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重返清華園，重返我度過多少難忘日子的九公寓老宅，心中說不清的歸宿感總是油然升起，充滿了親切，又帶有幾分惆帳。老宅的家具擺設保留了父母生前時的陳設，沒有任何當今的時尚元素。我每年回來都在這裡小住，這裡能讓我脫離外面喧囂的世界，帶我重回到那久遠了的過去。

走進客廳，五十年代由清華木工廠訂做的大玻璃書櫃占滿房間的一整面牆。父親的“新朋舊友如相問，一片丹心在紙堆”的“自嘲”詩句仍掛在他的書房。只是舊時永遠堆滿書籍和稿紙的書桌上，如今空蕩蕩的，只留有父親用過的那支鋼筆。自從父親九一年離世後，這隻筆就一直閒致在了那個竹筆筒里。在母親於零一年離世後，小弟在父母的臥室精心布置了一個擺放舊物和老照片的台桌。台桌上擺有幾十年前父親用過的計算尺，有母親心愛的舊茶壺，有我們小時去食堂打飯用的疊狀飯盒，還有那個用了幾十年的老式科達照相機。一張張老照片，不僅記錄了父母一生的坎坷路，也標畫出我們姐弟三人在踏上人生征途時的起跑線。小弟就是想把我們的記憶，美好的、鼓舞的、辛酸的，都定格在這個台桌上……。

台桌的正中，是父母年青時的合影。那是他們於一九四三年父親即將赴美求學時在昆明照的。旁邊一張是他們共同走過近六十年之後，在這溫馨的老宅客廳里，正值他們的結婚紀念日時照下的。九一年，父親曾賦詩一首，以紀念他們六十年的相濡以沫，甘苦攙扶。這首詩後來由父母的老友吳承露大師墨筆揮毫，精裱後至今仍懸掛在客廳。詩是這樣寫的：

贈漱瑱

自1935年冬結婚以來，在這坎坷多變的歲月中，同甘共苦，患難與共，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回顧往事無限感慨。值此鑽石婚將臨之際，草此小詩，略抒心懷以留念。

人生難得一知己，
同甘共苦六十年。
坎坷路上相扶持，
贏得黃昏霞滿天。

父親常迵，字季高，一九一七年出生於河南開封。那時，祖父常履道正在河南唐河縣任知縣。祖父為官，以清廉自守、憤世憂國盛譽，後終因厭倦官場而選擇棄仕隱居。父親六歲時，祖父舉家遷回祖籍北京房山縣城。祖父退隱時返鄉路上有“明月也隨天地闊，白玉與我共悠悠”的詩句，描述了他渴望遠離官場，追隨恬靜生活的心境。祖父晚年除致力於修編房山縣地方縣誌的工作，通常以賦詩做詞抒發情懷，教育子女。父親的出生成長正是中華民族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百姓苦難深重的歲月。就在這“泛讀中外理，練達古今情”的家庭教育和環境薰陶中，父親自幼聰敏好學，勤奮有志。

一九二九年，父親離家進入北平私立四存初中（現北京八中）。一九三二年，升入北平市立第四中學（現北京四中）理科班。在那風雨飄搖的動盪局勢下，父親渡過了他的中學時代。國運衰敗，民不聊生。後來在父親的文章“一個科技者的心聲”中記錄了他從中學到大學在北平求學時的一段段不平常的心境：

“當我在北平四存中學初中讀書的時候，九一八事變發生了。從此一塊沉重的石頭救壓在了我的心上。記得十冬臘月的一天，在校外小巷子的一個角落裡，從東北流浪到北平的一家難民在呼嘯的北風中縮成一團，小孩子凍得不停地哭叫。看到這個樣子，我們幾個同學都不約而同地脫下自己身上的毛衣塞給他們，誰也不忍再多看一眼就默默地走開了。

“……我到北平第四中學高中讀書時，國難更加深重了，日寇的鐵蹄已踏到北平的大門。每個有志青年都在尋找救國救民之道。我想自己還年青，ο妊Ш靡恢志裙�抵\玖臁Ｎ已×死砉た疲�打算将绹瑙好工程茧H酰�用来救国。……”n
父親那時曾寫過這樣幾句小詩，吐發內心的苦悶：

