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导师与同学

　　再来谈谈我在加州理工的导师Bob。Bob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当初选择他作为导师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当时我被加州理工录取，有好几个教授都比较希望我能够加入他们的研究小组。有个教授还特别找了个中国博士后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这个博士后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理论物理学家季向东教授，他当时在加州理工作博士后研究。后来那个教授还专门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对他的研究感兴趣。还有一个老教授也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跟着他做。我当时看了加州理工的物理系教授花名册，Bob的相片是他刚到Caltech时照的，他头发留得很长，妈妈到现在还对长发没有好感。我妈说，你应该跟这个老教授。

　　到了加州理工之后，我和Bob第一次聊，他说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用极化氦三气体靶来研究中子的结构，神采飞扬。我对极化物理不是特别懂，只是说了自己将来要做极化方面的研究，Bob说了极化氦三靶，是中子的近似靶。我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入境。Bob的聪明不光体现在物理上，他还很会察言观色。他看到我如此入神，立刻就说：“海燕，看起来你非常感兴趣，让我们就去和秘书谈谈吧！”他马上就带着我去找秘书，意思就是我马上就要跟他做学生了。我当时愿意和他做，但是我也很担心，我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特别讲究先和后的关系。比如说有两个教授先和你联系，那么你就应该先给他们一个答复。至少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和所有的教授都聊上一遍，再决定我究竟应该跟哪个教授。Bob当时就和我定了，我和后面的教授还怎么有一个谈法呢？

　　偏偏凑巧的是，Bob和那个极力希望我加盟的教授在一个大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对不起那个教授。这种心态一直存在，我离开加州理工后，这种内疚的心态才逐渐消失。当然，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

　　Bob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他对我做的研究，一直给予很大的自主权和发挥的空间。他放心大胆地让我去做。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对待自己的学生一直采用的方法。当然对于个别遇到困难的学生，我会更多的关注。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很放心大胆的让学生去做。第二点，我的导师，他的大门总是向我敞开。你遇到任何问题和他讨论，只要他不出差，不教课，随时随地我可以和他交流。把我的想法和他讨论。

　　第三点是Bob的物理直觉让我特别佩服。当时就觉得，哇！他为什么这么厉害？！现在想起来，直觉和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准确地说，所谓直觉更多是长期从事某项工作的研究，带来的经验的积累。因为你谙熟这项游戏的规则，并且知道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一次，他让我去做一个模拟，当我把模拟的结果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略加思索，告诉我这个结果可能是有一个2倍的误差。我将信将疑，他就拿出一张纸，来给我估算了一下。我回去后仔细一检查，果然犯了一个错误，漏掉了一个系数。把这个条件修正之后，就和他的估测很接近了。时间久了，我就明白。当然我的导师是公认的核物理界的权威。

　　Bob对我一直非常支持。我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做实验时，孩子生病了，我想飞回加州照看他。Bob二话没说，就打电话让秘书给我买机票。我当时非常感激他的支持和体贴。当自己做了教授，开始管理研究经费时，这种感激是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遇到自己的经费不足的时候，我就会时常想起当年孩子生病，导师买机票的事，看起来很小，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做到。另外Bob的性格也很风趣，非常开朗。

　　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还有两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是Cathleen Jones，是我师姐。她是个非常要强、独立的女性。遇到困难不灰心，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她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她喜欢跳舞，喜欢烹饪。另外一个是Besty Beise。她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怎么做人方面。比如说一个大型实验里面，有来自不同学校，各种各样的人。那么你如何与别人和睦相处，共同达到这个目标。我还和两个博士后合作的非常愉快。一个是Wolfgang Lorenzon。如果他的肚子饿了，他会发火；如果我的肚子饿了，我也会发火。另一个是Tom Gentile，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实验物理学家。当然我从其他人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这四位应该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在加州理工的这四年半算是和他们都有重叠。

　　我在研究生院四年级的时候，得过一个奖。那是西南四省的Ou You-Yi奖学金。这个奖每年发给一位访问学者，一位研究生。当时导师和Betsy给写了推荐信。拿到奖学金之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毕业答辩进行得很顺利。原定2个小时左右的过程，到了50分钟就结束了。我记得一个现在已经过世了的做中微子的老教授，问了我一句话，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我接下来会怎么做。其他教授也问了一些问题。

