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美籍华裔数学家、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1921年生于中国山东省济南市。1939毕业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中。1943年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毕业。1945年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哲学部毕业。194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0～1951年在瑞士联邦工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51～1953年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1954～196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第二套洛克讲座讲演,又任逻辑及数理哲学高级教职。1961～1967 年任哈佛大学教授。1967年后任美国洛克斐勒大学教授,主持逻辑研究室工作。1985年兼任中国北京大学名誉教授。1986年兼任中国清华大学名誉教授。50年代 初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后又被选为不列颠科学院外国院士。

我所认识的王浩先生

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王浩先生，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在纽约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
一年里，我有机会同他来往，谈过不少话。回想一下，感到有责任记下来。
我是通过我的朋友王岱坚认识王浩先生的。岱坚的父亲王宪钧教授(我叫他王伯伯)，是
王浩五十年前在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的老师，也是我最尊敬的人。王伯伯早年师从哥德尔
(Kurt Godel)，数理逻辑中两个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者)；而王浩，则
是哥德尔晚年很少几个能接近他的人之一。前年十一月，王伯伯在北京逝世；去年六月初的
一个星期天，我随岱坚到纽约郊外的一所乡间木屋看望王浩(此前我曾在一九八八年见过他一
次)。那天，王浩和夫人Hanne Tierney招待我们在户外的小山坡上午餐、漫谈。王浩涉足英
美学术重镇近五十年，当代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几乎都认识，不少还是他的朋友。他告诉
我，近几年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JohnRawls的学说对他有启发，特别是“overlapping onse
nsus”这个概念，他很赞许，从中看到跟他关心的问题有关的某些兴趣。我问，哥德尔定理
的哲学意义何在？他回答：“直觉(intuition)。”他还表示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Richard
Rorty的主张不太赞同，我问何故，他答Rorty“不讲直觉”。其意我后来才似有所悟。他
询问我正在写的论文的内容，我解释了自己把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海德格尔放在一起讨论
的考虑。他由此谈到，哥德尔特别喜欢柏拉图、莱布尼兹、胡塞尔；他自己亦然，并在爱因
斯坦与Niels Bohr的辩论中对后者及其“com-p1ementarity”一说没有兴趣，对海德格尔其
人其学，更是不以为然。我争辩说，海德格尔的思想至今影响很大，是否还宜重视，他同意
。我提到自己对Bernard Williams一本近著的理解：哲学无“进步”可言，在一定的意义上
，我们今天懂得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千年前皆已说过，而当时困扰着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他们的问题，今天还在困扰着我们——他也同意。王浩思想敏锐，熟谙西方哲学，同时
诚挚谦和，待人极为平等，即使后辈之歌，其声迥异，也认真倾听，不以为忤。
那天的会面十分愉快，傍晚我们才告辞。然而，第二天王浩就确诊患了癌症。我回到麻
省Amherst后寄他一份谈话时提及的材料，他复了一封亲切的短信，附有几页他写的关于Joh
n Rawls的文字让我看。我因从岱坚处获悉他患病治疗，就没有再打扰他。直到年底，听说
他病情好转，我才又给他打电话，问可否去看他，他让我来。十二月四月，又是星期天，我
