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校推行双语教学的思考

李夫子

最近不断从新闻媒体和各网上论坛看到有关在大学和中学推行双语教学的文章和争论。教育部还要求各重点高校要力争在3年内开出5%至10%的双语课程。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高校也已雄心勃勃闻风而动，大有在三年内超额完成任务之势。凡此种种，足见国家及各重点院校对开展双语教学的重视。但是，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又有多少人真正思考或关心过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呢？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各大学又在多大范围内多长时间里进行过这种教学实践呢? 如果没有，又有多少大学真正在学生和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中做过有关双语教学的调查呢？如果都没有，就让我们来认真地分析一下在高校开展这种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果连高校都缺少开展这种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那么在中学开展中英或中日中德等双语教学就更值得怀疑了。

1.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任何一项政策或措施的出台都应该有其明确的目的，目的不明确就容易造成混乱，使政策的执行没有了方向和判断的依据。徐红在《美国的双语教学》一文中说双语教学这个概念来自美国这个拥有150多种语言的移民国家。美国国会于1968年通过的关于双语教育法案的背景是由于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非英语移民的子女急需语言的引导，以期能够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所以其双语教学法案的实施目的就是使不同母语的学生具有与美国学生入学时所要求达到的相当的学业水准，帮助这些孩子掌握英语，帮助他们掌握挑战所有科目未知领域的能力。我还没有仔细考证双语教学这一概念是否真正来自美国，但至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双语教育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而且是在广泛的国会辩论的基础上通过和实施的。与此相比，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或已经实施的双语教学又是以什么为背景以什么为目的呢？

根据北京晨报廖厚才先生的文章《北京高校3年内要开部分双语课程》，教育部之所以要求各高校大力推广使用外语讲授公共课和专业课，是因为目前我国高校的相当一部分教材内容陈旧，尤其是在管理、纳米技术、基因、信息等领域，与国外名校的名牌课程教材差距较大，在教学内容、体系上也缺乏与一流大学的沟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遂决定三年内在高校开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双语课程。客观地讲，我们国家的大学教材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我所熟悉的有些理工科教材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变化，与国外大学的教材相比确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不反对适当引进和借鉴国外名牌大学的原版教材，因为这也许是提高中国高校教学水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引进好的国外教材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外语进行讲课，因为要真正实现用外语进行专业课的教学，光有好的国外教材还远远不够，还需具备其他两个更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教师的外语水平和学生的接受能力。如果不考虑这两个基本条件，而单纯为了追求双语教学以牺牲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为代价，那就有点得不偿失和本末倒置了。

关于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还有一个听起来似乎更加响亮的口号，那就是双语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能适应我国加入WTO后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徐红在其《美国的双语教学》一文中也提到：“在中国，双语教学的目的应该定位于通过教师运用英语对一些自然、社会学科科目的教授，让学生得到熟练掌握英语听说读写的机会，开阔自己的眼界，完善自己的思维，使其英语和母语能够得到共同、协调发展。”不可否认，大学生如能在学好自己专业课的同时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确实会对他们很有帮助。季羡林先生在他《牛棚杂忆》的一篇自传性文章里也谈到了掌握英语的重要性。他说：“外语的重要性，尽人皆知，若再详论，恐成蛇足。”他强调：“从今天的世界情势来看，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这种语言，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不但要能读能译，而且要能说能写。今天写学术论文，如只用汉语，则走不出国门，不能同世界各国同行交流；如不能听说英语，则无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作为一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我也深知这一点，也完全同意季先生的观点。正是因为英语如此重要，我们国家才把英语作为大学中学甚至一些重点小学的主要课程，而且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大学升研究生，英语都是最主要的必考课程之一，课程的安排不可谓不多，各个学校对外语教学不可谓不重视。但是，外语教学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呢？坦率地说，很不尽人意。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很多学者和关心外语教学的专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探讨。但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可能还是与“应试”教育有关，因为我们国家外语教学的目的都是为了应付各种考试，而不是为了实际应用。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在国内学了十年英语还开不了口，而那些小留学生到了国外只需半年或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就能与人交流，就能和英国学生一起跟班上课呢？这除了与其特有的英语环境有关外，关键的一点是人家英语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听得懂英语，说得出英语，而不是为了单纯的考试。如果我们国家能把这种现存的英语“应试”教育转变为“应用”教育，我相信通过近十年的学习，绝大多数学生到大学毕业时都能较好地用英语进行交流。因此，我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最重要的是改革现有的英语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而不是把大学专业课的教学也纳入到为外语教学服务的轨道上来。因为从短期来看，用外语开展专业课的教学也许对学生学习外语会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分析，如果教师的外语水平和学生的接受能力过多地影响了专业课的实际教学效果，则由此所带来的损失和弊端恐怕比学生外语水平的有限提高要大了许多。

