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2007年自述
阿陀

时下流行写回忆录。坊间林林总总的网站里，“大学岁月”一栏往往是很热门的。它意味着友谊，青春，热情，理想和骄傲。大学生活几乎是所有过来人最值得怀恋的一段经历。毕竟，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贫困落后的国度，长期以来大学生都是非常稀罕的“天之骄子”。他们有值得骄傲的资本，当然也不怕向人炫耀。
如果把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大学生划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的四个阶段，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几乎完全看不见文革时期大学生——“工农兵学员”的回忆文字？
本文无意对这一问题作任何历史探究或理论分析，仅提供个人最真实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也算是为大时代的变迁留下一个小小的历史注脚吧！

第一部分： 我是怎样上大学的
1． 风从北方来
七二七三年，正值十年文革的中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特殊的重要年份。
其时越南战场还烽烟弥漫，中国头号死敌“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石破天惊踏上访华之途，中国之门从此打开，二十二年闭关锁国的历史一朝成为过去……
其时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出人意外复出掌权。虽然排名尚不在最前，但渐渐分担转移病中的周恩来总理的权力，开始一步步修正扭转毛激进的文革路线，实施一系列较为务实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时代”已经静悄悄地开始了……
历史在急转弯。

和千千万万新中国的同龄人一样，当时我也是一个“知青”，正在南疆边陲的海南岛深山大岭“战天斗地”，满怀“革命豪情”地大砍大伐原始森林……
远处天涯海角，我这样的小人物，当然不可能对全局变化有什么清醒地认识。但由于文革高潮时期风口浪尖的历练，我还是比较敏感，从电台报纸的新闻中，已经隐隐约约嗅到某些不寻常的气息。
于是我作出一个（别人看来有点荒唐的）决定：借回广州探家的名义，到共和国的心脏北京去看看形势……
于是我的一生由此改变。

