弃。在平步青云、大红大紫时，他没有忘乎所以，颐指气使。他很清醒，不愠不火，宠辱不惊，牢牢把握住自己，守望精神家园。那么，他的精神家园是什么呢?像大街上那些普通人一样活着，自得其乐。

　　我喜欢这个老头，他心地善良，有学识，文章好，随和可亲。他不在了，但他的书在，文章在，仍然可以听他说吃讲喝，谈古论今，品书评诗。他的笔下，瓜果梨桃，草木虫鱼，萝卜白菜，煎炒烹炸，文人墨客……皆有情致。

　　我在作协工作，与汪先生同住一个城市，想见汪先生，要一本签名书，或者脸皮再厚点，索张字画，并非难于上青天，但我一无所有。有一次，在北京饭店，有人指着一位脸色有点发黑的老头说，那是汪曾祺，汪先生。他独坐一隅，手里夹着一支烟，好像在等什么人。我没有冒昧打扰，只是远远看了一眼。他微皱着眉，沉思着，或许又有一篇妙文浮上心头。

　　我赞成钱钟书先生的话，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不打扰下蛋的母鸡，叫她从容地在阳光下漫步，在尘土中捡几粒粮食，在草丛中捉几只青虫，多下几个蛋，不是更好吗?

　　喜欢一个作家，读他的书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