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至1949年間的教育
一、大清帝國的滅亡對滿洲教育的影響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代表宣統皇帝頒詔退位，大清帝國滅亡。當時，孫中山極力宣揚“蓋共和之國，首重平權”，“號召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國民黨人舉起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旗幟”，但實際上只是一個美麗動聽的謊言。北洋軍閥及國民政府對尼堪以外的其他民族主張“民族同化”，厲行“排滿”政策，對廣大滿洲人民加以歧視、排斥，致使一些滿洲人不得不改姓埋名，隱瞞真實的民族成分。
一）民國政府對滿洲人的歧視政策
辛亥事件後，旗營解散，糧餉停發，八旗制度徹底破產。北洋軍閥和民國政府對滿洲民族實行民族壓迫、歧視政策，侮辱滿洲人是“臭旗人、破旗人”；說什麼“老爺騎馬你騎（旗）人”。據《中國民族簡史》記載：“往在北京等城市鎮鄉的滿族人也還有數十萬人口，他們雖多不願說自己是滿人，但在民族傳統的成見下，也還是受壓迫，沒有政治地位，並在社會生活上受到歧視。”寧夏銀川“新滿城”居留的旗人，在1915年還遭到軍閥馬鴻逵的驅逐，毀壞了大片房屋、園林，致使不少滿洲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1949年前夕，一滿洲知識分子曾寫下這樣一首詩：“自從民元到如今，民族沉冤似海深。旗族傷殘如草管，誰敢自言滿洲人。”由此可見當時滿洲人民對民族壓迫政策的憤慨心情和所處的困苦境地。更為甚者，北洋軍閥，“曾對滿族----旗人（旗族）有所殺害”。這種屠殺對我族影響極大，致使不少族人為了不惹是生非，好找職業，不得不改為漢姓，隱瞞了真實的民族成分。到民國年間，滿洲族總人口下降到150萬左右。1924年，尼堪政府又將“全旗戶改為公戶”，滿洲人民的生活愈加貧困。不少地區的滿洲人，為謀生計，四處流浪。據調查，北京郊區密雲縣穆家裕弓檀營村，原是欺人的一個聚居點，到帝國末年已發展到2000多戶。但在尼堪政府的反動統治下，檀營成了“叫花子營”，滿洲人民賣兒鬻女，死病逃亡，悲慘萬狀，到後來只剩下200多戶，而且都是貧困之家。帝國後期，杭州有一個叫“二百戶”的旗人聚居區，可到1949年前夕，已當然無存了。1914年程度地區的滿洲上層人士，為解決八旗的生計問題，在給當時民國政府的報告中稱：“闔城旗族約一萬四千餘人，其中能自立者，不過十之一二，余皆家無恆產。”
（二）民國政府統治下的滿洲教育狀況
帝國故後，滿洲的教育已改變了昔日的“八旗為本，騎射為先，清語尤其本業”的狀況。1912年5月，在民國政府的教育部會議上決定：“八旗高等學堂仍准設立，惟八旗取消，五族皆可收入。”這是改變滿洲教育的基本政策。其要點有二：一是“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的八旗制度不存在了；二是改變了滿洲學校的性質，化除滿漢間的畛域。在這一政策下，八旗學校失去了原有的民族特點，招收新生時，不在僅僅限於八旗子弟，還要招收其他民族即“民人”子弟入學。1913年2月，民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餓《蒙藏學校章程》規定，將學校招收初入學的學生數，劃作120分計算，除了蒙、藏、回族占了大部分比例外，“其二十分之五，專收漢滿學生”。從中也可窺見當時滿洲教育之一端。

在這種“五族皆可收入”的國民教育思想指導下，一些宗室覺羅學堂和八旗官學、義學相繼改變名稱。學校招生來源、學生待遇、教師隊伍、教學科目及內容、學校管理制度也隨之進行變革，原來旗人學生的種種特殊待遇被取消。至此，專設的旗人學校從形式到內容上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例如：北京市第一中學，其前身系順治元年（1644年）設立的八旗官學，1904年改名為宗室覺羅八旗高等學堂，1912年8月，改稱京師公立第一中學校，歸京師學務局領導。北京市第二中學，前身是左翼八旗子弟學堂。1910--1911年，先後招了兩班學生，共六七人，全是八旗子弟。帝國故後，滿尼子弟均可報考，擇優錄取。至1913年，全校有學生130人，教師20人。1937年，更為現名。北京府學胡同小學是1905年由左翼八旗子弟小學改設的，此後幾易其名，改稱現名。北京宏廟小學原是清代的義塾，後改為鑲藍旗官學，1901年，命名為宗室覺羅八旗第六小學堂。以後多次易名，改用今稱。奉天崇實中學堂，是宣統元年（1909年）由奉天旗務處創辦，於次年二月開學的。招收文理明順、兼通滿蒙文者，入堂肄業。初名為八旗滿文中學堂。宣統三年（1911年）一月，“奉諭宜化除滿漢畛域，始改名奉天崇實中學堂”。1913年，併入奉天籌邊學校。奉天省立第一小學校，原為八旗小學堂，成立於宣統二年（1910年）十月。1912年改稱官立高等小學堂，1913年改為奉天省立第六小學校，1919年改隸於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作為附屬小學校第一部。

