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发展趋势与前景

胡伟略
一、 人口经济学的逐步形成和发展

现在，人口经济学可以说是人们已熟知的了。这门学科要有更多的创新或者是更大的发现，还要进行最基础的研究。20世初的德国物理学家“量子理论之父”的普朗克 曾经说：“在科学的发展中，一个概念从来都不会是刚开始就以最后的完整形式出现，就象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一下子从宙斯的头脑里跳出来那样。”1，人口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的核心概念和范畴一直都在发展形成，现在仍需穷源溯流。

人口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众所周知，人口问题，在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古代就已经引起思想家们的注意。但是，一般说来，从上古到中古，中外有关人口问题的理论，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治国安邦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有其历史的社会背景。因为，在一切原始社会甚至在早期的文明社会，“生育迷信”，或者象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直接说的“高人口出生率迷信”（fertility cult）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思想。2，这种思想最初可能是物种生存本能的表现，后来社会因素参加进来。国家形成后，要求“广土众民”、“富国强兵”和“有民才有财”，进一步发展成为鼓励增殖迷信的支柱。当然，在这种迷信或鼓励增殖思想盛行的时期不是没有例外。古希腊的柏拉图就倡导人口控制。古代中国的韩非就强烈地指出人口众而货财寡、供养薄的问题。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观点并不占主导地位。

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理论》一书。这部著作有两个方面的突出作用：一是对过去长期流传下来的“高人口出生率迷信”的思想传统作了一个致命的打击；3二是把人口问题从有关学科中独立出来，从经济方面对人口问题作出系统分析。由此，本人认为，人口学、人口经济学都是由于马尔萨斯著作的发表而产生的。虽然马尔萨斯当时还没有使用“人口学”、“人口经济学”的学科名称，但他对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已作出了系统的论述，而且影响极大。之后，比利时统计学家基亚尔（A,Guillard）1855年在其著作中首次使用Demography（人口学）的学名。虽然1939年英国经济学家雷德韦（W.B.Reddway）在其著作中才首次使用Ｔ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人口经济学）的学名。但其影响都远不如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结合起来说，人口学是从马尔萨斯著作开始产生到19世纪中期得名的；人口经济学也是从马尔萨斯著作开始产生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名的。人们会感觉奇怪，产生到得名怎么都经过这么长时间？这要看发展历程。人口经济学的发展与成熟。人口经济学和人口学可以同时产生、同时发展，但是人口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它的发展就有自己的特点。

人口学的发展往往和人口转变过程有关，而人口经济学的发展则往往和经济发展、人口转变互相作用都有关系。马尔萨斯人口经济学说的产生并引起激烈的争论，主要是在18世纪末尤其是19世纪上半期，不仅和这段时期西方人口快速增长并走向人口转变有关，而且和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影响并推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有联系。

从18世纪60年起，英国纺织业一系列新机器、新工具出现起，如1764年的“珍妮机”开始；到1782年瓦特制成的双向动作蒸汽机并用于各个工业部门，再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欧洲尤其是英国受工业革命的影响，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英国在这段时期里人口翻了两番，平均预期寿命几乎翻了一番，西方社会的生活水平达到以往不可比拟的高度，英国人口的平均收入翻了一番以上，农业不再是主导的经济活动部门，英国农业占全国产量从一半下降到不足1/5，西方社会成了一个城市社会。4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上的各个学科都在发展，人文科学各学科的发展也是这样。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艺术成为一种风尚，而对科学知识的系统需求则是一种现代现象，社会确认科学有助于解决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现代科学的制度化标志社会对主要前沿学科的需求。而科学的进步总是沿着多种途径进行的，社会可以利用一个领域发展的潜能，而不会因为其他领域的瓶颈或受挫遭到阻碍。

