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北大：神话与破绽

合弗

Ｉ引言

相信绝大多数曾经在过北大、正在北大、或者笃定要进入北大的人对北大会有珍爱之情。如果把上述这些人称作“北大人”（我不喜欢这种暴露某种狭隘的称呼，权且借用一下），那么，非北大人对北大会怎么想呢？我想大多数会有仰慕之情和一点神秘感。对北大有微词的最有可能是“清华人”，我这么猜想，因为北大是最不愿意把清华放在眼里（但可能不得不把它放在心里）。北大、清华暗中较劲、竞争“中国最高学府”的故事肯定是很有年头了。这种事情不奇怪，倒是很有趣。北大没有清华叫板，肯定会觉得冷清。这种事情古今中外一直有，哈佛和耶鲁、牛津和剑桥老早就做了榜样。后来这个故事延续到了因特网上，由搜狐与提供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回答：“你认为中国最知名的大学是那一些”时，89%的人选择清华，88%人选择北大，清华以微弱多数超过北大位居第一，北大屈居第二。

我想调查本身是可信的，但是如果据此调查结果做任何关于北大清华之高下的推论，都会是错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北大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神话，神话拒绝任何定量测量和统计推断。哈佛对于美国社会是一个神话，制造了6位总统和一位国务卿。这还只是这一神话的可以统计测量的一个侧面，这一神话的本质在于哈佛作为直接产出知识和思想的高等学府的代表，在美国文化的型塑与发展过程中既具有特定的实质性作用，又具有代表性象征作用。保持一个神话、比不断制造新的神话成本低、价值高，这是社会的选择。

神话自古有之，虽然每个神话都破绽百出，自古以来人们对神话却总是乐此不疲。显然，社会需要神话。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破绽都是明摆着的，不妨碍其中灌注的精神和理想激励世世代代的人们。人生在世从来也不能遇见一件完全理想的事情，神话的存在理由正在这里：突显事物的闪光内核而不及其余，为人们提供所需的精神和理想。进一步想，如果神话没有破绽，那就是事实而不是神话，正是这些破绽，制造了神话的想象空间，使神话成其为神话。

一边说北大神话，一边试着找它的破绽，可能更能体味这一神话的蕴含，更能有助于保持和延续这一神话。

II 知识的途径

我是1988年进入北大的。到北大之前，满心里计划的是进了这“最高学府”（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次高学府”）之后，如何积极上课，认真听讲，如何勤奋攻读，严谨治学。我想所有刚进入北大的学生，最大的愿望恐怕都在于此。但是，恰恰最先失望的也在于此。不知道80 年代末的学生是不是特别不幸。我们碰到的教授（含副教授，下同）们大多年事已高，他们大多都在50年代之前受的高等教育，60年代整个国家几乎停止了知识增长，他们自然要受累。五六十岁之后，要增长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生理上的衰老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没有了动力。教授都做老了，还求知做什么？听教授们的课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们出于敬仰和尊重而不是求知，尽量地每课必到，结果差不多每课必睡。

觉得有一些年轻的教师正在成长起来，但是他们当时多处在讲师的教职上，还没有资格给研究生上核心课程。既然是边缘课程，他们就上得很随意，我们听得也很随意。结果三年下来，不记得在课堂上得到多少新知。对于我来说早就习惯了不从课堂上，而从别的什么地方获得知识。我想当年北大校园里，会有不少象我这样年纪的人，刚入小学就碰上文化革命，整个中学就荒废了，侥幸上了一个草创的大专班之类的高校，拼死钻到北大这个镀金槽里来雪耻。进来一看，败絮其中的人其实很多，倒觉得自己比较货真价实，至少更懂得珍惜和利用这么一种机会。不管怎么说，这批人很雄辩地证明真知主要不是通过他人传授，而是靠自己摄取。摄取的途径实在很多，通过课堂得到的只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那部分知识，价值其实很小。人生的每一次挣扎，只要你去体味，你就获得新知，更重要的是思想的磨砺。

