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xyzxyz 標題：zt亦明：我和方舟子分手、決裂的前前後後（六） - 2007-10-22 17:52 (11 reads)

“科學家”方舟子

在最初，我除了注意到方舟子的好名和好掐之外，另一個較深的印象就是，此人的膽子真大。說一個人膽子大，屬於中性的說法，往好的方向理解，叫敢做敢為；往不好的方向理解，可以說是膽大妄為。我當時是往好的方向理解的。

我為什麼會有“方舟子膽子大”這個印象呢？這主要是因為，在我結識新語絲之時，方舟子已經“棄科投網”了：即他放棄了自己多年的科學訓練，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對當時多數人來說都屬於未知領域的互聯網。

應該承認，在20世紀末，生物學專業的博士或碩士就業前景不好，而網絡經濟卻如旭日東升，前途無量。所以，在美國，有很多學生物的人都改行學電腦和網絡技術，以求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但是，方舟子的“棄科投網”與這些人顯然不同：第一，那些生物學家們改行，基本上都通過以下程序：先接受一段時間的重新學習和訓練，然後再尋找雇主、重新就業。而方舟子似乎並沒有尋找雇主就業的打算；第二，那些改行的生物學家們在改行之後，一般都不願重提自己以前的經歷。而方舟子則把自己的生物學資格宣傳得滿世界都知道。

在新語絲的“方舟子作品”鏈接之下，有一個“自我介紹”欄目。在其中，方舟子把自己定位為“生物化學家”（A Biochemist）、“詩人”（A Poet）、和“網民”（A Netizen）。也就是說，儘管方舟子自稱從高中時起就開始寫詩，並且，根據他的自我介紹，他作為“詩人”和“網民”的成就遠大於他作為“生物化學家” 的成就，但“生物化學家”這個頭銜卻是列在第一位的。換句話說，方舟子最引為自豪的頭銜，就是這個“生物化學家”。

根據方舟子自己的介紹，他在1985年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系，就讀細胞生物學專業，1990年畢業。同年，方舟子進入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生物化學系，師從Dr. Z.F. Burton，方舟子大約在1995年底獲得博士學位，因為他在1996年1月就開始到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 Dr. Martin A. Gorovsky的實驗室作博士後研究。1997年5月，方舟子離開羅切斯特大學，到位於加州的“索爾克生物研究院”(The 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 作第二任博士後研究。1998年底，方舟子離開“索爾克生物研究院”。從此以後，我們這位“科學鬥士”與科學實驗室徹底訣別。

現在大家當然知道，方舟子這十三年左右的、半途而廢的科學生涯，乃是他打假的一個最重要的本錢。你看他，先以福建省高考語文狀元身份進入與北大、清華齊名的中國科大生物系，然後得到美國的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即使是在擺脫了科學研究之後，他還能夠一會兒是分子生物學博士，一會兒又搖身一變成了“美國生物信息公司”的諮詢科學家，一會兒又宣稱自己是“生物醫學出身”。這令人眼花繚亂的千變萬化，不僅令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的“文科傻妞”們張口結舌、目瞪口呆，就連專業與之相近的亦明兄，也不禁暗生仰慕之意：看看人家這個“中國科技大學的高材生”（何祚庥語），就是不同凡響！

【我在寫最後這句話的時候，就料定麇集在“虹橋科教論壇”上的某些“方舟子的夥計們”又要猜測說，亦明與方舟子曾有“斷背”情緣、我對方舟子是愛不成轉生恨了。對於他們來說，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感情全部都是出於私心、基於私利，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義和公憤。這真是一幫卑鄙齷齪的“科教敗類”！關於虹橋諸人，以及他們與方舟子到底是些什麼關係，本人將在後文詳細分析討論。】

確實，對於方舟子來說，他的這些科學訓練、這個博士頭銜就相當於一件“科學”外衣，披上了這件外衣，方舟子真箇是“戰無不勝”。（《何祚庥：為什麼我總是支持方舟子》）。也就是說，沒有了這件科學外衣，方舟子的話就沒有幾個人會相信，方舟子的文章就沒有幾個人會去閱讀，方舟子的那些什麼《科學成就健康》啊、《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謎》啊，就不會有幾個人去掏錢購買，而中國科學院的院士鄒承魯、何祚庥就不太可能給他當後盾，“總是支持”他。