1924年改為奉天省立第一小學校。奉天籌邊學堂，原為同治年間將軍都興阿創辦的奉天蒙古官學。1912年，仿教育部改北京滿蒙文學堂為籌邊學堂使例，改為奉天省城公立籌邊學校。後經學務議紳會議議決，將八旗滿蒙文中學堂併入，於是分為南北二校。1914年停辦。
此外，1917年，奉天省長公署發出《為遼中滿族伍田附征學款事》的布告，從中可以進一步印證民初後八旗學堂的歸併情況。現將其節錄如下:_
迨前變政以還，設立八旗學校，培養各旗子弟，學款無出，各佐擬定由伍田隨缺地畝下另籌底款，按年除徵收正額外，每畝附征東錢四百文，作為八旗學校底款。
民等查民國元年學校改組，八旗學童化為各校附屬，一切經費，各校預算早已規定，全年消耗量無額外加增，而各佐然照舊催收，粘有各旗收款執照可憑……但據原呈聲明，八旗學堂早經歸併，此項學費未經豁免……除指令查八旗學校自民國三年春季取消……其以改並之旗校，業由縣款接辦。
這裡，至少可看出這樣兩個事實：一是1912年八旗學堂取消後，所需經費已由縣接辦；二是奉天省的八旗學堂，早在1912年，最遲也是在1914年取消的。
八旗學校取消後，個別地區對省內中專以上學校和歐美日留學的滿洲學生的學費，仍用旗產收入予適當補助。據《吉林省志-教育志》載：“滿族的官立、公立中小學雖然撤消，但對旗生仍用旗兵公產出租收入補助學費及留學生經費。1924年，吉林省長公署訓令，增加前吉黑水師旗生和十旗生的補助額，規定凡確實系兩營旗生和吉林省籍學生，有該管佐領合法證明，均可享受補助。”
民初，瀋陽皇室貴族中尚有相當部分擁有地產、房產，其資金除轉向工、商業外，還以旗產設置“旗費生”名額，資助皇族子弟去歐美日留學深造。這是這個時期教育的一個明顯特點。
應當看到，滿洲教育在使用本民族語言教學和在教育內容上大量保留民族文化傳統的民族教育特點被廢棄後，民族意識、民族自尊心等民族共同心理特徵仍強烈而長期地影響着學生的思想道德品質。

二、1931--1945年間滿洲本土的教育
1931年爆發了“九一八”事變，1932年3月，成立了滿洲國，首都長春，溥儀皇帝就任執政，1934年3月改稱“滿洲帝國”，溥儀皇帝在長春即滿洲帝國皇帝位。之後，推行了一系列獨具特點的教育政策。
1931年後初期，日本將滿洲地區的統治重心放在“維持治安”，下令“所有的學校一律停辦”，同時，按照“王道立國”的精神，頒布一系列“通令”、“院令”。規定“以忠孝仁愛四大道德為最大最新之教育理想”，“以尊隆王道，崇奉孔子為立國之大本”。每年春秋上丁日舉行祭孔祀典。
當時，就學兒童為數很少，未就學者“約占全數十分之九”。據《遼寧省鳳城縣滿族調查報告》載，該縣後營作業區在這一時期有小學4所，分別設在吳家、王家、黃旗和白旗，共12個班約600人。這個作業區的黃旗130多名適齡兒童，滿洲族占80%，其中得以入學的，只有學齡兒童的40%。這個時期，除奉天專為皇室成員設立的特殊學校“維城學校”外，滿洲學生沒有專門學校，均在普通學校或私塾中就學。
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普遍出現的詞語“滿語”、“滿文”，實際上與滿洲語言、文字沒有任何關聯，而是中國語文。
三、貴族教育的衰落和延續
（一）貴族教育的衰落和分化
1912年後，專門為王公貴族設立的貴胄學堂也隨之取消，合併於普通學校。在這個歷史時期中，教育開始分化，貴族教育走向衰落；只有奉天維城學校得以繼續保存，仍以招收皇室成員為主。有的則仍沿襲着帝國末年的傳統作分，不叫子女在公立學校讀書，而在府內設立專館。如1921年，親王載振府內東書房（契蘭齋）為7歲的孫子毓定設立專館，由昌平請來老秀才瑞昌擔任啟蒙教師，每月供應侑金30元，並在東書房下榻，派兩名書童侍讀。每日早晚教學生識字。過了半年攻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和上下《論語》、《大學》、《中庸》等，至於當時社會上公立學校所讀的課本一概不用。
還有的如肅親王耆善，將子女送到旅順的日本學校接受教育。更多的貴族則是“平民化”了，其子女進入普通學校讀書。
