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归国前后

１９５５年，钱学森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几十年来，这位享誉世界的航空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家、应用力学和系统工程学家，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航天事业和国防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钱老九十华诞前夕，他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的著名学府——美国加州理工学院Ｄ?巴尔的摩校长，委派该校教授、钱老在美国的好友弗兰克?马勃专程给钱老送来该校的最高荣誉----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章，以表彰钱老曾任该校著名的ＪＰＬ（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时对该校做出的杰出贡献。

学生找教授说理，却在教授的办公室门口发现钱学森的试卷贴在门上……

1934年，钱老在他23岁时留学美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1935年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系，1936年，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3年后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随后师从于冯?卡门，和同事开始了高速飞机的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参与了大量的工程实践，为飞机工业从老式的螺旋桨式的飞机，发展到现代超音速喷气飞机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美国研制成功了第一代导弹并装备部队，还举办了喷气技术和火箭训练班，为美国空军培训了第一批导弹技术人员。

1934年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毕业，并考取了清华大学留美研究生。1935年8月钱学森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系。钱学森这才发现，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完全是按照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办的，连教材和实验大纲都一样。所以钱学森对这里的学习环境一点也不感到生疏，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他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等，钱学森立即向他挑战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了，看谁的成绩好？”美国人听了都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经过努力，他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航空硕士学位，而且成绩比同班的美国及其他外国人都好。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道很复杂的动力学题，大家都做不出来。一位中国留学生叶玄去请教钱学森，他做了一个巧妙的转换，将这一复杂运算变成了一个简单的代数问题，此题便迎刃而解了。叶玄后来留在美国做科研工作，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

1989年叶玄先生回国，再次见到钱学森时，问他当时怎么想得那么巧：“这么复杂的运算，到您手里就变得那么简单了？”钱学森淡然一笑说：“那算不得什么，小技巧而已。”另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部分人不及格。这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大家认为这样的考试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这位教授在有意使他们难堪。经过讨论和酝酿，一部分学生决定去找教授说理。当学生们来到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时，却发现钱学森的试卷贴在门上。卷面用钢笔书写得工整清洁，每一道题都完成了，而且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任何圈改和涂沫的痕迹！前来评理的学生一下子泄了气；不敢再去找教授了。

冯?卡门说：“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是我错了。”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拜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为师。钱老说，冯?卡门这个人对物理现象有敏锐的洞察力，他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给你指出研究方向。而冯?卡门则认为钱学森很有想象力，他善于将自然现象中的物理图形直观化，并将这种能力与他的数学天赋很好地结合起来。尽管他还是个青年学生，但已能在一些很难的课题上帮助冯?卡门澄清一些想法。“这样的天才是不多见的。” 冯?卡门赞许道。冯?卡门原在德国哥廷根（G?ttingen）大学执教，他来美国，把欧洲哥廷根学派的良好学风带到了美国。他每周主持召开一次研究讨论会（research conference）和一次学术研讨会（seminar）。这些活动强调学术民主，不论是专家权威，还是普通研究生，大家一律平等，都能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给年轻的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钱学森刚刚念完自己的论文，就有一位长者站起来提出不同意见。钱学森不同意他的观点，两人一时争论起来，面红耳赤。事后冯?卡门问钱学森：“你知道你是在和谁争论吗？那是大权威冯?米赛斯（von Mises）。但是，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
在另一次学术讨论中，钱学森和他的老师冯?卡门发生了争论。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退让，令冯?卡门十分生气。他把钱学森拿给他看的论文稿往地上一丢，拂袖而去。老师走后，钱学森默默拾起稿纸，但他内心并未屈服，在科学问题上，他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然而事后这位世界大权威经过思考，认识到在那个问题上，他的学生是对的。于是第二天一上班，他便亲自爬了三层楼梯，来到位于三楼一个旮旯的钱学森小小的办公室，敲开门，恭恭敬敬给钱学森行个礼，然后说：“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是我错了。”冯?卡门的博大胸怀令钱学森十分感动，并终生不忘。钱学森回国后，一直极力倡导在学术上发扬民主，并身体力行。

钱学森对妻子说：等孩子生下来，我们就回祖国去

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准备归国。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也于1949年秋辞去。

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美中区负责人葛庭除（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刚去世不久）写来的信，他在信中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写给钱学森的信，转达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之切切深情。也见到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的罗沛霖（曾经以非党技术人员身份在延安工作过），他认为钱学森回国为解放了的祖国服务的时候到了。钱学森遂加紧了回归祖国的准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夙愿。他对妻子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正怀孕，行动不便，等孩子生下来，我这个学期的书刚好教完，那时我们就回祖国去。”