那麼，這件美麗的科學外衣之下，到底包裹着一個什麼樣的靈魂和軀體呢？作為“科學家”的方舟子，其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呢？這就是我在下文所要分析的。

需要指出的是，這部分文字中的觀點和見解，雖然在幾年前就已經具有了雛型，但只是在動筆撰寫本文之時，它們才得以逐漸的明確與清晰。換句話說就是：第一，本人不宣稱自己有先見之明。實際上，作為一名從歷史的角度研究當今社會的人，我更重視自己的“後見之明”。第二，我不為自己曾經在新語絲網站發表過文章向任何人道歉。實際上，我相信，以亦明為筆名發表的文章，經受得住歷史的考驗。

1 方舟子在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系

方舟子的正規科學訓練，開始於中國科技大學。而熟悉方舟子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意識到，他提到這個本科母校的次數，要遠遠超過他提及那個授予他“美國博士”母校的次數。這種人情冷暖淡濃薄厚的差異，當然不太可能是因為方舟子更熱愛中國、更熱愛中國科技大學。因為從他的言論中，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方舟子的是非觀念、價值標準、行為取向，幾乎全部以美國的文化為軸心。實際上，方舟子對西方文化的崇拜，與他對東方文明的蔑視和仇恨，形成極為鮮明的對照；而他所表現出的對美國的熱愛，也遠遠超過他對祖國的感情。因此，方舟子之所以屢屢提及中國科技大學，而極少提及密歇根州立大學，其原因只能有一個，那就是：他讀書的時候，中國科大在中國的地位遠較密歇根州立大學在美國的地位為高。提中國科大，能為方舟子臉上增光添彩；而提密歇根州大，他會覺得灰頭土臉。如此而已！

那麼，方舟子這位語文狀元，是如何進入中國科大的呢？在作於1993年年的《我的理想》中，方舟子是這麼說的：

“除了寫詩，我那時還對生物標本製作有着狂熱的興趣〔後來知道大詩人歌德也有這種興趣〕，每天的課外活動時間，別人去打球，我卻躲在實驗室里製作植物標本；而到野外捕捉蝴蝶，幾乎是我在夏天周末的唯一活動。詩與生物學，如魚與熊掌，難以割捨。後來之所以以全省高考語文第一名的成績，卻去上沒有文科系的理工學校中國科大，乃是因為知道詩歌創作可以業餘玩玩，生物研究卻必須有專業訓練。那一年科大生物系在福建只有兩個名額，招生的老師先去的閩北，已把名額用完。到了閩南，便勸我改學計算機。我堅決不干，寧可到別的學校去。這位老師只好把計算機系的名額給了生物系。科大生物系開系至今，只有八五級有三個福建人。而現在，對計算機的興趣日隆，恐怕不下於生化，那是當初萬沒想到的。上了科大，學的是現代生物學，並不需要製作標本，從此我也就一門心思當我的反叛詩人。”

2000年1月，方舟子在與人爭論“誰是千年第一人”時說：“我在中學立志獻身科學時，腦海里達爾文的形像多些，所以學了生物。”這年7月，劉菊花在《網絡奇才方舟子》中寫道：“上小學時，讀到了已故遺傳學家方宗熙撰寫的科普著作《生命進行曲》，‘初知生命進化的奇妙’。 1982年國內紀念達爾文逝世一百周年，方舟子首次接觸到了達爾文的著作，‘激起作為中學生的我對一代科學偉人的敬仰，促使我選擇生物學做為自己的專業。 ’”