一早去纽约，在洛克菲勒大学校园见到了他。
王浩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满了书籍材料，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古画，窗下便是汹涌的曼哈顿
东河，此时他经过半年的治疗，精力充沛，心情明朗，每天上午都到办公室工作，并不把疾
病放在眼里。一坐下，他就从John Rawls谈起，询问我的看法，并提到半年前我说“the
veilof ignorance”意在斩断历史的话，接着就让我详谈我的论文。我扼要讲了自己对西方
理性传统的理解，着重说明我在“结论”中阅读柏拉图，称这一传统为“groundlese impe
rative”的意思。王浩以其深厚的哲学信念，对我这种后生妄言未必全同意，但他显然感兴
趣，说有助于他理解哥德尔哲学，特别是所谓“rationalistic optimism”。他问了很多问
题，并从书架上取下自己九月刚完成的新著A Logical Journey：from Gdel
to Philosophy的打印稿赠我。这部厚厚的书稿前后写了近十年，第一次披露了七十年代哥
德尔晚年，王浩定期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同哥德尔广泛探讨哲学问题的详细内容，以及
王浩自己二十年来所作的深入思考。书中提到，哥德尔被认为是两千五百年来唯一有资格说
“亚里士多德和我”的人。这本书已成为王浩先生最后的力作，将于明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
版社出版。那天他谈及希腊哲学、霍布斯、哥德尔，以及英美哲学界不少人和事。他不喜欢
海德格尔，但认为《存在与时间》那本书写得不错。我说海德格尔自己曾经承认，他在纳粹
时期的“失足”，跟他所谓“历史”这个概念直接相关，王浩很重视。他还说，Thomas Ku
hn的观点，哲学家感兴趣，科学家都不感兴趣。王浩兴致很高，我想让他休息，几次提出打
住，他都说无妨。在谈话过程中，他一直用流畅的英文随手作笔记，记了好几页，那种纯粹
、认真的思想兴趣和平等待人的精神，再一次让我心里震动。午后，我们出来到街上一家中
国餐馆吃午饭，饭后我送他回寓所，他始终都在谈哲学。他邀我上楼见过他的夫人，我才告
辞。
我回Amherst以后，他几次打电话来长谈，给我以勉励。那段时间，他的治疗表面上顺利
，医生和他自己都很乐观。从十二月底到今年一月底，我回北京探亲，返美后即给他打电话
，他很高兴，关心地问到国内的情况，他告诉我，英美哲学界近年对哥德尔发生了新的兴趣
，二月上旬在波士顿有一个讨论会，他将在六号的会上第一个发言，问我能不能去听。我说
那天因有学生上课不能前往。他说那就把发言稿寄给我看，两天后果然收到了。
这份十三页的稿子概括了A Logical Journey那本书的要点，同时记录着王浩一生最后
一次正式的学术活动。其中谈到，我们在数学领域，先凭直觉加减乘除，在无章可循的情况
下直接计算有穷整数，以此延伸我们的直觉，逐步推定数学命题，从整体上把握数论，把握
范畴，把握原先似乎是混沌任意的数学世界。这就是哥德尔和王浩在七十年代的谈话中达成
的所谓“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哥德尔以此类推，试图把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推广到一般
的认识论和人生哲学，以此抗衡休谟、康德以来的怀疑主义认识论以及各种实证论、经验论
观点。哥德尔对经验、常识、语言怀有深刻的不信任，自称他的哲学是“理性的，理想主义
的，乐观的，神学的”。他确信，科学知识完全可能从直觉出发，超越现象，到达“本体”
的彼岸。哲学完全可能成为一门“精确科学”。王浩批评哥德尔的谈话往往“难解”甚至“
牵强”，但他同样相信现实可知，人类生活总的来说终将越来越美好。他说自己在认识论方
面的“rationalistic optimism”，只是比哥德尔的更“稳健”、更“谦恭”而已。他告诉
我们，他们两位的这种共同立场，“虽然无法证明，但也无法反驳”。他主张数学中的柏拉
图主义尚只适用于数学领域，“除非谁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说明不仅于此”。我读到这儿
，立刻想到“Gorgias”篇508e—509a和“Phaedo”篇85c-d的两段话，王浩至此已经把话说
透，触及柏拉图学说的核心了。发言最后引用柏拉图“Euthyphro”篇7b—d一段，指出人们
在数学(科学)领域产生分歧容易解决，在根本的人生信念、伦理道德方面则不然，往往酿成
敌对冲突。西方哲学中的这个千古难题，王浩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的结论是：“问题在于这
种(柏拉图式的)乐观主义要把握适度，使之在实践中产生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效果”，在于
“是否如孟子所说人性本善”。读完这篇稿子，他此前的多次谈话，在我心中豁然明朗。哥
德尔和王浩好像是在信守西方传统的科学理性主义，向本世纪尼采、海德格尔以来的怀疑论