图书馆是自行摄取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毕业的时候，对北大若干留恋之一是它的图书馆。我肯定那座图书馆滋养过一批批豪杰，功不可没。不过我还是发现了破绽，琢磨起来饶有趣味。像其他所有图书馆一样，北大图书馆规定在图书借阅方面，教授副教授比一般教师有更多的权利，一般教师比学生有更多的权利。我经常觉得规则应该颠倒一下。学生是一无所有的，所以他们最可能有动力去求知识、技能以图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对于大多数职称有了、住房也有了的教授，多读书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也不会有创造的需要。做出来的学问肯定对社会不敏感。一无所有的人比较容易琢磨社会需要什么，如果他们不能根据社会需要作必要的应对，他们将永远一无所有。

在图书馆读了几年书，忽然会觉得中国的学者有点可怜。我从远离北京的一个中等偏小的城市来到北京，在家乡时候，几乎读不到外文著作。只好读能得到的所有中文著作，读什么信什么，景仰每一位作者。觉得每一位都比自己博学、睿智、深刻。正是在北大图书馆，有机会接触原著和译著，发现自己读过的，稍微让我长点知识的著作差不多都是这些原著和译著的翻版。当时普遍的情形是：欧美创作、港台翻译、大陆摘编、改写。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这种嚼面包式的知识传播途径，我们虽然吃的是别人嚼过的面包，总比没有吃的要好。这一过程，也使许多有机会先嚼面包的人圆了职称梦。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糟糕的方略，正是在这种过程中瓦解了，我们好歹有了一个接触人类共同文明的持续不断的途径。中国学者当然也有自己的创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创作都对人类知识的增长有实质性意义。

十年过去了，可能是因为加入了国际著作权公约的原因，近来，大陆出版的选题和质量都很好的译作突然大增。这使一般读者接触原著的机会大增，学者们一定会觉得做学问更不容易了。靠摘编改写很容易露马脚，而且，读者们既然可以尝到嚼过一遍的面包，何必吃被嚼两遍的面包呢？活络一点的学者更愿意写一点读后感，赶在原著没有译成中文之前大写读后感：读一点原著，“联系”一点中国社会的实际，试着开一帖处方。外来的面包嚼碎掺一些本地的玉米面制成了馍馍，一门科学就“本土化”了。北大自然也在制造着这类学者。当然，真正的进步总是有的。我倒是从新近毕业和正在就读的学生的多少有点创作意味的论文里，感觉到了未来一批学者的风范。北大神话的继续看来是有基础的。

图书馆对于所有的学生的影响是同样的，使北大学生与其他大学学生有所区别的是北大本身。在我来看，北大本身是一个获得新知的途径。“北大本身”是一个多重含义的概念，是不可解析的，也不好用“北大传统”、“校园文化”之类去代换。前者包含后两者。甚至北大神话也属于“北大本身”的重要内容。有一个很知名的外语培训学校，它的成功制造了一个神话，似乎它的后门直接通向北美大学，这给每一个学员很强的激励。北大神话，对每一个学生有类似功效。没有人知道北大神话的具体内容，但几乎每个学生在进入校门的那一刹那，都会觉得自己从此就是国家的栋梁，虽然大多数人，毕业求职之际便会再度明白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北大神话毕竟激励过每一个北大人，并且成就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不去解析北大本身，只是随意地去回忆、记述当年北大校园里给我留下较深印记、 特别是十余年后仍然让我回味的东西（上述与下述的文字），这些可能就是“北大本身”的内容吧。