到了2001年1月，方舟子在《關於中國科大的現狀和未來》中說：“按我的中學和高考成績，我可以選擇上中國的任何一所大學，為什麼選中了科大？為什麼到現在也不後悔在那裡度過了五年的青春？就因為那種曾經有過的科大文化，或者說環境。”方舟子總結了當時科大吸引他的三點 “科大文化”：
“第一點，是獨立、自由的教育環境。”“第三點，是關心學生的生活環境。”顯然，這兩點是方舟子在進入科大之後才能夠體會到的。所以，方舟子選擇科大的主要理由是“第二點，是競爭的學習環境”：“科大曾經被民間視為‘狀元學校’，諺雲‘窮清華，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在一個小環境中集中了一批狂而不妄、智商高超、刻苦勤奮的人才在一起互相切磋，對其他好學生，就是一種強大的吸引力。這是一種良性的循環。”

我們或許可以從“對生物標本製作有着狂熱的興趣”中，窺探到方舟子對達爾文崇拜的蛛絲馬跡。但是，我們實在看不出從“立志獻身科學”到“一門心思當我的反叛詩人”的過渡，有什麼內在的邏輯關係。如果說它能說明一些問題的話，那麼它所說明的就是：方舟子對生物科學的理解和熱愛，不論是在中學時期，還是在美國讀研究生時期，都是極為膚淺的。

確實，2000年2月，方舟子在回答他的“前友人”劉華傑的電子郵件採訪時，是這樣回答劉華傑的“當初你到中國科技大學讀本科時為什麼選擇了‘細胞生物學’，出國留學時又選擇了分子生物學，這是你最喜歡的專業嗎？拋開可行性，你最想做的工作是什麼”這個問題的：

“科大的生物系只有三個專業：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其中‘分子生物學’相當於美國的‘生物物理’或‘結構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則相當於美國的‘分子生物學’，所以到美國留學，我就選了分子生物學。我從小就對生物學非常感興趣，至今興趣不減；但在這三個分支中，生物物理和神經生物學其實離傳統的生物學頗遠，所以我就選了與傳統的生物學較接近的分子生物學。但現在的分子生物學研究已常規化了，在我看來越來越無趣。我們將分子生物學實驗稱為 ‘實驗台工作’（bench work），並不需要動什麼腦筋，花一天時間就能把一年要做的實驗全都想好，而且換個人來做也沒什麼太大的區別，對於喜歡思考的人來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我最想做的，是對生物學的歷史、方法和思想做點思考。我一向對科學史和科學哲學感興趣，但目前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在物理科學方面，因此科學哲學界對生物科學普遍存在偏見。我想應該有更多的人從生物科學入手，研究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問題。”

方舟子的這個解答，對於不懂生物學的人來說，一定會覺得雲遮霧繞，高遠飄渺。其實，說穿了，它們不過是方舟子為自己最終放棄科學事業而找出的託辭而已。方舟子說他選擇中國科大的細胞生物學作為自己的專業，是因為“生物物理和神經生物學其實離傳統的生物學頗遠”，而他又因為細胞生物學是“現代生物學”，不需要製作標本，於是他“就一門心思當我的反叛詩人”。也就是說，方舟子在中國科大不那麼熱愛生物科學，是因為那裡教授的東西，不是他的所愛。假如方舟子說的是真話，那麼在他到了美國之後，他完全可以重溫舊夢，找回自己的舊愛，去讀那些“傳統生物學”專業。事實上，在他就讀的MSU這樣的“贈地大學”，搞“傳統生物學”的專業非常之多，如植物學系，昆蟲學系，動物科學系，園藝系，農學系，林學系，等等。MSU還可以滿足方舟子對達爾文的思慕之情，供他研究進化論。而方舟子在中國科大時就已經嫌細胞生物學太現代、太不傳統，但他卻到美國選擇了比細胞生物學離傳統生物學還要遙遠的“分子生物學”，這又是為什麼呢？ (方舟子說分子生物學“與傳統的生物學較接近”，純粹是欺世之談。)

根據上面的疑問，我們又產生了下面的疑問：方舟子說，“按我的中學和高考成績，我可以選擇上中國的任何一所大學”，這到底是不是真的？假如這是真的，我們就無法理解他當年為什麼沒有選擇北大：論生物學的師資、條件，中國科大不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根本無法與北大相比。更何況，中國科大所沒有的、方舟子所喜歡的“傳統生物學”專業，在北大則實力相當雄厚。那麼，方舟子當年為什麼沒有選擇北大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假如北大的招生老師在1985年也象科大那樣，極力爭取方舟子入學，但最終被方舟子“毅然拒絕”——以方舟子喜好自我吹噓的秉性，他能把這個“秘密”一直保存到今天嗎？