人口经济学生产后在19世纪的发展至少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条是马尔萨斯人口经济学说受到争议，特别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的严厉批评，强调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以致人口经济学的其他重要内容难以在这条线路进行发展；另一条是新马尔萨斯主义对马尔萨斯人口经济学说的宣传和发展，其中主要有英国学者普莱斯（F.Place）1822年出版的《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一书等。此后，由英国、美国先后开始的国际节育运动得到了广泛发展。这段时期，西方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人口发展经过高速增长转变为低增长。可以说，人口经济学在19世纪前一段时间的发展，很快转向人口社会学。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说：“马尔萨斯以后，对人口问题的研究逐渐偏于社会学而过于经济学，并举在今日英语国家里，人口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多半作为社会学的一分支为证”。5可以说，人口学产生以后在19世纪，首先是经历了人口经济学的发展，后来在西方国家主要表现为人口社会学。这种发展是和西方国家进入发达社会、实现人口转变的历史有关联的。

二战及二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爆炸式增长对人口经济学发展又有新的推动，但在人们的认识和学术进程却并不是一路顺风的。1999年2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人口研究所所长，作家史蒂文·辛丁曾经把二战后经济学、人口学家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划分为三个阶段。6我以为这就是二战后人口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60、70年代，当时战后第一代经济学家（包括人口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低收入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迫使这些国家陷入发展的滞后和贫穷的状态。辛丁所长说整个世界开始相信（主要是经济学家的功劳）世界出现了一场人口危机。但是，各个国家在如何对付这个问题却一筹莫展。一些政府感到恐慌，因此，实施了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还引起了以后一些年里出现某些强烈的反应。这二战后最早一批人口经济学家有：斯彭格勒（J·J·Spengler）、柯尔（A·A·Coale）、莱宾斯坦（H·Leibenstein）、伊斯特林（R·Easterlin）、贝克尔（G·S·Beker）等，60、70年还有其他一些人口经济学的悲观和乐观论的学者以及他们的论著。这段时期人口经济学的繁荣，就好像莱宾斯坦说的那样，人口学“从后门又回到经济学来”7了。

可是，这种理论1986年被美国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所否定。该报告后来以《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NELOPMENT：POLICY QUESTIONS》的著作出版。8报告虽然从资源环境、生产资本、规模经济、教育、健康、收入分配、城市化等各方面对人口增长快或人口增长慢的效应作了实证分析，虽然也认为人口增长的不利影响，但主导观总则认为人口增长在许多方面是有利的；对某些不利影响，报告认为可以通过替代办法或其他政策来解决。有的学者对这份报告评论说：“现在这份报告，除了它得出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限的（甚至是非常有限的）修正性结论外，它还极大地改变了人口学界辩论的方向。”10该报告主要的结论是人口增长能够并且经常引起市场的启动，市场才能够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这种观点当时在主流经济学派中非常盛行，从而加剧了人们对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对进行的国际计划生育援助的反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新的变化，最新一代经济学家利用新式的研究方法，考虑到过去人口与经济方面的争论，对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在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甚至经济情况很糟；相反，在许多最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里，其中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突尼斯、墨西哥、巴西，还有中国，在过去10或20多年里，削减人口增长速度的政策，帮助和刺激了经济的增长，降低了贫穷和收入不平等程度。

这些经济学家发现了称之为“人口红利”（Dwmography Bonus）的效益，即：当人口的高速增长速度放慢时，依赖性的年轻人口减少，经济增长就会得到额外的刺激或收益。因为，用于生育孩子的保健、食品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减少，增加的储蓄可以进行各方面的投资，这些投资可以推动社会提高生产率，增加产生和改善生活福利。鉴于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出生率迅速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开始准备从人口红利效应中得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好处。现在，观察问题的理论和解决问题政策都走向一致，根据各国特点不同，人口经济学可能进入大好的发展时期。

二、 经济学研究对象

人口经济学到底研究什么？它的共同基础或基本变量是什么？这是二战后人口科学发展到今天的重要问题，也是人口经济学不断创新的前提。如果这一点不清晰，人口经济学就可能模糊不清或者被其他学科替代吞没。