七二年末，离开骄阳似火的海南岛，到达北京已是冰天雪地了。
途经贵阳，感觉乱糟糟的。才天黑下的车，外面公共汽车已经收线停驶，据说治安不好，某处刚发生命案，人心惶惶……火车站的餐厅只供应一个菜——煮海带。顾客像在公共食堂用餐一样，先排队买饭票，然后挤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拼命趋前往小橱窗递自己手上的饭票。好不容易打来饭菜，找不到椅子可以坐下来，只好站着吃。几个乞丐就站在你身旁盯着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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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重庆，下车去沙坪坝找父亲的一位老同学（版画家，《红岩》插图作者）扑了个空，传达室说他下乡去了。只好瞎逛。当时重庆给我留下的印象：到处是高高低低的石阶，到处是拉板车挑重担的苦力。食品店空空荡荡，连糖果和烟酒都要凭票供应。看见一家小饭铺的黑板上写着“鸡油炒饭”，我喜出望外，心想一定是人间稀有的美味。待掏出粮票钞票一问，才知道早已卖完。
到成都感觉好多了。可以在二姨家落脚，二姨和姨夫都是化工设计院的翻译，工作比较安定。“天府之国”食品供应也比别的地方明显要好。左邻右舍听说来了一个客人是海南岛的知青，过来聊天，话题都是围绕“上山下乡”。当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孩子下农村，父母提起远在异乡的孩子，无不牵肠挂肚，愁眉深锁。成都学生有不少去了云南建设兵团，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原来我还以为我们海南岛已经够苦的了，哪知道云南更糟。当时正值市内各区组织“知青慰问团”赴滇，焦心的家长纷纷提着大包小包涌向区政府大院，每人都希望能多带一点东西给自己的孩子。据说许多偏远地方要靠马帮运输，翻山涉水走好几天，运送的物资常常在路途上被洪水冲走。当地条件异常艰苦，固体酱油成了最受欢迎的东西。还听说云南山高皇帝远，土政策多，吊打知青的事也时常发生。有一邻居说她的儿子在云南当了电工，乍一听觉得挺幸运的，（在我们那儿，电工和驾驶员一样，都是知青眼中的“肥缺”，）可再听下去就不是味了，原来当地只顾“突出政治”，废除了旧的规章制度，加上瞎指挥，事故层出不穷，她儿子前任两个电工就是先后被高压电击死的……
经过郑州，和四年前的印象几乎一模一样——遍地乞丐。邻近首都北京的郑州，不愧是中国的“乞都”（另类“陪都”），尤其是火车站前面的广场，黑压压的一大片。乞丐们大概是以家族或村落为单位，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非常“有组织”地围成大大小小的不同圆圈席地而坐，中间地上都晾摊着一块块讨回来的黄黄的玉米面窝窝头。和当年不同的是，68年文革高潮中，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广场演出，乞丐们可以边吃边看，在享受免费的吃喝和娱乐中，更能切身体会领袖和党的英明伟大，社会主义生活的无比幸福。（这真是当时一道非常奇特的风景线！）眼下虽还算是在文革当中，但热潮已退，演出自然是没有了，而要饭的人又更多，在乞丐的眼中看来，“待遇”自然是下降了，日子正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如果说，从南到北这一路上所见所闻给我的感受是：当年我们作为红卫兵满腔热忱投身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此刻因为民生凋敝，民怨四起，已经褪尽理想的光环，风光不再，走向穷途末路了。那么，我还可以说，到北京以后，在依然凛冽的寒风中，我开始可以感受到“大地微微暖气吹”。人心思变，风气在变，政局也在变。
十二月到达北京，就住到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舅公方皋家去了。虽说这舅公是我外婆的亲弟弟，但以前几乎没有来往。原因是有一个延安老八路的舅婆，始终监督着他，要和所有的“资产阶级亲戚”划清界限。（我外公解放前是银行家）我们当然也不会去攀这部长级的高亲。后来我母亲说我这愣头青走运，因为当时正好舅婆去了外地。舅公和蔼可亲，和我无话不谈——除了政治。我印象最深的是舅公请我们到“老莫”吃西餐时，席间他儿子问：“我不明白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借外债搞建设？”舅公听了只是含笑不语。当时我非常吃惊，因为政府的宣传正以“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自豪。报纸天天在批“崇洋媚外”。三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了全世界涌进外资最多的国家。回首往事，作为当时共和国金融巨擘，舅公的态度已尽在不言中。
舅公是喝过延河水的北大高材生，共产党内少有的“红色专家”。文革前就是协助周恩来掌管国家金融的膀臂。文革中被打倒，饱受冲击，七二年能够复出，重新受到重用，此事本身就是社会随之而来将会有某种变革的一个信号。当然，当时我不可能像现在看得这么清楚，但感觉肯定是有的，因为复出的不止是邓小平和我舅公这些高层领导。
我知道关山月世伯也正在北京为驻外使馆作画，便去宾馆看他。进门刚好碰上时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大大方方握过手，关伯送走客人后，留我在餐厅一起吃便饭，同桌还有乃父老朋友李可染先生。席间我告诉关伯：我在海南岛看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外宾的纪录片，背景又看见您和傅先生画得的“江山如此多娇”我就猜想您可能已经出来了。（几个月前，关伯还和我父母一起在广东干校，关伯负责看管放牧一头水牛，当地人知道他“人大代表”“名画家”的身份后议论说，这头牛的价值恐怕还够不上他一个月的工资……）
第二天，关伯带我一起去探望父亲的老上级，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林伯伯也是刚刚复出。
总之，文革中被打倒的上上下下的对象，现在像出土文物似的，一个个又被重新从地底下发掘出来了。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爸爸的老同学周伯伯从干校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东北，把已经下放建设兵团四年的儿子周龙办“病休”回北京，现在正在家恶补钢琴和乐理等，因为伯母贺高勇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听说学院就快复办招生了。（如今周龙和夫人陈怡都成了世界知名的作曲家，定居纽约）我这才注意，北京许多家庭都在想方设法安排子女学习某种“一技之长”，如拉小提琴，拉二胡，画画，打乒乓，打篮球…… （成都和广州也一样）人们在厌倦革命之后，变得很现实，就算上不了学校，能有一技傍身，去哪里都不会吃亏。
在北京，我第一次听说，中央正在酝酿明年全面恢复大学招考。回到广州以后，我想方设法找到大部分的中学课本，立刻赶回海南岛……

