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高考！

南方周末

也许是作文

6月3日至8日，成都十二中高三学生卿于兰与父亲一起，到四川汶川县进行农村失学儿童调查。他们走访了许多家庭，夜宿农民家中，向父母了解孩子们的情况，然后写成了1万字的调查报告，交给“希望之光”网络自愿者组织。她是该组织的调查义工。

而与此同时，她的同学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高考作最后的冲刺，卿于兰有幸避开了“黑色七月”，期待着向往已久的美国之行。因为早在今年4月份，她已被科罗拉多大学（排名美国本科院校第9）录取，并获得每年3.4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

还在高二时，卿于兰就从邻居那里得知，可以通过网上联络，向国外大学提出入学申请。她在网上查找了可以提供奖学金的20所学校，她知道自己的家境不足以支付国外的学费。为此，她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学托福、GRE，寻找各种资料。同学问她，如果没被录取，又耽误了高考，岂不太冒险？她却觉得，生活总有风险，只要你以负责和敬业的态度去做，为什么总想着失败呢？

之后，许多大学寄来了各自的资料，10多页，需要填写个人详情、提供学校成绩单并附上作文一篇。随后，卿于兰接到4家大学的面试通知。这几家大学通过他们在中国的校友进行面试。卿于兰还记得一家大学派人来到成都，在下榻的宾馆内面试，用英语对话，问题很简单，比如，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等等。随后会有一点时间给你提出问题。他们要了解的只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书面材料上的分数都差不多。卿于兰对自己的申请还算有信心，但能否拿到奖学金则心里没底。没有奖学金，留学只能是一个梦想。科罗拉多大学每年只有两个国际学生的奖学金名额，申请者则有300多人，当学校来电通知她已经入围16人名单时，她依然放不下心，最后被告知她是两名幸运者之一。

是因为母亲病逝，父亲下岗，学校出于同情才给了她奖学金吗？卿于兰断然否认：“是他们觉得我不错吧。我得的奖都数不清了。当然，我的那篇作文也许打动了他们（见链接二）。”的确，卿于兰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自己：托福考试660分（最高分677分）、GRE2140分、全国英语综合能力测试一等奖、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三等奖、中国高中生访日代表团成员、校学习部部长、声乐（美声）七级、钢琴六级，业余爱好溜冰、游泳，又坚持参加义工。用美国人的标准来衡量，这无疑也是一个优异的学生。难怪加州大学的两家分校也给她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一个中国的高中学生，她平时的功课之多可想而知，哪来那么多的时间去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呢？这一切计划都是卿于兰和妈妈商量制定的，她说，只要学习方法对头，没有必要整天埋在书堆里。

卿于兰最后说，他们班还有两位同学和她一样被国外大学录取，也对高考说“拜拜”了。

没有高三

2001年，作为1949年后大陆第一家民办学校———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迎来了它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历经9年的风风雨雨，人们终于有了一把尺子来衡量他们的办学成果———高考。这似乎又是惟一的尺子。意想不到的是，这年的5月份，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两位教授来到光亚学校，他们在图书馆里摆开考场，5套试卷让15名毕业生依次答来，每一套考卷20分钟，合格者进入下一轮，5轮过后是面试，用英语回答问题。结果，8名考生被录取，其他7名毕业生也在随后去了国外就读（虽然其中有5人参加了高考，并达到分数线，但还是去了国外），这使得今年的毕业生早早地便和国外的大学联系上了，连高二的十几名学生也准备到国外读大学预科，因为去年的一位高二生到英国读预科后，今年考取了爱丁堡大学，并用打工的钱给母亲买了一张到英国的机票。校长卿光亚说，这意味着明年他的学校将没有高三。

“我们的学生若参加高考，肯定考不过公办学校。他们是在应试教育中长大，而我们是国际文凭组织的会员，要按照他们的课程设置来安排教学。所以我们的中学文凭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这也是斯德哥尔摩大学会来我们这里录取学生的原因。”这是校长的解释。

那么，课程的设置有什么不同呢？“国家的教学大纲当然要执行，我们只是增加了国内没有的课程。”卿校长为我逐条分析。

第一，社区服务。这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服务意识。学生每周必须拿出一小时的时间进行义务劳动：到养老院打扫卫生、做饭或讲故事；帮助残疾人干活或到社会上打义务散工，然后由当事人签字证明，材料交到学校存档，作为将来报考大学的条件之一。

第二，语文论文和现实作文。后者只占15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命题作文，而前者则占85分，这类只有大学才有的论文，这里的中学就有了。学生自行选题，教师指导，然后查各类书进行写作，以此来培养学生的逻辑能力、思辩性和阅读兴趣。当然，学生也可以写小说，以开启他们的想象力。

