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思想者（一）－－中国士大夫两千年清算 　　王文元 一

　　地轴偷转，纪元文明已经走过了2000年历程。中国的士－－包括可敬者、可恶者、可悲者、可叹者－－不管是懿言嘉行上演正戏，还是傍人门户扮演小丑，都快意恩仇地坐念唱打，进行了充分表演。逢世纪之交，该做一个总清算了。 　　二 　　士大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附庸求生型，没有孤立人格，心系得失一朝，不顾荣辱千载，谄谀权贵而惟命是从，沽名钓誉而归降隶附。此种类型自古至今车载斗量，无可计数。中国文化之层累性，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权且称其为谄谀者。第二种为批判思考型，具有独立人格，心系天下黎民，不计个人生死，坚持正义敢于面忤权威，彰善瘅恶何惧粉身碎骨，他们实士林之圭壁。可惜此种类型非但越来越少，而且依朝代更迭而一蟹不如一蟹。我们权且称其为思想者。第三种为平庸无为型，谈不上人格，也没有立场，东风来向西歪，西风来向东倒，糊涂搪塞，虚糜俸禄，知识才学全部用在明哲保身上。这一类型本文暂不涉及。 　　谄谀着把良心庋藏高阁，奉迎君主，炮制语铒，陷害忠良。历史上一桩桩陷害、一个个冤狱，都是在这些小人协助下完成的。在皇权专制社会，能讨君主欢的谄谀者永远不会人满为患。发泄某个真理一个人就够了，掩饰或改易真理，非形成庞大的帮闲群体不可。那些业务精熟、左右逢源的宵小不愁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拿破仑早就揭示过：四家有敌意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不知拿破仑为何说“四家”，其实有一家就足够了。如若真出现这家报纸，拿破仑一声令下，不愁喙长三尺的谗谀者不争相糜集麾下，唾珠四溅，落笔如刀，对那些给主子带来威胁感的言论予以回击。立了功的可以高官任做，骏马任骑。在这一示范效应的带动下，有才学无良心的文化人奔赴这条仕禄捷径，犹蚁之就膻蝇之逐臭。 　　谗谀者人数越多、竞争越激烈，专制就越牢固。原因在于：任何文明都始于神权，归结与民主（雨果语）。专制权力无一例外都是神权或变相的神权，兖兖圣崽所做的就是论证其永恒与合理，这种论证足以延缓民主的到来。他们搬弄学识，抖露雅博，将话语、常识、逻辑、规律置于股掌之间，翻云覆雨，混淆是非。甚至对道德与常识也能做出随心所欲的阐释－－一切都是为了帝祚永延。本应给这类人一个更邻真的称谓，无奈至今无有好事者，事遂告寝。不才不敏，只得以“谗谀者”三字谓之。 　　三 　　谗谀者滥觞于何时，夏之前史料缺如，夏末有“助桀为虐”的记载，帮助桀作恶的就有文化人。但我想把谗谀者的祖师爷定为战国韩非子与李斯。专事谄媚而又享有“子”的殊荣，25史中惟韩非子一人矣，足见了得。韩非子知天晓地、鉴古知今，确非等闲人物，他的《孤愤》、《五蠹》、《说难》等名篇，缀锦贯珠、别树学憧，为帝王提供了一新耳目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统治术。这套统治术成为历代帝王的御世心法、万应灵符，其有效性为两千多年历史所证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外儒内法，外圣内王，帝王明习孔孟经典，暗则沐手恭读韩非子帝王之术。总是那些深谙“法术势”之要者成王，不得其要者为寇。法术势也常常成为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这就不免出现牺牲者。如北宋苏轼，无错无罪却屡遭贬谪，原因之一就是他总处于士大夫们暌睽监视之下。苏轼被谪惠州，心理调节得不错，写了一首田园诗：白头萧散满霜飞/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入章子厚耳中，章说，苏子瞻如此快活耳！遂向皇帝打了小报告，于是苏轼再次被贬到海南岛。章子厚曾是苏轼挚友，挚友尚且要告密，法术势之魔力于斯可见焉。难怪苏轼感慨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断言韩非子的“法术势”一直影响到20世纪、甚至波及到外国也不为过。斯大林就深得韩非子之三昧，从其著作中受到启发，写下了“受人爱戴不如被人畏惧”的心得体会。按理，韩非子理应排位于孔子之前，享受世代供俸，事实并非如此，除了20世纪70年代韩非子受到空前礼遇外，他一直是坐冷板凳的。秦始皇得其术，不但不予奖励，反而命李斯将其毒死。李斯谄谀帝王，与韩非一起构成同世之双，最后得到了与韩非子同样的下场。然而韩非子与李斯还是有区别的，韩非子的谄谀之策，几乎适用于一切帝王，而李斯之策多是献给赢正一人的。司马迁发出“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的感慨，大概是因为韩非子处于残杀连环的初端，令人恻隐，也未可知。 　　韩非子之死警示了士大夫：拍马是需要技术的，非工于权术者不能为也。拍马是有禁区的，论证“盗亦有道”可以，但绝对不能把盗贼之“道”的底细公之于众。 　　就如帝王命你去杀人，你就只管去杀，若非要挑破机心问“为什么？”对不起，你也得被灭口。专制帝王最不吝啬的就是人的生命。在屠刀的威慑下，士大夫渐渐丧失了问“为什么”的功能，思想者自然也就凤毛麟角了。相反，趋炎附势的谄谀之徒却车载斗量，如山涛之于司马氏、刘歆之于王莽、潘岳之于贾谧、解缙之于朱氏王朝、钱谦益之于清庭…… 　　如若说韩非子向君王提供了“治术”的话，董仲舒提供的则是“心术”。