2． 挑灯夜读
文革期间，全国大学按毛六八年的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中去”）重新复办，始于一九七零年六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开始用选拔推荐的方式试点招收部分“工农兵学员”。直到七七年恢复高考，连续七年共招了七届“工农兵大学生”，其中仅有七三年这一届是采取“推荐 十 考试”方式招录的。背景就是前述的十年文革中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上上下下一大批“旧人”复出。
我们连队当时共有知识青年大约三十人。那时知青最羡慕的工作就是团部机关，汽车队和宣传队，但能够上去的人毕竟有限，七三年五月，大学招考的消息传达下来，等于给知青多了一条出路，而且是最理想的出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知青都有机会。
我是一门心思想念书，又因为北上了一趟，得风气之先，提前半年已开始准备。文革前我只是念到初三，虽然成绩尚可，但绝对是属于文科游刃有余，数理化全无天分的偏科学生。若没有文革中断，要挤进大学的窄门，恐不容易。此时真是别无出路，唯有孤注一搏。
建设兵团过的是准军事化的生活，从早上七点钟敲钟开工，到晚上开会学习完，十点钟统一熄灯睡觉，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死死的。每周仅有一个星期天休息，还常常被“大会战”“义务劳动”等给挤掉。我除了上工带上课本，利用休息时间翻翻，就只好挤睡觉时间了。晚上别人已经进入梦乡，我还在老农工的茅草小伙房里点着煤油灯啃书。
原来数理化的基础就不怎么好，加上已经荒废了六年，此时不但要通通捡回来，还要在无人可以请教的情况下自学高中的课程；白天的劳动一天不能缺，还要表现得比以往更主动更积极。
——“推荐 十 考试”，意味着我必须成为“超人”。

每天我关上小茅屋木门的时候，整个连队早已沉醉在梦乡中。我张臂舒腰，仰望漫天繁星。万籁俱寂的群山，偶尔传来几声“噢”“噢”和黄猄叫声……

多少年过去了，我常常还会为自己当年无穷无尽的青春精力感到吃惊。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从来不是超人，我当年的所谓“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的。其中也包括，经常陪我一起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的两位朋友新和姚。尽管他俩都是我的竞争对手，尽管他俩都清楚再怎么复习也可能是徒劳，因为自己被推荐上去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俩都无私地和我一起切磋讨论，尤其在数理化方面给了我许多的帮助。（新在连队当小学教师，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调回广州。姚77年考上华南工学院）

