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傑本科畢業後，又在國內獲得碩士學位，接着還在日本獲得博士學位。一般說來，以這樣的學歷，在美國大學裡做個講師也罷，做個助理教授也罷，乃至做個終身教授也罷，都是能夠勝任的。而有過在日本、美國的如上學術經歷，回到國內做個學術團隊的領袖，並不過份，而是適得其所。至少，比起文化大革命時代憑着老繭當工農兵學員要合情合理得多吧。這也即是說，楊傑根本不需要做假。

那麼，楊傑究竟為什麼要做假？這個問題也許應該變換成，假如楊傑不做假的話，評審團會不會最後審定他為院長人選？

按說，楊傑是確實具備那樣的能力的，根本不需要做假。但楊傑做假了。

觀察家認為，楊傑做假與其說是擔心自己的能力，不如說是害怕別人不相信他的能力。因為評審團首先看重的，並不是被選人是否有能力，而是被選人在美國的學術經歷，尤其是被選人在美國的學術地位。這可能是楊傑做假的關鍵所在。

假如評審團看重被選人的個人能力，遠勝於看重被選人在國外尤其是在美國的經歷和地位，那麼，被選人就根本沒有做假的必要；或者說，被選人造假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

試想，假如當年梁漱溟面對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挑選，有必要造假麼？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以兼容並蓄的心胸和眼光，不拘一格選人材。蔡元培聘請梁漱溟到北大教哲學的全部依據，僅僅是梁漱溟發表的一篇哲學論文，根本不考慮梁漱溟有無高等學歷，有無在國外的留學背景，有無在美國的學術地位。

在當今的中國學界，流行着一種比學術造假更為可怕的學術頭銜之真。這在美國的中國學人圈子裡，可說司空見慣。一些來自國內大學的教授們，喜歡在自己的名片上煞有介事地印上“博士導師”一類的學術頭銜。這樣的頭銜在中國人眼裡也許金貴無比，可是在美國學界看來，不知所云。因為美國大學裡沒有這樣的頭銜。一個中國教授向一個美國教授炫耀自己的“博士導師”頭銜，需要解釋大半天，才能讓人家弄明白。至於那些個博士導師究竟有多少學術能力，也只有天知地知，博士知，導師知了。

在如此一種假作真是真亦假、真為假時假亦真的真假難分時代，人們確實很難分清誰是真，誰是假。假如楊傑是假的，那麼那些博士導師們難道就是真的了麼？不管怎麼說，比起當年僅僅憑着一篇論文就去北大教書的梁漱溟，楊傑的學術履歷也罷，學術能力也罷，去同濟大學擔任一個學術團隊的帶頭人，主持一個學術項目的資歷和資本，可說是綽綽有餘。可是楊傑卻依然擔心自己的資歷不夠。是誰在覺得楊傑的資歷不夠？是誰在逼使、或者說誘惑楊傑造假？

俗話說，上有好之，下必附焉。沒有評審者的虛榮，又怎麼會有被評者的造假？而評審者的虛榮，又折射了整個社會的虛榮。那樣的虛榮如同一種看不見的疾病，在中國的學術界，科學界，思想界，文化界，等等界，到處傳染，四處蔓延。

在一篇有關方舟子打假的報道中，如此例舉出方舟子的二次輝煌戰績：一次是有關“基因皇后”的打假，一次是有關“核酸保健品”的打假。報道寫道：

那年8月，一條消息在國內引起強烈轟動，美籍華人科學家陳曉寧攜帶着她研究多年的科學成果─三個人類基因庫回到北京。據陳曉寧介紹，這三大基因庫目前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價值無法估量。陳曉寧更是被人稱為“基因皇后”。9月，方舟子發表公開信，稱同等產品在美國用3000到4000美元就可以買到。

2000年，“基因皇后”事件剛剛平息，方舟子又把學術打假的矛頭指向了風靡一時的“核酸保健品”。他說經過調查，發現上世紀80年代初“核酸營養”在美國已經被認定為商業騙局。

觀察家對多維社指出，在這二起打假中，造假者迎合的與其說是科學界、學術界、不如說是整個社會的虛榮心。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瀰漫着一種狂熱的崇美風尚。只要是來自美國的東西，全是好貨，都是名牌。就連吸煙者，都以吸美國煙為榮。美國的煙草商為此樂不可支，把在美國越來越受到限制的煙草業，劈頭蓋臉地傾銷到中國這樣的崇美國家裡。雖然美國香煙並不摻假，但比起有過美國學術經歷的中國學者，難道更有價值、更值得崇敬麼？

在如此一片虛榮的社會風氣中，學術造假與其說是一種迎合，不如說是一種屈從。雖然屈從者本身在人格上過於怯懦，並且多少摻帶有作為一個學者不該有的虛榮心，但學術造假的根本動力，卻是來自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虛榮心。就像在反美的狂熱中可以看出中國人的怯懦一樣，在崇美心理的背後，同樣可以看出中國人的缺乏自信。

在學術打假背後的嬌情和媚俗

方舟子一次出色的打假，是他揭露清華大學教授、前校長助理劉輝的造假。在《北京晨報》的一篇報道里，方舟子向新聞界描述道：

“在劉輝的網頁上，論文署名中的‘Liu.H’和其他論文一樣是用黑體字標出的，以表示是他本人。但是這篇論文顯得很奇怪。劉輝是個外科醫生，其科研領域是‘消化外科，肝膽外科，移植外科，血管外科，人工臟器，移植免疫’，而這篇發表在美國《普通病毒學雜誌》上的論文研究的卻是艾滋病病毒蛋白的作用機理，和他的科研領域並無交叉之處。於是我到《普通病毒學雜誌》把這篇論文調了出來。”

“原來那個‘Liu.H’是紐約賽奈山醫學院病理系Edward M.Johnson實驗室的‘LiuHong’，即劉宏，並不是劉輝。”方舟子說，“以前聽說過把同名同姓的人的論文拿來冒充自己的論文的，但是像劉輝這樣大膽到把不過是同姓、名字拼音縮寫相同的人的論文也拿來為我所用的，倒是第一次見到。學術腐敗的花樣又有了創新。”

方舟子的這次打假，把造假的劉輝教授置於了死地。《北京晨報》的一則報道不無激動地宣告說：

清華大學“經校務會議討論，學校決定撤銷劉輝清華大學教授職務，解除與劉輝的聘任合同。”日前，一則《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關於對劉輝的處理決定》公布，造假教授劉輝被處以“極刑”。

這樣的興奮，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中國人最為津津樂道的傳統道德節目，捉姦。把一個在學術上造了假的教授處以“極刑”，就像把一對姦夫淫婦送上公堂一樣，打假的英雄也罷，旁觀的觀眾也罷，全都非常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