III 峰顶与中心

考进北大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最好的。曾经是最好的考生，现在是最好的学生，将来谋最好的职业。实情当然不会是这样，大多数人的一生注定会庸碌无为，与“最好 ”的无缘。 “我是最好的”这种心理，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总要受到严峻的挑战。不过这种心理真真造就了很多人，他们在一生中每一个重要关口都可能对自己说，如果我不能，谁能？ ——既然我是最好的。这种心理在校园的各类集体活动中都可能得到强化，它最经常表现为对名人的不恭不敬。那阵子，到北大讲演或招摇的名人或准名人很多，北大为每一类名人都准备了两种礼仪：掌声和嘘声。应该说北大学生是很公允的，对于精彩的名人和名人行为之精彩部分都是掌声不吝的，但是对于蹩脚的名人和名人行为之蹩脚部分，嘘声是无情的。到北大来做首映式的电影圈人是比较不幸的，经常当场被嘘得差不多要往地底下钻，更不要说他们的作品了。就连方励之这样的当时声名如日中天的学者也不能幸免于难。一次方励之应邀来北大做一个关于天体物理的讲演，邀请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时，方先生已经不宜做政治敏感性讲演了，邀请人只是找个理由满足一下北大学生对方先生的渴慕之情。演讲很快就走上了岔道，方回答了好几个政治敏感问题，掌声雷动。不料有学生问“香港报纸说您对邓小平先生的批评中有诬蔑不实之词，邓先生已经准备通过法律程序起诉，对此您有何解释？ ”。方先生一时语塞，做了几句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台下立即嘘声四起，方先生只得进一步解释，台下仍然不依不饶。讲演结束，宣布方先生将签名售书，顿时嘘声再起，似乎不能容忍任何人在北大讲演台夹带走私其他东西。当时在场的我，对我的同学们真真觉得肃然起敬，很多人见了名人只有拜倒的份，北大学生很轻松地就把名人扯得跟自己平起平坐。他们能看出很多破绽，只尊重值得尊重的部分。你看出名人神话之破绽时，也就有信心自己做名人了。

在北大，经常会有身处事件中心的感觉，这同样是一种积极的感觉。北大校园里的事情当然不都是“事件”，但是媒体有能力使很多事情都变成事件，媒体从来都有制造神话的功能。北大是媒体跟踪的一个对象，你在不经意中就处在事件的中心：你参加过的一次讲演会、一次研讨会、一次学生社团活动、你接触过的一位教授或报告人都可能很快就在媒体上出现，然后你还可以从记者的演绎中知道自己参与其中的事件意义，然后你倾向于认同于记者的说道，这样你本来没有什么目的的活动就具有了意义和价值。有时你简直就觉得自己在写当代史的某篇某章。八八年八九年是事件很多的年份，这种感觉就很强烈。北大校园里的任何一点异动，对于北京乃至整个国家都会有所影响。下午在三角地的招贴栏上贴上一张小纸条，傍晚的美国之音就会告诉你纸条上的内容。那阵子我们经常是从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波中知道校园里百步之遥的地方新近发生的事情的。任何一次学潮， 其指向、效果有正负之分，但总是响应者众。我不敢对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基本的神圣和崇高的动机进行取笑，我想相当多的人有一些私心，就是想在历史的某一页上留下一点印记，不求篇章段落，做个标点符号也足矣。北大学生比起别人肯定是更有机会做标点符号。这种心理也肯定造就了我们社会中不少真正的中心人物。

IV 自律与恣纵

自律是对规则的认同和自觉遵守，规则是社会秩序或者社会稳定发展的的前提。规则、规则意识、自律这些都是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内容。在北大，你可以看到很多自律的范例。这里不想谈庄严情境中的自律，那个其实比较容易做到，情境本身是一种约束和压力。在北大校园里，日常生活中的自律给我留下最鲜明的映象，随处可见的就是排队。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太习惯排队的，当时的报纸经常讨论排队问题。坚持排队，需要一种对规则的信仰。中国人很难守住一种原则，说好要“进行到底”的，十年就收场了；说好“一百年不动摇的” 可能二十年不到就得变卦了。中国人还爱讥笑外国人对规则的遵守太刻板，不灵活。 北大学生那时已经在认真地排队了。食堂、影院售票处、录音室随处可见排队。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礼貌。记得当时的报纸经常讨论职业道德、服务态度等问题，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礼貌。礼貌同样体现的是规则意识，在社会互动的时候，充分考虑自己行动的适当性。经常能听到的是“你好”、“谢谢”、“对不起”，礼貌用语是其次的，里面透露着一种宽容、体谅、接纳、和开放的心态。两个以礼相待的人不容易冲突、甚至可以免去互相设防。冲突的时候容易拿破坏规则来怄气，相互设防的时候会担心遵守规则自己要吃亏。当年北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凭着一句“你好”敲开每一个宿舍的门，还附带收获笑脸相迎。我相信阅览室的保持安静、互动中充分考虑对方，这些与遵守学术道德以及政治文化中的拒绝谄媚等等自律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与自律相映照的是恣纵。恣纵一般而言是对自己的放任或对规则的践踏，北大学生的恣纵除此之外别有一些含义，那就是开放自己，或者破坏、改写旧的规则。在一件事情中区分恣纵的这两种含义是没有意义的，或者你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如果你耳濡目染一系列“恣纵”，那么你在看到破绽的同时，依然会感到北大神话的魅力。

