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门槛

金焱、朱文轶、秦翠莉　文

　　陈平原在讲述老北大故事时曾提及北大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开口闭口“我们北大”。这似乎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变的。从某种意义上，这种类似群体价值认定的自我评介是北大学生内心深处的一道精神门槛——藉此将其他高校、其他体系中的学生拒之门外。

　　高考制度化之后，录取分数自然而然地成为另一道更为显性的门槛，它把更多人直接拒绝在北大门外。

　　去年9月份，全国各地的46名状元被北大招至麾下。29个文科状元，16个理科状元，1个外语类状元，北京等12个省、市、自治区的文科前3名全部入住燕园。北大在全国高校中的号召力看上去依然不可一世。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15％到50％为大众化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型教育阶段。是降低还是抬高门槛？北大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选择。

北大的需求和供给

　　武汉学生胡坚平时的考试总分是300多分，而北京大学去年在湖北的最低录取分数也超过了600分——要想进入北大，胡坚必须寻找其他途径。5月份，在几家出版社帮助下，胡坚将近几年来个人的主要作品结集成书，题为《愤青时代》。在他看来，这可以成为与北大谈判的筹码。

　　面对记者，胡坚丝毫不回避自己对进入北大的渴望：“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上北大念书。”今年初，胡坚到上海参加由某烟草公司冠名赞助的作文大赛，在初赛稿件里他夹了张纸条，上面写了一句“北大不特招，俺就不来复赛了”。胡坚上北大的态度与愿望在这件事上表露无疑。6月中旬，已经成为公众话题的胡坚被请进了中央电视台演播室，他的个人声音经过媒体造势被放大到了最高音率。尽管此时胡坚的才华和他的《愤青时代》已为温儒敏、钱理群、曹文轩等一大批北大知名学者所知晓并认可，但即便是对其赏识有加的孔庆东也断然否认了胡坚通过特招方式进入北大的可能性：“北大不可能为一个人开这个口子。”

　　北大发展规划部部长岳庆平告诉记者，去年成立的北大深圳研究生分院虽然是第一次在深圳招生，但是“严格程度一视同仁”，所以绝大多数人都被排斥在校门外。一个更有戏剧性的例子是，该校一位前任校领导说：“一位市长在北大读博士生，政务繁忙，这样的代价是他有8年时间没有毕业，可能的照顾是允许他每年注册。”

　　当然有其他选择。6年前从浙江金华来到北大中文系进修的柳哲，交了80元钱在北大成教学院领到了一个单科进修旁听证，选择了一门旁听费最低又比较感兴趣的“唐宋散文研究”的研究生专题课，便以旁听身份在北大呆到了现在。柳哲称自己是“北大边缘人”，“只听课，不拿结业证书”，“这在北大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无论从顺应高校规模化的整体趋势出发，还是出于追求现实利益回报的个体动机，北大扩招都在情理之中。而记者从北大教务部了解到的情况是，北大今年的招生计划上并没有扩招指标。这意味着在连续4年声势浩大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下一直低调的北大可能要继续保持现有规模。

　　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过去和现在，北大的门槛到底有多高？”对此，北大原党委副书记郝斌给出的数字是100：1。这几乎成为北大每年恒定的淘汰率，“这还仅仅是在公开的招生计划和报名人数上体现出来的，潜在的需求应该远远大于这个比例。”而扩招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北大，“相比之下，门槛实际上变得更高了”。

　　从数字上看，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275万人，比去年增加10％。一位教育部官员指出，今后几年扩招速度将保持在10％左右，直到2005年实现毛入学率15％的目标。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更加乐观，他认为达到15％在明年、最迟后年就可以实现。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理论，“15％是一个有趣的临界点”，赵婷婷博士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

扩招的大背景和大争议

　　类似北大的供需矛盾，4年前，在任何一所普通高校身上都是一个异常急迫的问题。这种社会广泛层面的教育需求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源动力。

　　写过《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的教育界专家张应强教授形容当时的局势是“一触即发”，“1998年高考，全国的报名人数是320.32万人，实际录取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应届生是115.6万人，这意味着仍有接近2／3的人没有办法进入普通高校学习。而那时候高校有足够师资资源来提供这种供给。”

　　颇有趣味的是，论证这种供需之间的满足可能，以及启动这场声势浩大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运动的是一位非教育界人士。汤敏，这位“文革”后的第一批本科毕业生，经济学博士毕业后，被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经济学家，“教育，是纯粹的业余爱好”。在和记者的交谈中，汤敏显然对自己成功说服政府并左右中国教育深刻变革的这段履历相当满意。

　　1998年11月，一份由他和妻子左小蕾共同起草的“高校扩招”建议书呈交到高层领导手中，“这时候，我正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心菲律宾。”汤敏告诉记者，“当时国内经济气氛非常差，汽车、房屋消费都不容易启动，我和我爱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在诸多选择中，扩大高校招生将是一个国家投资少，刺激内需度大，又能实现群众迫切愿望的措施。”

　　记者看到了这份题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高校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除了扩招每年可拉动1000亿左右投资与最终消费的估算，汤敏还提到，“我国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国营企业及行政改革，职工和干部下岗的压力在未来几年将更为严峻，而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又会与下岗职工争夺有限的工作岗位。大学扩大招生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也就能在今后4年内给下岗职工腾出500万至600万个工作机会，换言之，失业人数有可能为此减少1／3。”