3．过五关斩六将
首先是要能被“推荐”，这一关非常不容易过，因为它是自下而上的，每个工人都有一票。这时主要看的就是你平时的劳动态度，你的人缘。
要求上大学的知青报名后，连队汇集名单再发下来交各生产班讨论。我们连有八个班，本班的人都选你也只是八分之一。而且碍于情面，人们也可能会先考虑推举自己班的人。尽管我没有也不懂做任何“拉票”的事，结果我还是得到了全连绝大多数的选票。——这种信任和荣誉，我一生都无法忘怀！
其实当时虽然我政治上比较“进步”，但既非党员，也从来不当“标兵”；劳动很卖力，但能力并不比别人强。能够脱颖出线，应该说“群众关系”在其中起了决定作用。
（文革时期各级基层权力在受过冲击以后，社会生活有时会呈现出某种“民主”的色彩。七三年全国范围内从基层推荐选拔大学生，应该说也是一个大胆的民主实验。尽管后来的实践证明，大学知识殿堂，用推荐干部的方法选拔人才，违反科学，在现存体制下，七三年以后，推荐也越来越有名无实，流于形式，最终只能变成政治考量，走后门的遮羞布。但无论如何，文革史家还是不应该忽略这一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含义。）
通过连队这一关以后，我就作为本连推荐的唯一人选报到分场；经过分场的筛选淘汰，又作为本分场的推荐人选报到团部；再经过团部筛选淘汰，全团大小三十个单位，最后只能有十多人出线，代表本团去师部参加文化考试。
整个推荐过程，除了第一步是实实在在是经过基层群众，注重劳动态度和群众关系，后面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不同层次的领导审核。此时，政治背景，政治表现以及你和领导的关系就成为最重要的了。
当时，我作为共产党中层干部的父亲已经复出，我个人思想也认同主流政治，还担任本连的团支部书记。政治条件已经决定了我和本连同样渴望上大学的知青不是站在同一起点上。能够入上一级领导的“法眼”，不至于中途被大笔勾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在全团也算“小有名气”。
事缘一年前全团开大会，批判斗争我连一个多次偷渡香港不成被抓回来的知青“海狼”，我被指定上台发言。
我的发言稿完全没有往常这类批判枯燥乏味的口号式的谩骂，而是绘声绘色交待他偷渡过程，挖苦渲染他失败时的狼狈落魄，完全把他文学画，漫画化，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前所未有地活跃了批判会的气氛。从此团部机关朋友就不时传出消息说，团领导很欣赏我，多次想把我调上去培养。推荐上大学的工作展开后，更有人特别向我透露：这次基层推荐名单送报上去，团里培养树立的所有“先进标兵”全部落榜，团领导对我能入选很惊讶，也很高兴。
从我个人的例子可以推断，当年能够选送上大学的知青，都和他们个人的政治背景，政治表现有很大关系。不错，我被选上是幸运的，我也确实付出了很大努力，但这个过程，既包含了我个人的荣耀，也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污点。
记得在团部讨论几个知青代表写的批判发言稿时，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处晓时主任说过一番令我震动的话：你们有些人用“叛国投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和“阴谋决不能得逞”形容他。香港也是中国的嘛，怎么能说是“叛国”？这跟“狗屎堆”有什么关系？再说，偷渡也是有可能成功的呀…… 。这在当时影响是使我的发言摆脱了政治上给人无限上纲的恶习，从长远来说，也从此使我学会了看问题尽量客观，实事求是。
后来我母亲从回城探家的同学口里知道我因此“出名”的事，来信中点了我一句：“这样出名不好”，我才警觉后悔。不错，我只是奉命行事，我当时确实认同主流价值观，我的发言也不大可能会给对方造成更进一步的实质性的伤害。但无论如何，我潜意识里还是有通过打击别人（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落魄者），抬高自己，从而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的主观动机。事隔二十三年后，我从海外第一次回国探亲，在香港终于重逢海狼，我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45后，50后），从加入少先队的那天起，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入团入党毕业升学提拔升迁……只要你“要求进步”，你就必须通过各种政治审核，政治鉴定。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看看你的“阶级觉悟”高不高，“斗争性”强不强。人为的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使一些人生存空间的扩张的同时，也是在有意无意压缩别人的生存空间。

4．考试
七三年的七月，我们“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下属的各团和直属单位被推荐选拔上来的近两百人，全部集中在三亚南田某团，复习准备三天后，开始考试。
考前填报志愿。我最大的心愿是上北大历史系和考古系，但全部可供挑选的大学一共才二十多个，绝大部分是理工科的，文科专业仅有广东师院政治系和海南师专中文系。我别无选择。
考试科目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政治，分两天进行。最后还要口试。考试内容基本上以初中为主，只有少部分高中内容，甚至数学题高深一点的内容都划作“附加题”。有些科目如语文和政治等还是开卷考。（客观地说，七三年这次后来被左派批为“旧教育路线回潮”的大学招生，其实从推荐到考试，都已经“审时度势”，充分兼顾到各方面的现实因素。但无论任何人，如果离开学校多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参加考试，哪怕题目再浅，也是很难考好的。张铁生就是一个例子，他的物理和化学两门只得了6分，数学61分，语文38分）
我的考试成绩还可以，据事后打听，有两门课是九十多分，其余三门也都有八十多分。最低分是语文（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改作文的老师水平太低，只会欣赏八股教条式的文章）。
要补充的是，其实我连后来又多了一人加进来参加考试。该知青是连队的文书，比我高一个年级。考试的平均分我略高，但他是三门九十多分两门八十多分。他没有出线，可能是因为有人不满我连去了两人，告发说他在省高教局当官的父亲事前在广州请了团长吃饭。也可能他本人看到学校不好而放弃了。
最后，我和团里另外两人上了榜。
有人问我，过不了海，你也去？
我说，只要给我书读，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