　　加州理工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滨学校(UIUC)。导师是Roy Holt，他得到了05年美国物理学会核物理的Bonner Prize，吴健雄女士也是此奖的得主。从他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去选择好的题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Roy特别会用人，这也是我在不断学习的。Roy常说的一句话是：在一个大的公司或是机构里面，如果一个人在A这个位置上做不好，你不妨让他去尝试B位置，而不要立刻就把他炒鱿鱼。他的意思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知人善任，根据下属各自的才能安排不同的位置。而不说做不好我就开除你。另外他自己特别喜欢看一些讨论领导才能的书籍。

六、麻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执掌教鞭

　　两年博士后的日子转瞬即逝，我受聘来到了阿贡国家实验室。当时还拿到了一个学校的教职，我选择阿贡是因为它核物理研究的水平是第一流的，核物理方面的知名教授大部分与阿贡都有一些联系。比如Bob就在阿贡做过博士后研究。从我导师的小组里面前前后后毕业的学生在阿贡的有很多。96年8月1日我开始上班。到了秋季麻省理工学院(MIT)就开始有教授的空缺位置。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申请。

　　当时竞争这个教授职位还是很激烈的。最后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候选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一个是欧洲CERN过来的女科学家。在 MIT的时候，我给了一个演讲。当时心态比较放松，不是特别有压力。主要还是因为我在阿贡已经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所以对这次面试看得不是特别重。而且在 MIT的那些教授，通过种种途径，我都已经或多或少的认识了。比如说有个教授是Beise的导师，通过Beise，我就已经听到过他的很多故事了，我的大师兄Richard Milner已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还有教授在不同的会议上也都见过。这些相互的联系使得我获益匪浅。

　　差不多到了97年3月份，我知道自己拿到了这份工作。97年秋季就来到了波士顿。在MIT，最大的一个转变是开始要教书。我觉得刚开始压力比较大主要和教学有关系。因为自己知道和去讲给别人听是两回事。只有当你去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才意识自己原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教课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自己看得很重，也投入了很多时间。

　　研究方面也是个不小的转变。以前在阿贡，我是一个小组的项目负责人，这个小组已经有两三个博士后，所以在人员配置方面不用我操心。到了MIT之后，我要白手起家。招学生是个很大的挑战。尤其对于一个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年轻教授来说，如何吸引学生到你的组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中国学生选择导师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我要找一个有名的，事业比较成功的教授。我那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挺担心的。MIT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的体制是鼓励学生去找研究工作更加活跃的教授。年轻教授往往就比较活跃。所以我很快发现自己做得不错。我在MIT一共五年时间，在第四年的时候，就已经带了7个博士生了。用任何一种标准来衡量，都算是很出色的。

　　这里面老教授对我的支持不可或缺。你想，光是招来了7个学生，在经济方面如何支持他们？当时我们组里面，有5位资深教授，我的资格最浅。而整个大组里面，从整个国家能源部给的资金来说，我使用最多。

　　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和在国家实验室作研究人员还是很不一样的，在大学里面，你既是研究人员，还是老师，同时还是一个管理者。管理自己的人员，管理经费——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会计师。在MIT这点感觉不是特别深，到了Duke以后，自己理财更多了。可能也是我是独立的实验室管理人员了，人员也不少。所以你还需要有经济方面的头脑来管理好整个研究基金。

　　我一直比较佩服的人是学术上作的很好，同时为人也很谦虚的人。这是我很看重的。在MIT物理系，一个教授是我去之前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教授是我在的时候拿了诺贝尔奖，后来我走了之后，还有一位教授拿了诺贝尔奖。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同事们有怎样的自大的心态。他们总是用很平和的心态与别人相处，所以也就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你和他们相处时，你想的更多的是，他们是我的同事，而不去想他们获了诺贝尔奖。起码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心态。亚洲的文化在很多时候喜欢把人给神话。我觉得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佩服”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词，但是没有必要去盲目崇拜。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美国的诺贝尔奖很多吧。

　　来详细谈谈在MIT教书，和学生打交道的经历吧。在MIT，我没有遇到什么学生让我特别惊讶。或许可能也是我教的时间不够长。不仅没有发现，我发现学生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基础层次不齐。有很好的学生，但是总的来说，我很惊讶他们普遍的基础很薄弱。我教过大一的物理，我当时都不能想象，为什么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数学底子这个样子。

