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长霖先生的“美国梦”

嘉 宾：田长霖先生，热辐射、热传导专家，美国加州柏克莱分校校长。

引入语：田长霖是美国一流大学的第一位华裔校长。作为一名杰出的华人，他也遇到过玻璃天花板吗？ 作为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的主席，他又会为董特首出什么好主意呢？

（这里是杨澜工作室。田长霖是一位热辐射和热传导的专家，在学术界之外，他的名字引起广泛地关注是 在一九九零年。那一年他成为美国加州柏克莱分校的校长，也是这所大学一百二十多年来的第一位华裔校 长。田长霖出身于大陆，生长于台湾，是一位非美国出生的美籍华人，他的奋斗过程也被美国的舆论称之 为是典型的“美国梦”。不过在一九九七年的七月，这位受到师生爱戴的田校长却突然宣布辞职了。）

Y（杨澜）：我知道在九零年的时候，您成为加州大学一百二十多年以来第一位华裔的校长，就是出任柏 克莱的校长。但是在九七年的时候，您又提出了辞呈，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辞 呈？

T（田长霖）：是，在一九九七年我提出辞呈，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因为我已经做了七年的校长，工作也 非常繁重，而且我认为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不需要再恋战，而且是在最最名望高的时候退下来。

Y：功成身退。

T：然后我还可以继续不断地为社会作很多的服务，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它的原因是：可以与我 的家庭多在一起，因为我有三个儿女，都很好，而且我内人希望我们能够经常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原因。 其他原因，譬如说：很希望为华裔社团，或者亚洲地区，以我在美国的关系，在美国参加了整个决策阶层 的那种经验，作出更大的事情。

Y：您在这样回答的同时，是不是有意回避了另外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九五年的时候，加州大学的 董事会作出一个决定----取消平权的政策，也就是说取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所谓优惠的政策，或者是种名 额的配额，当时也受到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抗议。那么您作为一个校长来说，您个人并不支持这样一个校董 会的政策，但是您作为校长，您又必须要贯彻校董会的政策，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您提出了辞职，是不 是表明您的立场？

T：这个我想也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我是非常之反对校董会通过的这个反对平权的法案， 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一个校董对我都非常之好，虽然我们有基本理念的不同、想法不同，但他们对我非常 之好。甚至于我们的州长，听谣言说我可能要辞职，他在医院里面喉咙开刀，话都讲不出来的时候还打电 话给我，而且求我一定不要辞职。他说：虽然我们在这一方面有不同意见，但是我多少年来都认为你是最 好的校长，而且最支持你。所以当然我心里面是很难过，因为以一个少数民族（的立场），觉得他们取消 了这种平权政策，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刚刚他们通过的时候，我就想到要辞职。

Y：那么您当时反对取消平权政策，我想大概是跟您个人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四十多年前，您带着 用三百美元买的一张单程机票到美国去，而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华人来说，要当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简直是 天方夜谭。但是您实现了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您是不是觉得在那里实现了这个“美国梦”？

T：是，你这个问得非常之好，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感受。因为我在一九五六年，就是四十二年前到美 国去的时候，在肯德基州，美国的南方。那时候还是黑白分离政策，我虽然是一个黄种人，但是也遭遇到 很多歧视。那个时候连做梦恐怕都不敢想像，您自己会在美国后来变成第一流大学的校长。美国终究是一 个很开放的社会，而且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对这一方面来说，我是非常感激美国的这种环境、 机会。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加强了我要为很多歧视、不平等的情况作更大的努力，一定要把它改进过来， 所以这也是我跟校董事会产生很大争议的地方。那个时候，很多在我下面工作的教员、属僚，他们说：你 不能这样做，你会得罪州长，会得罪校董，而且对你将来的政治情况会不太好。但我说：这个不行，我的 立场一定要坚定。

Y：像六十年以后，美国出台了不少法律，也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权和种族歧视的情况。但是即使这样， 当您在九零年出任柏克莱大学校长的时候，您还是受到了威胁，是不是这样？