初进校园的时候，最先映入眼帘的风景线是“路边Kiss”。在45楼到学五食堂有一条必经小道，打饭或晚自修下课时经常要路过那里，经常有男女生紧紧相拥且占去小道的三分之一，不时还kiss一阵，绝对旁若无人。擦肩而过的人大多数宽容的笑一笑，也有痛恨不已的，我是属于那种有点尴尬、有点忐忑、唯恐打搅他们的一类。在别处碰上同样的事情，可能会觉得厌恶，奇怪的是在校园各个角落碰上这种事情，渐渐会生出一种美感。可能是基于一种信赖：相信自己的同学们这么做，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行动，然后去认同它存在的理由。稍后，开始听说有热恋中的男生女生在宿舍里同居，在床位上拉一个帘子就算进入了私人领域。开始只是听一听，并不当真。有一次晚间地震，震出了裹着一条被单的两个男女生，自然就信了。听说别的学校发生这种事情，就会有人举报，当事人会被勒令退学，可能因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不知道当年校方如果发现这类事情会不会同样处置，只知道当时没有人举报，这就是北大。社会需要规则，也需要规则的创新。创新规则的人要冒破坏规则的风险，如果新规则得以建立，创作者可能被铭记；如果流产，他也就此牺牲了。北大似乎宽待创新规则的人。宿舍里睡前话题一贯的内容有两项：学术与政治+性。北大学生在性态度和政治态度上都是相对开放的。考察一下社会历史，性开放与政治清明似乎有某种正相关。

北大校园经常重新诠释规则。当时的一个规则，我至今没想明白怎么能被普遍接受。如果一个演讲、或报告会或诸如此类的活动预计会座无虚席的话，总有人拿一件衣服、一本书、或者一本廉价的练习本搁在座位上占座（甚至可以在前一天就搁在那）。如果你据理力争、输的肯定是你。我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攻击这类规则，我只能承认自己的理解力低。

还有一点想不明白的是，北大学生的好学贪玩。北大学生好学，人所共知，北大学生贪玩，你可能就有所不知了，因为很少被人抖落。那就让我来出卖吧。当时校园里的主要娱乐是电影和录像。几乎每个晚上都放电影的。到了晚上，图书馆和电影院经常是同时座无虚席；一小拨散落在校园各个角落，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滞留在宿舍里的，有一些在挑灯苦读，一些在穷聊，更多的是在打扑克。打扑克经常一晚上，甚至通宵达旦。越临近毕业越疯狂，好像都有不玩白不玩的念头。我们的教育制度或者社会的选举制度肯定是有了什么破绽，这么多疯玩的学生顺利地拿到各级文凭、混入社会。有意思的是，疯玩的未必不行，苦读的未必有用。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很奇妙。

V 精深或肤浅

谈北大不得不提做学问。在北大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忽然很不喜欢“做学问”这种说法，或者说不喜欢这么一种观念。我想把当时在课堂、图书馆里可以接触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化之类的知识，另一类是源自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头脑中划分了这两个类别之后，才知道做学问可能确有其指，而且应该专指前者。中国人做的学问，就是让人“学”和“问”的，所以大多在典据之中绕来绕去自圆其说，没有伸向现实的触角，或者说“问题意识”。积累这种知识可能是累赘，你并不增加新的认识。同样研究一段历史，中国的历史学者会塞给你所有他挖掘出来的资料，并详加考证，可能就是所谓的严谨治学。遗憾的是，他们多半从若干一成不变的视角出发，做一些毫无思想光芒的结论。经常有人攻击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资料不足、而且肯定带有偏见，甚至不怀好意。不过，在我看来每一次“偏见”都拓出一个新视角，睿智的观点比堆砌的资料更有吸引力；至于“险恶居心”，我始终没有看到，因为真正的学者总是具有社会良心的，批判的人比谄媚的人对社会要有益得多。正是从北大开始，作为一个研习社会科学的研究生的我，把自己的热情毅然决然地全部倾注到第二类知识中去，这是我个人的选择，肯定也折射北大追求科学新知的固有倾向。北大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也就有一个世纪的包袱。当年的北大甩包袱的任务还很重，一些包袱是20世纪上半叶的，还有一些包袱是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我们处在新旧更替的关口上，那是一个有意思的时期。遗憾的是， 旧知识、旧思想没有完全剔除， 影响了我们摄取新知的速率。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学术研究中也有时尚一说，如果你操的话语太陈旧，你很难跟当代学术主流对话，你的研究结果会被人看低。北大不赶时髦，谁赶呢？我保留着同班同学全部的毕业论文，也读过新近毕业的师弟妹的论文，两相比照，前者惨不忍睹。十年前的论文，很象十年前的照片上的人物，衣饰很土，笑得更憨。那时候这个系的“学术创新”有一个途径，拿一本《江村经济》为模子，可以轧出《河村经济》、《湖村经济》之类的若干。到一个地方蹲一个月，日记总是会写的。把日记加上标题，论文就出来了。