所以，方舟子所謂“在中學立志獻身科學”云云，不過是他後來給自己的臉上貼的金，就象他後來說自己是“生物信息學家”、“生物醫學”專業出身一樣。至於什麼傳統生物學呀、現代生物學呀，以及什麼喜歡製作標本呀、崇拜達爾文呀，也都不過是方舟子為自己沒有能夠學好生物學所找出的體面藉口：在1993年，那是為自己在本科時代所荒廢的學業；在2000年，則是為自己永遠地告別了科學研究。

那麼，方舟子在中國科大的學業到底荒廢到了什麼程度？以“二門心思”來學自己沒有興趣的“現代生物學”，方舟子是如何成為“中國科技大學的高材生”的？

方舟子對“現代生物學”到底了解到了什麼程度，我們可以從他在2000年底挑起的“人體革命”辯論中得見一斑。當時，一個名叫吳柏林的留美博士寫了一本科普讀物，名為《人體革命》。此時的方舟子，借打“基因皇后”的餘威，已是名氣大噪。但是，曾經滄海難為水，經歷過轟轟烈烈的輝煌之後，方舟子已經無法忍受平靜。而此時另一個“美國博士”吳柏林繼陳曉寧之後在大陸揚名，這顯然是刺激了方舟子的某根神經。他於是對吳柏林大打出手。關於這一事件的前因與後果，本文在後面將有詳細的分析和討論。在此，我們只要看看方舟子在“打吳柏林的假”時，不小心露出的生物學根底。

方舟子的“打吳”文章，《虛妄的“人體革命”》，發表在2000年11月1日的《中華讀書報》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發育生物學的一個常識是：人類的性別決定並不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陰陽平衡’的過程。人類胎兒將自動發育成女性，而要發育成男性，則需要存在Y染色體，位於該染色體中心粒附近的一個基因調控性腺發育成睾丸，睾丸分泌的激素再促使內外男性器官的發育。……”

對此，吳博士在《究竟誰“虛妄”——駁方舟子〈虛妄的“人體革命”〉》 （發表於2000年11月15日《中華讀書報》）中反駁道：

“方舟子還擺出一副權威的架式，指說別人的‘常識性錯誤’，但恰恰是在自己寫的這一段短短的‘常識’文字中，竟有3個錯誤：一是把SRY基因在Y染色體上的位置搞錯了（應在短臂近端粒處），並且還把‘着絲粒’外行地稱為‘中心粒’；二是忘記了經典的‘沃爾夫管’和‘繆勒管’在性別分化早期‘此消彼長’的現象；三是把早期性別決定和性別分化中，首先是從男胚開始的，說成是‘女性更為基本的’。”

對於吳博士的反駁，方舟子又作《再說虛妄的“人體革命”》一文（只發表在新語絲上），其中說：

“我說的‘中心粒’，乃是對英文術語centromere的直譯，我又不象吳博士那樣通過二、三手的中文資料寫科普文章，而主要閱讀的是英文資料，對某些術語採用直譯，而一時忘了中文的叫法，沒什麼奇怪的，許多在國外多年的留學生、學者都有同樣的處境，扯不上外不外行。我所說的位於着絲粒附近調控性腺發育的基因指的是編碼H-Y抗原的基因，吳博士卻以另一個基因位於近端粒處指責我將基因的位置搞錯，豈非風馬牛不相及？人類胚胎的缺省狀態是女性，這是胚胎學的一個常識，吳博士卻將此一常識當成咄咄怪事，不知當年是怎麼學的胚胎學，現在又是怎樣從事胎兒診斷的研究和臨床？既然是常識，翻翻教科書或百科全書就可以找到依據。我那一段話，在有關條目中就都可以找到相應的說法，摘譯如下：……”