同时，通过对以上双语教学两个主要目的地仔细分析，我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两个目的是相互矛盾的，是无法并列存在的。如果学生的英语水平高到足以接受用英语进行专业课的教学，则通过双语教学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目的就显得多余；而如果学生的英语水平很差需要动用双语教学这一招的话，则通过双语教学提高专业课，特别是新兴交叉学科教学质量的目的就显得荒唐和没有根据。由此可见，目前高校实施的双语教学不仅没有一个明确的令人信服的目的，而且其两个互相矛盾的目的的实现还极大地受制于实施双语教学的基本条件，即教师的英语水平和学生的接受能力。如果连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要实现其宏伟目标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2. 开展双语教学是否具有可行性？

如前所述，要顺利实施用外语进行专业课的教学，除了要有优秀的教材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即教师的外语水平和学生的接受能力。这两个条件能否达到就决定了双语教学的可行性。那么，在我们高校目前情况下，是否具备开展这种双语教学的条件呢？

让我们首先看看专业教师的外语水平：

为便于分析和讨论，我将目前高校中从事一线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教师分为三类：文革前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文革中毕业的本科生，和78年恢复高考后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文革前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果以66年划线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在60岁以上，根据教育部最近对高等学校专任教师的统计，超过61岁的教师在大学教授中占21.1%，在副教授中占1%。他们多是在中苏友好时期上的大学，第一外语多为俄语，出国学习和进修也主要是在前苏联。改革开放以后，虽有一部分老师去英语国家从事过访问和交流，但众所周知，这种交流只是学术研究层面的，与教学无关，如果要求他们现在用英语进行讲课显然是不现实的。文革中进入大学的本科生如果以77年为最后一届的话，到现在应该在50到60岁之间，这部分老师现在在大学教授中占41.5%，在副教授中占24.9%。因为受文革的影响，他们上大学时外语根本不受重视，外语基础可想而知。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也有部分老师考研和出国深造，但和上面提到的一样，这种出国进修多是科学研究方面的，与教学无关，所以对外语的提高作用并不是很大，现在要求他们用英语授课更是勉为其难。好了，现在所剩的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以来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了，这类教师基本在50岁以下，在大学教授中占37.4%，在副教授中占74.1%。因为他们在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外语教育，其中又包括一部分出国做完博士后或取得博士学位的老师，所以双语教学的重担肯定要落在他们肩上。那么就让我们来分析分析这部分老师的英语水平吧。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还要进一步把这部分老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没有去国外工作过或只在国外进行过短期访问的教师，另一部分是在国外从事过两年以上博士后研究或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教师。之所以这样分是因为只有后一部分老师才有可能胜任双语教学的任务。因为手头没有各大学教师的详细统计资料，作者通过互联网和朋友的帮助对清华大学电子系，微电子研究所，材料系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师资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在清华大学电子系和微电子研究所的163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只有不超过15人有两年以上的国外工作或学习经历，其中还包括5名是在非英语国家；在清华大学材料系的60名教授和副教授中，15人有两年以上的国外工作或学习经历，其中9人是在非英语国家；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77名教授和副教授中，13人有两年以上在英语国家工作或学习的经历。综合统计结果是，在全部300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只有大约29人有两年以上在英语国家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占教师总数的9.7%。而且，我必须指出的是，我这里统计的是中国两所最著名大学里非常有名的院系，如果将统计范围扩大到所有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这一比例将会大大地降低。由此可见，即使将所有这些教师投入一线教学，也很难满足三年内开出5%到10%双语课程的要求。而且，即使所有这部分老师全部具有两年以上在英语国家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我们也还要质疑他们是否真正具有用英语进行专业课教学的能力。众所周知，专业课的教学有它本身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教授不仅需要自己真正弄懂其中的概念，原理和精髓，更需要用清晰简洁的语言将这些概念，原理和重要思想传授给学生。这就不仅要求教师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更要求教师能熟练地，遂心所欲地运用教学语言。我们的这部分教师真能达到这个语言要求吗？根据我在国外工作时所观察到的情况来分析，答案是不能，或者说绝大多数不能，因为从听老师讲课和完成学位论文到自己登上讲台用英语讲课还有太大的一段距离。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我们国家出去留学的人不是有不少在大学做教授副教授吗？他们能在美国英国的大学里教书，回到国内的学者怎么就不能在中国大学里有英语进行专业课教学呢？我的回答是，首先，英美大学里的华人教授在上讲台前都要通过严格的口语面试；其次，他们每天生活在英语环境中，英语处于不断的提高和改进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面对的学生具有很高的接受能力，即使教师有很重的口音和严重的语法错误。在英美工作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当他面对当地人要用英语描述某一事件或表达某一观点时，即使不知道怎样完成句子，别人也能从你的充满语法错误的表达中明白其中的意思。试想一下，如果现在他面对的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一个英语还不如他的其他国家人时，那种沟通和交流将是何等的困难。从下面对我们国家学生英语水平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正在实施和即将推广的双语教学就会面对这样的困难和尴尬。