T：第一天报纸上登我说要出任柏克莱加州大学校长，当然是头条新闻，全美国的纽约时报、有线新闻电 视网，全部都登出来。结果当天就有人写信，还有打电话给警察局说要来暗杀我。他说怎么可以让一个黄 色的人种当我们第一流大学的校长，教育这么许多美国的年轻人。

Y：而且很重要一点，您还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T：而且我是第一个非美国出生的，变成美国第一流大学校长的华人，而且美国人白人里面，也从来没有 一个是在国外出生的，当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校长。

Y：当时，您跟您的太太感到紧张吗？

T：非常之紧张。警察那时候也说，我们马上已经派人来保护你，你不要紧张，我们同时在搜捕这个来威 胁的人。后来过了半天，他们就把他逮捕到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比较安全。但是后来第二次，又有人要暗 杀我，这个也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年轻的白人，是个狂热的激进分子，因为不满意我在学校里面，他不是 学生，家里也其实是中产阶级，很好的家庭。但是一个狂热的、罗曼蒂克的恐怖分子，他就说要来杀我。

Y：为什么要杀您呢？

T：因为在我们学校有一块地，在美国是很有名的，叫做“人民公园”。但是后来变成贩毒、吸毒，或者 犯罪的场所，我说一定要把它改进，变成一个大家可以游玩、修憩的地方。但是他们说不行，这是我们人 民的，如果哪个要改进“人民公园”，就是人民的公敌。

Y：他们好像标榜自己是共产党人，是吧？

T：他们是所谓的狂热的革命共产党，就类似过去“四人帮”，但都是美国人，都是当地的。这一位是二 十岁的白人女的，而且是很有知识，家里环境很好，她在“人民公园”里给我做了一个墓，还有墓碑，上 面写了我的名字。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或者是美国的幽默，没有知道他们就在计划怎么样来谋杀我。结 果有一天半夜，她就到我住的地方，在学校里面，进来之后搜查我们，她带了一个镊刀，也带了一个割镰 刀的刀。

Y：天啊！

T：然后她要来杀我们…，这个故事很长，结果她是在我们的睡房里面被警卫打了四枪，后来致命了。现 在回想起来，是一个很值得回忆的经历。

（在美的华人几乎都遇到过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华人作为一名个体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也许是很容 易被美国社会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主流社会团体的领袖，则会遇到不少来自社会的阻力。今年 早些时候，克林顿政府曾经征求田长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出任能源部长，而田长霖也表示愿意，不过 结果仍然与这个职位失之交臂。那么对于这件事，田长霖本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Y：从您自身的经验出发，您也提出了在多元化当中孕育杰出，所谓Excellence through diversity， 这样一个社会理想的口号。但是，您有没有觉得实际上即使像您这样，在专业方面、社会方面都杰出的人 士，也会遇到一种玻璃天花板。比如说前一阵子，美国政府也向您提出是否愿意出任能源部长，但是最后 这个没有能够得以实现。您觉得这跟您皮肤的肤色有关系吗？

T：我想这要从几个方面来说。在美国虽然是一个非常开放、民主、自由的社会，但是我想玻璃天花板终 究还是有的。在我的事业过程之中，我碰撞了很多很多的天花玻璃板，有的撞得我头破血流，有的时候居 然给我撞破一、两块天花玻璃板。这一次能源部长的情况，两年前克林顿第二任总统的时候，我也被认为 是最后两名中的人选。

Y：如果是那样的话，您可能会成为第一位美国政府的华裔内阁成员。

T：对，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当然也是亚裔的内阁成员。所以那时候我也是积极争取，主要是希望能够 改进亚裔，还有华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还有形象。这一次当然也很好，他们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当 然有兴趣。结果我甚至也去参观访问白宫，也去作了很多面谈，可惜最后与我擦身而过。但是我并没有气 馁，因为我其实对从政的兴趣也不一定是那么高。因为在美国，跟香港或者其它地方不同，在政府里面的 官员的薪水，还有他的整个工作环境都是非常艰苦，所以是一种牺牲。但是我觉得，为了亚裔、华裔的社 会地位，应该要去争它。其实这次能源部长没有当成，他们白宫还一直提醒我，他说，希望我还是不要气 馁，下次还有机会，而且内阁还有些空缺会出来。我说，除了内阁部长之外，我对其它的并没有什么太大 兴趣，因为我主要是希望能够冲破天花玻璃板。

