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译文不合格的译书谈科技翻译质量

　　作为一名退休的科技编辑，曾有机会对照原文阅读过大量译稿，自己也翻译和校订过不能算少的东西，有专著，也有科普，看到出版界同仁和译者近年来热心向国内读者介绍了一批又一批很有价值的国外优秀科技作品，心中由衷地高兴。不过，我也常常会读到一些译文质量不高甚至根本不合格的译本，叫人头痛，心中不免有些想法，乃至出于职业经历，要揣测一下那样差的译稿何以能够通过出版社从组稿到最后出书层层审查的原因。前不久，有朋友送来一本内容为介绍20世纪人类探索地外生命历史的翻译书让我看看，据说已经有几位天文学专家看过，认为译文质量实在太差，无法卒读。

　　我什么专家也不是，不过因职业关系读过各种各样有着不同背景的译者译出的各式各样的译稿，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所以还是具有能够分出好坏的自信——借通常用作贬义的成语来说，虽然“手低”，却有“眼高”。大致翻阅了一下这本书，再仔细检查了若干分散的段落和句子，我也确实感到无法继续读下去（硬着头皮连续读几段，费力不说，还被搞得昏头转向），结论自然也是“无法卒读”。请不要以为没有读完就下结论过于匆忙，不仅因为有“由此可见一斑”之说，我还敢肯定一般读者连我这样的耐心都不会有的。从我近来翻阅或读过的译书译稿看，如这一本书的译文，虽然不合格，但也不是最差，更不是个别或惟一，所以倘若在这里写出口碑本来不错的出版者的名字，显然有失公允。至于译者，在出书的全过程中，他们同演员一样处在被挑选的被动地位，本来责任就要小得多，没有译好不过是不知科技翻译工作的深浅而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也译过书，深知那吃力不讨好的个中苦衷，哪能再有责备的意思。我只想把这本书当个由头，借此谈谈我所观察到的近十年来出版单位大讲经济效益以后，科技图书的翻译质量从总体上看有所下滑，在出版部门编辑工作方面的原因。特别是，我得知有个别出版社老总竟然既不知道翻译工作应该具备的条件，又不知道译者为了译出正确通顺的合格译文要投入多大的辛劳，竟以为合格译者到处都是，作为编辑我深感遗憾，作为译者，我甚至有些忿忿——这，也可以算作我要写出我的看法的一点个人动机吧。

　　那么，我手头的这本书，为什么说它译文不合格？它其实暴露出有些出版单位根本就没有为翻译书的译文把什么质量关，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把关或如何为有欠缺的译稿改进质量。出版单位本应当承担起筛选信息、加工信息的社会责任，而且这也是编辑职业必须作出的贡献和能够得到著译者尊重的理由，千万别让著译者误以为出版社不过就是排版和复制的印刷厂，说：“他们干了什么？只会利用我们赚钱！”

　　有天文学专家指出这本书中许多专业术语和常见人名译错，果然如此。例如随便翻开一页，就看到“巴纳德星为一颗9.5级（magnitude）的恒星”的句子，其中的“级”，按照天文学术语应译作“星等”，也可以根据语境简译作“等”。不过，译者是诚实人，他附上了原文，就有自己没有把握但又害怕误导读者的意思（我喜欢这种诚实态度）。又随便翻开另一页，映入眼帘一个好别扭的称谓“进化论学家们”。把“论”和“学”重叠使用似乎已经违背了汉语的构词习惯，通常是说“进化论者”，或者“进化论学者”。这些其实还算不上错译，可归入不合规范要求（编辑事先是否提出过规范要求？加工时为何不作弥补？）或者用词不当，虽然最“露怯”，最容易被随手翻阅发现，但还不至于使读者误解内容。编辑加工时也很好改，若使用计算机的“替换”命令，并不费太大的事。当然，在这本书中，这样不合规范的译法太多，那的确也构成导致原译稿本身不合格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因素。问题是，出版社的编辑或者其他审稿人员要能够看出这些欠缺并作成正确判断；至少要有鉴别力，能够感觉到某种不放心，自己单位没有合适的审稿人，知道必须送出外审。若在正式约稿前对以前没有看到过他的译文（凭名气也不行）的译者能坚持看试译稿的话，译者能够从出版社方面知道自己的不足，或许还有改进提高的可能。总之，出版社组稿失败是最后的成品出版物译文质量不合格的根本原因。我知道有那么一些出版社（包括老牌出版社），审稿制度已被废弃，新编辑甚至不知道责任编辑的责任，不知道有什么“三审制”和有看“试译稿”（著作叫“样稿”）一说。但愿我颇尊敬的这本译书的出版者仅是偶尔疏忽，而不会是已经忽略了包括审搞这重要一环的组稿程序。其实，“审稿”没有居高临下的意思，并非对作译者的不尊重，不过是美食家对厨艺的品评而已。在作译者方面，与其交稿后被退改或退稿（那可是既麻烦又浪费自己心血的伤心事），或者费尽心力出书后遭读者埋怨，还不如先有别人“旁观者清”，自己有机会得到诚恳建议和来自第一批有水平的读者对自己译稿的客观评价。我早年就接触过一位译者，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多年，后来做了英语教授，被退了译稿，反而说了一番感谢话（当然是针对我的解释），最后还有一阵感叹：“翻译了也有五六百万字，却提高甚少。交出去后从未得到过反馈意见，有许多习惯性错误也不知道。”