（二）貴族教育的延續
1912年後，奉天維城學校仍得以延續。
奉天維城學校，原為盛京宗室覺羅學，專教皇族子弟。戊戌事件後，改稱皇學。其校址位於瀋河區小南大街西（今瀋陽第八中學校）。初建有宗室大廳、覺羅大廳（舊式的寬大瓦房），為學生讀書的場所。後又續建教學樓、宿舍樓3幢。校園面積為1.3萬平方米；建築物占地2322.24平方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盛京將軍趙爾奏請改名為盛京維城學堂。“維城”二字來自聖祖御筆“天潢維城”匾額，由孝欽顯皇后取其“維城”二字而得名。同年九月十六日開學，招收高初等學生各4班，皆皇族子弟。“供給頗優，堂內規律亦極嚴整。一時軍式操法，稱為諸校之冠”。
辛亥事件後，大清帝國滅亡。1914年，因該校系培養大清皇族子弟的專學，民國政府認為“性質與民主不合，遂令其停辦”，校舍、校具、公文、契據等均收歸官有。1915年，《奉天巡使公署案准停辦省立維城小學校》稱：“宗室子弟就學者不及漢學生十分之五，經本署派員赴校查驗，每級學生多二十餘人，少則七八人，已消滅學校資格。此次寒假放學，應將該校停辦。”於是指派省立第二小學校長黎鏡峰接管。
1931年後，由熱心於民族事業的縉紳發起，並得到當局的支持，經過幾個月的籌備，成立了董事會，募捐1.4萬餘元，於1934年，在原皇學舊址成立初級中學，溥儀皇帝賜名為“奉天維城學校”，親書“天潢維城”匾額。在《設立學校趣意書》中稱：“當歸功於友邦之仗義援助，而恩俠肌膚感切銘心者，首推我愛辛（新）覺羅氏全族人等。”在辦學宗旨上稱：“用以培養滿洲子弟，造就成材為國家之干城。”其教育事項，悉“本建國之精神，灌輸民族協和之真諦，務期達成日滿親善、一心一德之實際”。1934年，舉行開學典禮，溥儀皇帝親作“開學敕語”：“胄子之教，始於虞廷。世變日新，教育益重。爾等皆世族之裔，務其奮勉向學，以儲國家將來任使之材。朕有厚望焉。”
這所學校的性質，與清代宮廷所辦的皇學有所不同，乃係由溥儀皇帝捐資而辦的一所特殊類型的愛新覺羅氏子弟中學校。它是根據當時的法律辦起來的，《維城學校組織法》第一條指出。該校是由“民生部認可而成立的”。
1935年，溥儀皇帝賜金購買學校運動場，以紀念訪問日本。次年一月，校董事會副董事長、宗室寶熙書寫奉天維城學校訓語：“以克盡忠孝為教，以不忘本源為心，尚志自強，敬業樂群，俾承世德，無墮清芬，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望莘莘學子，惟愛惜夫分陰，此老生常談，亦諸生所習聞也。”同年三月，寶熙又親書校訓：“忠孝”。
1937年，溥儀皇帝將自己的照片和《訪日迴鑾詔書》賜給維城學校。是年，添設高中部。1938年，新學制正式實施後，該校改為工科國民高等學校，舊制高中因而停辦。是年，溥儀皇帝向該校面諭：“智深吾沉，輕揚浮躁切忌。”
1940年，該校成立理事會，所有校產移歸理事會管理。1941年，溥傑又為該校書寫了校訓：“言必篤敬，惟彼哲人，用心若鏡，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深虛淵衷，木從繩正。達節通權，體道反性。毋怠毋荒，年躋德行。”該校所設的教學科目有：國民道德、國語、實業、歷史、地理、教學、理科、圖畫、體育、音樂、英語、教練。招收的學生為：凡愛新覺羅子弟，年齡在13歲以上17歲一下於國民優級學校畢業者或有同等學力者，經過考查，體驗及學歷試驗合格後，准於入學。從1934--1945年初，共招收學生11期，約270餘人。除最後兩期招收了其他民族成員外，前9期只招愛新覺羅氏子弟及蒙古王公子弟。其畢業生卒業後的狀況，以1938年至1940年，第一至第三回（屆）51名畢業生為例，其中為“官公吏”的有26人，占50.98%；升入大學的有14人，占27.5%。
奉天維城學校的學校大權始終未落在日本人手中，這在那個時代是少有的。在25名教職員中，除教日語的有4名日本女教員外，均為滿洲教員或其他非日本教員。該校曾於1942年9月，採取集體罷課的行動，抵制學習日語等課程，遭到日本憲兵的血腥鎮壓。直至1944年，在日本的壓力下，溥儀皇帝及董事們停止惡劣捐款，學校經費來源斷絕。至此，除仍優先招收愛新覺羅子弟外，擴大招收其他民族子弟2個班及少數插班生，以增加經濟來源，乃至1945年初，在推行“教育一體化”中，奉天維城國民高等學校被迫與南領奉天大同學院（日本人田中辦的私立學校）合併，成為省立奉天第十二國民高等學校。至此，維城學校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