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满目疮痍，到处是灾祸啊！”伏尔泰在《老实人》里如是说。伏尔泰这部小说讲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类社会并不“尽善尽美”，人若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前途，不能等待彼岸的天恩，而是从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始，耕种自己的园地以享受大地的恩泽。而人类辛勤的劳作，同样是一剂良药，可以为我们消除苦闷、纵欲和饥寒这三大害处。
辛苦工作纵然是件有希望的好事情，然而，大地并不永远眷顾我们，它甚至不时吞灭那些充满劳绩的耕种者。对于这种不幸，我们已经波澜不惊。我们甚至会像梭罗一样嘲笑那些醒来就询问发生了什么新闻的人，“以为天下人都在为他放哨？”同样，我们也似乎厌倦了当下中国关于矿难的报道，仿佛在听“马后炮”天气预报，今天某地又下了场暴雨。矿难成为寻常生活的一部分，仅此而已。
然而，即使居于这样一个感觉迟钝的年代，我们仍然时有惊心的蜇痛。譬如最近黑龙江七台河发生矿难，至少造成171人遇难。有消息说，恶劣凶险、危机四伏的生产环境，让东风煤矿的矿工们上班时战战兢兢，下班后如获重生，一些矿工索性称下班为“生还”。多么伟大的“生还”，多么令人喜悦的字眼，竟让人在凯歌声中眼角垂泪。
诸君或许只在此时方能体悟，那幅记录我们这个大时代、写着“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的黑字红底里寄托了怎样的祝愿与伤感。古有死谏之文臣的“带棺上朝”，今有活命之矿工“带棺上班”，究竟是怎样一种不幸的安排或诅咒让那些日常工作变成了一种或将赴死的仪式？
然而，何祚庥院士却说，怨只怨“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怨只怨你们中了“概率”事件的头彩！
几天前，何院士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与摄影师发生争执。何院士在论及矿工屡屡被活埋地底时不但没有表现出半点同情心，反而诘问来访者，“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这是何等轻佻的十字，将当代中国人的不幸都归罪于吾民父母的一夜风流！
何院士还说，现在中国要发展，总得有一些人做出牺牲，这是个概率分布的问题。采矿场之所以经常发生死人事件，根源不在于腐败，而在于老百姓穷。古人云，穷则生变，何院士则认为穷者送死，因为老百姓不是傻子，如果不去那干活就活不下去。莫非送死才可以活得下去？
何院士说，既然小轿车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钻到地底下去挖煤被活埋了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何院士自况高人，举世无多，不仅通当代科学，相信科学万能，主张炸开喜马拉雅山。然而，大愚若我者却想知道，如果小轿车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如何万能？如果小轿车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何必在汽车上装刹车？
“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概率问题”，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朋友劝我，何院士平素多作狼语，不必大惊小怪。想必，在何院士眼里，矿工们“带棺上班”算是自作自受了。你既然贫穷，而中国又要发展，这公民非正常死亡的绣球就只能往你们身上抛了。谁叫你们今生不幸生在了中国？又不是熊猫！只有何院士这样国宝级的人物，才能享受熊猫级待遇，为国家创造观赏价值，不会被“概率”掉，而且从来不用下到矿井去挖黑煤。
只有真正贫困的政治，没有贫困的人民。在我看来，凡可以称之为“时代不幸”之事件，对于此一时代的人们来说，都直接或间接有罪。公允而论，一个人贫穷，可能是由于他先生愚钝或后天不努力，就像影片《咱们的牛百岁》里的“懒汉”田福一样，完不成生产任务。但是，如果是整个阶层都贫穷，我们就不得不追问其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实施。令人惊奇的是，何院士忧怀天下，不问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却要吾民听天由命，为吾国之进步“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命场”；何院士著文号召矿工为吾国能源建设出力，全然忘了自家书房的灯泡里，既烧了科学的钨丝，也烧了煤矿工的血丝？
写作此文，我无意于因此诋毁盛行于中国的科学院制度。然而，每当我想起两百年前法国思想家圣西门的一些观点时，却不得不赞叹它们意境幽远。论及自己之所以反对法国的科学院院士制度，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写到，科学院虽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不幸的是，许多“院士之辈将永远坚持自己的成见，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保护者，如果他改变了观点，他本人也会反对他自封的一贯正确论，但是，他宁愿继续对其所谓的异端邪说大发雷霆，变得更加偏执，也不肯为了人类的文明和幸福后退一步。”
天底下没有卑贱的花朵，每一朵花的凋谢都值得我们哀悼与感伤。持此信念，我相信，凡可以称为伟大政治的，其出发点必然是为了人，而生命的得失，自然成为衡量一国政治成功与失败、好与坏的重要指标。如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所说，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面前，一个人的生命或许一钱不值，但是谁能找到比生命更值钱的东西？
记得早些年我读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印象最深莫过于作者在篇首开宗明义，称一国之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如果我们承认正在行进中的生活同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理应对所有在此时代之旅程辛劳奔走或不幸身死者抱有温情，怀着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