他向汉武帝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天人三策”，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起来，形成中国所特有的神学体系。“天人感应”成为帝王与“天”之间的纽带。“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与天的关系确定之后，再用“三纲五常”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道统逶逶迤迤，变为庞然大物。伪学术代替了学术。士大夫的活动空间骤然变得促狭起来。撼山易，撼道统难，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敢于撼动道统了。足见，士大夫左右历史，韩非子之外当属董仲舒也。他以一人之口封杀了众人之口，而且一封杀就是两前年。 　　南宋朱熹（包括之前的二程）是第三位左右历史的士大夫。他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的“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与“存天理，灭人欲”的谗谀之词却是最狠辣的。前者把士的行为纳入到“读书”（读什么书是规定了的）的轨道，无形中放弃了“思考”这个最重要的手段，臣民皆可因此而雌服专权；后者灭人欲望，无异于釜底抽薪，把人的精气断了，变为任人摆布的木偶。从那时起，“士”与“仕”之间出现了一个等号。士而不为官，只有像姜白石那样作穷困潦倒的“职业作家”了。 　　明末王守仁是最后一位大号谗谀者。代表性言论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书》）。防“心中贼”成为专制者阻塞言路的口实。中国专制积深，其罪也大焉。 　　小号谗谀者，首推魏晋的王弼，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圣人有情”说。即圣人们“应物而无累”，圣人们享乐、腐化是符合“自然”原则的，为达官显贵们的奢侈淫靡提供了理论依据。 　　南北朝的陶弘景，身披道袍，却阿谀权势。梁武帝萧衍篡位，兵至新林，陶弘景派遣弟子戴猛假道奉表，以示支持。他还假造“梁”字图谶，进呈梁武帝。梁武帝每有军机大事，都要遣使咨询。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 　　唐朝来俊臣，因告密而倍受武则天信任，官至侍御使、左台御使中丞，大兴刑狱，族杀一千多家。为谗谀杀手之始祖。 　　要说明大学士严嵩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代表，阮大铖诚则是五毒俱全的士林败类。他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专做坏事：依附权贵－－卖身投靠魏忠贤，排斥异己－－报复东林复社诸人，软骨附逆－－晚年投入满清怀抱。 　　明朝韩贞，宣扬奴化思想之大师，喜欢以打油诗的形式阐述其歪说。代表作如“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休处且休休”（《与东村》）。国人“得过且过”的习性与他的歪说有一定关联。 　　…… …… 　　谗谀者只有两件事情好做：一件是把注意力由“穷理格物”转向“勾心斗角”，通过排挤同类获取利益；另一件就是通过讨君主欢获取利益。 　　四 　　20世纪中叶，神州大地发生了几次大劫难，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每一次都有知识分子助阵。那是软骨病、夜盲症与狂犬症大流行的年代。当政治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知识分子未有像样的抵抗便缴械投降了，使得个别独立思考的人很快便陷入了尴尬的孤境。软骨附逆的文人还充当了无耻帮闲，无论看到整人、砍树、吹牛都高声叫好，丑恶嘴脸纤毫毕呈。 　　“上帝叫谁亡，先使他发狂”。万万没想到，最先“发狂”的多为知识分子，这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 　　舒芜献书，酿成“胡风冤案”（姑且不评价胡风本人是耶非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冤狱，拉开了以文人为壑、残酷斗争序幕。文字狱使一千多人罹难，虽不绝后亦空前矣。郭沫若、周扬等大牌文人都做过长篇“动员报告”。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俞平伯也未能幸免于难。献书并非什么新货色，为历史上谗谀者屡试不爽。只不过自胡风案之后，大小报告之风愈演愈厉，以致于知识分子人心惶惶，周围的人敌耶友耶，非精于心术者不能遽辨。逼得知识分子不得不分心旁骛，最后只有求生之功，全无求知之力。在这种非常场合，知识，非但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反而成为安身立命的窒碍。 　　1957年，几个上层知识分子上蹿下跳，对上著功厥伟，假赞美之词，籍为私惠；对下则布下眼线，窥伺构陷，编派故事、罗织政敌罪名，以为整人的炮弹，待炮弹凑齐，猛烈开火，致使50多万知识分子罹祸，或发配边疆，或锒铛入狱。姚文元等辈上蹿下跳，煽风点火。