说北大有很多博大精深的东西，我想总是可以这么说的。不过我很少去体会它的博大精深。就象不喜欢“学问”一词一样，我不喜欢“博大精深”这个词，因为我对它经常出没的地方不感兴趣。八十年代后期，有一股文化热，国学、儒学炒来炒去，尽管我对那些东西不闻不问，也免不了耳热，博大精深经常被用来形容这些东西。回想北大，我经常要想到的是跟这些博大精深的东西相映成趣的可以说是很肤浅的东西。我对它们既嫌弃又怜爱。我偶尔能看到一些学生自己办的小报小刊，每期都会有风格差不多的小诗歌、小散文，多半是大一大二学生干的。在未名湖畔沉思一个下午，或者挽着女友的手在校园里若干僻静的小道之一上走一走，或者夜里忽然想起留在故乡的高中女同学，就有可能生出这样的诗情。情调、风格、语言可以与三、四十年代那些大家媲美。（这年头做大家看来不太容易了，半个世纪以前凭一些小儿科的东西就做了北大知名学者的那种好运道看来再也不会有了。）读的时候我常常忍俊不禁，觉得弟弟妹妹们好酸、好腻、好傻、好可爱。校园里有他们会有一股清纯，但如果到了毕业还脱不了这种情思，我会为他们的社会适应性担忧。虽然我在他们的年纪，也着迷过那种东西。我经常要想，我们知识结构中有一些没有多大用处的部分，很顽强地承继下来了（眼下因特网上最泛滥的也恰恰就是这些东西）。不知道十年后的今天，北大低年级的学生还做不做这种事情，社会毕竟变得越来越实用了。

VI 政治文化

一位美国学者，在专门论述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书中说，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北大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北大对我影响最大的，肯定不是给我提供专业知识，应该说是它的政治文化。

我们愿意相信北大人杰地灵。但一入校我就确认，校园子里面和校园子外面的社会一样，主要是庸人（无贬义）当道。占据重要位置的并不是最杰出的人。 你由衷敬仰的人，经常不能在你觉得他应该在的地方。名声在外的，里边的日子颇为艰涩，在里边活得滋润的，在外边又无人知晓。社会恐怕需要这样。思想者们创造新生事物，也制造混乱；庸人影响进步的速度，但是也保证持续和稳定。思想者们象轮船上的司炉，一门心思添加动力，让轮船快跑；庸人则兢兢业业地掌舵，尽量让船行驶在常规航线上。这种分工显然是社会需要的，所以社会也与此同构：庸人当道。思想者们可以疯狂又疯狂，庸人可以呆钝又呆钝，毕竟还有一位船长，船长肯定不敢冲动，但应该有思想和能力。偶尔也会有几个庸人做了船长，但最终会被能人换下。北大自然是人才辈出的，但是更多的也还是庸常的人，大家协同创作同一个神话。

