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不要上缴独立思考的权利
胡婷婷

不一定要做英雄，因为每个人的才能、机遇不一样。但首先要凭良心做事，守
住底线，尽量抵挡住社会的潜规则，不要同流合污。假如为了守住底线需要牺
牲自己的某些利益的话，也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不要上缴独立思考的权利
深秋的北京，北风肆虐之处一片肃杀之气。但资中筠先生的书房里，却充盈着
一股沁人心脾的暖意。钢琴、书卷、靠椅，两相对坐，眼前的八旬老人，虽发
色花白却明眸依旧，端庄雅致。资先生晚年放弃了安享静好岁月，她笑称“风
花雪月太奢侈”，因为她不满“现世安稳”，因为她本就是感时忧世之人，所
思所想重比山峦，压在心头；又湍如激流，涌泻笔端。
作品：能让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前的茶几上，摆着新出版的一套《资中筠自选集》，清新
素雅的5卷本，是资先生近30年来文字的集纳，也记录着她在时代沧海中浮沉求
索的一生。
其中，《闲情记美》是朝花夕拾，采撷先生多年来所读之书、所行之路，以及
伴随全程的音乐情缘；《不尽之思》如私家相册，勾勒了先生的故交旧人和无
限往事，有笑有泪；《士人风骨》可谓一方明镜，把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道统
与处境照得明明白白，连同他们失落的精神家园；《坐观天下》为学术文集，
尽显国际关系研究的功力，却鲜有晦涩的字眼；《感时忧世》则仿佛一块醒
木，针砭时弊、警示人心。
先生感叹：“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其实，贯穿这
套书的，正是这种绵延不绝的忧思；而“士人”，也正是资先生本人最贴切的
标签。士人身上该有的气质和风骨，在她身上都有所体现。比如“正气”，比
如“傲骨”，比如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如追求真理的执着，比如对权贵的俯视
和对人格独立的珍惜。
《资中筠自选集》在读者中，尤其是在学界引起的震动之大，令出版者都始料
未及。学者袁征说：“在某些人眼中‘单纯幼稚’的她，实际上对于社会的剖
析却是如此深刻。”作家阎连科称：“读她的文章，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么
华而不实；和她谈论文化、文学、历史、现实与时弊，她又常常让我哑然失
语，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
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每一次和她的文字与她本人
交流之后，我都对自己说：回家多读几本书吧，把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从书中看到的资先生，既温文尔雅
又慷慨激昂，既从容淡定又愤世嫉俗，既有真心追求也有痛苦挣扎。她的人生
经历，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
青年时代：“原罪感”与“自省”一直纠缠着
资中筠出生于1930年6月，祖籍湖南，在天津租界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位卓有成
就的银行家，眼界开阔、为人方正；母亲生于风气开明的官宦之家，厌恶纨绔
子弟，崇尚学问，对子女言传身教，细致入微。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资
中筠自小就对爱国、自强、勤勉、诚信、慎独等传统道德观有种发自内心的认
同感。她的两个妹妹资华筠、资民筠也都好学有成，一位是著名舞蹈家，一位
是资深物理学家。
1948年，资中筠走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其时清华名师如云，雷海宗、钱锺书等
大家的课她都上过。和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她自幼就对中国的积贫积弱刻骨铭
心，对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十分不满；同时她又深受魏晋名士的影响，常怀出
世之想，厌恶一切政治斗争，感到只有校园是一片净土。她特别为清华的图书
馆所吸引，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中度过，以醉心书海为乐。
不久，迎来新中国成立，在土改、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等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
大潮中，年轻的资中筠也满怀热情拥抱新时代。毕业时，她带着全班女同学爬
到楼顶，向朝阳下的国旗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就觉得自己的前途和
祖国同样灿烂，为此献身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毕业后，资中筠先去宗教事务
所工作，后来长期在外交外事部门工作。“那个时候，理想主义是很珍贵的。
我身边的人个个摩拳擦掌。包括我的父母，也在拥抱新时代，写信教育我好好
工作，争取入党。”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资中筠的父亲受到冲击，她自己在单位也成为
“重点帮助对象”。她发现，“没有吃过苦”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必须向无产
阶级靠拢，跟上新时代，才能避免沦落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她羞愧地烧
掉了自己觉得有“小资”情调的少女时代纪念册，与过去决裂，从此走上漫长
的思想改造的道路。“平心而论，那时是完全自觉的，没有人要我那么做。”
她甚至疏远了父母，任何动摇都只能是自己“改造思想和感情的不彻底”。这
种“原罪感”与“自省”一直纠缠着资中筠，以及跟她差不多情况的青年知识
分子。
在“大跃进”的年代，资中筠和丈夫陈乐民正在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工
作，听说国内物资匮乏，全民闹饥荒，感到在外面“养尊处优”于心不安，立
即要求调回国内，为的就是与人民一起挨饿，这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一直到