　　出书是给读者看的，说这本书质量差，不是这一句或那一句错译，而是根本无法看懂，若用手指指点着放慢速度阅读，那么必定会得到好些错误信息。做出看不懂的判断，自然勿需对照原文，也不要求有专业知识，按这本书预定的读者对象，只需要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即可。随机举几个例子。“前言”中有这么一句：“‘伽利略’飞船带回了充满神秘色彩的木卫二号卫星所拍到的高清晰度照片”。木星的卫星倒会拍照，真是怪事，原来，不该是木卫二在拍照片，而是飞船拍到了木卫二的照片。提醒一句，读者正是需要通过阅读这本书来获得一些关于太空探索方面的知识，不能假定他们预先已经知道这些知识没事干来阅读某一本书专找毛病。也是在“前言”中：“这显然不是期望中的火星文明，但是与20年前海盗号的‘干结果’相比，它的奇迹成分略少了一些。”后面一半简直不知在说什么。仍然举“前言”中的例子可少费些事：“几千人聚集在……庆祝想象的一条外星飞船与地球碰撞50周年。”那些举行庆祝的人们，竟然要庆祝自己“想象”中的事件，而且是“碰撞”这种显然会引起灾难性后果的对于他们也不会有好处的事情，他们肯定是些神经分裂症患者！大概“想象的”应是“科幻作家虚构的”，“碰撞”应是“相会”或“访问地球”。再举两个通常不会归入错译的句子：“太空时代的来临，在解决行星系统探索过程中的困难上没有带来直接的进展。”“他们都不同意外星生物学家关于生命将会起源的乐观说法，也不想当然地认为相互理解是简单的或困难的。”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看惯了“洋泾浜”中文又阅读过一些英文的我，在脑筋打几个弯以后可以明白意思，如果中学生学了去，肯定会作文不及格。其实，抽出孤零零的某些句子并不能充分说明一本书译文的真实情况，一本书总会有句子间的前后连贯，内容的相互参照，才能够有可读性。而在同一段内，译文则必须准确地表达出原文本来具有的逻辑关系，时间前后关系，动词转化为名词后是表示动作本身亦或动作产生的实物或结果，叙述的事情是正在进行、已经完成、客观存在或客观规律，乃至原作者的褒贬态度等等，否则，读者不是难以读懂，就是会产生误解。这些问题，在写作时是用母语想清楚了自己的意思才下笔不易搞错，而翻译时，是按照与我们的思考习惯不同的外文顺序去理解别人的意思，必须有意识地字斟句酌才能写出中文句子来。写东西很不错的人译出的简直不是中文句子，如小学生般的错句都很多，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也校订（实际是重译）过不少。可能是这个缘故，我熟悉的又写又译的一位颇为著名的科普作家就向我说过，译比写慢多了，也更累人。我写得不多，经验也是如此。看似一些无妨的不准确，若太多，所造成的费解或误解，常常会比孤立句子的译错更为严重。而且，这样的译文根本无法校订，更不用说编辑加工时的补遗防疏修改。要讲清楚这样的例子，会引用太多，说明也不会少，这里仅能简单地提一下。例如也是在“前言”中，说到美国宇航局的一位“副行政长官”已经“把主席台让给了……一个科学家小组。他为……听众介绍了他们的证据。”看来，那位“副行政长官”没有资格在台上正式发言，无奈只得不顾主席台上的活动，在台底下人群中滑稽地嚷嚷了。又如，“前言”的一段文字说到在南极发现的一块“陨石上”（中？）“包括：可能是生命物质遗骸的‘碳酸盐颗粒’”，这大概就是“生命化石”了。紧接着的下面一段中却提到“那个‘化石’”，怎么也同复数概念的“颗粒”对不上号。这大概不会是我的智商低于平均水平吧。如果我在这里举例有猜测错误的地方，那只能怪译文本身，因为合格的译文本来就不应该让读者去猜测它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这一类不合格的译文，按说只需要常识就能做出判断，只需要编辑先生或位置在其上的把关人扪心老实回答：你们自己看懂了没有？撇开必须内容健康有益不说，回答这个问题不但涉及出版社的人员资格和管理水平，还涉及办出版社的最终目标是传播科学文化还是别的，是为读者服务还是为自己服务，更涉及到职业道德：把自己读不懂的文字推荐给读者，与把自己不肯用的消费品卖给消费者的制假者何异？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从事编辑职业者对自己职业的作用和任务的认识问题和看书稿时的心态问题，这就需要出版社的领导加以教育和培养，并要使对人员的管理和考核办法有利于提高出书的质量。比如说，据我所知，有的出版社为编辑人员确定的实际数量定额之大，大概是任何编辑人员也不可能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完成的。有的领导人反而对此种情况加以吹嘘（传媒也加以宣传），但愿他们只属于外行领导内行，而没有别的隐藏动机。

