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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长霖先生的美国梦
送交者: 林中君 2002年06月18日14:43:38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田长霖先生的“美国梦”

嘉 宾:田长霖先生,热辐射、热传导专家,美国加州柏克莱分校校长。

引入语:田长霖是美国一流大学的第一位华裔校长。作为一名杰出的华人,他也遇到过玻璃天花板吗? 作为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的主席,他又会为董特首出什么好主意呢?


(这里是杨澜工作室。田长霖是一位热辐射和热传导的专家,在学术界之外,他的名字引起广泛地关注是 在一九九零年。那一年他成为美国加州柏克莱分校的校长,也是这所大学一百二十多年来的第一位华裔校 长。田长霖出身于大陆,生长于台湾,是一位非美国出生的美籍华人,他的奋斗过程也被美国的舆论称之 为是典型的“美国梦”。不过在一九九七年的七月,这位受到师生爱戴的田校长却突然宣布辞职了。)

Y(杨澜):我知道在九零年的时候,您成为加州大学一百二十多年以来第一位华裔的校长,就是出任柏 克莱的校长。但是在九七年的时候,您又提出了辞呈,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辞 呈?

T(田长霖):是,在一九九七年我提出辞呈,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因为我已经做了七年的校长,工作也 非常繁重,而且我认为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不需要再恋战,而且是在最最名望高的时候退下来。

Y:功成身退。

T:然后我还可以继续不断地为社会作很多的服务,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它的原因是:可以与我 的家庭多在一起,因为我有三个儿女,都很好,而且我内人希望我们能够经常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原因。 其他原因,譬如说:很希望为华裔社团,或者亚洲地区,以我在美国的关系,在美国参加了整个决策阶层 的那种经验,作出更大的事情。

Y:您在这样回答的同时,是不是有意回避了另外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九五年的时候,加州大学的 董事会作出一个决定----取消平权的政策,也就是说取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所谓优惠的政策,或者是种名 额的配额,当时也受到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抗议。那么您作为一个校长来说,您个人并不支持这样一个校董 会的政策,但是您作为校长,您又必须要贯彻校董会的政策,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您提出了辞职,是不 是表明您的立场?

T:这个我想也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我是非常之反对校董会通过的这个反对平权的法案, 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一个校董对我都非常之好,虽然我们有基本理念的不同、想法不同,但他们对我非常 之好。甚至于我们的州长,听谣言说我可能要辞职,他在医院里面喉咙开刀,话都讲不出来的时候还打电 话给我,而且求我一定不要辞职。他说:虽然我们在这一方面有不同意见,但是我多少年来都认为你是最 好的校长,而且最支持你。所以当然我心里面是很难过,因为以一个少数民族(的立场),觉得他们取消 了这种平权政策,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刚刚他们通过的时候,我就想到要辞职。

Y:那么您当时反对取消平权政策,我想大概是跟您个人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四十多年前,您带着 用三百美元买的一张单程机票到美国去,而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华人来说,要当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简直是 天方夜谭。但是您实现了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您是不是觉得在那里实现了这个“美国梦”?

T:是,你这个问得非常之好,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感受。因为我在一九五六年,就是四十二年前到美 国去的时候,在肯德基州,美国的南方。那时候还是黑白分离政策,我虽然是一个黄种人,但是也遭遇到 很多歧视。那个时候连做梦恐怕都不敢想像,您自己会在美国后来变成第一流大学的校长。美国终究是一 个很开放的社会,而且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对这一方面来说,我是非常感激美国的这种环境、 机会。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加强了我要为很多歧视、不平等的情况作更大的努力,一定要把它改进过来, 所以这也是我跟校董事会产生很大争议的地方。那个时候,很多在我下面工作的教员、属僚,他们说:你 不能这样做,你会得罪州长,会得罪校董,而且对你将来的政治情况会不太好。但我说:这个不行,我的 立场一定要坚定。

Y:像六十年以后,美国出台了不少法律,也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权和种族歧视的情况。但是即使这样, 当您在九零年出任柏克莱大学校长的时候,您还是受到了威胁,是不是这样?