北大毕竟是出众人物的舞台，八十年代末这个舞台特别热闹。就我自己来说，入学不久，立即对无趣无味的课堂失去兴趣，开始对各种各样的报告会感兴趣。校园里面一直是政治思想很自由的地方，但是政治自由的程度可能跟校园子外面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经常借学术报告、学术讨论的名义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学术报告中的一些对北大的政治文化乃至中国的政治文化，都是有深远影响的。不过大多数报告没有价值，热闹热闹而已。听多了就开始挑剔，嫌弃、厌倦、开始琢磨报告者的动机甚至嘴脸。那些开思想先河的人至今让人崇敬，还有一些保守迂腐的人，到北大讲台来，则肯定是找错了地方，那些人我已全然记不住了。还有一些跟学术与政治都不搭架的报告（比如气功、登山），也到北大找机会，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听众。“精英”一词也跟着报告会、研讨会流行起来了。报告人越来越明显地以精英自居，或旨在跻身精英行列。认真做学问，永远是寂寞甘苦的，还可能牺牲一辈子。报告会很象产品展示会，叫响比较容易，很多人想搏一搏。不过，大多数人最终还是没有被记住。但是无论记住的或记不住的都对北大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一片林子里，有参天大树，还有矮小灌木和草本植物，如果没有后两者，肯定要水土流失了，林子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谈北大的政治文化就不能不提学生运动。北大学生运动的历史跟北大的历史差不多长，北大的学生运动是北大政治文化的体现和实践，还经常是中国学生运动的范本。对北大学生运动的评价甚至会关系到对一段历史的结论，这里无意对任何一次学生运动做任何公开的或暗示性的评价，只是记述当年自己对学生运动思考的某些片断。

北大的学生运动总是产生活跃的政治人物，甚至历史人物。在政党政治不发达的国家里，学生经常在国家政治发展的关键性关口被选择进入政治舞台的前部。学生通常具有最新的、最激进的政治理想，而且绝大多数学生怀抱崇高而单纯的动机，学生运动从总体上看都有一种神圣性。伟大的五四运动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被误导的学生运动也是如此。学生运动从来也不是单纯的学生的运动。学生运动背后总是有不容易看见的手：大手小手黑手白手，做第一推动的手或者中途插进来控制方向的手。如果以手的存在否定学生，那是对学生运动的认识不足，对学生则更不公平。其实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凭着自发的激情和使命感参与其中的，多数也不介入得太深，毕竟没有想以政治为职业。少部分学生是立志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做一点事情的，他们全身心的投入，甚至愿意以自由为代价。他们实在是可歌可泣的。同样也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立志投机政治的，他们通常出来的是时候，转向退避的也是时候。他们在学生运动结束之后很快得到一些好处，但最终会被历史唾弃。八十年代末我身历其中的北大学生运动，我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上述这些。

北大学生的政治文化，哺育了一批一批的政治精英，但是还有很多死角它滋润不到。任何时期校园里都会有尽量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他们可能功课很好，已经加入或者正在争取加入政治组织，在很多场合投人所好地积极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他们实际上缺乏基本的公民意识和政治觉悟。我很吃惊他们对周围震撼人心的事件没有太多的反应，吝惜起码的同情与关切。似乎只有自己的功课是重要的。那个标志性的晚上，他们选择安稳地睡上一觉，第二天兴致勃勃地道听途说，然后又兴致勃勃地以讹传讹。当时东北有一个人，对着国外电视台的摄像机，伸出两个指头，结果他被判了好多年徒刑。比起我周围的这些人他其实很冤。更让我吃惊的是，当时校园里风传“戒严部队要踏平校园”，竟然很多人信。三天之内，校园都走空了，很多人走之前烧掉了藏匿半个夏天的传单。对政治制度没有信心，对中外历史多少也该有点了解，在当代，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军队敢于骚扰校园子和无辜学生呢？那个暑假之后，校园里投机政治的气息开始浓厚起来。在北大，看见一些很年轻的学生做这种事情，熟得像什么似的，只觉得恶心。那个感觉很象看《动物世界》电视节目，猛兽将猎物放倒之后，食尸动物几分谨慎、几分机灵、几分心安理得地走过来吃点剩的。

八十年代周边不少国家依靠学生运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政治的走向。从1992年的南巡讲话到不久前的修宪草案，十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学生的理想。尽管中国政治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事情到底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十年后比较接受“告别革命”的观点，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制度，比起情急之下就拉学生登场的操作手法，对社会会有更大的益处。