第三，知识课。传授知识着重方法，先提出问题，然后讨论，结果对错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找到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结论的思维方法。

第四，环保课。没有专门的教材，需要老师在通常的讲课中把最新的环保事件、知识和观念带入课堂中，更新知识结构，加强环保意识，培养孩子们与自然的亲和力。

第五，技术课。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选取不同的项目，这学期是扎染，既有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手工技能。

第六，艺术课。音乐、美术等。

第七，体育课。

后两者应该说各校都有，但为了应付高考，大多数学校到了高中阶段就越来越少，直至彻底消亡。

国际文凭组织规定，这些课程可以自选教材，但必须体现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指向和价值标准，满足社会和科学发展的需要，要有10％到20％的新闻素材加入其中，用最新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精神培养新一代。

当然，外语课更是至关重要，这是到国外留学的第一关。不过，在卿校长看来，语言固然重要，不同文化的影响更为重要。学校现有三分之一的外教，8个美国人，4个日本人，4个德国人，1个奥地利人（教法语），每天至少1个小时的外语课。由于是寄宿制，孩子们一天到晚都和外国老师在一起，口语的交流成为最基本的技能。再加上每年的英语夏令营，有了和外国学生交流的机会，学生到了高中，托福多能考到550分以上。

“你知道瑞典教授对我们学生的第一印象吗？”卿校长问。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孩子们的眼睛是明亮的。”我想起在美国访问时，一家黑人小学的孩子们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随后在大学里，我依旧看到的是一双双明亮的眼睛，纯净，不含杂质。

卿校长说，没错，随后他们才认为，这些孩子发音准确，性格开朗大方，身心健康，他们似乎不太在意孩子们的成绩，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和我们不一样。

第二种高考

目前，内地被国际文凭组织认可的学校共有6所，他们都属于民办学校，有一定的教学自主权，所以设立了国际部或托福班，可以直接报读国外大学，或与国外的大学合作，为高中生提供大学预科课程，经过一年的学习后，即可报读国外的大学。事实上，不仅仅是民办学校，许多公办学校也积极地帮助那些有能力到国外读书的学生联系国外的大学，再加上民间的出国留学中介公司，越来越多的中学生们避开国内的高考直接到国外读书。据卿校长估计，仅成都今年就有约2000名中学生将到国外就读，北京、上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会更多些。这其中美国是首选，但签证较难；其次是英国，签证容易，借教育产业大赚中国人的钱；德国、法国的公立学校是免费的，但语言关难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有不少学生，因为那儿移民容易。

但能像卿于兰那样靠实力拿到全额奖学金的毕竟是少数，靠家里人出巨资到国外读大学的也不会太多，本文关心的重点也不在于有多少中学生到国外就读，而在于国外录取学生的标准和评价学生的尺度。如果卿于兰只有托福高分，她很难从300多人的奖学金竞争者之中脱颖而出，我们还看到她作为义工者的形象，在母亲床榻边充满人情和爱心的女儿的形象，一个富于音乐才质的艺术形象，一个和男孩子们踢足球的健康形象；马哈（见链接一）在进军哈佛的道路上必须具备强健的体魄和为人服务的义务精神；难怪光亚学校的美国外教们，有不少是高中毕业生，为了报考名校，他们必须有在第三世界义务服务一年的经历，于是我理解了国际文凭组织要求的第一课是社区服务。它在课程设置上所体现的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正是我们喊了多年却难以实施的“素质教育”的实践版。而在对学生的评价上也是各有不同。MatthewHolmes先生是美国在中国公司的资深咨询员，作为明德大学的校友，他在中国共面试过15名中学生，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贫困学生，由于没钱上不起中国的大学，只好到上海打工赚钱，然后把父母接到上海居住。他虽然成绩不好，但能力特别强，能写软件，爱好登山，他们看重了他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能力。瑞典老师首先注重的是孩子们健康的心智，看到他们明亮的眼神里属于孩子的纯真和自然。在中国老师眼里，好学生是这样一付模样：“她（今年广州中考状元）最大的特点是学习自主性强，对时间分秒必争。她常常在课间十几分钟见缝插针做完作业。”

也许卿校长说得对，取消全国高考显然是不现实的，它只需要改改标准，不是提倡素质教育吗，那就增加艺术、体育的考试，也把长期的义务劳动作为录取的标准之一，把最新的科技知识、环保理念和人文精神融入授课中。这样，学校就会随着高考的指挥棒而转变，由最初的形式过渡到内容的渐变。

看来，需要告别的不是高考，而是应试考试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