但这时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全国掀起了一股要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的事件，加州理工学院也未幸免。20世纪 30年代，钱学森由 F?J?马林纳介绍，曾参加过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结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S?威因鲍姆（Weinbaum）。小组曾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每星期例会形式讨论时事，主题是反法西斯和建立人民阵线；小组还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书记 E?白劳德（Browdef）的几次讲演会。这时马林纳已逃到法国，威因鲍姆被捕下狱，于是怀疑落到钱学森头上。

因为钱学森“ 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故而被美方关进一间昏暗的小牢房，倍受折磨

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要求钱学森提供证据，指证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钱学森义正严词地驳斥了这些指控，说他从没有听说过约翰?德克尔这个名字。钱学森更不愿为联邦调查局作证，指控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当年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这样写道：“钱学森说，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只能根据事实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或忠诚，这些模糊的事实无法确认一个人的忠诚或政治信仰，据此，他无法对别人进行臆测。”钱学森的强硬态度使美国当局大为恼火，1950年7月，他们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钱学森当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并订了飞往香港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准备一去不返。蒋英则雇了一家包装公司，将他们的家具行李，特别是书籍和资料打包装箱，准备托运回国。
但是，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他们不能放他回共产党的中国，美国五角大楼（即国防部）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Dan A.Kimbeel）在获知钱学森要离美回国以后，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继之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海关扣压了钱学森的所有行李，污蔑他企图携带“机密资料”出境，触犯了“出口控制法”，勒令他不准离境。尽管钱学森声明，所有带机密性质的东西都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钥匙已交给克拉克?米尼肯（Clark Millikan）。他带走的只是笔记本、讲义手稿、公开资料等。所谓“机密”的蓝图和密码本，只不过是他手稿中的草图和对数表。辩解无济于事，司法部还是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命令。

1950年9月 7 日，听到敲门声，产后刚刚满月的蒋英抱着女儿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两个陌生的彪形大汉，声称要找钱学森。蒋英看来者不善，未让他们进屋。钱学森从书房出来，问什么事，并在门口和陌生人说了几句话，他们向钱出示了逮捕令。于是钱学森转过身，用平静的口气对妻子说：“他们让我跟他们走。”蒋英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给钱学森拿了洗漱用具，抱着哇哇哭叫的女儿，用愤怒的目光，看着丈夫被人抓走。

钱学森被捕以后，蒋英面前剩下的是一个刚满周岁满地爬的儿子永刚和一个襁褓中的女儿永实，房屋四周则布满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这位处于敌人营垒中的中国女性没有掉一滴眼泪，也没有被吓得手足无措，她立即拨通了加州理工学院校方的电话，告诉他们钱学森被捕的消息。
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听说钱学森被捕，感到极大的震惊，他们都不相信罗列在这位正直科学家头上的罪名，并冒着风险，向蒋英伸出援助之手。校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去华盛顿为钱学森游说，弗兰克?马勃（F.Marble）让妻子奥拉?李?马勃（Ora Lee Marble）代蒋英在家照看孩子，而马布尔本人则开着车带蒋英去寻找愿为钱学森辩护的律师。朋友们很快打听到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矾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Terminal Island）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经过努力，蒋英被允许探监，还是马布尔为她开车。蒋英来到这所戒备森严、岗哨林立、荷枪实弹、周围拉着通电铁丝网的“自由王国”中的地狱。马布尔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发怵，他小声问蒋英怕不怕。蒋英说：不怕，我小时候在中国，就到南京国民党监狱去探视过我的父亲（1930—1932年蒋介石曾把蒋英的父亲蒋百里关押在南京监狱）。蒋英看到钱学森被关在一间昏暗的小牢房里，脸色苍白，面容憔悴，几天时间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和他说话，他不回答，只能把脸绷得紧紧地点头示意。蒋英心里十分难过，她知道，丈夫已失去了语言的能力。于是她不再多说什么，只告诉他：“该办的事情我都在办。”钱学森点点头。狱警催促时间已到，蒋英只得匆匆离去。
经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出狱，保释金1万5千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与那些一般1千或2千美元的绑架案相比，钱学森案件可谓大案。他又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帮助他的朋友之中，多为社会名流。因此钱学森事件在当年曾引起美国社会不小的轰动，新闻媒介争相报道。