Y：对，我想这个方面可能也是一种示范的作用。因为很多华人，在美国社会里，他们对政治不闻不问， 只是做自己的生意，或者研究自己的学问。但实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对于 一个种族，一个群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Y：那您在美国有没有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更是一个中国人，自己什么时候更是一个美国人呢？

T：每天都有。因为我的成长基本是在中国还有台湾、大陆、台湾，然后到美国去。虽然在美国有四十几 年，但是我还是中国人，我的血统、我的生活习惯，每天一定要吃饭。有时候我一定要用美国人的方法对 付我美国事业的同僚，还有朋友；但是有时候，我也要用中国的方法去对付他们，尤其是人情味比较重一 点的，好像要尊敬长者，待人处世要中庸。所以我觉得，恐怕中国人、亚裔的人在美国有一个优势，虽然 我们有时候受到一点点…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大家认为是歧视。其实也有些优势，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达到 东西方文化双方面最最精华的地方，能够吸收，这样可以说是百战百胜。

Y：您的子女在美国出生，他们都会说中文吗？

T：他们都会说中文，而且我们使他们觉得非常引以为荣，自己是中国的血统、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们都 会讲中文，也会念一点中国的报章。他们完全是美国人，因为我从小就跟他们说，你们是中国人，跟中国 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完全像中国人；但是你们也是美国人，所以你们在美国社会里面，要像完全美国 人一样，打成一片。这样的话，他们会有很大的自信心，而且觉得他自己有根，就比较有自尊、自信，反 而在美国能够成功。

Y：在辞去了柏克莱大学校长职务之后，您也接受了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的邀请，来香港出任行政长官特 别创办的，叫“创新科技委员会”的主席。您到香港来，做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觉得是出于一种什 么样的理念呢？

T：是，这对于我来说，心里面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因为董建华先生邀请我，而且来劝说我一定要 接受，但我非常之忙，而且在美国接受了很多大企业的顾问、董事，还有其它的社会公益活动，所以我说 恐怕没有时间。但他说：你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我们有家庭的渊源，你一定要来帮我一个忙，这是一个最 最重要的事情，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中国人、对香港人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我后来说好，那我一定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就说我不要支薪，而且不要拿任何的津贴，我自己来尽全力去推广将来今后香港的 创新科技的发展。

Y：那么在这次金融风暴当中，香港这种偏重于地产、转口贸易，还有金融服务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受 到了很大的冲击。于是不光在香港，包括东南亚各个地区，大家都有这样的呼声，就是要提高我们高科技 的产业，这样有抵御风暴的能力。但是香港这个地方，他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够发展高科技产业呢？

T：我第一个要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现有的金融经济结构稍微过于狭窄，主要是地产、转手贸易、金融服 务，再或者是旅游，在有整个经济风暴的时候就很难适应。

Y：我想就像整个社会要多元化，这个经济体制也要多元化。香港二十年前有制造工业，工业有差不多百 分之二十五，现在已经只有百分之七，这个是太弱小。而且在恒生指数一百个指数成分股份里，没有一个 是工业股。

T：对，完全正确，我想这个就是稍微有一点偏差。所以现在香港一定要把它转回来，尤其是在某一方面 的，不一定要每一样都是高科技。我因为这一次也经常跟人家谈到，有高科技，还有高新科技，两者又不 同。因为高科技有的是老的高科技，高新科技是比它更重要一点，但最最重要的是高增值的工业，或者高 增值的企业。高增值的话不一定完全是高科技，当然许多是高新科技。但是我想发展香港最重要的还是要 找出香港的特点，不能说盲目地追求任何的高增值企业。

