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衛：大師、大樓、大學精神，缺一不可
對楊衛來說，當中國大學的校長挺難的。他認為，校長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應該首先想到哪些事情的發展對大多數人是重要的，然後把這個事做好。校長也不能過於追求只做最重要的事，有些和學校發展沒什麼關係的事，但對某個老師、某個學生或者某個院系的發展有重要關係，校長能做的也儘可能地去做。
當中國的大學校長挺難的
《大學周刊》：此前您沒有做過校長以及副校長，就任近兩個月，請問校長的工作與過去的工作有什麼不同？
楊衛：我在清華當過系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沒有到校級領導這個層面工作過。到教育部主要分管研究生教育，其中會涉及一些校長需要關注的問題，但是不像管理一所大學這麼全面。到現在為止的這段時間，覺得這個工作比較有挑戰性。
《大學周刊》：到任後您打算首先做的事有哪些？
楊衛：校長應該首先抓什麼，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情況。對我來講，首先不是要做哪幾件事，砍哪三斧，或者燒三把火，對我不合適。
我現在最主要做的是更多地了解情況，了解人，了解浙江大學的歷史發展。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搞清楚，然後再考慮在現有的資源條件下做一些事情，並把這些事情做好。很多事情不能單純靠理念就能實現，如果一來就提出一套綱領，過去的都不要了，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大學周刊》：上世紀初至40年代，中國出現了像蔡元培、張伯苓、竺可楨等優秀的大學校長，您認為現在國內的大學校長能超越他們的成就嗎？
楊衛：學校越來越大，功能也越來越多，所以需要考慮的問題也多了。你說的這個問題我想涉及三方面。
一是現在的大學校長做了很多事情，但總的來說往往得不到社會輿論的承認。這也容易理解，人們往往對歷史上的事情看得比較清楚；而當前的事由於離得太近，反倒是很難認同。如果回到過去，問當時的學生和教授“校長怎麼樣”，想必也多有抱怨和不滿，當然不是針對所有的校長。
二是國內正處在高等教育轉型期，由精英教育到大眾化教育的過程，出現各種問題的幾率更高，因此人們很容易得出結論說大學質量普遍下降了。據教育專家介紹，美國、歐洲在上世紀中期，由於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也曾被認為“大學精神的缺失”。這應該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三是校長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應該首先想到哪些事情的發展對大多數人是重要的，然後把這個事做好。但是中國的大學像一個小社會，校長會纏身於日常事務。校長也不能過於追求只做最重要的事，有些和學校發展沒什麼關係的事，但對某個老師、某個學生或者某個院系的發展有重要關係，校長能做的也儘可能地去做。
總之，校長挺難的。我們只好不考慮當前社會對我們的評價如何，而是盡心盡力地把事情做好。
《大學周刊》：您曾在科研上取得了很多成果，當校長後還會繼續做科研嗎？
楊衛：當校長對我的研究來說肯定有影響，現在只有六分之一左右的時間做研究。我在清華還帶了6名博士生，他們寫的學術論文我要參與一塊討論，最後定稿時還要修改一遍。另外還有一些過去的研究項目需要繼續。
評價標準三步走
《大學周刊》：您對國內大學要求教師發表一定數量的SCI論文這樣一種評價標準如何看？
楊衛：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以美國大學為例，它們是三流學校數論文篇數，二流學校數論文的影響因子，一流學校不對論文發表提要求，而頂尖的大學非常強調教學。
一所學校的教師還沒有形成很好的研究習慣時，學校從管理上要求教師發表論文，並且是在國際同行認同的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這樣可以形成一個整體的驅動力，從統計學的角度上看，論文發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師花在做研究上的時間更多。因此三流大學要提升，就得要求師生多發表論文。
二流大學要求教師發表的論文，是在該領域裡最好的、影響因子最高的雜誌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這樣雜誌上發一二篇論文，他會被認為是國際知名的學者。
再發展，這位教師能幾年磨一劍，做一些引導、引領這個學科發展，更帶有原創性的工作，帶領學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國際一流學者了。所以，一流大學不要求教師發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們在頂尖雜誌上發表，只是給更寬鬆的環境做研究，由教師在好奇心驅動下自由發展。
在國際上前幾名的頂尖大學，所有的教授都是該學科同年齡段里最優秀的。因此，這些學校要求其教師除了保持自己作為這行頂尖的學者外，還要花時間在學生身上，讓這些最好的學生受到教育和啟迪。因此，每所學校發展階段不一樣、水平不一樣，對發表論文所強調的內容也就不一樣了。