　　这对任何决策者都会极具诱惑力。汤敏说，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得到了高层的回应。来自政策与民众层面的响应，使高校大规模扩招很快成为板上钉钉的事。

　　教育部官员向记者回忆说，当时，在最快的时间里，教育部拟定了一个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0％，后来还是觉得幅度不够大，几个月后又增至47％。“当时的政令之快是很罕见的。”

　　供需矛盾解决，结果是双赢的。

　　但也有例外，譬如北大。来势汹涌的规模化运动一古脑儿地把各类高校尽揽其中，北大的麻烦也接踵而至。北大学者孔庆东博士对记者说：“中文系只有一个10平方米的办公室，要10个人用，老师没有与学生交谈的地方，没有接待外国人交流的地方，这种状况下再扩招，怎么能够保证质量？”

　　任佩琦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00年入学的研究生，在他的录取通知书上有一份附加通知，声明学校不能解决所有计划内学生的床位，要求学生写出同意自己解决住宿的保证书交到院里。大幅度扩招研究生后，生源质量的下滑也被多数北大老师所注意，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比较他扩招前后带的研究生时坦陈：“这几届素质确实要差了很多。”

　　已经持续4年的扩招开始逐步面对规模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许多扩招反对者开始指责汤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是其中之一，他的看法是：“第三产业的公共政策领域不可能靠市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汤敏认为：“高校扩招的政策不会错，即使目前情况，中国高校仍然具有扩招空间。至于像北大这样的是否跟着降低门槛，扩大规模，这是学校自身的选择。”

北大的扩招难题

　　郝斌的办公室在北大老图书馆的二楼。这位在北大工作了几十年的老领导对北大的规模问题深有体察：“北大在一百年中形成的既成格局，哪个方面动一下都可能触及多方利益，已经不是任何一任校长在自己任期内可以动摇的了。”说起这个既成格局对北大的限制时，他举了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学校里的经费是谁急就谁用，矛盾天天有，就像工资收入很低的一家人，十个孩子个个哭喊，你怎么办？”

　　其实，也并不是没有过想法。郝斌说，从90年代初起，北大的教务部门和后勤部门每年都有争论，争论的内容始终围绕“是否应该扩大规模”。教务部是北大内极力主张扩大招生规模的部门。但方案一经提出，马上就会有反对声音，除了一些对“规模化之后北大根深蒂固的文化氛围有可能被打破”的质疑，更激烈的意见来自后勤部门，“因为，人稍微多一些，后勤上的问题跟着就来了，学生的自习位置紧张”。

　　“那时候职业教育放开之后，最明显的变化是校园里的车一下子多了起来，都是校外的车，于是有人跟我抱怨说，现在校园里的路几乎年年都得修，这些都是钱哪！”一位北大后勤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北大的硬件设施和资源状态一直处于基本饱和状态，并不适合大规模扩招。”

　　“从90年代开始，北大基本上是处于按床位来招生的状况。”郝斌介绍说。而更深层次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在资源上。

　　问题集中体现出来的起因是军训。郝斌告诉记者，1991年开始军训，这批军训一年的学生在1992年开始回到学校正式上课后，学校里突然增加了一个年级——学校里原本对应的四个年级的负荷量却要容纳五个年级的学生。为了缓解本部空间压力，一个迫不得已的方案出台了。

　　在1997年以前，北大的大一新生来校之后要到昌平分校生活一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景象：每天晚上，北大燕园校区里各种讲座铺天盖地，而在昌平校区，“下午5点一到，教员都被一个班车拉走”，“学生除了看星星看月亮几乎无事可做”。尽管1997年军训的两届学生全部离校后，昌平校区也随即撤除，但作为办学者，郝斌有自己的观察角度，“这件事给我很大启示，随便在哪儿办分校，北大的人文环境没办法带走。按北大现在的规模，要扩招，就要设立新校区，那么，如何在新校区培育和北大相同的人文氛围，这恐怕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几乎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北大领导都否认了北大继续扩大规模的可能，北大发展规划部部长岳庆平指出：“北大的规模需要的只是调整，而不是扩充。”

规模与规则之争

　　中国教育专家柯佑祥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规模与规则之间的冲突，实质上也反映出了扩招方式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行政推进式，有指标和时间规定，不分学校的特点类型，很多问题会堆积在规模化过程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的赵婷婷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民主化的推动，完成高等教育平民化的并不是传统大学，“在这个过程中通常会产生新的制度，把原来的传统教育制度解构，使它更适应大众化进程，同时会产生一批新的学校。美国是社区学院，日本是短期大学，英国则是多科技学院。”

　　赵婷婷解释说：“事实上，是这样一批新型学校担负起15％以上的教育大众化任务，它们和传统的精英教育阶段的学校不同，培养的不是精英型人才，而主要是应用型和技术型人才。所以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教育多样化，教育的标准、教育的类型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了更细的层次划分。”

　　而比较中外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赵认为，中国选择了与国外完全不同的途径，就是“通过精英教育阶段的传统学校来完成大众化任务”。汤敏和左小蕾在新的一份题为《中国需要建设一所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议书中指出，教育的大众化必然要有外部力量冲击，如果在原有制度内完成这种变化，“像北大这样的名校必然会受到伤害”。

　　“北大的方向就是一所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学，它不应该为大众化教育承担社会成本。”柯佑祥说，“用精英教育阶段的体系来完成大众化任务，这是扩招中众多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