意大利著名人口学家、国际人口科学著名学者罗娜（Nora Federici1910—2001）1968年写到一篇重要论文《人口学发展趋势与前景》。2001年9月9日逝世后，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再次发表她这篇论文，以作纪念。11罗娜在文中科学地论述了人口学的发展和有关理论，至今仍有意义。

罗娜认为人口学研究过去是沿着单独的路线发展的，现在则转向探求其各种分支学科的共同基础。本人看法是人口学各学科 发展，首先要把自己的基本对象或基本变量，或者像马克思说的“元素形态”搞清楚。

关于人口经济学分支学科（The economic branch）的共同基础，罗娜是这样论述的；人口经济学从后马尔萨斯式（Post-Malthusian）的人口问题（“Population Problem”）公式的推导开始,逐渐发展到探究某一特殊人口领域的人口理论,到现在的论述人口经济(“Economy of the Population”)的效应。依本人之见,由此可以概括出人口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内容或共同基础:一是“经济发展的人口问题”;二是“人口变动的经济效应”。这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都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基本对象。由这两个基本对象导引出对策或政策方面，也是人口经济学要研究的基本内容，并要计量分析。

（一） 经济发展的人口问题。
这可简称为经济人口问题（“Population Pcoblem”），因为很明显是讲经济中的人口问题。何谓人口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困难（马尔克斯）或人口障碍（斯彭格勒）。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第一章一开始就写的是“问题的提出”，即“人口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12斯彭格勒的《人口经济学》首先就提出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障碍问题。13经济人口问题包括：发达国家在过去经济现代化时的人口问题和现在经济发达后的经济增长中的人口问题；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传统经济时的经济落后中的人口问题和现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的人口问题。这是人口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人口问题有：失业人口有增无减，贫富两极分化，人口老化尤其是经济活动人口平均年龄增长，社会保险支出增大，劳动年龄人口短缺，城市人口过于密集，职工流动率高，外籍工人问题，资源尤其是能源消耗量过大，环境污染，未婚先孕和青少年犯罪率高等问题。这些都是经济增长中必须面对并妥善加以解决的。

现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有好几种，有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有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还有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口问题。这几类国家共同的人口问题有：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基数大，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低，农村人口比重大，失业问题，妇女地位问题，贫富差别扩大，粮食问题，城市人口问题，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问题等。还有是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后出现的老龄化加快、出生性别比问题。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会有不同的表现，低收入以下发展中国家贫困、文肓、犯罪问题突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居住、交通问题较明显。

研究经济中的人口问题，不能像马尔萨斯那样主观地提出什么人口原理或不科学所谓“人口规律”；当然他看到并提出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不协调，这是他的重要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在猛烈批评马尔萨斯的同时，也肯定他的功绩是特别强调人口与经济的“不和谐”。14我们现在研究经济中的人口问题，要从调查入手，掌握充分的材料和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寻求规律性的认识，制定可以操作的政策措施，逐步解决实践，并在实践中提高认识。

(二)人口变动的经济效应。

这可简称为“人口经济效应” （in Effect an“Economy of the Population”）。有的用“效果”、“影响”，看来“效应”更确切。西蒙（Julian L.Sinmon）的《人口增长经济学》是用“影响”来设置篇章的，如第一篇人口增长对经济条件的影响，第二篇经济条件对生育率的影响；多数章名都是谈“影响”，如第二章人口增长对经济水平的影响，第十四—十七章即第二篇全是讲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对生育的影响。15人口增长是人口变动的重要内容，又只是重要内容之一。人口变动有自然变动、机械（地域）变动和社会变动，生育和人口增减对经济的效应或影响是最重要的，但其他的人口变动的经济效应都应当研究。人口变动对经济的效应在发达国家同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不相同，就是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度里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变数复杂，研究中国人口变动的经济效应可能很有代表性。