出狱几天以后，钱学森才慢慢恢复语言能力，他对那段日子不堪回首。作为要犯，他被关在单人牢房，不准与别人接触，不准说话，监狱里空气浑浊，伙食极差。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夜间每隔10分钟狱警就“啪！”地一声把电灯打开，查看他是否确在，弄得他整夜不能入眠。15天的时间，他的体重减轻了30磅。

“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钱学森反驳说。美国报纸惊呼：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出狱后钱学森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按规定每个月他必须到移民局去报到一次，以证明他没有逃离美国。而且圈定他的活动范围只能在洛杉矶，越雷池一步，都要向移民局申报。其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对钱学森进行审讯。然而，在听证会上，他们拿不出一件确凿的证据。雇用的两名证人像两个傻瓜，被钱学森反问得语无伦次。一会儿说：“他就是约翰?德克尔。”一会儿又说：他们“不认识”钱学森。检察官是一个极端反共的家伙，他在一连串例行提问以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律师抗议说：“这个提问对澄清钱学森案没有直接的意义。”

法官立即裁定：“抗议不成立。”

于是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检察官紧逼不放：“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

检察官再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穷追不舍，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毫不示弱地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检察官又说：“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心的对象吗？”

这一下钱学森可抓住了他的把柄，义正辞严地回答说：“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
己来决定的。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

检察官狼狈不堪。美国新闻记者在报纸上惊呼：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在科学和教育界，正直的科学家和教授们都深信钱学森是无辜的，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争相聘他为教授。最后，他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好意，继续在那里任教，并将自己的科研方向转向不带机密性质的理论工作，即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等。

在5年的漫长岁月里，钱学森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日夜监视着他，监听他的电话，拆检他的信件。他们还不时打来电话，假装找人，或走错了门来核查他是否确在，经常对他家进行骚扰，使他不能安心工作和休息。一次，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敲开了钱家的门，他一眼看见钱学森，立即表示歉意，“啊，对不起，先生，我找错门了。”钱学森冷冷地说：“你没有错，先生，我在家好好的，你大可放心了。”他刚转身要走，钱学森又说：“我想，干你们这一行的，应该学得聪明一些，怎么能用欺骗小孩子的办法来对付一位教授？”特务满脸羞愧，匆匆而去。有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假装成记者，“跟踪采访”钱学森，企图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对付这一招，钱学森也有自己的“锐利武器”。一天，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跟踪钱学森，声称他是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要求采访钱学森出狱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钱学森并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说：“我没听说过这家报纸，也从来不读那些低级趣味的报纸。”一句话噎得“记者”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钱学森晚年曾说：“当年我对那些特务毫不客气，总是骂得他们抬不起头。他们知道我的厉害以后，再不敢接近我，只得站得远远地监视。”

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而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并当场宣读以后，约翰逊哑口无言了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一张海外华人的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报道，其中有他们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和教书时就认识陈叔通，两家人可谓世交。这条消息令他们十分激动。于是他们商量如何能与陈叔通老先生取得联系，营救他们回国。他们写了给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书馆，来到一间小咖啡馆。钱学森在门外和特务纠缠，机敏的蒋英溜进咖啡馆，将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信寄到比利时，蒋华将这封不同寻常的信平安地转寄到国内。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周总理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U?艾里克西斯?约翰逊（U．Alexis Johnson）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并不肯提供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情况。但当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并当场宣读以后，约翰逊哑口无言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了。当钱学森夫妇接到这一通知时，其高兴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们立即去买机票或船票。当他们听说最快启航的克里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远洋船只剩下三等舱船票时，他们的决定是不管几等舱船票，只要能早日离美回国就行。

钱学森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记者说，“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呀！”

回国的日子终于盼到了。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加州理工学院及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朋友们赶到码头欢送他们。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和采访的新闻记者。钱学森这一天心情很好，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记者们七嘴八舌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无非是他为什么会被关押；回国以后有什么打算等等。他不可能一一回答，便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听众们注意到，他特别加重了“尊严”（dignity）一词，这其中蕴含了多少内心的痛苦和磨难！由于人群拥挤，一些朋友甚至无法走近他们作最后的道别，钱学森一家只好在甲板上向他们挥手致意。应记者的要求，他们在甲板上照了相。照完相后，美国当局向钱学森宣布，他在旅途中不能离船，否则他们将不能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钱学森当然理解这些威胁性语言的含义，所以，在船上他仍被当作犯人对待。船到公海，同船归国的约20多名中国留学生都来看望钱学森一家。他们认为像钱先生这样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坐三等舱是很不合适的，于是联合起来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迫于无奈，在日本的横滨将钱学森一家从三等舱换到头等舱。中途，船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港靠岸，一群记者拥向甲板，采访钱学森。一名记者问钱学森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那些记者讨了个没趣，知道从钱学森嘴里捞不到什么东西，都灰溜溜地下船了。
1955年10月8日清晨，经过二十几天的海上航行，略感疲倦的钱学森睁开双眼，隔着舷窗的玻璃，看到太平洋彼岸的巨大岩石渐渐映入眼帘：克里夫兰总统号正慢慢驶入香港。他一下子兴奋起来。