　　在这里也要顺便呼吁一下提高翻译稿酬。现在的科技翻译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体力劳动的打工者并无区别，不可能如著作者那样在本职工作中和声誉方面另外得到补偿。加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他们理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获得同他们的付出相当的报酬。何况，翻译虽然有领域之分，毕竟有难易不同。如今，大致情况是普遍的低稿酬（同译者从事本职工作和其他脑力劳动的实际收入相比，为国内历史上除文革时期不付稿酬之外的最低点），酬不抵劳，而且不问译什么，译文优劣，基本上一个样。如此这般，怎能产生能够长期搞科技翻译，而适应面又比较宽的译者，又怎么会有人为了搞翻译去充实自己（包括购买比较齐全的参考书），或者至少把翻译当作一门技术或技巧去进行钻研和进行总结？一句话，仅仅依靠译者个人兴趣或者退休的老译者做有益事情来充实无聊时光（我即其中之一）的想法与行为，我国的科技翻译人才定有后继无人之虞，更别说出现什么从事科技翻译的半职业或职业翻译家了。

　　关于打算从事翻译工作的科技译者（不是指偶尔为之只译本专业内容的学术专家），最后也简单说几句。我个人的经验（也包括大量看别人的译稿和与其他译者交流得来的经验）是：第一要有信心。读书既然是为了获得新知识，那么，从原则上说，并非所译内容必须以前就已经很熟悉才能够译好（那似乎往往是翻译实际经历不多的学术专家们的看法）。翻译不是用已有知识进行猜译，要忠实地逐词逐句译下来（不是如翻译软件那样逐字比对下来），译文字面上可以找不到对应的中文字，却不能没有对应的意思，但是原文文本的内容必须是自己有把握读懂的。第二，要磨炼自己的中文遣词造句的能力，特别注意通过有意识地比较中外文，发现二者表达上的差异，尽可能多地对应难以表达的外文的词、词组和句子，造出尽可能多的现成中文句式（常做翻译的人所说的“套句”）备用。第三，没有抽象的普遍的所谓“外文好”，外语考试的高分，同在特定方面的实际应用能力（那靠的绝不仅是外语）少有联系。这方面内容和这一位原作者的文字读起来毫不费力，不等于换了内容和作者也同样如此，所以对待新文本时要在正式开译以前认真准备一番，包括阅读一些同领域的文字比较规范的著作，试译一部分后反复地多次修改以克服生涩感。若仍有生涩感，不译为妙。第四，所谓忠实，是忠实原作者想表达的意思，而不是其实是对外文意思相当肤浅的理解的那种所谓的“直译”，尤其科技人员所记忆的单词常常是靠背诵所得，对词义的理解比较狭窄，要注意这一点。我对自己的翻译格言是：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外文，多相信自己的常识；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多查工具书。例如，我在翻译时，查词典绝大多数是查那些我所谓“认识”的词，查找“新义项”。翻译必须读懂原文，就必须会读书。这里借著名学者冯友兰《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的两句总结性的话，抄在这里。先是“精其选，懂其言，明其理”，原来，懂其言是为了明其理，“直译”其实多半是未明其理而不得不采用的蒙混办法。还有：“书不尽其意，书不尽其理”。真是精辟！我们做过编辑的人有责任对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应该对这两句话理解比较深。科技翻译的创造性，不只是体现在基本属于翻译技术和技巧的文字处理上（那也需要钻研），更深的层次是体现在能够在原文多少总会存在的“不尽”之处去发现原作者想表达的“意”和“理”（这需要学识、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和广泛的常识）。最后，其实还是最重要的，译者要有自知之明，切不可什么内容、什么样文笔的科技文本都敢接过来翻译。要问问自己是否有相关的知识储备，自己的文字风格是否能应付原文那样的文体，甚至自己是否有相关的工具书，在遇到“拦路虎”时是否能找到懂那一行的人请教。文字翻译可以为一两个句子，其实大多时候就是一两个词花上好几天时间琢磨，这是它比起口译而存在的优势，也是它的辛苦所在。

　　顺便也提一下翻译的职业道德问题，那是两句话：不写出自己不懂的译文句子；约稿时尽管讲翻译报酬，接活后绝不可按酬付劳。以上写出关于译者的文字，主要是向“不理解”翻译辛苦的有关外行主事者宣传一下，也是再次自勉。初译者读到若觉得受到一点启发，那已在我的期望之外。

中华读书报 2002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