（三）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对策。

这就是人口经济政策，属于规范经济学，或者属于规范人口经济学。就像经济学以研究目的为标准划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一样，人口经济学也可以按研究目的划分为实证人口经济学和规范人口经济学。前两项内容即经济发展的人口问题和人口变动的经济效应属于实证人口经济学，而人口经济对策属规范人口经济学。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在实践中总是互相补充的。

实证人口经济学（positive population economics）的两项基本内容都是研究经济体系运行和人口系统变动的相互作用，说明“是什么”。规范人口经济学（normarive population eccnomics）是根据一定的价值评价，提出评价人口与经济运行的标准，研究怎样才能实现这些标准的对策。

研究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政策，首先要有一种价值判断的确定。朱利安·L·西蒙在对人口增长的经济决策的研究时，使用的是福利经济学的价值判断。“‘福利’一词，是指判断某一社会是否因一定行动而变得大体上更好些或更坏些。这就是说，如果某人的结论是，在既定的各种条件下一个新增孩子会使社会境况变坏（或变好），他就是判断新增孩子的福利效应是负值（或正值）。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价值判断标准？当然是有。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标准。究竟什么标准最合适呢？看来价值判断标准也有一个判断标准。依本人之见，在发达国家与在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不相同的，福利标准适合发达国家作价值判断；而发展中国家还不好强调普遍福利，我以为用经济保障作价值判断标准更好。

价值判断或评价必须与实践评价结合起来，实践是检验认识和政策的最终标准。价值评价不是主观的先验的，尤其不能有政治偏见。法国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主张“价值阙如”，也就是价值评价中立，但他并没有否定价值评价，而是强调最终要象实践评价。“人们应当、必须、或者也能够‘发展趋势’中引用出对实践的评价的指导。”17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评价和对策研究就要从发展趋势中寻找科学的认识。由于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长期性，研究政策往往比较难以发挥明显效果，我们实施人口经济政策要考虑全面和长远的效果。马克思·韦伯说：“一项成功的政策始终是一种”‘可能事物的艺术’，这一如果正确理解——是确切的。“18人口经济政策要有预见，看清未来的可能，还要注意多方面的艺术创新、组合、展示和效果。

（四） 经济学计量分析。

如前所述，人口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的人口问题”和“人口的经济效应”。在这里，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被研究的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现象，或者说它们的影响表现在相互作用的各种各样的水平上，这种关联现象或各种相互作用水平可以进行数量分析。人口经济学的数量分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科学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而且是为了具体地应用于经济和社会的政策之中。

在人口经济学的数量分析中，又可以分为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微观和宏观并不是对立的，在研究当代人口经济问题时，两者往往互相结合，相得益彰。无论是微观分析，还是宏观分析，都要以人口经济理论为基础，并适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说，文字模型与数字模型都是有用的。前者的假设、推理和结论使用语言文字，而后者使用数学模型。数学模型包括各种变量、方程式和均衡分析。数学模型也可以用几何图形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数学模型分析是为人口经济分析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让数学从“工具”变成“主人”。挪威著名经计量学家T·哈维尔莫（Tryove Haavelmo）198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过：“经济计量学必须建筑在理论上，这些理论必须能够精确地描述被观察世界以往运行的形式。”19他认为现有的经济理论尚不能满足这种目的。经济理论尚且如此，人口经济学理论就更不够用了。

二、 经济学发展前景。

（一）从实际出发加强理论研究。

在20世纪里，人口学在中国经历了曲折又广泛地发展。从古代到清朝晚期许多思想家发表了一系列人口观点，其中有的观点比西方学者提出还早。20世纪20、30年代，随着西方人口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传入，中国学者针对实际研究了“过剩人口”问题、人口与土地、粮食等的关系；加上地域性人口调查的开展，人口学研究从理论向实证扩展。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完成，出现了人口学在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热列讨论，马寅初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结果受到政治批判。实践证明，马寅初新人口论是正确的，他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中主要的人口问题，反对人越多越好的观点，提出了节制生育的对策。新人口论实际上就是新人口经济论。