就连根本不理解反右的田汉，也倒戈了，他本是支持吴祖光“提意见”的，而且自己也写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的讨伐“檄文”，然而当风向骤变时，田汉却把吴文冠以《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之名抛出，以求自保。这50多万人多数被自己的同僚咬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本已经少的可怜的知识分子间的信任与合作从此荡然无存。 　　1958年，知识分子的表现更拙劣到了极点。这一年狂热的国人大致干了三件蠢事：一曰跨进“共产主义”，二曰“放高产卫星”，三曰全民炼钢。这三方面都有知识分子跳出来兴风作浪。 　　位于知识分子塔尖的陈伯达，在共产风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把学术这个天下的“公器”当作个人的“私器”，惟上面的意图是瞻，在非理性的狂热面前，非但没有履行批判职责，反而仰仗毛泽东“无政府、无国家、无民族”与“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的最高指示，在北方某县上演了一出共产闹剧－－取消货币试验。直到供销社奢侈品积压、食品告罄，农民生活无以为继，闹剧才被迫收场。这一闹剧乃其后亿万人挨饿之滥觞。可悲的是，非但无一个思想者站出来履行职责“指鹿为鹿”，揭露弥天大谎，反而有无数帮闲掀唇摇舌论证谬误，说什么没有了私人财产便可以进入天堂。全然不顾寓于家庭之中的私有财产是人类秩序基础这个铁的事实。2000多年前的秦人尚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指鹿为鹿”明辨是非，今人反不如古人，岂不可悲。 　　“放高产卫星”从头到尾是一出狂热闹剧。其动机是为迎合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设想，人民公社需要物质基础，需要足够的粮食以维持“吃饭不要钱”。毛泽东认为高产卫星比苏联的人造卫星意义还要大，有了粮食（和钢铁）什么事情都好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久，来自秀才笔下的喜讯便接踵而至： 　　6月9日，湖北襄阳专区大面积小麦亩产1500斤。6月11日，湖北光华县幸福社11亩小麦平均亩产3215斤。6月12日，河南遂平县卫星社2·9亩小麦平均亩产3530斤。6月16日湖北谷城县星光乡替乐民社亩产小麦4353斤。6月21日，河南辉县亩产4535斤。6月23日，湖北谷城县亩产4689斤。6月30日，湖北安国县亩产5103斤。（以上参见《人民日报》） 　　很快亩产千斤就嫌不过瘾了，亩产万斤、几十万斤的喜讯纷纷出笼。广西环江亩产中稻就达到13万斤……好事的农民问毛泽东，粮食多了吃不了怎么办？毛回答，可以改一天吃三顿饭为五顿。话虽如此，毛泽东还是有些犹豫，不知这样搞下去会不会遭到科学家的反对，就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一批科学家站出来了，代表人物是钱学森。他及时排解了毛泽东的疑虑。记得萨伊德说过，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孤寂的钱学森终于与毛泽东结盟了。钱学森试图改变毛泽东“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这种成见，证明知识分子自有其用。他于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 　　“……土地所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钱氏的高论很自然使人联想起“一个家当”的故事。既然一个鸡蛋能够让人发家致富，一亩地为何不能生产4万斤粮食呢？这篇袭科学之貌而遗科学之神的伪作，也许说它属于拍马学、避祸学更谛当些。把谗谀之术渗透到纯自然科学中，而又如此辐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创举。著名科学家的支持，使得好大言者的腰板更直了，气更粗了。7月23日分《人民日报》社论竟然放言：“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7月28日的社论中进一步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的到，定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意志取代了规律，惟意志论笼罩华夏大地。不幸中之万幸是意志不能当饭吃，不久就有人被饿死，重现了“衢州人食人”的惨景（只不过并不是因为“是岁江南旱”，否则真不知闹剧迁延至何日方能收场。古人的“久战之后必有凶年”一语成谶。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估算，1960年－－1962年全国共饿死人2158万人（这一数据一直没有正式公布）。不堪饥饿泅海出逃丧身鱼腹者，更是无以计数，这些冤魂成为这段耻辱的注脚。 　　全民炼钢的破坏力并不比放卫星小。全民炼钢也是在《人民日报》秀才们的鼓动下展开的。一个位居二号的大人物事后说：“大跃进的发动，《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秀才们先期就已经论证了所谓“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似乎抓住一两样“主要矛盾”，其它便迎刃而解了，这才有了“以粮为钢”与“以钢为纲”的行动纲领。