　　我觉得要是说基本功的训练。国内名牌大学的训练绝对远超过美国名牌大学学生的底子。总的来说，美国高中的教育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四年的大学，能够在水平层次不齐的人中，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毫无质疑在全球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我觉得这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度来发挥的做法尤其值得我们学习。也许用传统的观念来看，有的学生不是一个好学生，他总是有很多题目做不出来，他考试的成绩总是平平，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能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长处，去脚踏实地地做一些事情？

　　我来杜克的第一年，教物理181课程——理论力学。感觉简直就是棒极了！这个班的学生非常与众不同。第一，当时一般是大二的学生来上这门课，结果很多学生一年级就来上了。第二，好几个学生都是双专业或是三专业的。既修数学，又修物理、化学、计算机等等。这些学生不仅成绩好，而且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 Billy Hwang就是最优秀的人（注：2005年罗兹奖学金得主，现就读于牛津大学）。这门课算是物理系的专业课，就是说选这门课的学生基本上都会成为物理专业的学生，我总的感觉这些学生比我在MIT看到的学生要好很多，这让我特别惊讶。我和他们相处得也非常愉快。后来我发现，那一年比较反常，因为好学生特别集中。这门课第二年、第三年我又教了两次，发现水平就没有第一年那么好了。总的来说，我觉得杜克的物理系本科生水平不比MIT的差。

　　再来说说招学生吧。我觉得学生的兴趣和基础要并重。如果一个学生说，我非常喜欢物理，但是我从来没有上过物理系的课，如果让我招这个学生，这就比较冒险。有了兴趣和基础之后，我就要看这个学生是不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要看他（她）有没有做过一些研究。做过研究的话，就要看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所以推荐信在过了基本线之后就看得很重。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看重这个学生是不是喜欢物理，是不是执著，同时是不是愿意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做事。我觉得到了杜克也好，到了MIT也好，学生的智商不会差很多。接下来为什么有的学生做的很好？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个学生是不是喜欢他（她）做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不喜欢你做的事情，加之这个事情又不是那么容易做，花的时间也长——通常是五六年，那是很苦的一件事，你不喜欢肯定也做不好。所以我比较注意这一点。

七、奋斗在美国

　　我觉得种族不是一个问题，人的性格和心态最为重要。人们常说，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你不能否认，在人生一定的时间，会有好的机遇出现，碰到很好的人，正好在那个时候，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你也介入进去了。我觉得从我自己个人来说，一方面，我的性格比较随和，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会带着一个框框去想，我是亚裔。就像林黛玉进了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自己就带着框框去做事，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消极的。再仔细想一想，在中国，你难道就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吗？当然我自己很努力，很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我跟着的导师都是在领域中顶尖的教授。我算是比较顺利，比较幸运。

　　中国的教育中值得改进的一些地方。第一，你要和别人进行平等的交流。中国学生很多时候会说，导师列出了12345共五点，我明明知道第二点是不对的，但就是不说。而在美国你如果和导师讨论，导师会问，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你如果指出了不足，导师不但不会生气，相反会对你刮目相看。第二，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重要。即使你做了再多的事情，如果不会表达，那么别人还是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很多人在事业上受到挫折的话，我想与这不无关系。有的人很谦虚，说我做了十分的工作，讲个七、八分的话，别人会不会认为我不谦虚了？如果讲了十分，更是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我中学、大学的老师都不是这么教育我的。可美国人不是这样，他（她）做了什么，他（她）会讲的很清楚，这样别人就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只要你讲的都是实话，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不呢？

　　在美国奋斗，说白了，我觉得还是归结到一个字“闯”。人如果有敢闯的劲头，加上喜欢你自己做的东西，就一定可以很出色。碰到挫折的时候，要有比较乐观的心态。不要遇到困难，就想到我是中国来的。大部分情况下与你是中国人，是亚裔没有关系。

　　再说一点作为一个女性的想法。我在中国长大。以前就听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我的理解一直是：把天平分两半，男人顶一半，女人顶一半。大家一样重要。所以我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在清华上课的时候，女老师不比男老师少。虽然女学生少了点――我们这届100个学生，只有13个女生。但是有个有趣的现象。那个时候，80年进校是0字班，然后是1字班，到我是4字班，每一年全系学习最好的都是女生。所以我没有专门的一个“女性”概念。

