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狂才子——钱钟书

新竹清华校友通讯编辑室

中国现代史上著名学者，以小说《围城》及学术著作《管锥篇》等书奠定中国近代文学史地位的作家钱钟书，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八岁。

钱钟书，一九一0年生于江苏无锡世家，学者钱穆、中共导弹之父钱学森都是出自这一家族的名人。钱钟书之名的由来，在于他周岁时抓周抓到了一本书，因而取名“锺书”。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民国初年参与新文学、新文化运动，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书，家学基础雄厚。其妻杨绛为一知名散文家，可说是一门三杰。

一九二九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考了十五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这考生便是钱钟书。他数学考试极差，可英文、国文却是特优，英文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欲退不忍，欲取不敢，便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阅试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一入清华，钱钟书便开始开创一项又一项的“纪录”：读书数量第一，发表文章第一，考试成绩第一……他读书爱做眉批，于是清华图书馆的藏书上便到处有了“钱批”。

在清华，他还以专挑教授学者的错而出名。一九三二年，鲁迅之弟，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出版了专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一问世，颇得好评。然而，钱钟书却从中挑出了许多错误，且振笔直书，毫不顾及周的难堪。他班上的同学亦不乏许多佼佼者。当时外文系有龙虎狗“三杰”之说，狗是翻译家颜毓蘅，虎是剧作家曹禺，龙则是钱锺书。当时清华文学院也有三杰之说，其首亦是钱钟书。

他一九三五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后转至法国研究法国文学。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和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等职。钱钟书一生多才多艺，涉猎极广，精通数国语文。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二十八岁之时回国，即已接到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的破格之聘，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涯；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他谢绝台湾大学教授之聘及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之约举家迁居北京，就任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这个时期也是钱钟书文学创作的鼎盛时代。他那些产生极大影响的散文、小说皆发表于此时。他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和短篇小说集《人、鬼、兽》在此时出版。他那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长篇小说《围城》也创作发表于此时。《围城》曾被译为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书中的主角方鸿渐一般被视为中国近代书生的典型，而钱钟书在围城自序中自述创作心情:“两年里忧事伤国，有一种惶急的情绪”。

在学术研究方面，钱钟书的著作亦是丰富，包括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以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篇》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钟书并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也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份的编写。而其中最能代表钱钟书思想的著作，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为《谈艺录》，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为《管锥篇》。后者皇皇五大卷，为他集数十年功力的学术钜著。该书为集合各种学科知识，对中国古典如《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焦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进行论述，自成一家之言，他也因此被推为现在中国的文化批评大师。

对于钱锺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家夏志清表示“一百年来没有这么一个人”。他觉得钱锺书在抗战胜利后写了《围城》，并以此知名于世，但是不可忽略的是他也写了很多旧诗，文学批评也很好。讲学问，他通多国语言这点是很少人能及的。夏志清也说:“他才气高，幽默，很会讽刺人。他什么人也看不起，当时联大的教授背后批评他的也不少。但他当然一方面是谦虚的，不过恃才傲物，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夏志清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戏剧性和牵涉众多人物而与结构松散的《儒林外史》有别。《围城》称得上是浪荡汉的喜剧旅程录。

而在六零年代与钱钟书同享盛名的著名作家无名氏则表示，他最早看到钱钟书的作品是《冷屋随笔》，当时觉得写的很不错，但太“尖刻”。他指出，钱锺书的《围城》写得不错，但太冷了，不像鲁迅的作品是“含泪的微笑”。他也有与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认为钱钟书是“才胜于情”一样的看法。

钱钟书曾被问到年纪大了，写作时要不要找个助手？他说，他的工作牵涉到几种语言，助手不一定懂，而且老年人容易自我中心，对助手往往不是当“手”，而是当跑腿的“腿”，只是用来跑腿，他个人没有资格享受这种特权。在谈到写作经验时，钱锺书引述法国作家莱翁法格的话说，假如你追一个女孩子，究竟是喜欢容易上手的，还是难上手的?就算你只能追到容易上手的女孩子，还是瞧不起她的，这是常人的心理，也是写作人的心理。一般不满足容易上手的东西，而是喜欢从难处著手。再谈到是否要写回忆录时，钱钟书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像往往是贫薄可怜，到了回忆的时候，想像力却又丰富离奇的惊人。对人生的看法，钱钟书则认为眼光不能放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是有距离的，做了长远的规划，却常因客观因素而不能如愿。作家也有很多计划，但常写不出理想，就像造房子的人，就有“造屋千间，总欠一间”的说法。

钱钟书有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正因要免俗，要做真正的学间，要成就自己的名山事业，他才显现出了与他人迥然不同的性格与行为。他是中外记者公认的当代中国名人中最难见的一位，不仅记者，对各界名流他也多敬而拒之。对于“钱学”的兴起，钱钟书始终持反对态度，他对人表态说:“我是不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组织学会的藉口，真是人生的讽刺!人生的讽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缓刑到人死后”。

“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这就是钱钟书对自己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