憂國 1933年

“樹傾巢覆無完卵，
河山破碎使人憂。
奮起執戈思報國，
願將熱血護金甌。”

他意識到科學落後是國運多舛，慘遭列強宰割凌辱的重要因素，毅然選擇了投身於科學救國的道路。從此，他以一顆報國的赤字之心，開始了鍥而不捨，百折不撓的艱苦求學歷程。

一九三六年，父親從北京大學物理系轉到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一年之後的七月七日，日寇在盧溝橋打響了侵占華北的第一槍。在“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書桌了”的局勢下，父親和幾個同學結伴，背井離鄉，隨清華南下。

臨行前，在房山老家的祖父預感到形勢的危機，到北平探望送行。父子倆走在故宮的紅牆外，想到不知何時再能重逢，祖父望着中山公園門口的石獅感慨賦詩道：“欲把興亡問石頭，石頭無語水東流。夕陽人影橋邊立，風吹楊花萬點愁。”他囑咐父親：“好男兒不患無家可歸，患所以立”。鼓勵父親要有抱負。這一別，便成了永別。父親走後第二年，祖父就因病在房山老家去世。

父親碾轉武漢、長沙、廣州，最終到了昆明。一九四零年，在西南聯大工學院完成大學學業。畢業後，在昆明無線電器材廠任助理工程師，主持無線電發射機的設計工作，直到赴美留學。

父親在無線電廠時，設計過不少機器。和他一起工作的郭文昭伯伯回憶說“那時的所謂設計實際上是全部包幹，從工藝到製造，從繪圖到調試等等，什麼都要管，全面負責到底“。父親不但工作勤奮，而且仍孜孜不倦地學習，準備繼續求學深造，十分刻苦。這時，母親也來到了昆明。

父母結婚早，但婚後聚少離多。父親早先在北京上學時，母親在房山老家。後來由於母親的堅持和父親的鼓勵，母親也到了北京城裡開始補習中學的課程，準備考大學。七七事變後，父親先隨校南下，母親在家侍奉公婆，直到將二老送終之後，與中學好友結伴，一路歷盡艱辛，到達昆明。來年，她考上了雲南大學經濟系。

那時，父母是同學和同事中少有成家的。父親在無線電廠工作時，他們住在藍龍潭無線電廠宿舍，那是間簡陋的草房，旁邊還有半間做廚房。母親做得一手好飯菜。當時雖然物質拮据，但每到周末，父親的同學、朋友和同事們就都會不請自來。在那艱難的歲月里，這些青年學子，北望中原，雲天渺渺，想到戰火和淪陷的家鄉，感嘆他們渺茫的前途。他們就這樣常常聚在父母的草房裡，或引吭高歌，或秉燭暢談。雖沒有雞鴨魚肉，可母親拿手的一碗京味炸醬麵，一張香氣噴鼻的蔥花烙餅，使大家終生都難忘。以至於幾十年後，父親的老友，美籍華裔科學家張守廉伯伯來中國講學時，他拒絕了官方的赴宴安排，執意非要吃母親做的那碗炸醬麵不可。

三年後，父親被選送為赴美留學生。

一九四四年，他從昆明經印度乘船到達美國。航行了大約幾個月。在美國留學的四年中，他以中國學子特有的吃苦耐勞精神，夜以繼日地求索，一年後，就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電機工程系碩士學位。同年入哈佛大學應用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

在美期間，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戰爭促使無線電技術得到迅速的發展，第一台電子計算機也在此時孕育問世。父親選擇了這一領域為專業研究的起點，為他其後的無線電工程教學和信息科學的開拓貢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照片9是在哈佛博士畢業時留影）。