VII 去与留

在北大呆上几年，大多数学生会越呆越想呆，但是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总在北大呆下去的。去的念头在最后一刻才固着，去的准备刚入校就下意识地开始了。对于北大学生，“去留” 的第一层含义在于，是出国留学，还是留在国内。

北大同样创造了海外留学的神话。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遭遇，昨天还同居一室，今天已分处在地球的两个半球了。毕业即出国的学生，肯定都是蓄谋已久了，多半从一入学就开始突击外语。北大图书馆的自习室总是满的，每一时期媒体要提供今日大学生勤奋学习的范本时，少不了鼓吹一下北大自习室。记者们恐怕不会知道，这些北大最勤奋的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二在读“托福”和GRE。要取得外语方面的突破，专业课基本上要撂在一边的。当年同班几个女生不太到课堂上来，却持之以恒地到自习室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长久的谜。毕业后谜底自然显露了，她们一个个远渡重洋。把专业撂在一边，对于特定个体来说是一种得能偿失的机巧选择，对于一个教育制度，那么多的一流学生如此选择，损失是不是太大了？

那么美国人是不是得到更多呢？其实也不是。取得托福、GRE高分的学生明显被神化了。他们中间的一些，肯定是顶尖的学生，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但是大部分依然免不了庸碌无为，因为他们的创造性已经在取得外语考试成功之前挥霍得差不多了。在大学期间、甚至在研究生阶段不做思想的磨砺，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背单词上了（如果我说，对于智商都差不多的北大学生，两项考试的高低全靠背单词决胜，你不应该吃惊），这种损失可能在一生中别的阶段无法补回来了。号称“客观、科学、精确”的美国考试测量手段，从中国遴选的可能是最爱背单词，或者最能背单词的学生。所有的神话都有破绽。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肯定没有酸葡萄心理 (作者后来进入哈佛就读）。

担心中国人才流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是机会造就人才，没有机会人才就成了庸人了。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任何一个机会都有不止一个能力相当的人觊觎，走掉的人给美国人民添了一点压力，却给留下的人腾出了更多的机会。祖国的人才倍增了，外头有一半里头还有一半。人是一样的能干，区别在于挣的钱不一样：外边的人参与瓜分别人的国民收入，过着至少够衣锦还乡的生活，里边的人无怨无悔地过着脑体倒挂的日子，外边的人不要母亲负担了，里边的人为母亲省钱了，都是好儿女。

留在国内的则要考虑求职还是继续深造。当年我们共同的想法是，如果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就不再考博士。那一年我们都没有考博士，职业最终显得比学业重要。十年前中国社会流动主要靠的是考学（跳槽很不容易，还引起过一场又一场的大争论）。博士经常是那些读到硕士毕业依然没有找到理想职业的人，不一定是最需要博士阶段学习的人。中国的研究生考试制度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准备研究生考试，需要把已经读过的没有必要再读的东西重读一遍或者更多遍，每准备一级考试有可能都是对创造性的一番扼杀。北大的研究生考试也不能脱俗，结果不少一路考上来的同学，除了教科书好像没有读过别的什么书。这种学生做了教授也不可能更深刻一些。经常能看见面对电视摄像机，满嘴教科书观点的教授，自己懂得不太多，立志去糊弄比自己懂得更少的大多数媒体受众。

VIII 神话的延续

北大神话依然在延续。这有两种含义，一个是依然在北大的，他们肯定在充实、改写这个神话；而曾经在北大的，现在散布于整个社会，他们的活动肯定是这一神话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当你听到“到底是北大的”的说法时，你就体会到这一神话的影响了。我找了这个神话里的很多破绽，因为我相信如果神话没有破绽，就不会有魅力。

我们爱北大，它给我们终身受用的东西。文凭在找到终身职业之后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专业知识从来要靠自己攒。有两样东西肯定在北大强化了，而且对我们的一生都有影响。一是自信：如果我努力我可以做得很好。二是批判精神，如果你倾向于看出事情的破绽，你会生出很多创新的勇气。

我一直没有确认北大的校训是什么，据说雕在大讲堂的那面墙上，好像是“紧张、活泼、勤奋、严谨”。比较起来，哈佛的校训更有意思：“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好像更强调创新。大讲堂拆了，校训是不是也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