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我想现在在中国的好了，教师的队伍恐怕还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青黄不接的。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大陆有一百多万的高级研究教学人才，就是把科学院这些都算上。但是四十五岁以下的仅占百分之六。也就说有一个统计说到2000年的时候，将近一半的这种高级的教学和科研人才就退休了。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中国人才一个大的断档。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季羡林：现在就是…我用了个名字叫“海洋主义”，出洋、下海。

杨澜：人才都流失了。

季羡林：要么经商了，要么去留学了。
杨澜：为什么会经商和留学呢？

季羡林：现在经商这样子，说老实话，一个教授要凭他的工资，他不够吃饭的。当然我这是一个人的开支。要给我两千钱，加上保姆什么一加起来，电话费什么费名目多得不得了，不够的。年轻人一看，听说儿女对父母讲他（她）说“你劝我念书，我念书念到你这个程度当上教授，不也是穷得不得了吗！”

杨澜：现在甚至出现了大学老师的收入不如中学老师，中学老师的收入不如小学老师这样。季羡林：北京就是这样子…而且要市级的，北京市管的学校，比国立的，像“北大”、“清华”…工资高一倍。

杨澜：那关于留洋的问题呢？从七八年到九七年，中国差不多已经有二十七万留学生，到海外去了。但是到九七年为止，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回来。您过去也是留学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季羡林：我们过去留学，从来没想不回来，没有这个概念。我就是我那一代。当然留在外国不回来也有。包括说走就想不回来，但我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绿卡，也没有什么绿卡，我留在他国也可以。后来我跟剑桥大学签了合同，也可以到那儿去。回来以后一看，不行。因为是亲老、家贫、子幼，非我留在国内不行了。

杨澜：如果当时没有家庭的牵挂，您是不是也可能会留在剑桥大学？今天我可能就要到“剑桥”去采访您了。

季羡林：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原因，我当时回国，最大的一个思想斗争，就是我搞的那一套东西回国不能继续。没有杂志，没有书记，所以必须改行。回国以后，我最大的斗争在这个地方。我倒不担心中国留学生不回来，如果天天改的话，大部分会回来的，我这样说法有什么根据呢？我就说中国这个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根深蒂固。

杨澜：总是希望给国家做一点事情。季羡林：总是这样的，就是加入美国国籍的，比方说李政道、杨振宁，这是大名鼎鼎的，他只要有办法，总是想帮中国。爱国之心未泯。

杨澜：有些人也说，留学生之所以不回来，很多是因为那边的物质生活条件好，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在您做学生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生活水平和西欧比，那个差距比现在还要大，为什么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回来了呢？季羡林：那时候差距不大。

杨澜：不大？

季羡林：为什么，在国外，在国内一回国，“清华”、“北大”回国以后不能当教授，“北大”叫副教授，得过渡那么几年。“清华”没有副教授这个名字，叫做专任讲师，得过渡几年。他回来拿的工资在国内，生活水平是高级的，三百块“大头”，四百块“大头”，那很高级了。反正起码不比国外低。

杨澜：您觉得现在中国的高校都在说要进行这种体制上的改革。您觉得想要中国的高校…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我们也在说我们要创办世界一流的大学，“北大”百年的时候也都提出这样的口号。您对这样的口号怎么看呢？

季羡林：这个口号很含糊，“北大”、“清华”就是一流，我听说，我不知道，没研究过。他们一流几流，有个条件就是经费，而经费，咱们只好甘拜下风。别的…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教授，就比美国大学教授差，有的差，有的不一定差。

杨澜：所以他不是一个个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问题。

季羡林：不是个人素质，不是的。杨澜：像现在做一个大学的校长，可能最主要的精力，要放在怎么样去…能够拉赞助，季羡林：弄钱。

杨澜：能够募到钱来。您有没有出去给学校拉过赞助什么的？

季羡林：我没有这个本领…我拉不来。

杨澜：比如说在邓小平时代的时候，也在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现在又提到一个“科教兴国”的一个口号，其实大家听到的口号都已经很多了，但是您觉得在实际当中目前高校的这些老师们、教授们，他们觉得最需要…他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帮到他们的是什么呢？

季羡林：说句实话，最需要解决是经济问题，你把工资提高五倍、十倍，他的地位就提高了。像这样在那个收破烂的人的眼中，教授就不值钱了。那他自己怎么能够…摆架子也摆不出来。编的都是空话，就是提高了工资。教育经费这是这样子，你不要提高“科教兴国”什么兴国，先给增加教育经费。

杨澜：我们现在国家的教育经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百分之二点三，百分之二点四这样，当然年年都有增加，但比例是百分之二点三，但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也已经达到百分之三点五。像马来西亚甚至达到百分之六点九。泰国也接近百分之四，美国差不多百分之五点几到六，这个阶段，所以的确是…就这个比例来说，是比较少的。在发展中国家里也属于是最下边这四分之一的。

季羡林：对，得从后边数，排名的话。杨澜：所以是不是觉得，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个经费的问题，当然是国家有很多需要建设的方面，如果是国家的教育经费能够在国民总产值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的话，比如说老师的待遇能够得到实质的改变，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青黄不接的问题，留学出国的问题，还有教育质量的问题，可能都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季羡林：这样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教授工资等于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一个月六万港币，等于我们…我们等于他的百分之一，就平均而言，百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