T:第一天报纸上登我说要出任柏克莱加州大学校长,当然是头条新闻,全美国的纽约时报、有线新闻电 视网,全部都登出来。结果当天就有人写信,还有打电话给警察局说要来暗杀我。他说怎么可以让一个黄 色的人种当我们第一流大学的校长,教育这么许多美国的年轻人。

Y:而且很重要一点,您还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T:而且我是第一个非美国出生的,变成美国第一流大学校长的华人,而且美国人白人里面,也从来没有 一个是在国外出生的,当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校长。

Y:当时,您跟您的太太感到紧张吗?

T:非常之紧张。警察那时候也说,我们马上已经派人来保护你,你不要紧张,我们同时在搜捕这个来威 胁的人。后来过了半天,他们就把他逮捕到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比较安全。但是后来第二次,又有人要暗 杀我,这个也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年轻的白人,是个狂热的激进分子,因为不满意我在学校里面,他不是 学生,家里也其实是中产阶级,很好的家庭。但是一个狂热的、罗曼蒂克的恐怖分子,他就说要来杀我。

Y:为什么要杀您呢?

T:因为在我们学校有一块地,在美国是很有名的,叫做“人民公园”。但是后来变成贩毒、吸毒,或者 犯罪的场所,我说一定要把它改进,变成一个大家可以游玩、修憩的地方。但是他们说不行,这是我们人 民的,如果哪个要改进“人民公园”,就是人民的公敌。

Y:他们好像标榜自己是共产党人,是吧?

T:他们是所谓的狂热的革命共产党,就类似过去“四人帮”,但都是美国人,都是当地的。这一位是二 十岁的白人女的,而且是很有知识,家里环境很好,她在“人民公园”里给我做了一个墓,还有墓碑,上 面写了我的名字。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或者是美国的幽默,没有知道他们就在计划怎么样来谋杀我。结 果有一天半夜,她就到我住的地方,在学校里面,进来之后搜查我们,她带了一个镊刀,也带了一个割镰 刀的刀。

Y:天啊!

T:然后她要来杀我们…,这个故事很长,结果她是在我们的睡房里面被警卫打了四枪,后来致命了。现 在回想起来,是一个很值得回忆的经历。

(在美的华人几乎都遇到过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华人作为一名个体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也许是很容 易被美国社会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主流社会团体的领袖,则会遇到不少来自社会的阻力。今年 早些时候,克林顿政府曾经征求田长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出任能源部长,而田长霖也表示愿意,不过 结果仍然与这个职位失之交臂。那么对于这件事,田长霖本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Y:从您自身的经验出发,您也提出了在多元化当中孕育杰出,所谓Excellence through diversity, 这样一个社会理想的口号。但是,您有没有觉得实际上即使像您这样,在专业方面、社会方面都杰出的人 士,也会遇到一种玻璃天花板。比如说前一阵子,美国政府也向您提出是否愿意出任能源部长,但是最后 这个没有能够得以实现。您觉得这跟您皮肤的肤色有关系吗?

T:我想这要从几个方面来说。在美国虽然是一个非常开放、民主、自由的社会,但是我想玻璃天花板终 究还是有的。在我的事业过程之中,我碰撞了很多很多的天花玻璃板,有的撞得我头破血流,有的时候居 然给我撞破一、两块天花玻璃板。这一次能源部长的情况,两年前克林顿第二任总统的时候,我也被认为 是最后两名中的人选。

Y:如果是那样的话,您可能会成为第一位美国政府的华裔内阁成员。

T:对,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当然也是亚裔的内阁成员。所以那时候我也是积极争取,主要是希望能够 改进亚裔,还有华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还有形象。这一次当然也很好,他们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当 然有兴趣。结果我甚至也去参观访问白宫,也去作了很多面谈,可惜最后与我擦身而过。但是我并没有气 馁,因为我其实对从政的兴趣也不一定是那么高。因为在美国,跟香港或者其它地方不同,在政府里面的 官员的薪水,还有他的整个工作环境都是非常艰苦,所以是一种牺牲。但是我觉得,为了亚裔、华裔的社 会地位,应该要去争它。其实这次能源部长没有当成,他们白宫还一直提醒我,他说,希望我还是不要气 馁,下次还有机会,而且内阁还有些空缺会出来。我说,除了内阁部长之外,我对其它的并没有什么太大 兴趣,因为我主要是希望能够冲破天花玻璃板。