第二部分 工农兵大学生
从七零年到七六年，文革中全国共招收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占解放后培养的大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强，至今绝大部分虽然已接近退休年龄，但还相当活跃。撇开北京市长王岐山，名作家贾平凹，高晓声这些人不说，就我的上百位海南师专中文系同学而言，当官的少说也有一半，而且现在职的大概都不会低于处级，最高的已达到省一级。
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上大学都学了些什么？他们有真材实料吗？
面上的我不好说，但可以提供自己和我身边最真实的情况。

1．人人皆非泛泛之辈
中文系一百学生，城市（含城镇）知青占了大部分 。入学后，我很快发现，我的十几位广州“老乡”，不是师部团部机关的报道员，广播员，就是连队的副指导员，副连长，文书等，大小都是脱产的干部，只有我是唯一“劳动人民出身”——开荒植胶养猪种菜实实在在干了五年。来自农村的同学也多是基层干部或教师，没听说过有谁原来是在乡下种田的。我不知道所有人是否都经过如我一样繁琐的推荐程序，但这事实本身至少已证明，工农兵学员踏入校门之前，已经是同代年轻人中生存竞争的“适者”。他们都经过基层的锻炼，吃过一些苦，普遍都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听话，懂得紧跟形势发挥自己所长，政治上比较红，将近一半人是共产党员……即使当时没进校门，他们也大都会是共产党培养接班的干部。
2．文化素质参差不齐
七三年的大学招生，由于经过一道比较认真的考试程序，比起前后其他六届只有徒具虚名的“考核”，生源质量可能会好一些，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就在（全国）考完试改卷决定录取名单的关键时刻，左派在七月十九日通过《辽宁日报》推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质问：“录取的标准是看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人民日报》立刻加以转载并点明这是教育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风向急转，“政审”分量陡增，原来程度已经不高的考试成绩此时更成了可有可无的参考。这也等于给领导说了算，走后门，打开方便之门。反映到海南师专中文系的招生上，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现象：一方面，招到一批基础比较好的学生，原因是一些高干子弟和有特别背景的学生不用靠成绩就上了大城市的好大学，海南当地这间师范学院负责招生的老师意外捡到一些分数高但不是党员或家庭出身不那么好的“箩底橙”（剩货），尤其是适合读中文系的一批“写手”;另一方面，因为校方不敢以成绩不好拒收学生，导致相当比例的文化基础极差的但政治条件较好的青年也进了大学校门。前者以城市知青为主，后者多自农村。
3． 专业课程基本没学
当时全国所有大学没有本科专科之分，更不设学位，全按毛“学制要缩短”的指示一律三年（原拟加半年基础补习，最后都不敢实施）。
第一学期上课还算正常，但主要是补基础。如汉语课从汉语拼音教起。当然，也有一些专业课，政治课。
以后，一个接一个运动，计划中的课程不是砍掉就是迎合当前政治形势重新安排：
现代汉语——本来这是师范院校最重要的基础课，但学了几个月就停顿了。
古代汉语——没开。什么音韵，诗词格律……碰都没碰。
现代文学——文革中除了鲁迅还能讲谁？幸亏讲鲁迅的是 文革前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还有多少个人的研究心得。这是唯一有点收获的科目。
古代文学——老师不错，可惜没系统上。只能和古代汉语课一样，结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现炒现卖。
外国文学——没开。也不敢开。
文艺理论——上的课时最多，主要是毛文艺思想和样板戏“三突出”理论。几乎就是政治课。什么古文论，西方文论和美学等，提都没提。
写作——上的课时也不少，除了调查报告一类，也有文艺创作。后来毕业生中出了几个名作家，应该和机械的课堂教学没有关联。但学生时期的体验生活(包括去西沙群岛等)和写作锻炼，还是获益不浅。
教材教法——没开。
心理学——没开。
4． 劳动 十 运动 十 开门办学 = 教育革命