学生的外语水平和接受双语教学的能力： 其实在前面的论述中作者已经提到了我国英语教学的弊端和由此引起的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不过关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即可由一孔而窥全局。一个例子是我熟悉的一个博士研究生英语班，共有30多名学生，英语听力教材用今日英语，托福听力和美国之音的录音磁带，最后考试用托福听力，结果有超过半数的学生靠背记问题和答案而通过。要知道这些博士研究生基本都是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并且都经过研究生英语考试的，而且也是从最优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选拔出来的。第二个例子是，我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通过考托福和GRE去美英加等国家留学，他们应该代表了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英语的最高水平。可是，正是这些大学生和研究生到了英美国家却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几个月)才能适应课堂教学，他们中的很多更是带着录音机走进课堂，以便能记录下自己听不懂的地方再课后重听。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就能完全明了我国高校中绝大多数学生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英语水平，就能完全清楚他们是否真正具有接受双语教学的能力。以这样的英语基础再去接受用不熟练的，甚至是充满语法错误的英语进行的专业课教学，我们还能期望他们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吗？我们还能期望他们基此获得最新的科学知识吗？难怪清华在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电机四大强系开设的物理必修课中(注意，还是最重要的必修课！)，听课的学生两周时间就从130多人降至102人(见北京晨报廖厚才先生的文章)。教育事关学生前途和国家未来，我们不反对进行必要的教育和教学改革，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有出路。但是，我们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改革措施的执行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对学生对国家负责的态度，绝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形式，图显政绩而做一些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和劳民伤财的事情。

3. 有没有可能的解决途径？

那么，面对高校专业课教材陈旧，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英语水平不高，难以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的问题，不通过双语教学是不是就没有了解决的途径和办法呢？我认为办法还是有的。

我国高校专业课教材陈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优秀的教学人才，二是各重点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要鼓励优秀科研人员承担一线教学任务，并鼓励他们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参考国内外最新科研进展编写教材；二是国家应专门建立优秀教材出版基金，鼓励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快出书，出好书，而且学校要把优秀教材的出版和科研基金的获得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三是积极引进国外已有而国内一时又无法出版的优秀教材，但教师在用原版教材授课时，应先吃透教材，在完全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再用汉语而不是英语将教材中的精髓和最新知识传授给学生。我相信，通过这些途径，少则3至5年，多则10年，我国高等院校的教材及教学水平就会得到彻底改观。

有关提高大学生研究生英语水平，特别是英语听说能力的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要彻底改革我国英语教学方法，即从应试教育逐渐向应用教育转变外，对于已经在研究生层次的学生，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用英语开一些相关前沿学科的选修科(不是主干课或必修课！)，以讲座或小型学术讨论会的形式鼓励学生用英语交流。由于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大多是在相关领域的博士生或博士获得者，所以，除用英语开办讲座和小型学术讨论会外，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鼓励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用英语撰写学位论文，并用英语进行答辩。通过这样不断的学习和交流，他们的英语听说能力就会慢慢得到提高，同时又不会因此耽误他们正常的专业课学习。

综上所述是我对我国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一点抛砖引玉式的粗浅看法，旨在引起教育界和所有关心我国教育事业的人士对高校和中小学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以便找到一些切实可行的的，能真正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途径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