、语言哲学作坚决的抗争。我来美后所受的哲学训练，已经受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很大影响
。虽然我指理性传统为“groundless imperative”，其实是在向哥德尔和王浩的立场靠拢
，为他们的主张辩护，但我是学伦理、政治哲学的，已经不象他们那样有把握，也失去他们
那种乐观主义了。可惜的是，病魔正在逼近，时间正在逝去，我注定再也没有机会向王浩先
生深入请教了。
王浩从波士顿回纽约以后，我们立刻通了电话。我谈了自己对发言稿的理解，他笑了，
但未置可否。他告诉我，他在波士顿同他的哈佛旧交John Rawls共进午餐，称赞Rawls的理
论“既避免了科学主义，也避免了神秘主义”，Rawls表示同意。王浩谈到我的论文与Rawls
的关系时，Rawls说，他确实喜欢霍布斯，但对柏拉图，有些怀疑。王浩刚回来，癌症就复发
了。这对他是意想不到的打击，医生也束手无策，他不得不重新开始作化疗。在这期间，我
曾打电话到病房同他闲谈。一个疗程以后，似有转机，他又恢复了工作。我们相约，我二月
二十五日(星期六)去纽约看他。
还是在他的办公室，他也还是那么平静、健谈。不过这次，我怕他累，不谈专业了。他
签名赠我他八十年代发表的两本书(BeyondAnalytic Philosophy和Reflections on Kurt
Gdel)，还有几篇文章。午间，我们去校外一家法国餐馆吃午饭。他讲起自己当
年在西南联大听朱自清先生讲课的情景，又谈到，John Rawls之所以能取得成就，跟他深深
地扎根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有关。我说你呢？他认为自己去国近五十年，脱离了中国文化传
统，又始终跟西方隔着一层。我又问，你是不是在说，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跟他的“identi
ty”有关？他说恐怕是。饭后跟上次一样，我请求付款，他听都不要听。我送他回家，告别
时他说，今天没作准备，我下次再来，他事先要准备一下，好好谈谈哲学。然而没有想到，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浩先生了。
那以后的两个多月，王浩的病情几经反复，换过一次医生，但终于没有用。我跟他通过
几次电话，他仍然是那么和蔼、关切，但我感觉，他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五月七日(星期天)
，我打电话到他家里，想问候他，他夫人接电话，问明是我后说，她去看看王浩能不能接电
话，我一听知道不好，刚要制止她，王浩已经来了，他用已经很虚弱的声音告诉我，最近感
觉不好，是因为化疗、用药的反应，可能要有一段时间不能交谈。只谈了十分钟，我就请他
休息，挂了电话。过了一个星期，五月十四日星期天早上，岱坚打电话告诉我，王浩去世了
。我虽然已有预感，但绝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至今不知道，王浩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已不
久人世的。《纽约时报》星期二(十六日)刊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和董事会的致哀公告，星
期三报道了王浩星期六去世的消息，并刊登一张照片，介绍了王浩一生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他
对科学、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王浩是山东济南人，旅美近五十年，乡音不改。他为人纯洁朴实，言谈风趣，喜欢回顾
故人旧事，对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岁月，尤其念念不忘，他常谈起金岳霖、冯友兰、王宪钧
等前辈师长的事迹，还保存着一九五七年春天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聘请他任教授的亲笔信(当
时他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任期未满，后因同年六月国内的政治风暴，未能回国应聘)。王浩从不
谈论自己的成就和影响，对师长朋友，也不作无原则的恭维。他一九四六年赴美读博士，导
师是“分析哲学”的重要人物、哈佛大学的W.V.Quine教授(今年二月在波士顿还见到了这位
老师)。他告诉我，他同Quine的关系“太复杂了”。对王伯伯他怀有极深的崇敬，行文时总
要加上“我最亲切的老师”几个字。他一直在思考自己同哥德尔的特殊交往。A Logical
Journey这本书出版后，不知能不能翻译成中文。王浩先生会高兴的，王伯伯也会高兴的。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于Amhe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