由于对人口问题认识的错误，特别是实行窗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闭关锁国，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并留下庞大的人口基数。70年代初开始大力控制人口增长，80年代以来人口学在中国得到广泛发展。人口经济学在许多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20，可见，从中国实际出发主要是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并从中国人口发展实际出发，对经济发展的人口问题和人口发展的经济效应进行理论思维整理，用各种有用的方法探索新问题，并由此发现新的重要观点。就能推进人口经济学的发展。

（二）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要保持、区分要相关学科很多，有的很近，有的较远，远的将来可能更近。对于人口经济学来讲，人口学和经济学是它的基础知识和创新指导， 但又不能把它取而代之。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医学、统计学都和人口经济学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冲淡或吞没人口经济学。但是，人口经济学必须关注并应用相关学科的重要成果。在经济学中， 发展经济学必须研究发展与人口的关系的，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论著中包含有丰富的人口经济学内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是总人口的主要部分，许多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直接与人口经济学 有关。从这张学科关联土中提到的医学人口学 和人类学人口学 ，笔者就很欠缺。人类学人口学所研究的血统、婚姻、家庭、生殖、性别、身份以及文化等，22，难道人口经济学家不需要懂得吗？

（三）21世纪中国：人口经济学问鼎。

在21世纪中国或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口问题依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之一。中国人口增长将会达到15亿以上的最高数，中国经济发展要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中国的能源、水资源及其他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面临重大考验。人口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按理，人口学及其分支学科人口经济学等应当是大有作为的。可是作为科学发展的进程来说，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人口科学经历过曲折的发展，过去如此，当前和未来还可能如此。当前，老一辈人口学家对未来人口学的发展寄予了很大希望。他们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人口学研究的方向，新问题曾出不穷，研究将永无止境。23，他们还论述人口科学在21世纪将会是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24，还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很多重要论断。笔者认为，21世纪中国，人口学的分支学科尤其是人口经济学将会有 创新发展，进而推动人口学本身的发展。因为，学科发展好象同天下大事差不多，合久了就分，分久了有合；合包含了分的成分，分的发展又丰富着合。这都取决于现实的需要，有时候是分与合并进的。21世纪中国很需要人口经济学，这是和中国长期处于经济发展阶段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是不是人口经济学就完全是一门经济学科呢？笔者认为，人口经济学是人口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看研究成果的偏重。偏重人口学的是经济人口学，偏重经济学的是人口经济学；而学科定位上还是属于人口学的分支学科，因为人口问题和人口经济效应不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如果从学科概括来讲，人口学和人口经济学都可以划入经济学范围。人口经济学的交叉性、复杂性、开合性更能适合21世纪中国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错综复杂问题研究的需要。

21世纪相当长时期中国面临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问题（吴忠观 刘家强2001，12）仅仅从人口学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可能并不会引起广泛兴趣。要是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研究那就不用了。现在讲的低生育是相对于更替水平说的，如果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讲，应当是什么样的低生育？知识经济正在走来，它需要高素质人力，那么低生育水平能否高生育质量？假如能测试出生育质量很高，那么生育数量控制怎么掌握？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开发很重要，可是一般来说教育不可能超前，人类掌握知识和技能总是循序渐进的。这些最终将涉及人的基因研究。现已知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构成有99%完全一样，可是在思维与身体方面却极不同。最近德国、荷兰和美国科学家联合小组研究发现人类与黑猩猩的区别主要在于大脑，而这种区别是由于基因表达和基因数目不同引起的，而不是基因构成。人力资源开发就要和大脑的研究、人类基因的研究结合起来。