“文革”前期，资中筠都保持着这种心态，但凡受到委屈，心中默念的都是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有“委曲求全，顾全大局”的训诫。在她内心深
处认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与那个“破四旧”的时代奇怪地交织在一
起。这种纠结的状态到“文革”中期才开始逐渐改变，“种种荒唐之事让我们
逐渐产生怀疑”。一旦有了怀疑，就像是打开了一条缝，并且越来越大，再也
关不住。
晚年风骨：作为“士”，从来没有退休
改革开放后，资中筠再度对未来充满了热情和信心。“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
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1980年，资中筠加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
室，5 年之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工作。“当时没有那么多
忧思，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发现原来这支
笔还能属于自己”，“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当她逐
渐将目光集中到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上时，“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开始了对社
会“流毒恶习”的批判。对于官场腐败、贪赃枉法的例子，她恨之入骨；看到
趋炎附势、丧失人格之人，她横眉冷对；面对泯灭诚信、损人利己之风，她忧
愤不已。“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
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
1990年，她辞去美国研究所所长职务，1996年正式退休，而作为“士”的资中
筠，却从来没有退休。她对自己和社会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并且老而弥坚。
2010年，资中筠发表了《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对中国古今的
“颂圣文化”作了透彻的分析，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这位被称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老人，称自己“从未‘居庙堂之
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
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她呼吁知识分子发扬士的担当精神，捍
卫自由道统。同时，在她看来，当下中国亟须再启蒙，回归常识，让理性之光
照亮心智，让年轻人认识真实的历史。
在与记者交谈时，说到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对青年人的期望，先生仍是忧思满
怀，却又饱含眷眷真情。
谈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脑子来考虑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迷失的过
程，“独立思想”是您自幼的教育，为什么会放弃？
【资中筠】：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情，因为心路历
程太曲折复杂。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上，当时社会的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全民进入蒙昧时期，
知识分子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
立。主观上，知识分子主动“改造”自己，他们拥护新政权，因为新政权满足
了他们外抗强权的需要。认为多少年来，能救中国，让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
就是眼下的新政权，所以要诚心诚意地拥护。即使这个过程中自己有一些个人
委屈，都是次要的。其次，当时许多饱学之士有一种自卑，对自己曾经所学的
那些已经“夕阳西下”的东西完全批判和远离，努力摆脱“原罪感”。当时人
人想的都是“必须跟得上历史的潮流”，那是一种自觉。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
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上缴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
的脑子来判断。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您一直倡导“再启蒙”？
【资中筠】：说“再启蒙”，就是人用自己的脑子来考虑问题，有独立的精
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能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
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我回归得算比较彻底。但启
蒙不是万能的，它代替不了制度。如果在社会中，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依靠自己
的良心做事很难，同流合污很容易，这就是制度上的问题。有一些道德滑坡其
实是制度造成的，不能拿文化启蒙和伦理重建代替制度和法治的建设。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那么关心政治了，“独善其身”的
比较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资中筠】：的确，知识分子的缺席给当今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空缺，曾经“家
国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但现在青年一代已经基本摆脱了这个传统。
一是因为没有共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民主、要科