在講述父親在美求學期間的研究成果時，他生前所在的清華自動化系信息教研組的回憶文章這樣記錄的：“常迵在麻省理工學院就讀碩士研究生期間，從事電子線路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他的碩士論文中，首次提出了將柵極接地電路應用於超高頻電子管放大器。……這一創新立即得到了這一技術領域的重視，在超高頻電路中被廣泛採用，並被他的導師L.B. Arguimbau 教授引入教科書中”。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父親從師著名天線理論專家 R.W. King教授，致力於天線理論方面的研究。“他對環形天線和橋式平行天線（也稱摺疊天線）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導出了電流分布與輸入阻抗的特性，提出和實踐了這些特性的測試方法。……。這一研究成果，對摺疊天線的廣泛應用起到了推動作用，使其在國內外開始成為眾所周知的一種典型的電視接受天線……”。

一九九七年，正是父親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求學的五十年後，我的兒子錚錚也走進了他從小就聽外祖父常常講起的麻省理工學院校園。他在麻省理工學院上學期間，到圖書館找到了外祖父五十年前的論文。舊時沒有計算機打字畫圖，圖表都是手做的。論文紙張已然泛黃，但那整整齊齊的筆跡，一絲不苟的手繪曲線圖表，那種嚴謹的求學精神和兢兢業業的做事態度，實在使得年青晚輩感嘆不已。錚錚複印了一張圖，帶給我留念。

一九四七年夏，在父親哈佛大學畢業時，正是祖國抗戰勝利，新中國誕生的前夕。他一畢業，就毅然決定重返家園，回歸母校任教。這是他的理想，是他一直期待的。他手裡拿着前輩任之恭教授給清華校長的推薦信，登上了歸國之途。臨行前，他用幾年內僅存的幾十元錢，買了一些新出版的教學參考書，又買了兩隻二戰後軍隊變賣的舊鐵皮箱。裝滿了箱子的書，是他唯一的歸國行囊。這些書在今天早已過時，但後來我們處理父親的遺物時，母親還是選了幾本，永遠放在了他的書架上。

父親在家鄉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四九年一月，我在解放軍進北京城的炮聲中在協和醫院出生。那天天很冷，父親和清華的同事和學生連夜站在歡迎隊伍里迎接解放軍進城，直到天明。當他趕到協和醫院時，我已出世。

護士拿着出生登記表問他：“起個名字吧”。

父親馬上說：“就叫‘放’吧！”。他把北京解放的喜悅注入到了初生女兒的名字，從而伴隨我的一生。我出生後，父母把家從城裡搬到了清華園。（父親和我在清華園）

回國之初，父親先任教於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在電機工程學家鍾士模教授手下工作。這時，他感到終於有了用武之地，有了報效祖國的機會。他看到了科學昌明的前景。多少年的艱辛學習積累，從小的志向抱負，終可一展宏圖。他潛心科研，一心撲在他熱愛並擅長的教學上，成為當時清華最年輕的教授。

一九五二年，根據蘇聯的模式，高校進行了“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無線電工程系成立，孟昭英教授任主任，父親擔任第一任副主任，主持無線電技術方面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在教學上，幾年之內，父親主講過“電子線路”、“電波天線”、“無線電發送設備”、“無線電技術基礎”以及“振盪理論概論”等多門課程。他的講課具有獨特的風格：思路清晰，表達嚴謹，幽默風趣，深入淺出，聽過他講課的學生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學識淵博，從來都用啟發式的教學，常常使學生忘記疲勞和睏倦。有學生說：“上常先生的課，都不希望聽到下課鈴聲了”。

他十分着重對學生的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的培養。

他常說的是：“你們要把問題問個底兒掉”，“要Thinking（思考），不要只Nodding（點頭）”……。科研上，在無線電系成立以後，父親曾與蘇聯專家合作，開展了無線電發送技術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創新簡化，提出與蘇聯學者不同的設計方法。他在參加我國第一台微波多路通訊機的研製工作時，和師生們夜以繼日地連續工作一個多月，晚上就在試驗室席地而睡。