此时，祖国和人民正热切地盼望他的回归。为了钱学森和这一批中国学者及留学生的安全，中国政府通过设在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与香港当局联系，派驳船直接到海上去接钱学森一行人，把他们安全地送到九龙登岸。当他们来到九龙，准备搭乘火车到深圳时，一大群猎奇的记者等候在候车室，簇拥着要求采访他。英国殖民警察虽层层设防，但终究挡不住记者的人流。钱学森急于回乡，真不想搭理他们，但又无可奈何。

记者：钱先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监禁的？

钱：怎么，你不知道这个？

记者：你的书籍和行李都带回来了吗？

钱：大部分。

记者：为什么会被查扣？

钱：你应该去问美国当局。

记者：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希望回国吗？

钱：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记者：你能告诉我们，你有哪些朋友还未获释？

钱：这是美国当局的事，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美国领事馆有人来问你什么吗？

钱：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问美国领事馆？

记者：你何时和太太结婚的？

钱：这个问题离题了。

记者：你的儿女出生在美国吗？

钱：是的。

记者：如果你的儿女出生在美国，那么他们是美国公民吗？

钱：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查。

记者：你儿女会说中国话吗？

钱：这是我个人的家事，我拒绝回答。

一位香港记者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

钱：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

记者：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

钱：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呀！（众笑）

对于这帮记者，钱学森后来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心态，一如我在洛杉矾上船那天碰到的记者一样。我和这些人没什么可谈的。”当这些失望的记者终于消失之后，他们才能继续上路。火车载着钱学森一家和同船归国的中国学者及留学生们到达深圳。他们被香港的殖民地警察“押解”走过一座小桥，对面的海关小楼上，五星红旗在向他们招展；广播里传来了欢迎他们归国的贺词。越过一个铁栅门，他们总算真正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

这就是钱学森回国的曲折经历。

就凭区区1000元，钱学森这帮“自杀俱乐部”成员研制出了火箭

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的工作之一是火箭导弹的研究。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在那个时候，研究火箭常常和宇宙飞行这样一些科学幻想联系在一起，研究火箭是登不上科学的大雅之堂的，也属于斜门歪道。所以，作为一名科学家，把火箭问题作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进行研究，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没有一种向未知领域和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是做不到的。事实上，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在开始时只有5个人，这个小组是F?J?马林纳倡议成立的。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动手能力强，但他们缺乏理论深度，于是找到钱学森，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理论计算问题，就这样钱学森参加了火箭小组的工作。

小组成立起来，最大的困难是得不到理解和经费支持，同事们把他们看成一帮“怪人”，他们只好靠打工挣来的钱购买二手材料制做火箭。后来气象专业的一位研究生Weld?阿诺德（Arnold）表示可以给小组提供1000美元，条件是允许他进行拍照。在今天看来，这微不足道的1000美元，却成为美国火箭研究小组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得到这笔钱以后，大家立即着手开展工作。钱学森首先对火箭研究的文献进行调研和分析计算，于1937年5月 29日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报告的内容包括：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产物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这份报告被收进他们的火箭研究课题选集，该选集被小组成员称为他们的“圣经”。到了6月份，小组的工作得到冯?卡门的支持：允许他们利用学校实验室的设备进行试验。但是，随后的试验多次失败，并给校园造成了许多灾难性的损失。火箭试验时产生的腐蚀性气体使许多仪器的金属表面氧化，有一次爆炸差一点使马林纳丧生，污染性气体弥漫着办公楼的许多房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冯?卡门不得不把他们赶出屋去，全校师生从此戏称他们是一个“自杀俱乐部”。但是，“自杀俱乐部”的成员们并未因此灰心丧气，他们把设备搬到市郊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Arroyo Seco）的干涸的河床上进行试验，这里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美国火箭诞生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