《大學周刊》：您談的幾個階段也同樣適合研究生的情況嗎？國內有些高校開始不要求研究生一定要發表論文了。
楊衛：考核研究生的論文發表和考核教師的一樣。我也注意有幾所高校表示不要求碩士研究生發表論文了。但如果仔細分析這些學校，卻並不是已經到了前面提到的轉型期，不是這些學校已經從追求論文數量的階段上升到提高層次的階段，而是另有原因。也許是這些學校在某些學科研究生的規模太大了，已經無法實現對研究生發表論文的要求。
《大學周刊》：浙江大學是否到了轉型期？
楊衛：浙江大學最近幾年SCI論文數上漲得很快，總量在全國高校排在前列。
我們的博士生有6000多人，超過本科生、研究生總數的10%。假設至少每年有1000多位博士生發表兩篇左右的SCI論文，就會有2000到3000篇。另外還有碩士研究生、博士後，加上導師自己，這樣在穩恆態下將可達到每年發表5000篇SCI論文，這樣的水平在數量上可以進世界前50名了。到這樣一個水平才可以說達到轉型期。
《大學周刊》：也就是說近年內浙江大學要求發表論文的數量不會降低？
楊衛：我覺得暫還沒有到變化的時候，即使變化也不會硬着陸，而是採取軟着陸的辦法來加以引導，比如規定在高水平期刊發表一篇論文等。西安交大採取的是另一種方法，博士生可以不發表一篇論文，但畢業論文需要送到學校選擇的同行專家處評審，也就是所謂的盲審。
浙江大學將來是從數量來評估，還是以數量和質量混合的方式，這還需要研究和多方面考察。目前我認為，一種方式實行後就要穩定一段時間，不能經常換規定。
大學需有培育大師的理想
《大學周刊》：上世紀的中國大學校長到任後第一件事就是聘請國內外知名學者，不知道您是否打算進一步擴展浙江大學的名師？
楊衛：請大師是有條件的，像清華當時有一筆庚子賠款，可以用高薪把其他學校的教授聘來。現在有條件的學校即使高薪聘請了大師，也還面臨着其他的問題。一是與現有的教師能不能融合，如果大師的年薪與其他教師相差過大，會讓教師們有疑慮，也有一個基尼係數的問題；二是需要有合適的土壤，大師必須有一批學者和他進行緊密的學術討論，在專業上有對話的可能，才能保障引進大師的“成活率”。其實最重要的是，大學能不能自身培養出大師。大師的孕育率是一所成功大學的標誌。
《大學周刊》：您認為如何能實現培養大師？
楊衛：我經常想，要建設一所現代化的、研究型的大學，最重要的是三個S，一是學者（scholars）；二是大樓（space），廣意的則指硬件，各方麵條件比較好，教授的實驗室有一定的面積，校園也比較大，人文理念和諧發展；第三是有大學精神（spirit）。
大師、大樓、大學精神，三者不可或缺。前兩者是硬實力，後者是軟實力。從現在國內的大學來看，最近10年在辦學硬件上發展很快，浙江大學也是如此。培育環境的建設是一個比較容易抓的抓手。或者說“築巢引鳳”，就是要先有了好的條件，學校的政策很寬鬆，才能吸引到大師，並和其他人形成很好的融合，然後出一批成果。有了這些後，再蘊育大師。這樣走下去是良性循環。
《大學周刊》：每所大學聘請教師的條件、制度都不一樣，並且有一套複雜的程序，不知道您在聘請教師上有什麼樣的考慮？
楊衛：如果空了一個職位，進行全球招聘，用客觀一套體系選擇，這是一種文化傳統，很難說是一種制度。這種文化讓有些學校想這麼做，另一種文化讓一些學校採取另外一種做法。
我舉兩個極端的例子。
美國招聘教師大致是這樣的，某校空了一個全職教授的位置，第一步是先給全球相關單位發信，一般都有一二百人報名；第二步，由院系的招聘委員會確定一個短名單，並請名單上的人到院系和每位教授交流，給學生作學術報告。這一過程結束後定一個錄用的排名名單，確定第一、第二、第三入選者。
之後就發通知給第一個人，對方可以提條件，談好了就錄用。整個過程很複雜，但全部是公開的。
德國則完全不同，是“為尊者諱”吧。某個專業需要招一名教授，第一步該專業的學術帶頭人，討論全球哪些人最合適，結果確定四五個初步人選；第二步請一個人來，不說明做什麼，只是到學校作演講，再和其他教授討論、聊天。過段時間再把另一個人請來。如此都請一遍；第三步，所有入選者都考察完了，大家再討論，看看誰最合適，也排個第一、第二、第三的。然後找第一入選者談，告訴他有職位空缺，給什麼樣的工資、啟動費，實驗室空間、博士生情況等等，願不願意來？如果他答應，過幾天就會有正式的通知給他。這樣大家都不會丟面子。
可以看出，這兩個程序是截然相反的，都在某個方面體現了怎麼樣去篩選人才。兩種方式各有利弊。前一種方式，可能會對尚未成名的專家打開方便之門。而後一種方式較適合於成名的專家，不但不會對他現有的工作產生影響，還多提供了一種選擇。
國內的情況是處於兩者之間的，沒有完全達到可以實現自由招聘的條件。
《大學周刊》：您曾談到浙江大學的教師的學緣結構問題，打算如何改變這一狀況？
楊衛：現在浙江大學的教師中浙江人比較多，本校畢業的人也比較多。這有歷史原因，浙江的人文底蘊很深厚，比如浙江出的院士和大學者都很多，也就是說浙江本地有足夠的人才到大學任教。
其實，現在很多國內高校都有這個問題。不少學校也開始注意到，並在教師的聘任上設法改善其學緣結構。北大的情況是三個三分之一，北大畢業的三分之一，國外回來的三分之一，外校到北大的三分之一。這樣的結構比浙江大學要好，因為北京的地理區位優勢，浙大暫時實現不了。
因此我認為，應該逐漸地改變這種情況。現在還只是一個設想，自己尚沒有系統地研究如何改變學緣結構。不過，首先要創造吸引力，比如有很好的平台，其次是提供好的聘任條件，包括薪水、職位、學生等。這都是前提，浙大應在這些方面創造優勢條件。
（本報記者 溫新紅 李愛華 應向偉）2006-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