在教育改革中，父親一直有許多創新的建議。他不甘僅僅跟隨蘇聯學者的腳步，也不完全同意歐美的辦學模式。在他主講的“無線電基礎”課程時，經過反覆研究和比較我國和蘇聯及美國的有關材料，考慮到當代通信和控制理論與實踐發展的需要，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新的設立課程方法，他將這些教學內容和他將課的經驗編著成教材。由於這套教材不同於以前用的蘇聯教本，也未模仿美國新書的模式，各取所長且又獨具特色，使這本書成為國內同行的頗有影響的教科書。後來，曾任父親得力助教的鄭君里教授進一步充實，發展了這一教學思想，更完善了這本教科書，並數次獲得國家級優秀教材獎。

我小時候的記憶中，父親除了吃飯睡覺，從來都是在他的書房伏案，或是讀書，或是寫字。他在寫教材，寫適合中國自己的教材。就這樣，他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了清華的教育事業。

如果不是後來的一場場狂風暴雨，父親還可在這個欣欣向榮的新清華，在他熱愛的事業上，全力以赴地為國家，為社會，貢獻更多他的聰明才智。

一九五七年，那場葬送了中國幾十萬優秀知識精英的反右派運動，將父親的命運徹底改變了。

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幫助黨整風”的號召下，人民第一次就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是非廣泛地發表自己的見解，知識分子自然首當其衝。

當時，父親屬“海歸”學子的少壯派，他年青氣盛，才思敏捷，受校方系方的重用。他敢於開拓創新，在清華要怎麼辦的問題上有很多獨到看法，許多觀點並不同於當時的潮流所向。他既看不上蘇聯的辦學模式，也不同意照搬歐美。在五七年三月的新清華報上，洋洋萬言以“談談目前高等工業教育中的幾項基本問題”為題，詳盡地表述了他的辦學觀點。

在“關於培養目標問題”一節中，他總結了學習蘇聯進行教學改革的經驗和問題，分析了“當前我國高等工科教育飛躍發展的進一步需求”，批評了工程院系“將目標只是放在培養一個工程師”的短視眼光，列出了條理非常清楚的具體建議。

他說：“……我們國家正在迅速的發展社會主義的工業。可是我們原有的技術力量太薄弱，不能滿足這樣建設形式的要求。”。“比起工業先進的國家來，我們更需要培養一批科學技術的發展者和創始人。”“他們必須有獨立工作的能力，有很強的專業理論基礎。到工作崗位，要起着打基礎的骨幹作用。”他從“關於專業的寬窄問題、專業專門化的問題、關於修改教學計劃的問題”幾個方面，舉實例，反覆論證，提出條條具體的建議。

五七年五、六月間在，校、系組織了大大小小的教師座談會，“誠請大家給黨委提意見”。父親以做學問的習慣和真誠，知無不言，直言無忌。

他批評校領導有“脫離群眾，宗派滋生，不務實事的現象”。他認為“教授應該有甄選助教和制定教材的決定權”，他不同意教授“盡應付些無謂的事務工作，不能全心教研”，他不同意“外行領導內行”……。

他率真直言，推心置腹，帶着對中國科學教育要儘快趕超世界的急切希望，帶着對教育改革中一些問題的異見，也帶着舊知識分子的自負和偏執。不管從哪個時代的視角去看，他的很多批評都是事實，他所提出的種種教學改革主張在當今看來實屬遠見卓識。

但作為一介書生的他，不知道的是 政治形式的複雜。他更無論如何也不能預見到，一場猛烈的狂風暴雨即將來臨。

很快，那場轟轟烈烈的反右派的運動開始了。

對父親來說，那是有生以來及其殘酷和痛苦的經歷。他的講話和辦學的建議，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人主義、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他的意見成了“向党進攻的罪行”。於是，大會小會，密集如雨、鋒利如刀，從白天到夜晚，學生批老師，同事揭同事，斷章取義，無限上綱。這種突如其來的局勢，使父親極度地陷入迷茫，他想不通，鬧情緒。他需不斷地做着檢查，卻得來一遍遍的“不深刻”、“有隱瞞”，”而“通不過”。

