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三学生来说，五六月份无疑是迎接高考复习最紧张的一段日子，但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的高三学生胡坚却选择了一种与其他同学截然不同的努力方式。5月份，胡坚出版了自己的一本书——《愤青时代》，并且明确向外界宣布，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大学，而且是为了上北大。

　　一石激起千重浪。

　　与韩寒等其他少年写作者不同，胡坚显然把写作和出书当成了一个进入大学的手段和途径。但一本书就能敲开北大之门？少年写作应不应该成为进入大学的新的通道？

　　一本书一个北大梦

　　来自武汉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胡坚显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以胡坚目前的水平参加高考，他几乎是肯定考不上北京大学，甚至一般大学，他平时的考试总分才300多分，而北大去年在湖北的最低录取分数也超过了600分。但与那些好学生一样，胡坚却同样有着一个强烈的上北大的梦想。

　　胡坚的北大梦“初露锋芒”是在2002年2月。当时，胡坚到上海参加由当地某烟草公司冠名赞助的作文大赛，在初赛的稿件里他夹了张纸条，上面写了一句“北大不特招，俺就不来复赛了”。胡坚上北大的态度与愿望在这件事上显露无疑，他也因此崭露头角，为此还应《南方周末》之约撰写了探讨高考制度的长文《独木桥上的报告》，在《南方周末》上被选载。

　　由于对以高考方式上大学也已不抱幻想，胡坚一门心思把希望寄托在了北大中文系的特招上。2月份的作文大赛终究没有实现胡坚的北大梦，胡坚把上北大的梦想最后寄托到了他的新书《愤青时代》上。

　　《愤青时代》是胡坚几年来主要作品的结集，2002年5月《愤青时代》出版后，对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舆论给与了广泛的好评。很多评论认为，它以充满智慧的写作、厚重的文化底蕴、特立独行的个性、老辣幽默的文字一扫少年作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可以被称为“中国少年第一部智性之作”。书中所收的几个中短篇也比较有特点，《乱世岳飞》、《RPG杨家将》用王小波式的手段解构了我们熟悉的传奇英雄故事，那些在我们印象中生猛却有点迂腐的英雄，在胡坚的笔下变得鲜活年轻、意气飞扬、恣意放纵，他们有自己特立独行的个性，追求简单率真的生命价值，坚信“要么一切，要么全无”，一路披荆斩棘，跌跌撞撞。然而在扭曲的时代，所有的英雄主义欲望和理想主义情感都成了唐吉柯德式的荒谬，智慧与爱情也成了滑稽可笑的配菜。《宠儿》则闪烁着一个少年的野性、凶猛和阳光灿烂。

　　显然出版社和媒体在胡坚的出书上北大梦想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他们的“撮合和策划”下，许多知名教授、学者都对《愤青时代》给予了强烈关注，胡坚的北大之梦也被摆上了桌面。

　　为胡坚开辟特殊通道？

　　作为一部青少年创作的结晶，《愤青时代》算得上是一篇难得的佳构，但好作品能不能和上大学划上等号？作为才子的胡坚和其作为个案的北大梦首先受到了北大有关人士的强烈关注。

　　5月25日下午，北京国林风书店，胡坚作品《愤青时代》的讨论会显得颇有分量，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北大学者钱理群、北大儿童文学大家曹文轩、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丁东、《人民日报》知名评论家马立诚等一大批毕业和工作于北大的学术界重量级人物，以及正走红文坛的孔庆东、余杰、胡旭东、尹丽川、姜涛、钱文亮、胡吗个等一大批北大博士、青年诗人、作家、艺术家参加了讨论会。在会中，除了对胡坚《愤青时代》本身的讨论，胡坚能不能上北大也成了会议的焦点。

　　对于胡坚的北大梦，这些与会的大多数北大精英普遍表示了同情和基本支持。曹文轩告诉胡坚：“你必须参加高考，因为教育部今年取消了文科保送生制度。如果不取消，我和钱理群老师、温儒敏老师都会为你奔走呼号。”

　　丁东说，任何时代都有早熟的人，现在年轻人往外冒的机会很多，但胡坚想上北大，可能性却不很大。应该给特殊人才开辟特殊通道。

　　一直不主张学生急于发表文章、出书，而是应该先潜下心来，多读书多积累的温儒敏也表示：胡坚有志向上北大，北大欢迎他，但特招北大，今年有困难，中文系正在向学校和教授们一起论证开辟文学创作班的可能。