Y:对,我想这个方面可能也是一种示范的作用。因为很多华人,在美国社会里,他们对政治不闻不问, 只是做自己的生意,或者研究自己的学问。但实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对于 一个种族,一个群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Y:那您在美国有没有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更是一个中国人,自己什么时候更是一个美国人呢?

T:每天都有。因为我的成长基本是在中国还有台湾、大陆、台湾,然后到美国去。虽然在美国有四十几 年,但是我还是中国人,我的血统、我的生活习惯,每天一定要吃饭。有时候我一定要用美国人的方法对 付我美国事业的同僚,还有朋友;但是有时候,我也要用中国的方法去对付他们,尤其是人情味比较重一 点的,好像要尊敬长者,待人处世要中庸。所以我觉得,恐怕中国人、亚裔的人在美国有一个优势,虽然 我们有时候受到一点点…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大家认为是歧视。其实也有些优势,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达到 东西方文化双方面最最精华的地方,能够吸收,这样可以说是百战百胜。

Y:您的子女在美国出生,他们都会说中文吗?

T:他们都会说中文,而且我们使他们觉得非常引以为荣,自己是中国的血统、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们都 会讲中文,也会念一点中国的报章。他们完全是美国人,因为我从小就跟他们说,你们是中国人,跟中国 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完全像中国人;但是你们也是美国人,所以你们在美国社会里面,要像完全美国 人一样,打成一片。这样的话,他们会有很大的自信心,而且觉得他自己有根,就比较有自尊、自信,反 而在美国能够成功。

Y:在辞去了柏克莱大学校长职务之后,您也接受了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的邀请,来香港出任行政长官特 别创办的,叫“创新科技委员会”的主席。您到香港来,做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觉得是出于一种什 么样的理念呢?

T:是,这对于我来说,心里面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因为董建华先生邀请我,而且来劝说我一定要 接受,但我非常之忙,而且在美国接受了很多大企业的顾问、董事,还有其它的社会公益活动,所以我说 恐怕没有时间。但他说:你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我们有家庭的渊源,你一定要来帮我一个忙,这是一个最 最重要的事情,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中国人、对香港人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我后来说好,那我一定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就说我不要支薪,而且不要拿任何的津贴,我自己来尽全力去推广将来今后香港的 创新科技的发展。

Y:那么在这次金融风暴当中,香港这种偏重于地产、转口贸易,还有金融服务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受 到了很大的冲击。于是不光在香港,包括东南亚各个地区,大家都有这样的呼声,就是要提高我们高科技 的产业,这样有抵御风暴的能力。但是香港这个地方,他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够发展高科技产业呢?

T:我第一个要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现有的金融经济结构稍微过于狭窄,主要是地产、转手贸易、金融服 务,再或者是旅游,在有整个经济风暴的时候就很难适应。

Y:我想就像整个社会要多元化,这个经济体制也要多元化。香港二十年前有制造工业,工业有差不多百 分之二十五,现在已经只有百分之七,这个是太弱小。而且在恒生指数一百个指数成分股份里,没有一个 是工业股。

T:对,完全正确,我想这个就是稍微有一点偏差。所以现在香港一定要把它转回来,尤其是在某一方面 的,不一定要每一样都是高科技。我因为这一次也经常跟人家谈到,有高科技,还有高新科技,两者又不 同。因为高科技有的是老的高科技,高新科技是比它更重要一点,但最最重要的是高增值的工业,或者高 增值的企业。高增值的话不一定完全是高科技,当然许多是高新科技。但是我想发展香港最重要的还是要 找出香港的特点,不能说盲目地追求任何的高增值企业。