我那時有七歲，完全不懂周圍發生了什麼事情，卻記得家裡每天都有許多人來和父親談話。坐在屋裡的，站在院外的，有細聲勸說的，有高調爭論的，常常直到深夜。

最終，父親被劃為“右派”，降薪去職。又因“保密級別”不夠的原因，不能從事有密級的通訊方面的科研工作，而被調離他投入多年心血的專業。

父親和他同一輩那批知識群體有着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視聲譽高於金錢，置尊嚴勝過生命。他們智商高、政商低，學術上精明強幹、政治上幼稚無知。在那人性被極度扭曲的日子裡，父親像洶湧波濤中的一葉小舟，飄零無助，任風浪擺布……。

使父親能渡過那段難以回首的日子，使他能正視現實，甩掉包袱，脫離消沉，重獲自信，而振作起來的，是貌似柔弱、卻內心堅忍的母親。（照片12為父母和我們姐弟小時候）

剛解放時，母親在中央民族大學做教師。她十分喜愛自已的工作，曾做過社會學泰斗費孝通的助教，曾是研究西南少數民族的著名教授汪明禹女士的摯友。她每天騎自行車從清華到魏公村，早出晚歸。五二年大弟的出世，她不得不選擇辭去這份工作，轉到清華附中做語文教師兼班主任，直到退休。

反右運動中，在父親天天被批判的時候，母親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撐。那時，母親也曾被領導找去談話多次，勸其與父親“劃清界限”，“起來揭發批判”。母親說她絕不相信父親會反黨。

“他提的意見你們可以不同意，可說他向黨奪權，是很可笑的！”在那思維無比混亂的時候，母親的話簡單地道出非常清醒的邏輯。而從來都未對外人高聲說話的母親，居然在一次家中批評父親的座談會上站將出來，用“卑鄙無恥”來斥責那種將父親的話斷章取義而曲解的作法。

她到處舉例講述父親年青求學時，“從來都認為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希望”。

她講述：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後，父親準備回國，臨行前和導師King教授告別。King教授問：“你條件這麼好，留在這裡工作會很有前途。你回國後，戰爭紛亂，如何繼續你的科研？”

父親答：“我們有希望，希望在延安！”

King教授聽後，很激動，站起身來，握着父親的手說：“有志年青人，祝你好運”！

就這樣，母親不停地說：“舊中國，他心向延安。又千里迢迢歸國，用了全部身心投入新中國的辦學，他怎麼可能反黨？！”後來，領導沒有再多與母親談話，她不是什麼“高知”，也沒有給她戴上右派的帽子。

母親常對父親說：“錯與沒錯，現在誰也說不清了，等歷史評判吧。我們一定要堅持生活下去，為了我們可愛的三個孩子。”那時，小弟還在襁褓之中。

三十年後，我在美國讀研究生時，父親給我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寫的：“媽媽一生辛苦，為了我，為了家，渡過不少難關。五七反右、文化大革命……都是在媽媽的千辛萬苦中渡過來的，實在不易……，想你們也會感謝她的。沒有媽媽的支撐，我怕是渡不過來的，我們的家也會大不一樣……。”

是的，我們很幸運，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我的兩個弟弟，都出生在清華校醫院。我們姐弟三人在清華園中渡過了最美好的童年。夏天在清華游泳池嘻水，寒冬在“荒島”的冰場滑冰。在朱自清筆下的“河塘月色”水木清華邊捉迷藏，到紀念聞一多先生的“聞亭”上聽那渾厚的鐘聲。

父母從沒有讓我們感覺到他們身負的“帽子”和如此沉重的精神壓力。他們盡所能及，為我們營造多麼溫馨和暖的環境，並允許我們能無拘無束地自由成長。

不管父親多忙，全家天天一起吃晚飯，無一天例外。父親很少問我們的學習，有空時，他會給我們講中外歷史、教我們背誦詩詞。他擅於抓住最簡單的生活小事給我們講科學知識。我曾在去年的父親節，在父親離開我們十五周年的時候，寫了一篇回憶童年的小文，文章的名字是：“和父親一起吃西瓜”，即寄託着我的思念，也描述了父親具有的獨特的啟蒙和教育方法：