学；解放战争时期，都针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新中国刚建立时，中国积贫积
弱，大家都在想怎么样让中国强大起来。但现在，知识分子似乎没有达成共
识。二是不能敞开来讨论问题。有些东西本来是已经达成共识的，却突然变成
了不可说的东西，不同的意见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辩论，道理不能讲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在有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倒是能聚拢一部分人。客
观原因是中国现在强大了，很多人都以为中国了不起，再加上国际上，目前欧
美都碰到了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些人就开始妄自尊大，这是一种肤浅、浮
躁的情绪。有一点民族情绪不可怕，可怕的是拿这个来掩盖真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经常说自己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忧思为什么
会这么重？
【资中筠】：我们这一代人的“痛点”比较低，对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
触动、愤慨、忧心忡忡。不好的事情，既然我看到了，就没法视而不见、不说
出来。比如对于腐败，我就特别不能容忍。腐败最坏的一点是，它会腐蚀人的
心灵，让人觉得诚实的劳动是无望的，只能走旁门左道。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
在平等、讲人权的社会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希望从我的忧思中，大家能够
受到启发，能够多了解一点常识和逻辑。
谈青年：不一定要做英雄，但要守住底线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当下青年人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资中筠】：物质主义的泛滥。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脑
子里想的都是理想、时代潮流，很少会想今天穿什么衣服，明天吃什么东西。
结婚时没有房子，就跟别人借一间办喜事，办完就回集体宿舍，也没觉得有什
么不可接受的。而现在物质主义的风潮越来越厉害，一个女青年为了一个名牌
包甚至可以卖身，这简直不可想象。再加上现在人才全球化的背景，大家都可
以“用脚投票”。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现在有人说清华又变成留
美预备学校了。不过当年出国留学的青年大多回国，带回来先进思想，要为中
国现代化做贡献；现在多数人一去不回，即使回来，也是准备着要走进既得利
益者的圈子，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迁就现状，甚至和丑恶同流合污。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现在是“聚天下英才而摧毁
之”，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资中筠】：实际上不仅是高校，教育出问题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近 10 年
来，国文教育逐渐受到了重视，但只摇头晃脑地念《弟子规》是没有用的。现
在连小孩子都知道要去贿赂老师，做班干部，为的是以后在考试时加分。小时
候就学会趋炎附势，长大了难保不会走向弱肉强食。每天回家去给父母磕头是
没有用的，以后为了钱的问题他仍然可以六亲不认。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其实是
公民教育，教育孩子什么是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运用合法、合理的手段去维
护自己的权利。提倡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应该的，但如果只做表面文章，就会
变成虚伪，其结果就是培养出伪君子和两面派。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现在的青年还能代表民族的未来吗？
【资中筠】：民族的未来还是要靠青年人。老言无忌，跟童言无忌一样，但是
如果说真话的或者负责任的都是老人，我们就真没希望了。从绝对数量上来
说，现在有思考、有见地的青年比以前要多很多，因为教育大大普及，他们所
接触到的知识更深更广，眼界更开阔，思维更全球化，就这一点而言，鲁迅那
代人也没法比。我也常常看到一些有思想、有理念的青年写的东西，也受到他
们的启发。不过这些人是分散的，不像五四时代那批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能
成为一股力量。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青年人有什么样的期许？
【资中筠】：不一定要做英雄，因为每个人的才能、机遇不一样。但首先要凭
良心做事，守住底线，尽量抵挡住社会的潜规则，不要同流合污。假如为了守
住底线需要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的话，也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其次是不要攀
比，现在很多青年的意志薄弱与攀比之风很有关系。先做一个正直的人，再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中国的青年需要比其他国家的青年更有韧性。
[记者手记]：资先生与记者之间横亘着半个多世纪，但当她感时忧世时，犹如
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有时因为看得
太超前，便更觉现实太无奈。很多时候，先生说：“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但她又说：“可是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横竖都是一颗赤子之心。因为有了倾注于每个人的大爱，所以才有批判和承担
的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