　　而一向言辞激烈的孔庆东说，现在中学教育体制培养出的人和大学教育需要的人已经成为矛盾。胡坚的年龄和才华让他眼前一亮，但这样的“天才”却缺乏正常进入北大的渠道。我们应该经过努力，让一拨天才成长起来。

　　作为“事主”，胡坚的呼吁则极具煽动性：“我虽不是天才，也算是个人才。我的明天我看不到，希望中国的教育制度给我一条出路！”

　　当平等对阵公正

　　对于众多专家和学者同情胡坚以《愤青时代》谋取上北大，北京吉利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青年评论家徐晋如却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屑。他认为这件事情的本质其实是平等与公正的对决，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牺牲公正成全平等。

　　徐晋如说，胡坚同学哀号“我的明天我看不到，希望中国的教育制度给我一条出路”，这种口吻不过是某些学者早就提出来的教育平等观的形象说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一切竞争游戏的根本法则，不论对于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来说都是如此，所以世界上不应有绝对的平等。平等有时从表面上看是道德的，它似乎体现了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然而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最不道德的，因为它破坏了人类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潜规则——诚信。胡坚妄图凭着一本小说绕开游戏规则，正是极不诚信的表现。

　　北大作为我国的几乎是最知名的大学，完全有充足的理由拒绝胡坚的入学申请。首先，大学要向社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而素质是指一个人智力水平的发达程度、思维方式的完善程度、掌握知识量的多少及其体系化的程度。只有具备这样素质的人，才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才是一个可能最终能够臻于“道”的人。素质这种东西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短短的大学四年是无法造就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均衡的人才的，所以大学一定要对入学的学生进行严格选拔。中小学的课程就是为着对于素质进行训练，不能够完成这个训练的，显而易见就不具备大学入学的考核条件。一个人只要是才子就能够上北大，那么北大中文系作为中文学术重镇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这也是对那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通过高考的学生最大的不公！

　　其次，胡坚如果绕过高考而直接进入北大也是对考试制度的亵渎。中国的考试制度延续了1500多年，历经千锤百炼，可以说已经成为现阶段最完美的人才选拔制度，即使考试方法会有不妥，但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比其他任何方式都要来得公正、来得合理。这是因为，历史早就证明通过征辟的方式必然会造成腐败，必然要产生“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现象，而若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愈是谄媚大众的人便愈容易青云直上，惟有高考制度使得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而实现了公正。

　　就像我们一直所说的，我们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尽管“法治”在一定阶段是死的，而“人治”则相对灵活，但是“法治”却能保证最大的公正。高考就是“法”，如果绕过这个“法”，而去人为衡量，很可能得不偿失。

　　大学为少年作家留一个多大入口？

　　在著名的“韩寒现象”讨论中，韩寒基本上是以大学教育的反对者形象出现的，但大多数人都认为韩寒应到大学里学习，而最后的结局也是复旦大学给了韩寒一个旁听的资格。尽管韩寒以自己的方式对这种旁听的资格表示了不屑，但事情总归有了相对完美的解决。

　　而对于强烈想上北大的胡坚，我们又该怎么对待？

　　在经历了韩寒之后，再经历一次胡坚，也许对我们来说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韩寒现象”提出的问题是“少年作家”要不要上大学，而“胡坚现象”带来的却是大学能不能特招“少年作家”，从要不要到能不能，虽是简单几个字的变化，但其中所包含的韵味却截然不同：前者关联的是少年写作者对于自身的建设，而后者牵扯的却是大学招生原则的变化。

　　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江苏徐州某中学黎老师认为，入学考试制度作为一种相对公正的人才选拔方式，决不能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而随意改动和破例，但像胡坚这样的少年写作者如果有进修的愿望和需求，我们也不能放任不管。在这样的矛盾下，就像现在的艺术招生一样，我们能不能也把这类考生控制起来，给他一个专业评定，然后再限制一个类似艺术招生“文化课成绩”那样的东西？

　　正如黎老师所说，少年写作者们显然是某一方面的可造之才，就像我们的画家苗子、音乐家苗子一样，拒绝与放弃不是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所允许，我们应该给他们以进修与学习的机会，但问题是：

　　当这些少年写作者们提出上大学的要求时，大学究竟应给他们留出一个多大的入口？(徐启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