Y：那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T：有很多建议。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的地区，所以譬如说多媒的发展，如果是讲中国化，Chinese 的软体的工程，或者是Speech Recognition、VoiceRecognition（语音识别），或者是模拟真实，这 些娱乐业的许许多多媒体的工业都可以发展。

Y：而且在香港，好像影视业后期的特技制作这方面一直有自己的优势。

T：这些方面也可以发展。食品工业，尤其是中国的食品，还有中国的医药，怎么样提出高新技术，使它 制造成本降低。还有最重要的是香港的通讯工业，香港是世界上最发达的通讯应用的地方，但是香港没有 通讯的高新技术企业，我想这个能够配合香港的情况发展。所以许多地方都可以发展，一定要跟香港当地 有关系，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够跟香港竞争。如果你盲目的任何一个企业进去的话，你打不嬴“锡谷”， 打不嬴“硅谷”。

Y：因为很多人在做这样的分析，比如说香港的地价这么贵，不适合搞一个很大的工业园区。香港的人才 有很多流向商业、服务业区，能够赚更多的钱，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人坐下来搞基础的科研。那么这些都是 香港可能在基础的科研方面所欠缺的一些部分，但是相反它在服务方面就比较有自己的优势。同时，我们 注意到，您不仅是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的主席，同时您在台湾也好，大陆也好，也都担任着许多顾问的角 色。您会给台湾、大陆、香港，当他们都提出科教兴国也好，高科技产业也好，您会提出什么不同的建议 呢？

T：我想有很多不同的建议。我刚刚这一次也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他们的顾问。他们地方的环境又 跟台湾、中国，海峡两岸三地又不同一点。举一个例子，台湾有两千多万的人，香港是六百五十万，台湾 的话，它有一个整体，还有它的国防，还有其它的企业，所以它要发展高新企业的话，可能跟香港的做法 不同。在香港的话，我觉得高增值是非常重要，但是台湾不止是高增值，恐怕也需要有许多高新技术，不 管是哪一方面。虽然暂时赊本的话，但它也需要，但它有一个两千多万的人口可以能够吸收，香港不行。 但在中国的话，问题又有点不同。中国地方非常之大，人很多，区域又有相当之不同，差别很大，上海、 北京这是非常发达的地方。在上海、北京可以，而且中国的话，科技人才很多，因为人很多，比较集中。 香港在这些方面没有，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点、它的优势、它的弱点，怎么样吸取发展它的优点， 而减少它的弱点，这样的话才能够发生，它有一个独特的这种企业的发展。

Y：那么在香港也有人提出：实际上，香港可以借鉴一些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一些建议。从八十年代新竹 科学园区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年产值有上千亿港元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台湾当局的政府曾经 向这里作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说提供了很良好的信贷，比如说在地租、税收方面有很多优惠的政策，直接 的投资差不多就有四十亿港元左右。但是在一个信奉自由经济的香港，基本上采取政府不干涉经济的这样 一种长期的策略。那么您对董先生会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T：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入。台湾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不赞成我们照抄袭他人。我们可以 把他们的经验作一个借鉴，作我们的考虑，香港一定要发展香港特区它独特的道路。香港的话，现在是一 个非常高度的市场经济自由化，但香港也是一个非常透明化、法制化的地方，有很多地方都是台湾或者中 国大陆，包括马来西亚、泰国都不能比得上的地方，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提出几点，就是说一定要发展 香港自己独特的道路，譬如它是哪一方面企业。但是我不赞成直接干预，但是不直接干预并不是说政府不 应该去扶植、改进它的创业的环境。我想很重要一点，大家不要把它变成两极化，觉得不干预就说是袖手 旁观。我们不是袖手旁观，我们要很积极地去改变创业环境。

（田长霖先生说他一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之所以经常能够把负面的因素转变成正面的结果，是因为他能 够从东西方两种文化中汲取力量，也许他的个人经验适合于今天的亚洲各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怎么 样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把握机会，调整产业的结构，尽快走出萧条的局面，恐怕也需要在东、西方文化 中寻找答案。好，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