　　到了美国之后，别人开始给我灌输这个概念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物理学家，我从来没有专门去想自己是个女性物理学家。通过交流，我能够从别人的经历中，得知这可能是个问题。当然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很有趣。你去看任何一个文件，都说男女要平等。但是真正到了具体的事情上来说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一个女性如果要工作的话，有没有很好的托儿所，有没有好的产假，这是起码的衡量标准。就是全球顶尖的MIT，它这种托儿所也是近几年才开始有的。你知道中国任何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都是有托儿所的。

　　现在很多中国家庭开始雇佣各种钟点工。而在美国，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承受不起。所以很多家庭算来算去，觉得一个人不去上班比较好。我觉得，作为女人来讲，我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去想我是一个女性，但遇到的困难也是很多的。经常要出差，孩子怎么办？平心而论，做个单身妈妈，还是比较不容易的。我比较幸运是因为父母对我有120%的支持。父母的大力支持和儿子的善解人意，是我坚实的后方。

　　从中国到美国，经历了不少顶尖大学。站在不同的位置来看别有一番感受。总的来说，美国的大学对本科生非常好。因为本科生是从18到22岁，还没有成年，所以需要的关怀更多一点。从东方的文化来说，如果家里面有几个孩子，你总是对小的更关心一点。关于学校的设施，我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我在MIT开始做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97年了。第一年期末大考，考场被设在体育馆。三个不同科目的考试同时进行。有十多个教授在监考。开始暖气开的非常足，大家热得受不了，拼命脱衣服；然后温度往下调，大家又冷得受不了，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一件穿起来。我当时就想：学生来这么好的学校读书，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在考试的时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在中国，我84年上清华，那时候就有第三教学楼，简称三教。我觉得各种设施非常先进。到了十几年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却没有非常好的教学楼，这是让我比较惊讶的。

　　比起清华和MIT来，加州理工学院特别小，但是非常美丽。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八百人左右。每座大楼之间都非常近，上课很方便，我也没有意识到课堂会是一个问题。在加州理工的时候，我感觉比较忙，但是忙中还有一份悠闲，保持一份从容的心态。到了MIT之后，可能是北方，冬天特别冷，而且也长，从家里到学校，花在交通上的时间也相对多一点。所以一直感觉时间紧张。学校的环境也给我一种工厂的感觉。

　　我担任教职就在MIT和杜克。杜克的物理系相对比较小，教授们相互之间更加熟悉。我来了杜克不久，就和系里面所有教授都见过面了。而在MIT，它的物理系规模是杜克的两到三倍。MIT物理系在整个学校是分散开的，所以有的教授在别的楼里，加之开会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来，所以我在那里呆了五年，还有不少教授从来没有见过。

　　来谈谈国内现在物理学的发展。总的来说，国内现在的物理学的研究发展很快。一方面一些当年就在国内读的博士现在已经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了国内各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或是大学的教授。还有一批优秀的在海外拿的博士，回国之后进入国内各研究机构。有这样两批人相互协作，就大大促进了国内研究水平的进展。再加上一批老教授，所以整个规模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由于以前失去了一些时间，大家比较迫切的希望早点出成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光有心气是好的，还需要有耐心。每次回国我都能看到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还是有一些比较浮躁的情绪。一方面是由于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走捷径的想法。

　　国内的物理系一般规模比国外要大很多。就算规模最大的马里兰大学也没有这么大。清华现在也在尝试终身教授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终身教授当然只能对刚招的年轻教授，不可能适用于老教授。清华这几年从国外招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从国外回清华任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要说一说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大环境，二是家庭的小环境。在中国，父母一般被称为家长。每个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孩子自己喜欢的东西究竟关心多少就是一个问题了。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学习什么，而不是从孩子内心真正喜欢的东西着手。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为什么学法律的人远多于学物理的人？我觉得还是看社会的寻求与经济基础决定的。等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学生选专业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兴趣。美国学生选择物理为专业，就是因为喜欢物理。他不会考虑究竟钱赚的多还是赚的少。中国发展到一定时候，整个社会就会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东西。我觉得那一天不会很久。