其實，方、吳所討論的問題，大都屬於“細胞生物學”之內的問題，因此方舟子這個中國科大“細胞生物學”專業的學士，實際上要比吳柏林這個美國分子生物學博士，還要占有“地利”之便。也就是因為如此，方舟子所暴露出來的“常識性錯誤”才更讓人驚訝。首先，方舟子竟然不知道centromere的中文標準譯名是“着絲點”，而把它翻譯成“中心粒”。其次，從方舟子的第一個錯誤，我們又發現方舟子並不知道“中心粒”是另一種細胞器官。第三，方舟子在《虛妄的“人體革命”》中口口聲聲地說，“我以前一再強調，科普著作應該由專家撰寫，因為只有專家才可能具有必要的學科知識，並能閱讀原始論文，根據第一手的材料寫作。”但實際上他所看的材料，也不過是“《不列顛百科全書》（網絡版）”這種第二手材料而已。

更讓人忍俊不禁的，是方舟子對自己錯誤所作的辯白：他把“centromere”翻譯成“中心粒”沒有錯，因為那是“直譯”。

所謂“直譯”，實際有兩種：一種是因為對原文本義不懂而做出的“望文生譯”；另一種是根據已有的知識而做出的直截的翻譯。而方舟子對 “centromere”的直譯則屬於前者。這麼說的理由是，第一，他所直譯的名稱早已被另一種細胞結構所使用，因此不論根據什麼原則和規範，這個譯名都是不可接受的。第二，centromere雖然位於兩條姊妹染色單體（sister chromatids）“之間”，但在絕大多數染色體中，它們的位置都不是在“中心”，而偏上或偏下。例如，在人類細胞的23對染色體中， centromere位於“中心”的染色體勉勉強強只能說有兩對（第三和第二十）。而這樣的染色體，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叫做metacentric chromosome。也就是說，“中心粒”並不位於“中心”。

那麼，方舟子為什麼會把centromere“直譯”為“中心粒”呢？原來，在動物細胞之中，有一種細胞器，位於細胞核附近，英文稱為 centriole，中文譯名恰恰是“中心粒”。由於這個“真中心粒”與“打假英雄”方舟子的 “假中心粒”都參與細胞分裂，而方舟子在中國科大讀書時“一門心思當我的反叛詩人”，他顯然沒有搞明白這兩個東西到底誰是誰。但在他的頭腦中，似乎還存在有“中心粒”這個詞彙，因此他就望centromere之文，把它“生譯”為“中心粒”了。

至於吳柏林博士指出的另一個細胞生物學“常識性錯誤”，“經典的‘沃爾夫管’和‘繆勒管’在性別分化早期‘此消彼長’的現象”，方舟子在答辯中連提都沒敢再提。

問題是，象“中心粒”這樣的“常識性錯誤”，能否代表方舟子生物學知識的真實水平？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細胞的結構雖然複雜，但其細胞器的總數也就幾十個。而染色體的細微結構雖然極為精緻，但其外觀結構卻相當簡單——着絲點更是其最為明顯的結構特徵。方舟子在中科大學了五年細胞生物學，就算他在進入本專業之後的三年內一周只記住一個細胞器，也不會在十年之後出這樣的大醜。方舟子說他的誤譯是“一時忘了中文的叫法，沒什麼奇怪的”。其實，如果方舟子僅僅忘記了 centromere的“中文的叫法”，人們也許會接受他的“沒什麼奇怪的”的解嘲。但是，“值得奇怪的”是，方舟子怎麼連“中心粒”的存在也“同時忘了”？細胞生物學中最基本的兩個名詞術語，一個被他“忘了中文的叫法”，另一個則被他根本取消了存在的資格——這對於一個在中學時就立志獻身科學、高考時 “可以選擇上中國的任何一所大學”的“狂而不妄、智商高超、刻苦勤奮的人才”，在中國的“狀元學校”里“不要命的”學了五年細胞生物學的“高材生”來說，怎麼會是“沒什麼奇怪的”呢？

下節預告：《2 方舟子在密歇根州立大學》(海納百川 www.hjclu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