21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将极大地消耗自然资源。马尔萨斯人口论不正确的部分是建立在报酬尤其是土地报酬递减论之上的。追加技术和资本，土地报酬可以递增。最近笔者负责编辑了一本西奥多.W舒尔兹《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等翻译）的书，全面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人类时间价值的提高、对农业土地及自然资源依赖的减少、技术的创新以及研究、组织、政策、政府等都可以成为报酬递减的源泉。但是能源问题仍然存在。传统观点认为含碳燃料是由亿万年前的有机物腐烂以后形成的， 这样能源总是有限的。几十年前美国科学家托马斯.文尔德提出，地壳下面存在一种非生物能量，也就是含铁岩石经化学反应产生碳氢化合物，并向多孔岩石渗透聚集，形成今天的商业油田和气田，就是使人们以为地球主要能量来源是取之不尽的。最近4月份的《自然》杂志上公布了加拿大化学家对地下这种碳氢进行检测证实其特征与从商业油田、气田中的碳氢化合物特征并不一致，从而推翻了戈尔德的理论。这说明地球能源“无穷”论难以成立。那么，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如何与能源、自然资源相协调，就要进行科学研究，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21世纪中国的人口经济学研究大有作为。2000年笔者曾正式提出，25，既然中国古代有韩非，近代有徐光启、洪亮吉，当代有马寅初。那么，未来将会有人口经济学名家，创造新的人口经济学理论，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所
电话：65125889

注释并参考文献：
1， 罗伯特·马修斯《千年智者：麦克斯·普郎克—不自愿的革命者》，英国《焦点》月刊2002年2月号，转引的《参考消息》2002年3月18日
2， 3，见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的“序”（陈岱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4， 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1981：商务印书馆1992年。
5， 同2
6， S·辛丁，现在我们可以认真对待人口政策问题，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2月8日，转自《参考消息》1999年2月13日。
7， H·leibenstein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momic Growth, 1957,P147。
8， 美国国家科学院课题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参考（1986），中译本，于学买、顾宝昌译校，商务印书馆1995年。
9， 同上，第145页。
10， NORA FEDERICI: Trends in Demography and prospects for its development, GENVS, Volume LYII,3-4,2001.
11，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1798）中译本，朱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三页。
12， 斯彭格勒：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障碍，参见《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46-56页。
13， 《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2，第128页，人民出版社。
14， 朱利安·L·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1977），中译本，彭松建等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5， 同上，第481页。另外可参阅该书第18章生育福利经济学。
16， 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蔚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17， 同上，第107页。
18， T·哈维尔莫：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1944），秦朵翻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48页。
19， 以上参阅查瑞传主编：人口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
20， 参阅 NORA FEDERICI 的main relations of demographuy with other human sciences,见 GENUS,volume LVII, No3-4,2001, p30.
21， 祥见DAVIDI. KERTZER AND TOMFRICKE: ANTHROPOLOGICAL DEMOGRAPHY, 199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2， 查瑞传等主编：人口学百年，第十三章百年经验与教训（查瑞传），北京出版社，1999年。
23， 邬沧萍：人口在21世纪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人口研究》，2002年第一期。
24， 胡伟略：发展能问鼎的人口经济理论，中国人口报，2000年10月23日。

图1：人口经济学与其他人类学科（HUMAN SCIENCES）的关联图

人类遗传与进化 自然环境 社会经济文化结构
生理学 地理学 经济学
遗传学 生态学 社会学
生物统计学————————————————————————文化学
个体心理———集体行为
个体心理学——团体心理学
人口行为 经济行为
人口学 经济学

经济人口问题
人口经济效益
人口经济学
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
人类结构 疾病结构
居住形式 医学人口学
人类学人口学 城乡规划 公共卫生
人口遗传学 社会医疗
人口优生学

劳动保障 社会变迁
经济发展 文化模式

劳动人力经济学 社会学
社会保障 文化语言学
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