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高校“人才战”

作者：李林荣

　　最近两年，国内高校间的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一些地方大学里的教学科研骨干纷纷升迁到全国名牌大学，一些原本安坐在专门科研机构里的专家学者，也四处活动，寻求调任高校教职的各种门路，其中不少人都顺利地达到了目的。同这种工作岗位的升迁和调动相伴随的，往往是薪资、职称及住房待遇的显著提高。一时间，许多以前就比较有名的高校，越发显出一派名人荟萃、群贤毕至的热闹气象。而暂时还站在学府巍巍校墙之外观望的人们，则对大学教师这一职业生出越发热切的神往和羡慕。

　　社会舆论中因此出现了所谓当今高校正在展开"人才争夺战"的说法。从抽象的道理上讲，一个社会里出现"人才争夺战"，总归是件好事，至少比出现金钱、权力的"争夺战"要好，然而按理应该是好事的事，一旦落在了具体的社会现实环境中，就不能不带上正负两方面的效应。

　　以时下正当方兴未艾之际的这场高校"人才战"来说，它的社会起因和运作机制，都明显贯穿着一种急功近利和舍本逐末的倾向。与七、八十年代之交刚刚打倒"四人帮"之后形成的那个"科学的春天"不同，最近的这场主要发生在高教领域的"人才争夺战"，其根本起因不是在社会心理层面上，而是在近年各高校围绕国家种种制度性的教育投资（包括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和"211"工程等）而展开的盲目攀比和盲目竞争。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达到大幅度优化师资队伍的目的，许多高校不惜投入，采取移花接木的策略，直接从外单位延揽高学位、高职称、高知名度的人物，以此来平衡或平均自己原有的师资水平指标。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教学科研岗位正常所需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通常并不在聘人单位的重点考察范围，相反，学位、职称甚至社会知名度等事实上与高校教学科研岗位正常所需的素质和能力没有必然紧密关联的因素，却成了聘人单位最关心、最感兴趣的东西。

　　对此，我们且不说不同的高校之间教学和师资水准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距，同一层次的学位和职称，在不同的学校里可能代表着完全不同学术水平和工作水平，就说所谓社会知名度吧，它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里，究竟能够在多大意义上显示一个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的职业水准？

　　照常理讲，在教学科研领域，特别是学科、专业的界限已经相当分明的高等教育层次上，许多在自己的专长领域里很有成就的人，不但在社会上没有什么知名度，就是在本学科领域，通常也受限于专业分野而不能广为人知。事实上，在一个学术生态相对正常的社会里，除了少数德高望重、对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具有人格象征作用的大师、泰斗级的老专家、老学者之外，绝大多数潜心本职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是很自然地应该停留在远离社会舆论圈的地方的，他们正常的生活形象应该是避开喧嚣，安于寂寞，长年如一日地持久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劳动。

　　然而也许是因为过去经受了太多太沉重的压抑，近十来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学院派知识分子整个群体却正在渐渐向着那种以公众传媒为自己社会生存依据的所谓"媒体知识分子"转化，越来越多的专家教授变得可以习惯于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不做一项认真踏实的专题研究，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不给自己的学生做一次身心投入的学术报告，当然也绝不会用一点心思去琢磨如何对自己的学生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变得不可以习惯几个月不在公众传媒的热门话题中插一回嘴、露一回面，不可以习惯几个月不参加一回旨在做秀扬名拉关系的所谓学术联谊活动。认真踏实的教学科研工作只能是沉静的，沉静得越久，就越疏离社会舆论圈；日常的本职工作能够自动引起社会传媒关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毕竟是很少有的，所以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要想在媒体上占得一席之地，除了自己亲自出马，积极主动地往媒体上凑，别无他途可走。

　　但是既要占有媒体上的社会知名度，又要坐在学院派的板凳上捧铁饭碗，并且，坐着学院派的板凳捧着学院派的铁饭碗，却又不肯老老实实下一番"板凳要坐十年穿"的学院派功夫，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仅从这一点看，当今我们不少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名利观和职业道德，就是值得深切反思的。而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集结地的高校，将这种被不正常的职业道德观念所支撑起来的社会知名度，当作衡量人才价值的主要标尺之一，无异于从外部对当前学院派知识分子业已病变的职业道德观，给予了一个有力的恶性刺激。这不能不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在我们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学会了自我炒作和自我包装，越来越多地跻身于社会名流行列的九十年代，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学术文化的真正繁荣和真正进步，现在，仅仅靠着对这些人的重新组合和重新包装，难道我们就能迎来一个中国学术文化状态全面改善的新世纪吗？

　　可遗憾的是，上述这种情况，目前在一些高校似乎正往极端的方面发展。在那里，本应具有正常的新陈代谢和优胜劣汰功能的人事流动机制和岗位聘任制度，虽然表面上还挂着公平、开放、透明的招牌，但实质上却异化成了一种某一部分人和某一类人借以谋取个人利益、进行人情交易、营造私利共同体甚至党同伐异的工具。大批刚刚告别受教育阶段的新人，仅仅由于暂时还尚未被吸收进任何一个既存的利益关系网，或根本还不懂得这种"网"的厉害而对这样的"网"表现了漠然置之的态度，就被完全排斥在工作岗位和人才成长的阶梯之外，至于被排斥的新人是否属于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可造之才，是否可能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取得较大成绩，这些本来应该被考虑的问题，则没有人理会。--在党政机关的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的今天，是否也应该有人关注一下这种表现在某些蜗居象牙塔而素来自诩清高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身上的腐败行为和腐败心理呢？

　　抚今追昔，让人不由地想起眼下许多俨然已属功成名就之流的学院派人物当初"鲤鱼跳龙门"时的那个社会历史背景。那时，"文革"刚过，百废待兴，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人才，论数量和质量大概都不及改革开放20余年之后的现在，也没有与职称、学位、社会知名度挂钩的各种物质刺激，但上有真心盼望国家人才辈出的邓公，下有浩劫过后倍感岁月蹉跎的几代青年，凭着一种"人心齐、泰山移"的相对单纯的社会意识氛围的支持，也凭着党政各部门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调整，和各级干群对这些政策调整真心实意的贯彻落实，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短短几年间，就形成了各界人才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充满活力的生动局面。

　　为什么在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飞跃的今天，在我们越来越多的高校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充足财力和充足物力，来发掘、培养和扶植人才，以及为更多人才提供更好更有利的发展条件的今天，我们那些出发点很好的规章制度，一经进入具体的实施运作环节，就仿佛是顺理成章地转变成为专门保障一部分人在一定的圈子里分享和分配垄断资源的政策借口？为什么人才成长的物质性土壤好不容易丰厚起来了，甘当人梯的长者和以发现人才为乐的伯乐式的人却又变得少之又少了，相反，为了夺取更多营养以滋润自己而不顾一切地压制、排斥甚至损害人才萌芽的人却反倒日胜一日地多起来了？--如果今天我们的这场"人才争夺战"，其实只是这样一种对于人才应得的肥沃的物质利益土壤的抢夺，而我们又把在这场抢夺战中得胜的人们，简单地认定为维系我们教育事业、学术事业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前景的中坚力量，那么，我们实际上又能有多么明媚的前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