“一個暑天的晌午，爸爸抱着一個水池中鎮涼的大西瓜(那時沒有冰箱)，讓媽媽招呼我們過來吃。每當全家吃西瓜，總是分成四份。我們姐弟三人每人一份，爸媽分剩下的一份。 記得那時我是小學三四年級有十來歲，弟六錘約有七歲多，小弟傢伙也就三歲還不到。（六錘、傢伙分別是弟弟的小名。清華園的大人小孩兒都這麼叫他們，這裡就不直呼其大名了）。那天十分悶熱，空氣不蒸發，在房間裡凝固着，我們個個汗流浹背。

小傢伙的個子還沒有桌子高。他拼命掂起腳，望着桌上的西瓜，小手扒着桌邊，嚷道：“我要吃瓜，我要吃瓜!”要知在那時夏天解渴的西瓜也是很希罕的呢。

“別急，”爸爸說，“別急，我切開分給你四分之一還不行嗎!”

“不，我要一百分之一，一百分之一!”傢伙接着爸爸的話茬兒，雙腿蹦跳着。

爸爸大笑，對我們說：“咳，那可不好分哪!”。

我和六錘還沒弄清怎麼回事，爸爸卻一邊給我們切瓜分瓜，一邊開始講起了洋洋的分數原理來。“就像切西瓜，切一半就是兩個二分之一，分四份呢，一份就是四分之一，”接下來又是什麼分母、分子，誰大誰小等等，他只要開講就一發不可收拾。媽媽說這是職業病，不管什麼水平的聽眾，道理難也好，易也罷，他都翻來覆去地把一個題目發揮得淋漓盡致。那時的我，對於分數也只聽了個大概齊，可想於六錘傢伙更是對牛彈琴了。

講到興頭上，爸爸開始考問道：“如果你想要得到最大一份的西瓜，你應該要幾分之幾呢?”

我搶答：“二分之一!”心想，這該是最大的一份兒了。

爸爸說：“你倒是聽明白了分數的道理，不錯，切一刀，拿一半可算最大的了。”他又問小傢伙：“那你呢? 你要幾分之幾呢?”

“我要一百! 一百!”傢伙不加思考的說。我心想：在這不脫鞋還數不過二十的年齡，他肯定弄不明白什麼分不分數的。不過這會子，他怎麼知道不說要“一百”再加上“分之一”了呢。而且，自打開始他就認定了“一百”準是個大數嘛。

又問到六錘，他精力似乎全在吃瓜上，西瓜水流到了脖子根。他呆呆地沉默了一會，才漫不經心地說：“那我，我就要一分之一吧。”

爸爸拍手笑道：“看來，姐姐是中規中矩的，這永不會錯。六錘很是有創意，動了腦筋，應該加分，加分！小傢伙呢，也不簡單哪，你連數都掰不全呢，己然能參加數字的遊戲啦。”

就這樣，我們說着樂着，吃了瓜，解了暑，外帶着，還學了個叫“分”的數。”

半世紀後重新想到這個場景，仿佛就在昨天。回憶我們三人後來走過的曲折的路，我深有感慨：

“當我經長途跋涉，最終獲得基礎和臨床醫學雙博士學位後，我才意識到：不管是做精細的心臟細胞電生理試驗，還是做懸壺濟世的心臟病醫生，爸爸鼓勵我的“循規蹈矩”，都算是個挺不錯的基本素質。

從小就不喜按常理出牌，大智若愚，常因“拐着彎兒的思考”受爸爸表揚的六錘，能幾經磨礪，在知天命年後在北美榮獲傑出華裔企業家的稱號 （大弟於2004年榮獲此獎）。又孰知，他捧回的那“最佳創意獎”是五十年前爸爸就頒發給他了呢。