八、舐犊情深

　　我的儿子Calvin是92年出生的。那是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第四年开始的时候，9月份开学，10月份Calvin就出生了。第二年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博士资格考试都通过了，所以生孩子的时候也是我做博士论文最关键的时刻。我在生孩子的前一天下午还在实验室做到五六点。当时我是做极化靶，要准备四到五个低压的极化靶。要测量好然后运到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有一个博士后提出来，在飞机运输的过程中，可能激化靶会承受不了飞机上的压强的变化。所以有个技术问题我要解决，我用一种方法在反复测试。我当时问Bob，你能不能帮我把最后一个试验完成。我可以给你示范一下怎么做。我说，剩下的几个样品，我明天再给你示范一下。你明天几点能来？他反问我，你几点能来？我说，大概八点到九点之间能到。他说，那好，我也差不多那个时候来。结果晚上回了家，大概11点左右，我就感觉要分娩了。1点多钟到了医院，Calvin6点22分出生了。Calvin生出来之后，我就在想，早上还和导师约好了要去做实验呢，怎么办呢？于是我就给系里面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你和Bob说一下，我今天去不了了，Calvin已经出生了，我现在在医院”。Bob过了很多年，还常和别人说起这段故事。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上午10点多钟，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花篮就被送到了我的病房。那是我们实验室的同事们送过来的。他们对我一直都非常支持。在孩子就要出生之前，他们为我举行了baby shower（为即将出生的婴儿举行的送礼聚会）。我那个时候也不太懂baby shower。我们实验室的人背着我筹集一些钱，送了我很多很多礼物，让我特别感动。Calvin满月的时候，我开了两个聚会。第一天请中国朋友，我当时那个两居室的公寓里来了四五十个人。第二天请来了我们实验室的人。那些食物也着实让我忙活了一阵。

　　初为人母，感受非常强烈。以前看到小孩子，是一种礼貌性的喜欢。总是觉得自己的学习和事业是最重要的。等到Calvin出生之后，我就知道了自己非常喜欢小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每个母亲都偏爱自己的孩子。Calvin非常懂事，我想每个见过他的大人都会有同感；他同时也会体贴人。我觉得欣慰的是：他越来越珍惜这个事实——他的母亲是一位物理学家，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以前他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妈妈是个科学家”这句话听起来不错。等他上中学之后，科学方面的东西接触得越来越多，数学上的计算也越来越难。他遇到难题，会和我交流。如果我不出差，他很放心，因为我可以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我平时也尽可能地把东西方的文化结合起来，与他进行平等的交流。所以我既是他的妈妈，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对于孩子将来希望做什么，我努力不干涉孩子的决定。我让他尝试不同的东西，如果是他喜欢的，我就鼓励他坚持下去。他各方面做的不错。

　　我和他有一些很愉快的经历。说出来可能都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我在MIT第二年，有个本科生和我做了一个学期的研究，可是什么也没有做出来。我觉得我应该和这个学生讲一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要和这个人说出来。我和她说完之后，她果然很不高兴，学生当然都希望老师说一些好听的话。这个事情过了，我也挺压抑，就和儿子说：“这个事情妈妈肯定要和她说，但是为什么真的讲过了，我却仍然高兴不起来？”当时Calvin 6岁，才上一年级。他说：“妈妈你看，这件事情有两方面：好的一方面是学生可以改进；不好的一方面呢，她有自己的感受，你不管用什么方式说都会伤害她的感受。”我当时很佩服，6岁的小孩能懂这样的道理，真不简单。Calvin喜欢看电影，我就尽量抽时间陪他去看电影。他小的时候，喜欢看卡通，而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现在大了，我们可以找到两个人都喜欢的电影。即使找不到，也可以他去看他喜欢的电影，我看我喜欢的。

　　我和Calvin关系非常融洽。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想，过若干年之后，我回过头来看，不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发表五篇文章？但若是Calvin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就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要发表那五篇文章而不多花一点时间在Calvin身上？所以说，儿子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如果他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我肯定是尽量满足他。前段时间我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可是他当时学校里面有个演讲。他问我：“妈妈，你那个时候会不会出差？”我说刚好不在，然后他就很沮丧。说：“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次讲演”。我就感到特别内疚，和大会的主席联系了之后，把自己的行程作了修改。我的学术演讲之后，立刻就飞回来了。那天晚上Calvin的表现特别棒，25分钟的演讲之后，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也是镇定自若，让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九、尾声

　　最后结尾的时候，再提提季向东教授。大家都应该有他这样的好朋友。89年他从美国打电话告诉我被加州理工学院录取的好消息，06年他介绍我认识了我的“准先生”美国马里兰大学数学系的刘建国教授。我们准备在今年8月共结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