Y:那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T:有很多建议。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的地区,所以譬如说多媒的发展,如果是讲中国化,Chinese 的软体的工程,或者是Speech Recognition、VoiceRecognition(语音识别),或者是模拟真实,这 些娱乐业的许许多多媒体的工业都可以发展。

Y:而且在香港,好像影视业后期的特技制作这方面一直有自己的优势。

T:这些方面也可以发展。食品工业,尤其是中国的食品,还有中国的医药,怎么样提出高新技术,使它 制造成本降低。还有最重要的是香港的通讯工业,香港是世界上最发达的通讯应用的地方,但是香港没有 通讯的高新技术企业,我想这个能够配合香港的情况发展。所以许多地方都可以发展,一定要跟香港当地 有关系,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够跟香港竞争。如果你盲目的任何一个企业进去的话,你打不嬴“锡谷”, 打不嬴“硅谷”。

Y:因为很多人在做这样的分析,比如说香港的地价这么贵,不适合搞一个很大的工业园区。香港的人才 有很多流向商业、服务业区,能够赚更多的钱,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人坐下来搞基础的科研。那么这些都是 香港可能在基础的科研方面所欠缺的一些部分,但是相反它在服务方面就比较有自己的优势。同时,我们 注意到,您不仅是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的主席,同时您在台湾也好,大陆也好,也都担任着许多顾问的角 色。您会给台湾、大陆、香港,当他们都提出科教兴国也好,高科技产业也好,您会提出什么不同的建议 呢?

T:我想有很多不同的建议。我刚刚这一次也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他们的顾问。他们地方的环境又 跟台湾、中国,海峡两岸三地又不同一点。举一个例子,台湾有两千多万的人,香港是六百五十万,台湾 的话,它有一个整体,还有它的国防,还有其它的企业,所以它要发展高新企业的话,可能跟香港的做法 不同。在香港的话,我觉得高增值是非常重要,但是台湾不止是高增值,恐怕也需要有许多高新技术,不 管是哪一方面。虽然暂时赊本的话,但它也需要,但它有一个两千多万的人口可以能够吸收,香港不行。 但在中国的话,问题又有点不同。中国地方非常之大,人很多,区域又有相当之不同,差别很大,上海、 北京这是非常发达的地方。在上海、北京可以,而且中国的话,科技人才很多,因为人很多,比较集中。 香港在这些方面没有,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点、它的优势、它的弱点,怎么样吸取发展它的优点, 而减少它的弱点,这样的话才能够发生,它有一个独特的这种企业的发展。

Y:那么在香港也有人提出:实际上,香港可以借鉴一些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一些建议。从八十年代新竹 科学园区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年产值有上千亿港元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台湾当局的政府曾经 向这里作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说提供了很良好的信贷,比如说在地租、税收方面有很多优惠的政策,直接 的投资差不多就有四十亿港元左右。但是在一个信奉自由经济的香港,基本上采取政府不干涉经济的这样 一种长期的策略。那么您对董先生会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T: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入。台湾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不赞成我们照抄袭他人。我们可以 把他们的经验作一个借鉴,作我们的考虑,香港一定要发展香港特区它独特的道路。香港的话,现在是一 个非常高度的市场经济自由化,但香港也是一个非常透明化、法制化的地方,有很多地方都是台湾或者中 国大陆,包括马来西亚、泰国都不能比得上的地方,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提出几点,就是说一定要发展 香港自己独特的道路,譬如它是哪一方面企业。但是我不赞成直接干预,但是不直接干预并不是说政府不 应该去扶植、改进它的创业的环境。我想很重要一点,大家不要把它变成两极化,觉得不干预就说是袖手 旁观。我们不是袖手旁观,我们要很积极地去改变创业环境。

(田长霖先生说他一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之所以经常能够把负面的因素转变成正面的结果,是因为他能 够从东西方两种文化中汲取力量,也许他的个人经验适合于今天的亚洲各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怎么 样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把握机会,调整产业的结构,尽快走出萧条的局面,恐怕也需要在东、西方文化 中寻找答案。好,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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