5月1日的社论提出“速度快一倍，投资一当二”，为大炼钢铁制造了舆论准备。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的社论，指出：“一个以钢为钢、带动工业全面发展的工业建设的新高潮已经形成。转炉高炉遍地开花，钢水铁水到处奔流的日子，即将到来”。社论还用问答方式向全国传达了毛泽东的钢铁翻番构想：我国的钢铁工业能不能以最高的速度，比如说，每年产量的增长率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们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 　　结果，就有了用木材炼钢的笑话。这个笑话让今人倍感沉重，因为它正是今天江河干涸、沙尘暴肆虐、沙漠化、石漠化步步紧逼的主要根源之一。时至今日，又有几个知识分子对此做过反思呢？ 　　我不知道这些文人们是头脑发热还是嘴比对心，但有一点我知道：他们不要人格、不讲道德。他们一定早也将尼采的“要我们相信道德，就是在谴责生命”的格言烂熟于胸了。 　　1958年的闹剧合乎逻辑地演绎为文革。 　　臭名昭著的文革自有其发动与策划者，然肇始其端者乃上海跳梁文痞姚文元。姚文元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典型代表。1954年年底，正当姚文元写出赞扬胡风的《论胡风文艺思想》的著作要交给出版社的时候，忽闻北京要批判胡风，立即转舵，在《文艺报》上撰文批判胡风，把他“胡伯伯”的文艺思想批判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参见《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P150）。 　　1963年姚文元曾给北京出版社上书赞扬《燕山夜话》一书： 　　“编辑同志：准备把自己这三年来写的杂文、短论，选其在当前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即能鼓舞情绪、提高认识）的，编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杂文集，并取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名字（如《蟹的遐想》），想把它寄给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稿件？致敬礼姚文元5月30日”（参见《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P136）。事隔不到三年，姚文元摇身一变，成为《燕山夜话》的权威批判者。 　　戚本禹、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聂元梓等一干人也都有类似姚文元的经历。他们吹吹打打，“你方唱罢我登台”，进行了充分表演。他们都是硕学的权威，一锤定音，世无异词，由他们打头阵再合适不过了。蝇附骥后、亦步亦趋，揣合奉迎、翻云覆雨正是他们的看家绝活。在他们的鼓噪下，阿谀之言孳乳，造神之风骤起。他们发明了“最最最”三字迭用的新修辞格式，制造了“万岁”与“健康”的比较级，附会了“牛鬼蛇神”的古老比喻，阐释了不断置人语死地的全新“理论”，甚至给最原始的丑恶（如血统论）平了反……一时间歌功颂德的文字充斥坊间书肆，批判声讨的声音震耳欲聋，武斗狼烟四起。这对慑于反右斗争而日益麻木濡滞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在这一强烈刺激下，他们纷纷跟着摇旗呐喊起来。就连早已功成名就的郭沫若也不甘寂寞，急匆匆发表宣言：谁见到我的书，请代为焚毁（几年后又出版了《李白与杜甫》，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给知识分子丢尽了脸面）！于是焚书成风，自责成癖，窝里斗愈演愈厉。在“知识越多越反动”与“灵魂深处闹革命”口号的威慑下，知识分子们不但学会了唾面自干，而且学会了“整人以自保”。历史学家杨国荣更独出心裁，公然为韩非子平反，变“外法内儒”为“外法内法”，让法术势理直气壮地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把一大批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打入地狱。搞得全国无一人不以“法家”为荣，不以“法家”自居。就连本可装傻的学术巨擘冯友兰也坐不住了，公然起扬其法家来。至于初澜、梁效、石一歌、丁学雷、罗思鼎等炙手可热的打手，更是笔花飞舞，浊嘴滑舌，势焰极盛。人们每每从他们的文字或言论中感觉到霍霍磨刀声。说来也怪，学问真是个奕叶灯传、蝉联瓶泻的事情，昔日刀手，墨渖未干，有的却摇身变为新时代道德文章的楷模，重新让人们肃然起敬起来。真可谓造化弄人。 　　不必再列举下去了，黑白颠倒的年代，有多少知识分子参加到推波“训政”、助澜“造神”的浊流之中，谁人数得清？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做过嘴不对心的事情？那时，比的就是看谁能距离知识与真理更远，比的就是看谁能想出亵渎常识的新点子，比的就是看谁在自己同类身上发现更多的破绽。余生也晚，没有赶上50年代的事情，但是文革，我是自始至终参与了的。我也参加了这一荒唐的竞赛，为此，我无时无刻不在反省与忏悔。我为自己曾把意志与灵魂交给他人而感到羞辱。