那個天份過人，自幼曾以“過目成誦”名聲遍傳清華園的小傢伙，在沒數清數，先聽“學術權威”講分數的環境中長大。他的人生道路中，不管是作為食堂燒火的小伙夫、鏖戰於黑白世界的圍棋國手，還是駕馳在商場的銀行家（小弟的履歷可用這幾句準確概括），有爸爸的這種智力開發，不難解釋：他都能泰然處之，榮辱不驚，遊刃有餘了……。”

一九六六年春，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這場浩劫使中國文化科學教育事業再一次災難性地陷入谷底，但這次就更廣、更深了。清華園變成了這場革命的前沿。校園裡不再有讀書聲，高音喇叭的喧囂晝夜不息；二校門被”轟轟烈烈”地推倒了，推倒了中國教育的基石，也推倒了幾代學子的希望。大禮堂草坪上，周圍的系管前，“造反有理”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一時間，所有的是非曲直全部翻了個兒。

有了五七年的經歷，這場“史無前例”、“觸及每個人靈魂”的文化大革命對父母來說，不過是十年前那場顛覆命運的狂風惡浪的餘波了。是順適還是苦忍，父親也變得堅強了。我們的家被抄，父親被叫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隔離批判，工資也停發了。後來，隨着全國的動盪形式，清華園也開始了派系武鬥。一個堂堂的高等學府 ，一時間，變成了刀光劍影的戰場。沒有了課堂，沒有了學生，父親就如失業一樣。

一九七零年，父親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農場。在艱苦的環境和勞動中，他因舊疾復發沒有得到醫治，幾個月之內體重失去了四十多斤，但仍堅持農田勞動，從未休息。他在忍受着極大的身體消耗。他插過秧、擔過糞、養過雞、餵過豬。（照片14是父親在農場餵豬時照）。那段時間，他始終保持着樂觀。他的打油詩“大雨落秧田，白花一片。雨淋只當水洗面，愈下愈干”感染了周圍的許多年青人。

一九七一年底，父親隻身一人隨系遷往四川綿陽分校。知道那裡條件艱苦，母親很不放心。當時，我在山西插隊，就找空到綿陽看望了父親。

到了綿陽火車站，搭承一輛運糧的卡車，走一個多小時才顛到了分校所在地。

父親和所有的教師一樣，住在一間單身宿舍里，廁所和漱洗間都離得很遠。三頓飯在食堂吃，稍去晚些就是冷的了。

父親很瘦，但精神很好。從他的眼光里，我感到很久沒有看到的輕鬆和愉快。我早知道，這是因為他終於有了重新上講台的機會。系裡分配父親教剛入學的那班工農兵學員，有些當時只有初中甚而小學的文化水平。

他白天講課，晚上編寫講義。當時沒有現在的打印條件，講義是油墨印製的，必須要有在鋼板上刻印好的蠟紙。每當夜深人靜時，總能看到父親宿舍的燈光亮着，聽到他刻鋼板的沙沙聲響，直到很晚。

有一天，我到他講課的教室門外，隔着門玻璃想聽聽父親的講課。我聽不清他的聲音，但從黑板上的算式，看得出他是在給學員補習四則運算。雖然，在現在看來，這似乎是個玩笑。但父親一絲不苟的板書，不時和同學的交流的眼神，課堂里不斷傳出的笑聲，使我相信了父親前一天晚上的話：

“我一定能把他們教出來，不管什麼樣的基礎，只要學，就成！”。

周末，我和父親去趕集，那真是苦澀歲月里的歡愉。我們背着竹簍，走過水田的小徑，穿過滿是桔林的山丘，再走幾里地，就到了集市。每次我都挑些新鮮雞蛋，為給父親煮了補養一下。有一次還買了一隻母雞，熬了雞湯，那飄滿整樓道的香味以後再也沒有聞到過了……。

十年中，即使在那朝不保夕的殘酷環境裡，父親依然心繫着國家的教育事業，耽心科學被唾棄，教育會斷代。在那極其封閉的有限條件下，他仍然關注世界科技發展動態，他搜尋、思考相關的資料，極力跟上世界科學的步伐，並在很早時就潛心構築着我國信息科學的發展藍圖。