全世界的大学恐怕都不会找到比这更荒唐的做法——大学生停课去捡牛粪。我在海口机场空旷的草地守候一天，才能从牛屁股后等足一挑粪。听说牛粪肥效很低，一挑的含氮量才一个单位。我问自己，我这一天就值一个“蛋”（氮）？！
学校本来已办了农场，75年学了辽宁“朝农经验”后，更在离校二十多里的琼山办了个农村分校。几年间，学校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学生常常锁起校本部的宿舍，在分校一住就是一个学期。边种地边上课。有时则一大早起床，直接从校本部步行三个小时到分校突击插秧或给甘蔗剥叶松土，傍晚再走回学校。
劳动已占去不少时间，留在学校也没正常上课，“批林批孔”“反回潮”“学朝农”“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没完下一个已经开始了。中文系学生最主要的任务是写大批判稿。学院各个系的宣传栏出现最多的画面就是“大拳头”，最常见的口号就是“砸烂xxx”，琳琅满目的文章全是应景装饰，从来没有人去认真看。大多数情况下，大批判只是为配合整个形势造舆论，造气氛，宣扬毛的文革路线。比较务虚。但由于工农兵学员还肩负“上管改”使命，很有点不可一世，炮火也不时扫向老师和领导，办学唯有宁左勿右。
运动不光在校内搞，每学期几乎都有一两个月的“开门办学”，例如：到琼山县农村搞“基本路线教育”，到屯昌县农村搞“教育革命调查”，到海口市工厂搞“批林批孔”，到东方县海港搞“评法批儒”，到湛江……
客观地说，上述活动对锻炼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了解认识社会，也许能起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学生丢下基本的专业知识不学，充当上层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了炮筒子，这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教育革命”，历史早已证明是一场闹剧。（可笑的是，我最近在网上还看到有人居然以现在大学毕业生能力太差，证明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向正确。）
5。我不是一个及格的大学生
在上述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从老师和课堂学到什么。我相信全国情况大同小异。只有最后两届，入学后跨进了左派倒台的新时期，教学才逐步正常（但新生的质量却更糟）。
尽管我利用当时全海南最大的图书馆，看了不少的书;
尽管每次下乡下厂，对于我都是一次认识中国社会的极好机会。
——也正是得益于此，我最终没有和我的同学一样，苟同主流社会价值，而是培养和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自由人格，成为一个日渐腐朽的社会的精神叛逆者和批判者。
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我的基础没有打好，直到现在，早过天命之年的我，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还几乎每天背唐诗宋词——偿还我青年时代欠下的债。
后来，在左派下台以后，我在全省最好中山大学学习一年，有专门的教授指导，不仅和当时高考高分招进来的学生一起听课，还跨校听遍了广州高校的有关专业课（外国文学）。之后又在全国最高教师殿堂北师大再学习了一年（东方文学）……诡异的是，最后的结果和以前几乎没有不同——从课堂上老师那里得到的东西同样少得可怜。
可以说，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大学的中文系，除了汉语和古代文学以外，其余如：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和写作等，教材基本是一些过时的垃圾，教法僵化死板,教师多是一些没有自己思想，也缺乏研究能力，连拾人牙慧都做不好的工具人……
经历了左派和右派两个时代，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及格的大学生。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我当年的那些同学，他们应该都是及格的吧，不然就不会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取得成功并不容易。做你自己，更难。
02/23/07 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