十年酷劫過去，父親已年過花甲。他興奮地賦詩說：

寒凝大地沃春華，
驚雷動地百花發。
願借東風勤努力，
老樹也得着新芽。

他的學術生命又重新開始。他要抓緊時間，把自己的所學所知所想，傾囊奉獻給社會，傳授給晚輩後生，以彌補這幾十年的損失。

以後日子裡，父親就從沒有真正休息過了。

多年來，父親以他敏銳的目光，一直注視着信息科學的發展動態。他不失時機地在清華率先籌建和領導了信號處理與模式識別教研室，設立了模式識別與智能控制專業博士點以及博士流動站，取得了國內外都領先的多項研究成果。

他擔任了國際模式識別學會的主席團成員，使得我國新興的信息科學技術的發展儘快走向世界。他急切地推動着我國模式識別學科的發展、學術隊伍的壯大。

父親兼任校內校外，學會政協的多職。雖然年事已高且社會工作繁忙，他仍堅持在教學第一線，為研究生親自講課，指導他們的選題、立論、科研和成文。（照片18是父親在指導研究生）

他帶領師生深入生產第一線，到石油勘探部門進行調研，從這一領域選擇一大批科研題目。為解決國家的“七五”科技攻關項目“地震勘探方面”的難題作出了貢獻……。家中的客廳，是他與學生和同仁討論問題的重要場所。

他白天的會議討論不斷，夜晚書房的燈光永遠亮着。如他在詩中說：“老牛應識耕耘至，豐登需負重，正是奮蹄時。”

八七年底，因繁忙過度，他病倒了。在與疾病進行頑強鬥爭的同時，他更加珍惜有限的時光。他坐在輪椅上主持國際學術會議，躺在病榻上著書立說。每周都在病床前與教研組和有關人員商討國家、學校和教研組的科研問題，談他對教育發展的規劃和設想。（照片18）

他離世的前一周，完成了《關於‘新三論’和‘老三論’的一些資料》一文，勉勵後輩要始終站在科學發展前沿，放眼未來，趕超世界。而那篇《信息科學的發展展望提綱》，父親 一直寫到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刻。

一九九一年的一個夏夜，親愛的父親離開了與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母親，離開了他心愛的兒女，離開了他一生牽掛的大學，床邊的燈光還在亮着，沒寫完的手稿漉落在枕邊，他匆匆地走了。

父親為祖國的教育科學事業可謂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十幾年來，我們姐弟三人在人生的風風雨雨中，時時想起父親的教誨，重溫他做人的理念，不斷吸取拼搏向上的力量。我們從小耳濡目染，從父親身上學會了應該怎樣認識自我、怎樣相處他人，學會了怎樣正視榮譽和坎坷，怎樣對待事業和家庭。在父親離去的日子裡，我們姐弟三人奮鬥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領域，有着不同的事業。但相同的是：父親自幼對我們的“不求收穫，只問耕耘”的教誨和他那熱愛事業、奮鬥不息、寬容待人、榮辱不驚的真傳卻無形中指引我們走過了共同艱難的創業之路。

不論我們走到那裡，面臨怎樣的坎坷，不管我們身居何職，取得何等的成功，我們都想像着有一處天國，父親在那裡，母親也在那裡，永遠慈祥地向我們投下關注的目光……。

那日，我坐在曼哈頓的診所中，一位新來就診的華裔老者臨走時問我：

“聽你的國語口音像是北京人？”

“是”。

“北京你家在哪兒？”

“家在清華。”我答。

後記

遲遲沒有動筆，總是說雜事繁瑣，靜不下心來。季平和嘉實二位小弟隔三差五就來個信息催稿，列出進度表，提出新要求。他們的認真和嚴謹突然使我強烈地感覺到了他們父輩的影子。從小我稱季平和嘉實的父親為史伯伯和楊伯伯。我們這一代就在這些有着共同之處的伯伯們的眼皮底下長大。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這種認真和嚴謹，這份執着和堅持。清華園中成長的季平和嘉實定是從父輩那裡繼承了這種精神。想到這兒，不由感到欣慰……

2007年11月1日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